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在内的基础工程。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这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积极汲取世界各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包括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学术专著等重要成果，为我所用。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也是必要的。《编译丛刊》编辑委员会的建立，以及列入《丛刊》中一系列著作的公开出版，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经过《编译丛刊》编委会的积极努力，和有关出版部门的积极协调，《编译丛刊》一批新的成果相继问世，并引起了国内外清史研究者的广泛重视。

这批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作为研究成果的借鉴，有助于我国清史研究学者开拓历史认识视野，活跃历史思维，深化对所研究内容的认识，有选择地汲取其有益成果。此外，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也可以了解国外史学发展前沿的一些重要信息，给人们一定的启迪。现将近期出版的几部著作简介如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曾小萍著《州县官的银两：十八世纪中国清代的财政合理化改革》，20世纪80?90年代，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专著的研究对象是18世纪的财政改革，主要是雍正时期的以火耗归公为标志和主要内容的财政改革。曾小萍教授充分吸收了前人、特别是包括安部健夫和佐伯富在内的日本学者的研究的成果。作者广泛利用了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朝档案，主要是雍正朝?批奏折，数量达三万余件。正是由于她对档案的重视，以及细心挖掘，使得该书对于18世纪财政改革特别是对于火耗归公的研究之细致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该书的主要内容是：不稳定财政的根源：非正式的财政体制；火耗归公，整治亏空，和改革地方财政管理；财政的合理化改革和地方的实施；地方的变化和主要的原则；改革的障碍：低层的腐败和江南清查案；前瞻：火耗归公改革的失败，乾隆初年火耗归公的争论，乾隆朝火耗归公的实施，嘉庆朝的火耗归公等。

这一研究极为扎实，始终处于领先水平，甚至20多年后的今天，还没有其他学者在整体上能超越她的成果。该书在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方法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构成了从中国内部来考察中国的“中国中心观”兴起与发展的一个证例。该书作者在序言中就明确指出，这是一部有关描述“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的历史，是对传统的、19世纪以前的中国是“不变的中国”模式的再探讨。作者考察了明朝给清朝的所留下的遗产，考察了清初统治者所做的种种努力，她强调，满族统治中国的头一个世纪，不只是野蛮人接受中华政治模式的历史之一页，它更是充满活力的改革岁月。作者高度评价了火耗归公的改革：18世纪早期改革的伟大成就是形成了一套财政制度，它不仅仅能够满足传统政治经济的需要，同时也有潜在的可能发展成为适用于强大中央集权需要的一套财政制度。

美国学者柯文在其名著《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序言中（中华书局，1989年版），列举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能体现“中国中心论”方法的四部著作，就包括曾小萍教授的这本书（其它三部书是：罗威廉《汉口：一座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这部著作问世后，立即得到了美国同行的高度评价：盖伯坚（R. Kent Guy）认为：“曾小萍的重要著作，向我们发出挑战：要重新思考我们对雍正朝以及对18世纪中国的总体上的解释……该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以及有效的分析框架。”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说：这是“最有价值的参考之作……对于任何渴望更多了解这一受人关注也是关键的时期的人来说，这本书的细节描写会使他手不释卷。”孔飞力(Philip A. Kuhn)说：“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学研究领域，建立在档案之上的对于制度的最好的研究。它将为一代研究者树立标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韩书瑞(Susan Naquin)强调，“曾小萍依靠其良好的感觉和清醒的头脑，大胆地且成功地解答了中国历史上最本质的问题之一：帝国的财政体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说：“对于帝国决策和农村税收体制之间相互联系的细致入微和全身心投入的研究。”濮德培（Peter C. Perue）认为，“这本书是对中华最后一个帝国财政政策的令人称奇的、细致入微的分析” 。

《清初扬州文化》，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作者为梅尔清（Tobie Meyer-Fong）。这是一部以清初扬州地方文化为主题的著作。作者在书中有三个着眼点：活跃于扬州的士大夫群体、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扬州地方名胜和数量众多的文人创作作品。但作者没有囿于文人的文学生活，而是将文人的文学活动、游历活动和地方名胜的历史与时代背景相结合，是一部兼跨地方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著作。

《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于1901年初版发行，1903年再版。作者赫德（Robert Hart），英国人，曾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掌管中国海关45年，与晚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中外关系极为密切。

论集收集了赫德的6篇论文，分别是：（1）《北京使馆??一次全国性的暴动和国际插曲》，（2）《中国和她的对外贸易》，（3）《中国与重建》，（4）《中国与非中国》，（5）《义和团，1900》，（6）《中国，改革和列强》。这6篇论文是赫德对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60年间中外关系的总结。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列强应如何面对“中国问题”，赫德全面阐述了自己的主张，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中国前途、发展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这6篇论文公开宣扬了“黄祸”论，即认为中国未来极有可能成为对世界极大威胁的“黄祸”，鼓吹防止“黄祸”，应是西方对华政策的出发点。《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中译本的出版，不仅对深化赫德研究、晚清海关史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如认为“赫德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赫德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极大贡献”等，从整体上提高清史研究水平，有重要意义。

《中国新史》,作者安文思，西名嘉庇厄尔•玛尔加纳（Gabriel de Magalhoes），为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近40年，直至1677年在北京病逝。作者常年生活在中国，依据其亲身经历，及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而写成了本书。它最初用葡萄牙语写成，后由克洛德?伯努译成了法语，1688年在巴黎出版，并曾两度重印。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历史、文化、风物、世事等方方面面的中国学专著。该书记载的的主要内容包含有以下诸方面：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中国的版图、中国历史、汉语和汉字、中国文化典籍、中国人的礼节和节日、中国的公共工程如大运河等、中国的工艺制造、中国航运、中国的物产、中国的贵族、中国中央政府、北京的其它机构、地方制度、北京城、朝廷和皇宫。《中国新史》为人们展现了清代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在国外汉学、中国基督教、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有广泛影响。国内研究天主教、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也偶有论及此书，但此书从未译成中文，本书中文本的出版，将弥补这方面的缺欠。

《中国近事报道》，1696年于巴黎出版。本书是法国传教士李明来华期间写给国内要人的通信汇编。全书按书信分章节，共14封信。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做了详尽报道，使其成为一部极有文献价值的历史参考书。该书叙述了作者来华、进京的经过；介绍了中国城市房屋建筑、气候、土地、运河、水道及物产，以及中国人的国民特性、习惯、优缺点、语言、性格、道德及中国人的才智等。此外，还较深入地探讨了清政府和政治、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以及基督教在中国立足和发展的问题。

该书首版为两卷本，出版后获得巨大成功，短短四年间法文重版五次，并有英文、意大利文及德文译本。然而，1700年巴黎索尔邦神学院的一纸禁令竟将其尘封了近三个世纪，直至1990 年再版。它虽然被禁，却没有被人们遗忘，三个世纪中，它不断被人们引用，至今研究清朝历史也有可供借鉴之处。

《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该书收入了都统衙门委员会讨论的各项议案，制定的法律、法令等，是都统衙门对天津长达两年统治的真实记录，再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详细的发展过程。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法律以及市政管理等诸多方面。该书的发表，不仅会促进对都统衙门、八国联军乃至20世纪初期的城市史、中外关系史、法律史、市政制度史等领域的研究，而且也为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资料。

在清代中外关系中，中德关系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1897～1914年德意志帝国强占胶州湾并在青岛和山东实施殖民经营的行为，对晚清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代中国历史上几个重要转折点，如1891年的百日维新、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等，都与胶澳租界有密切联系。胶澳租界的历史不仅涉及到晚清的中德邦交和国际关系，而且也涉及到中国社会内部的社会变革和发展。

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已经发表了大量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对胶澳租界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德国汉学家余凯思历时多年写作，并于2000年由德国奥尔登堡出版社出版了《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至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一书。作者依据当前帝国主义研究中的“边缘”理论、符号学观点和日常生活史编纂方法，着重论述了德国和中国各社会团体在胶澳租界发生的错综复杂的接触和交往，深入分析了德国殖民者统治的战略、中国社会各阶层抵抗的战略和中德两国跨文化相互作用的形式，提出了若干富有启发性的新见解。

余凯思，1963年8月19日出生于德国康斯坦茨市，曾先后在柏林、台北和北京就学，主修中国近代史、戏剧和文学。1998年7月17日在柏林自由大学博士毕业。余凯思酷爱中国历史和文化，对近代中德关系史有较深的研究，特别对与中外关系史、中西文化交流和西方殖民主义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已出版专著3部，发表论文30多篇。《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至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一书则是他的代表性学术著作。

余凯思这部著作的主要目录是：武力与适应：在山东的政治经济相互作用；隔离与参与：中国居民与德国殖民统治当局在胶澳租借地的相互作用；宗教排斥：斯泰伊尔传教士与山东乡村社会的相互作用；殖民主义时代德国与中国相互作用的形式、功能和转型等。作者重点论述了中德双方围绕山东的经济政治、青岛的殖民社会和鲁南农村的宗教取向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和相互作用，并且深入地分析了那些对山东以后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事件的后果。作为附录，书后提供了未刊史料和文献、地图和人名索引，为各界读者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不少方便。

在“武力与适应：在山东的政治经济相互作用”中，作者讨论的重点是中德双方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活动场所位于青岛殖民地以及被德国视作自己势力范围的山东省。行为主体则是中德双方的国家官员和经济界人士（企业主、商人），也包括中国的劳工；“相互作用”主要涉及对山东的经济发展和地下资源的控制。在德国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国的文明化”话语，并且主要被理解为山东的经济“开发”和经济空间的“拓展”。在中德两国关系的开始阶段，武力作为相互作用的中介在双方的接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动用武力和灭绝对方既是德国贯彻殖民利益的工具，又是中国抵抗的手段。1900年以后，中国方面越来越多地采取非武力的抵抗形式了，和平的、实用主义的适应在相互作用中逐渐取代了武力灭绝。中国政府和士绅、商人借助国家利益至上战略，通过“自开商埠”和“商战”措施，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余地，并且最终夺回了大部分被德国攫取的路矿利权。

关于中德双方在胶澳租界内部的相互作用，其主题是：“隔离与参与”；活动场所是德国殖民当局直接统治下的青岛，行为主体是殖民地内部的全体居民，其中主要有德国的官员和士兵，中国的商人、劳工和青岛郊区的农民；“相互作用”则围绕着殖民地居民的社会地位和与之相联系的政治权力而展开。殖民国家在富有影响力的生物学－种族主义话语指导下，力图把“他者”（中国居民）完全隔离开来。它也采取诸如划片定居、区别对待、奖励“好学者”、改造罪犯等措施策略，目的在于驯化和操纵殖民地社会。而被殖民者的抵抗则主要针对种族隔离政策，力争参与重要决定，获得政治发言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各社会阶层团体运用了不同的手段：清政府官员极力恢复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而新兴知识分子则大力宣传“种族民族主义”。最后，在个别社会领域，由殖民当局推行的社会隔离也被废除了。

关于“宗教排斥”，主要论述了德国圣言会传教士与山东农村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基督教传教虽然属于西方殖民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主导思想源于传教神话的话语，有着与殖民国家“文明化”计划根本不同的目标。对于中国人来说，基督教向山东内地的渗透首先意味着外来侵略的进一步深入，必须与之进行坚决斗争。中德双方宗教相互作用的活动场所主要位于鲁南，德国传教士与中国农村居民则构成为行为主体。“在相互作用”中，相互排斥占主导地位。中德双方都指斥对手的宗教为“异教”和“异端”。由于基督教的到来，中国农村社会成员必须在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之间作出两者择一的决定了。它表面上似乎仅仅关系正确信仰的问题，实际涉及到乡村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物质利益与宗教信仰的混合是这一相互作用的显著特点。中国方面的抵抗斗争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义和团运动的非物质资源的宗教动员，其二是中国国家世俗化政策，它大大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宗教生活。

综上所述，《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至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一书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社会对殖民主义统治有顽强的抵抗和自我保护能力。从德国占领胶州湾之日起，中国社会各阶层就做出了强烈反应，并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措施，不屈不挠地进行抵制。他们也分别采取了不少富有创造性的措施，致力于复兴本土结构并使之现代化。德意志帝国尽管动用了残暴的武力手段，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力图在中国建立一个“模范殖民地”，但是最终却不得不向中国人民的抵抗斗争妥协，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宗教诸领域撤退。毫无疑义，无论从中德相互作用的具体过程，还是从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这个观点都是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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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