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番禺商氏是著名文化世家，商衍鎏、商承祚、商志（原字为左香，右覃）祖孙三代均为著名学者。其家藏《清同光朝禀牍奏稿函札》经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整理编辑后即将付梓。商志qin（原字为左香，右覃）先生来函嘱我作序。
《清同光朝禀牍奏稿函札》所收资料包括“徐邦道禀牍函稿”、“张荫桓奏稿家书”、“同光朝文人函札”及少量石印、牙印、宝钞、官票等四部分内容。这批资料从时间跨度上来说，包含了清代同治、光绪两朝；从内容上来说，虽不是很丰富，但涉及的面却不小，既有对同治、光绪两朝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同时也有当时官场中，官宦名士的往来酬酢，当事人对儿孙辈学问前程的谆谆教诲，以及为他们的仕途进行的请托安排等等。前者的内容，对于中国近代史一些特定的研究领域来说，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而后者的内容，对于我们了解清代同治、光绪时期的官场风气、社会政治风貌亦不无价值。
对于中国近代史特定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资料，主要集中在该书第一部分的“徐邦道禀牍函稿”、“张荫桓奏稿家书”及“同光朝文人函札”中。这部分资料涉及了光绪朝中日甲午战争的战事和战争中的中外交涉及战后各帝国主义列强以租借的名义对中国领土的瓜分活动，涉及了同治朝的捻军起义等等。而在这部分资料中，“徐邦道禀牍奏稿”中对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战事记载尤显珍贵。徐邦道是战争的直接参与者，他与战争同步记载下的这些禀牍奏稿，再现了中日甲午战争中一些重大战役的过程。这些极具真实性、可靠性的亲历者的记载，对于中日甲午战争的研究来说，弥足珍贵。
出身于四川涪州（今涪陵）的徐邦道，戎马倥偬一生，他军旅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血雨腥风中度过的。他先后投身于楚军、淮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积功至参将、副将。光绪四年（1878）擢升提督，两年后调驻天津军粮城，十五年补授正定镇总兵，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日军大举进犯朝鲜平壤前夕，清政府匆忙调兵遣将，渡海赴朝，以图扼守平壤。这一年八月，北洋大臣李鸿章命徐邦道带楚军拱卫营进札朝鲜义州、平壤，“以应前敌”。正在徐邦道为赴朝募勇添械之际，平壤于9月16曰陷于日军之手，日军在攻陷平壤的第二天，其海军又在黄海重创了中国北洋舰队。平壤、黄海两战的胜利，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日本由此加快了侵略步伐，迅速将战火烧向中国，矛头直指中国东北辽东半岛。清政府采纳了李鸿章“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固东省之根本”的方针，再次遣将调兵，加强对辽东地区的防务。徐邦道遂奉李鸿章之命，携所部并增募拱卫军三营，赴辽协助姜桂题防守旅顺。徐邦道由此开始了他军旅生涯中一段虽短暂却更为惊心动魄的战斗历程。这也是作为清末清军将领的徐邦道值得人们纪念的一段经历。因为徐邦道在辽东战场率部参加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争。
徐邦道于辽东半岛参与的战役主要有：辽东半岛的金州之战、土城子反击战和旅顺保卫战，辽南的盖平、海城反攻战，以及于牛庄、田庄台对日军的抵抗。在徐邦道的禀牍函稿中，对于其在甲午战争中所参与的战争，均有反映。这些涉及甲午中日战争陆战史的资料，不仅是我们研究徐邦道个人军事活动的重要资料，更是我们研究中日战争中，清统治集团的对日政策、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对日对华政策、战前及战争中清军的战略状况等方面的重要资料，从而为我们全面正确地分析中日战争中中国遭致失败的原因，提供了有充分说服力的证据。
众所周知，中日甲午战争是以中国的彻底失败、清政府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而告结束的。如果仅从战前中日双方的军事实力来比较，中国除了在军队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外，在军队的装备、训练水平、实战能力等方面均是处于明显的劣势。因为中国在当时虽然拥有80余万的各种各类军事力量，但由于武器装备的落后，训练水平的低下，以及充斥整个军队的腐败，使这支军队毫无战斗力可言。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为了实现其侵略扩张的野心，大力发展军事工业，疯狂扩军备战，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陆军虽只有区区7万余人，但其优良的装备、高素质的军事将领和用武士道精神驯化出来的这支军队，却极具侵略性和战斗力。尽管如此，如果从这场战争的综合因素来看，中国亦具有赢得这场战争的诸多优势：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处于本土作战，中国军队虽然整体废弛腐朽，但并不缺乏爱国的将领、能战的士兵，更不乏洒热血悍卫家园的民众。而日本当时还是一个刚刚兴起的小国，发动的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再加上跨海远途奔袭于异国领土作战，漫长的供给线，日本想赢得这场战争，本不应该是轻易的事。然而，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国，由于清军的“几于无战不败”，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中国的失败呢？中日甲午战争陆战史的研究者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是成就斐然，徐邦道?牍函稿所涉及的史实，无疑会使已往研究中的许多结论性意见更具说服力。
中日甲午战争对于日本来说，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日本政府为此进行了长期经心的准备。而清政府对于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始则麻木不仁，继则妥协求和，寄希望于列强的干涉，对战争毫无准备。当战争发生时，只能是被动应战，仓促上阵。
如前所述，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军队的数量远过于日本，战争开始后，特别是在战火燃至中国本土时，中国军队的数量更应远过于日本而居于优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鸭绿江防线为例。清政府在平壤失守后，被迫采取应急措施，加强对辽东地区的防御。清政府任命四川提督宋庆邦办北洋军务，调集兵力，使集中于辽东重镇九连城附近鸭绿江右岸的清军总兵力达80余营，总数应达2.8万余人。但是由于清军普遍存在编制严重不足，从朝鲜撤回境内的部队，更因平壤战斗的损耗，其兵力与实际编制存在着巨大差额。这就导致了防守鸭绿江沿岸的清军兵力，虽号称80余营，近3万人，而实际兵力不过2万人。而日军为了突破进入中国的鸭绿江防线，则集中了3万余人的优势兵力。仅就兵力而言，鸭绿江防线的形势已令人忧虑。徐邦道向清统治集团中的主战派翁同?禀告了鸭绿江防线的危急局面，指出：“平壤、安州、义州等处迭次沦陷，各军退守九连城地方，军火器械多半被敌人掳去，所剩无几。”“九连城、鸭绿江系东三省第一要隘，驻扎之军只有铭字八营，尚未与倭寇交锋。其余皆战败余生”。徐邦道对此不无担忧，“以此相持，何能久固？”其忧虑不幸而言中，清军鸭绿江防线，竟在一日间，全线土崩瓦解。没有足够的军队对要隘之区实行有效的防守，并不仅限于鸭绿江防线。在其后的辽东半岛、辽南等地发生的诸多战役中，包括徐邦道在内的前线将领常常因“众寡不敌”、“兵力太单”、“实难兼顾”，“所统各营不敷战守”而遭致败绩。兵力不足，清政府不得不令各统兵大员及将领临时招募。在筹建鸭绿江防线时，清政府命宋庆添招队伍30营，督办前敌，但“成军尚需时日，缓不济急”。又命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黑龙江“镇边军”赴九连城驻守，依克唐阿以所部兵力不敷应用，奏请清政府于吉林珲春一带招募猎手、矿工等组建新营。在布置旅顺、大连防务时，李鸿章令毅军分统姜桂题募桂字4营、总兵程允和募和字3营来加强旅顺防务，令总兵卫汝成募成字六营及所部协守旅顺，命徐邦道募拱卫军3营及所部协守大连湾。徐邦道所部受命成军时，止有600人，其后即由其部下于河北、河间、天津等地临时招募兵员。清政府在加强鸭绿江防线的同时，为确保京畿的安全，又陆续从各地抽调兵力，加强山海关至奉天、营口一带的防务。同时命吴大潋为帮办东征军务大臣，率兵镇守山海关永平府一带，而所带之师，是清政府命其“募二十营驻守巡防”。短时期内要募集20营的兵力，自然是件不容易完成的事。战事迫在眉睫，临时募集士兵，“缓不济急”，短期内“难以成军”是问题的一面，尤为重要的是，即使能招募成军，其战斗力更为可虑。新募之师，招募后未经任何训练即开赴战场。徐邦道所部新募之师，是这样被推向战场的：“自九月间招成步队四营，即开赴大连湾。抵湾即遇战事。……至由旅冲出金州，总未得空操过一日。迨至盖州招集溃勇，……将怀字等营并归统带，新旧撞成马步十一营。正值军务紧急，时奉调遣，忽而防海，忽而援盖，东西奔驰，日无宁晷，即怀字数营亦未得空操过一日。”可以说，甲午战争中所有的新募之师，都是在类似的情况下被推进了血腥的战争，他们被毫无章法的战争指挥者指挥着东奔西突于各个战场。这些昨天还是农民、平民、游民的普通百姓，对这场战争，既没有思想上的任何准备，更没有战场上能够搏战取胜的任何技能，怎么能指望他们成为能战之军？他们有时甚至可怜到手中连护身、战斗的武器都没有。军事装备的落后和数量的不足是造成中国战败的又一重原因。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在“自强”的口号下，开始兴办军事工业，陆续建立起数十个规模大小不等的军用企业。这些军用企业由仿制洋枪洋炮，到自行生产枪、炮、弹、药。这些枪炮弹约，武装了西式编练的部分清军，使其战斗力得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由于这些军用企业的生产，技术、机器，甚至原料等都依赖于外国，大多规模小，经费短缺，生产能力有限，产品质量更得不到保证。产品质量低劣的枪炮弹药，武装了一支骄惰成性、训练水平低下的军队，其战斗力的提高也十分有限。更何况，直至甲午战争爆发时，那些从全国各地被调赴前线作战的军队，也只有略过半数的军队，装备了如来复枪、炮等新式武器，其余的仍是扛着大刀、长矛就上了前线，让他们去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徐邦道在被调往辽东半岛参战后，对于清军装备的落后短缺忧心忡仲。在清政府筹备鸭绿江防务时，他禀报翁同?说：“北洋现时军火缺乏，傅相（指李鸿章）饬盛道宣怀在德国购买枪二万杆，尚未运到天津。”在同一份禀牍中，徐邦道同时禀报说：日本“调水师至黄海侧，伊之意欲水陆齐发，伺我边陲。旅顺、烟台一带虽有兵轮，能战者不过四五艘，其余皆系木质，不堪驶用”。由于海军缺舰，陆军缺兵，徐邦道认为，清军的关外防守，水陆两路，毫无把握可言。徐邦道在转战辽东、辽南战场中，也曾将军队中武器短缺的情况，禀告过战争的指挥者北洋大臣李鸿章。在1895年1月21日给李鸿章的禀报中说：“各营枪械止有五成，且锈坏甚多。”其时正是清军集中兵力企图规复海城之时，清军武器装备的低劣缺乏，不能不成为清军五次规复海城功亏一篑的原因之一。在甲午战争时期的近代战争中，大炮无疑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在鸭绿江江防之战及辽东、辽南战役中，当日军依恃其精良的大炮，击溃清军防线攻城拔寨时，清军中的火炮却少之又少。当徐邦道探知石山站运到一批七生脱半炮之后，立即给总理前敌营务处兼总理后路粮台的周馥修书一封。信中告诉周馥，在最近会攻海城的战役中，其所部与依克唐阿、长顺部联合行动，所部靠大炮的威力，为依军解除了被日军抄截后路之危，同时?敌数十，但这种大炮在依、长两军及李光久统帅的老湘营中，“皆无之”。而自己所部“所存仅有6尊。盖平之战，又复炸坏其一，今仅五尊”。徐邦道以“弟营向来枪手最多，后之收集者亦复不少，且有武备学堂学生数人，如善书者无纸，善缝者无针线，技痒而不得一试其长”。恳求周馥不必经由帮办北洋军务人臣宋庆，将12尊大炮划拨其军队。周馥不敢私自作主，答以“须由宋帅作主酌给”。徐邦道又致函双台子转运局李仲平，以其“急需甚殷，未可稍缓”。恳求李仲平“格外关垂”，函商周馥，“移缓就急，发给敝军，则感戴慈恩，逾于再造矣”。1895年初，盖平失守，其后，清军规复海城的行动亦屡遭失败。在盖平和海城之役中，徐邦道军中原本少得可怜的几尊钢炮又连遭损失。“钢炮6尊，盖平之役轰炸一尊，海城之役又有一尊损一螺丝，觅工修理，迄未得人，所可恃者，仅四尊炮。”徐邦道深为牛庄防务担忧，不得不直接具禀宋庆，泣恳其“赏电前敌营务周臬司，连夜飞解七生脱半钢炮二十尊或十二尊”。从徐邦道为牛庄防务，四处乞求区区12门钢炮的过程，反映了清军中装备奇缺的情况。
甲午中日之战，尽管从战前的准备，军队的总体实力，中国毫无优势可言，然而，战争毕竟是在中国广袤的领土上进行的，倘若清政府命将用兵得其方，内政外交得其法，所遣将帅用兵得其度，战争的结局会完全不同。这里姑且抛开内政外交不谈，单就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命将用兵而言，历次战役的失败，则无不与战场上将帅不和、调度无方，各军队之间观望不前、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有关。在鸭绿江防线，由于清政府任命了“无调度，非大将材”的宋庆来总统鸭绿江防线诸军，导致“诸将骤禀节度，多不悦，故诸军毕集，仍散漫无纪”，宋庆“虽负节制诸军名，各军实阴不受部勒”的局面。鸭绿江防线终因各军“瞻循依违，败不相救”而遭致崩溃。同样的情况，在此后的辽东、辽南战场不断重现。
1894年9月中旬，日军在攻破鸭绿江防线，入侵安东、九连城的同时，其第二军开始登陆辽东半岛，准备向金州、大连旅顺进犯。日军首先在花园口登陆，10月底，日军占领皮子窝，进攻矛头直指金州。日军因“金州城为辽东半岛的雄镇，东负大和尚山之险，南有大连湾炮台之备，实至旅顺口的第一要地，克其地即大连可破，大连陷即旅顺无援，旅顺入手，即可入直隶”。故不惜投以重兵，志在必得。在日军大举进攻金州前，金州副都统连顺、参与金州防务的徐邦道四处求援，均遭拒绝。故而在金州之战中，清军从兵力上来说已是捉襟见肘。而作为金州后路的大连、旅顺守军将领，在李鸿章消极防御方针指导下，置辽东半岛整体战局于不顾，纷纷拥兵作壁上观，坐视辽东重镇于一日间即落入敌手。徐邦道禀牍中的下述记载，至今读来尤令人扼腕叹息，愤恨不已。“初到防时，即探得倭寇已在皮子窝距（据）岸为营，即时闻知，实深焦灼”。“亲往各处要隘察看形势，惟金州东北两股大道直通该逆营垒，又闻倭人用战舰载兵陆续登岸，随即与金州副都统连顺飞商，淮字营统带赵提督怀业迅速拨兵防守，及乘间腰击之处。赵提督以固守炮台为辞不肯迎剿，只派周营官带步队二百人同旅兵抬枪队二百人驻扎北路三十里铺。”大连湾守将赵怀益以执行李鸿章“汝等只各守营盘，……并无守城之责”的电令为名，拒绝部下前往皮子窝御敌的要求，称“我奉中堂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汝辈欲入皮子窝拒敌，须请令方可”。即便是当金州副都统连顺长跪赵怀益前乞援时，仍以守炮台坚辞，拒不出援。在金州保卫战中，拥兵拒援的将领远不止赵怀益。在日军即将由皮子窝向金州发动进攻时，徐邦道力主分旅顺之兵援金州，以保旅顺后路无虞。但“驻旅顺凡六统领，新旧三十余营，莫之应”。金州沦陷后，突围至旅顺的连顺，再次向旅顺诸军求援，以图规复金州，旅顺诸将意见纷纭，丧失了乘日军立脚未稳之际，重夺金州的机会。在金州保卫战中，徐邦道禀牍还提到了另一个临阵退缩的将领程之伟。“此次奉宪檄防守大连湾地方，所统各营不敷战守，又系新募之师，殆危急时程之伟领兵退缩，未能救援、以至失守。”福建提督程之伟率领的大同军，原来奉命赴援旅顺，在金州防务吃紧时，遵命由营口赴援大连。金州之战打响时，程之伟驻扎于距金州80公里的复州。连顺连番催促，从速率军援金州，程之伟却一直龟缩于复州，“案兵不动”。
日军在占领金州后，立即于第二天凌晨三路进击大连湾。大连湾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其防务备受清政府关注。在那里筑有新式炮台，配有先进火炮，军事物资储存尤为充足。面对日军的进攻，大连湾守军兵力虽显薄弱，但只要充分利用其良好的防守条件，顶住日军的进攻，等待四集而至的大批援军，守住大连湾原本是可以做到的。然而大连湾守将赵怀业，竟于金州失守后，率军连夜逃往旅顺，致使日军唾手而得大连湾。继而旅顺也因主要将领的庸懦无能、贪生怕死而沦于敌手。徐邦道在金州失守后，收率各营，且战且退，意欲退至南关岭与赵怀业合军，反戈夺回金州。“比至，未见怀字营一人。”这个计划终因赵怀业的先期逃亡旅顺而成画饼。其后徐邦道又率部在土城子奋起阻击日军对旅顺的进攻。土城子阻击战虽然打击和教训了狂傲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却不能改变旅顺沦陷的命运。
金州、大连湾、旅顺相继陷落后，清政府对那些庸懦无能、贪生怕死、不战而逃将领的处罚，没有能阻止战场上的逃跑之风，日本侵略军不失时机地利用了清政府和清军的这种无为无能，在中国领土上恣意实施了一系列的侵略计划。
1894年12月13日，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为了实现其狂妄的侵略计划，不顾大本营的反对，冒险攻占了辽南重镇海城。日军占领海城，使关外宁锦诸城大震，清朝的龙兴之地奉天亦陷于日军威胁之下。清政府惶急中命将集军。一时间，海城周围大兵云集。到12月下旬，清军在海城的北、西、南三面布集兵力达170余营、数万之众。而占领海城的日军仅马步兵6000人，其中分出部分兵力驻扎于岫岩和析木城，防卫海城的兵力仅一个旅团。
日本第一军第三师团孤军深入海城，立即陷于大批清军的包围中。为了牵制清军规复海城的军事行动，在山县有朋的强力要求下，日本大本营令第二军遣乃木希典旅团约8000人，自普兰店北上进攻盖平。
位于辽东半岛北端的盖平，居于辽南各重要城镇的要冲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于1月10日晨五时半发动进攻，历时仅4小时，即攻陷盖平，盖平之败，既不是败于兵力对比的悬殊，亦不是败于清军的毫无战斗力。其失败的主因，乃缘于负主持辽南军事重责的宋庆指挥无能。
宋庆于1894年9月21日，由四川提督受命帮办北洋军务。9月30日，在日军攻陷平壤，即将大举入侵中国东北之际，清政府令宋庆邦办北洋洋务，规定除依克唐阿一军外，所有北洋派赴东边防战各营，均归宋庆节制。10月1日宋庆奉旨节制前敌各军。宋庆临危受命，清廷对之寄于厚望。然而，宋庆既未能担当起阻敌于国门之外的重任，也未能阻止日军在辽东半岛长驱直入的进攻。宋庆受命率军至九连城后，因其“与诸将行辈相若，骤禀节度，多不怿，以故诸军七十余营，散无有纪”。宋庆率重兵，“坐守江边一月”，直至日军突破鸭绿江防线，不得不率军步步后退，日军连破金州、大连湾。日军进攻旅顺之际，宋庆奉命援旅顺，屡攻金州不得进，“顿盖平”，而旅顺已失。宋庆退熊岳，继而连失复州、海城。在海城外围的感王寨之战中，兵溃，退守田庄台。这就是盖平之战前宋庆的“战绩”。由这样一个战无不败的将领来指挥辽南攻防战，怎么可能不遭致失败呢？自海城失守后，宋庆始终游移在规复海城和防守盖平之间，孰轻孰重，孰先孰后，清军的兵力如何分布，辽南攻防战应确定怎样的总体战略战术，作为主帅的宋庆，对这些问题毫无定见，始终是首鼠两端，莫衷一是。在战争中只能跟着日军的指挥棒转，把原本在数量上还算充裕的清军，忽东忽西地调来调去，造成清军兵力分散，将领无所适从。宋庆在盖平之战中对徐邦道军的调动，是其盲目指挥的突出事例。盖平之战后，盖平守将章高元、张光前对奉命援盖的徐邦道“怨而见责”。徐邦道为避免应援不力的指控，为此致函章、张二将领，叙述其奉命援盖的情形说：“日前共守盖州同仇敌忾，音书往还，原有齐力进取、功过相均之约。讵自初八起，叠奉帅檄，东南更调，以致奔命往来，日无宁晷。十四夜间，敝部到海山寨时，并闻西海山寨贼势麇集，只得两处分扎，预备战事。惟西海山寨，距盖接仗之地殆七八里，敝部前赶来，未免稍迟。在盖接仗者，仅胡副将所统三营耳。迨弟率马队前来，已当贵军力不能支之际，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拄。”“盖州之后，设非奔命连朝，但得早到两日，借资荩画，共与仲明兄互相防守，又有翰卿兄为接应，或者托天之福，不至失此疆土，亦未可知。”徐邦道战后为避免指控，其所述情况不免有强词辩解之嫌。但战后宋庆自己所言，应该能够验证徐邦道所述言之不虚。尽管宋庆在战后，将盖平失守的责任推给了章高元和徐邦道，但对其在指挥上的错乱无章也不能不承认：“庆一介武夫，素无谋略，敌情诡谲，处处难防，辗转奔驰，均落贼后”，也不得不在给朝廷的奏报中，因自己的调度无方，而请求治罪。事实正如徐邦道所述，正是在宋庆朝令夕改的指挥下，原本驻军盖平的徐邦道军奔波在由盖平至牛庄至海城感王寨，再回援盖平的道路上。这支饥肠辘辘而又被瞎指挥弄得支离破碎的队伍，最终只能随大队一起溃退。盖平失守后，徐邦道因“上无以济军国时事之艰，下无以副友朋急难之义”而“时隙忧愤”。他更为关外虽“统将不少”，但缺乏具“调遣之方”的统将深感忧虑。他在给翁同?的信函中，请其奏请清廷，将中法之战中“颇著声威”的刘铭传“严饬其出山，以纾国难”。由此可见其对宋庆指挥能力的极度失望。
盖平之战后，清政府调集了更多的将领和兵力，投入到规复辽南重镇海城的军事行动中，清军在海城的兵力，最多时达到6万多人，而海城的日军，“通计盖平、海城两处及沿途坐卡、守碍（隘），不过五六千人”。从1895年的一月中旬至三月初，在40余天时间里清军组织了5次规复海城的战役，最终没有能收复海城，究其原因之大者，实为将多令杂和缺乏有力统一的指挥所致。五次规复海城之役，清政府派遣的将领前有长顺，依克唐阿、宋庆，后有吴大猷及其麾下的众多湘系将领。这些派系复杂的将领，对整个战役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自然也没有能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诸军协同作战的计划，这就造成了多次战役中各支部队间因赴调奔驰而接应不及，造成具体战役中的兵力单薄而功败垂成，而日军取一地一城，必用大股，四面兜击，迫使清军首尾不能相顾。徐邦道在盖平失守后，奉命驻守牛庄，参与了规复海城的军事行动，让他再次体验了因军令迟缓赴调不及而遭致失利，以及因将多令杂，令其无所适从而遭致节节败退的，难堪经历。
1895年1月22日，依克唐阿、长顺函约徐邦道率军合规海城，牛庄距海城30余里，当徐邦道得信率军赶至交战地时，早已投入战斗的“依、长两军后路已为日军倭贼大队抄截”。徐邦道急命开大炮轰击，迫使日军退入城中，依、长两军得以转危为安。原本是一次主动进攻的军事行动，依、长两军竟被日军抄截了后路，幸得徐邦道军“由西南赶至接应，使得全队撤出”。否则后果可想而知。无怪乎当徐邦道“以赴援未早，致两将军功败垂成”而“内省自疚”时，两将军“竟奖励有加，电达宸听”。清军发动的对海城第二次进攻自然无功而终了。
1895年2月21日，清军开始了历时5天的第4次反攻海城的大战役。在这次集结了6万余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将多令杂、指挥混乱、互为牵制的状况，使徐邦道等将须再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中。2月23日，徐军接宋庆来谕，“以另派湘军开赴牛庄驻扎”，令其军开往高坎、大石桥一带，以防营口后路，而伊克唐阿“又以海城战事紧急，不允开拔”，弄得徐邦道无以自处。对这种状况极为不满的徐邦道在2月25日给翁同?的函件中说：“因思帅令既多，不免进退维谷（茫无适从。因思关外帅多令杂），卑军淮勇势孤，与各军气味难容。……现时关东湘、毅各军星罗棋布，有卑军不为多，无卑军亦不为少。……与其在此茫无适从，何如别图事功，籍赎前愆。”请求翁同?将其“拔离水火”，“从速调往通州等处驻防，将来如遇战事，愿竭驽钝以效驰驱”。徐邦道要求调离战事紧张的辽南战场，实在是一种气愤无奈之举。
徐邦道的请求自然没有结果，他和他的军队依然奔波转战在辽南战场上。对中国军队来说，战事自然毫无起色，辽南城镇相继陷入敌手，直至李鸿章渡海议和，辽南战事才逐渐停顿下来。
徐邦道在中日甲午战争初起时，即被调赴辽东对日作战，数月中，清军在辽东、辽南战场战无不败的惨痛经历，使其对中日双方的军队的优劣长短及清军屡遭失败的原因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日军之所以战无不胜，从日军士兵来说“无他能，惟不畏死”。从战术上来说，日军“取一地一城必用大股，或数千兵及万余不等，四面兜击，使我首尾不能相顾，所以取胜”。而清军则“闻警先退，令之不行，禁之不止，即营官哨弁不知军令为何物”。在指挥和战略战术上，清军“虽多而各一心，不能联为一气，或此战而彼不战，或此正战而彼先奔，非往无益，且受其害”，“每一统领或带三五营至十余营而止……且帅多令杂，纷岐无定，虽百万军恐亦不能制胜”。
一百一十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总结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将给我们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徐邦道禀牍、函稿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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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朱诚如，故宫博物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