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指挥八旗劲旅，以雄强的武力一举夺得辽阳、沈阳，占据辽东，随即迁都辽阳。次年正月下广宁（今辽宁北镇），事业达到极盛。但自此以后，努尔哈赤未能顺应形势，采取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的有效对策，而是在辽东对汉族采取高压和屠杀政策，不仅人心尽失，而且在军事上也屡屡受挫。

　　当时，后金国中，八旗将士及其家属不断遭到袭击，所居之地，不断有人投毒，并殃及战马与禽畜；辽沈地区的广大汉人，不安所居，纷纷逃离故土，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逃向明朝、朝鲜，或出家为僧为道，或自残以躲避后金分摊的劳役；更有人组织汉人暴动，武力反抗；明朝间谍大量出现，活动频繁。辽南大地，险象环生，防不胜防，局势动荡不安。四年后，努尔哈赤只好匆忙迁都沈阳。第二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他带兵攻打宁远（今辽宁兴城），大败而归，八个月后去世。

　　努尔哈赤晚年遭受的这些重大挫折，完全是由他的倒行逆施一手造成的。

　　一意孤行，大搞倒退。努尔哈赤血战而得沈阳、辽阳、广宁之后，实行错误的民族政策，大肆凌虐汉人，造成后金国内一片恐怖。

　　迁移汉民。努尔哈赤认为，住在原地的汉人不可靠。从天命六年开始，他一再下令强迫汉人迁移。六年八月，令金州、复州海边居民一律迁到距海60里处；十一月，下令将镇江（今辽宁丹东地区）、宽甸、叆（ài）河一带所有房屋全部放火烧掉，居民一律迁到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七年正月，下令将锦州、义州、广宁等九卫之民十余万众迁到辽河以东。凡不愿迁移的，则被称为“光棍”，一律杀掉。此举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恐慌，引起广大汉人的无比愤慨，加剧了后金社会的矛盾。

　　同食同住。天命六年十一月，努尔哈赤以女真人“由故地迁来，无住舍、粮食、耕田”为借口，颁发命令，要汉人与其“合居、同食、同住、同耕”。并要求双方均不得“浪费或买卖粮食，若发现其有买卖者，则必治罪”；不得单开粮窖，必须女真、汉人“合开”。这实际上是女真人远道而来强居汉人之屋、强食汉人之粮、强耕汉人之田，强迫汉人接纳女真为一家之主，使汉人沦为供养女真的奴隶。对汉人来说，这是一场大灾难。

　　“掠富户”与“杀穷鬼”。从天命九年（1624）正月起，努尔哈赤接连发布指令，认定“有谷之人”和“无谷之人”的身份界限，并处以不同的政策。大致内容是：凡与女真合居同食的汉人，必须是“有谷之人”，即其粮食与财产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方有资格与女真人同住。其实质是“掠富户”。达不到标准者，则属“无谷之人”，是危害社会的“闲行乞食之光棍”、是后金国的“仇敌”。他派人前往各地，“诛杀无粮之汉人”，被称为“杀穷鬼”。

　　大肆屠戮。天命十年（1625）十月初四，努尔哈赤发布上谕称：我等常豢（huàn，喂养）养汉人，而汉人却置办棍棒不止。因此命人分别前往各屯，对汉人详加“甄别”，凡可疑者、“独身者”、所有明朝读书人等，“尽行处死”。此次屠杀，“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这是在后金全国范围内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甄别编庄。同年十月，努尔哈赤称大屠杀之后的幸存者为“当养者”，编庄以养之。命以男丁13人，牛7头，编为一庄。一庄给田百垧，其中二十垧为公赋田，八十垧为庄丁食用田。每庄皆是汗、贝勒与八旗官员之私产。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皆有赏获。此令一出，后金国内所有汉人，皆失去了人身自由，被编入庄内，隶属于八旗，成为农奴。就这样，努尔哈赤以强制手段，把封建社会里的自由人变成了农奴制中的奴隶。

　　痛遭反抗，终遇强敌。努尔哈赤的倒行逆施，引发了社会的极大恐慌和猛烈反抗，也触动了后金国里一些汉官之心。他们愤然倒戈，加入反抗队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刘兴祚与李延庚。

　　刘兴祚，本是开原人，后金人称其为刘爱塔，“爱塔”即爱他之意。17世纪初，刘氏被掠入建州，因其才干出众，深受努尔哈赤赏识，被收于军中，累官至副将，受命管辖金州、复州、海州、盖州等辽南四卫之地，成为后金国中地位显赫的汉官。李延庚，乃后金接纳的明朝降将、额驸李永芳之长子，时任游击职务，协助刘兴祚治理辽南。他们目睹汉人在后金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奴役下的悲惨遭遇，决定弃金归明。天命八年（1623）初，他们积极组织复州民众逃亡。努尔哈赤得密报后，极为震惊，下令将二人及其家属逮捕，并遣将率兵前往镇压逃亡的民众，数万复州平民死在血泊中。审理时因查无实据，刘、李二人被释放，但却丢了官职，努尔哈赤对他们疑虑难除，遂弃之不用。总兵官李永芳也因谏阻努尔哈赤发兵而见疑。

　　最令努尔哈赤感到棘手的是，他挺进辽沈之后，遇到了强敌，这就是明朝大学士孙承宗。孙承宗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1622）八月，自请赴辽东督师。四年间，带领袁崇焕等人，修整战备，加强防御，构筑宁（远）锦（州）防线，有效地遏制了后金的兵锋，使努尔哈赤无隙可乘。这段时间，也是后金最无作为的时期。在孙承宗去职后，努尔哈赤乘机发兵攻打宁远，本以为可一战告捷，却遭遇大败。

　　深陷困境，愤懑而逝。在起事之初，努尔哈赤兼收并蓄，广收人才，不论民族成分，将各族有识之士吸引过来。他身边最早的谋士即是汉人龚正陆（又作龚正六）。可是，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特别是进入辽沈之后，他对汉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汉人的反抗，努尔哈赤没有认识到这是由于自己错误的高压政策所造成，反而认为汉民并非顺民，多是奸民，甚至是贼寇。刘兴祚、李延庚事件发生之后，他更偏执地认为，汉人皆不可靠。于是，仇汉、虐汉，乃至屠戮汉人之政策愈发变本加厉。

　　努尔哈赤的仇汉、虐汉之举，对后金来说无异于自毁基业，但后金朝廷里却无人敢谏阻。这是努尔哈赤权威膨胀、听不进不同意见的结果。他由胜而骄、而偏执、而多疑，不信任的人越来越多。他身边的人动辄获咎，在先后两次立废太子代善、诛杀曾最倚重的谋臣额尔德尼与阿敦之后，几乎再也无人敢向他进忠言了。努尔哈赤晚年，陷入了无人进言的困境。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626年9月30日），努尔哈赤骤逝于沈阳城南叆鸡堡，终年68岁。

　　努尔哈赤曾顺应形势，勇敢地向明朝发起挑战，不仅满族由此崛起，而且使东北由长期以来的混乱走向统一和安定，并奠定了清朝未来统一全国的基础，这是他杰出的功绩。然而，努尔哈赤获胜后志满气骄、刚愎自用，自陷困境，终于受到历史的惩罚。这是清入关前最高统治者努尔哈赤的悲剧，此一历史教训，足以令后世深长反思。

　　作者简介

　　张玉兴，1939年生，辽宁铁岭人。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致力于清史研究。编著《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合著《清代东北史》，专著《南明诸帝》、《清通鉴·顺治朝卷》，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文集述要》及合作主编《中国北方各族人物传》中之《明代卷》与《清代卷》，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