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崇儒重道基本政策的恢复和强化 

19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如火如荼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创巨痛深，清王朝统治面临灭顶之灾，文化秩序混乱不堪。同治时期，随着太平天国和各地农民起义相继被镇压，清政府把恢复和重建文化秩序提上议事日程。概括起来，清政府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抬高程朱理学的地位、表扬忠孝节义、恢复和改革科举考试、重建书院、创办官书局等等。 

在思想学术上，清统治者实行兼宗汉宋的政策，首重宋学，抬高程朱理学的官方哲学地位，张扬“崇正”，同时不偏废汉学，强调“求实”。同治元年（1862），曾任顺天府尹的蒋琦齡上“中兴十二策”，力倡崇正学以端正本。清廷立即给予肯定和支持，并于三月中旬颁谕天下： 

与此政策相适应，新上台的慈禧、奕訢统治集团为树立新朝新气象，先后提拔了一批理学名家如曾国藩、倭仁、吴廷栋等担任内外要职。在各级教育中，不论是中央官学，还是地方书院、义学，甚至包括新式学堂，清廷都强调讲习理学的内容。另外，清廷还通过崇祀“圣哲贤儒”，维护“正学”偶像，以此强化程朱理学的“正学”地位，充分发挥理学的政治作用。比如，同治二年（1863），将明儒方孝孺从祀文庙。十年（1871），将清初理学名士张履祥从祀，并重刊《杨园先生全集》。 

与此同时，统治者也提拔一批汉学家担任高官显职，如祁寯藻、潘祖荫、张之洞等。对于学人士子的钻研成果，清统治者也予以奖励。汉宋兼采政策的实行，不仅宣扬了正学，强化了封建伦理道德，而且进一步调和汉宋，淡化了其门户分野，维护了清王朝统治的精神支柱。 

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各股农民起义过程中，清王朝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把封建道德教化提升到突出的地位，大力宣扬忠、孝、节、义，如设节义局、忠义局，修忠义录，专门委派人员采访有忠义之迹的官绅、士民、妇女，并予以表彰；为战功突出、死事尤烈的官员、将领建立专祠；为湘军、淮军建忠义专祠；对一乡一邑绅民、妇女死伤尤多者，允准建昭忠、节孝祠等。 

另外，清廷也开始支持地方官绅设立以传播西学为主的新式书院。比如，同治十三年（1874）上海开设的格致书院，光绪元年（1875）设立的厦门博闻书院，光绪十年（1884）设立的宁波格致书院等。这些书院以传授西学为主要宗旨，如上海格致书院全部课程均为西学，初设外语、天文、算法、制造、舆图、化学等，聘请中西教习，在院授课。授课方法，多以实验与讲解相结合，直观、生动、易懂。格致书院还不定期邀请中外知名人士举行科学讲座，吸引了不少人前往参加。书院增加西学课程，成为旧式书院向新式学堂转化的重要步骤。 

鉴于连年战乱对图书收藏和出版业的巨大破坏，自同治初年，地方督抚在清廷支持下相继在各地设置官书局，出版经史典籍，供士子诵读。官书局由是大发展，至光绪朝遍布全国，包括边远诸省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纷纷设立，其声势之大，分布之广，刊书之多，为历代官刻所未有。其中比较有名的官书局如金陵书局、正谊书局、江苏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等。 

在设立官书局的过程中，各省督抚一方面遵行朝廷在刊刻内容、调拨需要等各方面的指令，另一方面也根据本地的情况，在资金、人员构成、刊刻内容、发行途径等方面自行安排，出台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和措施。 

在官书局刊刻内容上，清政府有比较明确的政策指导。统治者设立官书局的目的，主要为弥补战乱造成的文化损失和恢复封建文教，因此要求官书局刻书首先以经史典籍为主，包括御纂、钦定诸书、经史大类、子类、集类等，如《御纂七经》、《钦定续三通》、《十三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同时也刻印了大量经史读本，如《小学》、《孝经》、《圣谕广训》、《四书》、《五经》等，供各地书院、义学生童诵读；吏政之书，如《实政录》、《在官法戒录》、《学治要言》等供官吏阅读；另外还刻印了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已译为汉文的书籍，如算学、兵书、医学、农学以及学术著作等。 

在人员构成上，为了保证图书编校质量，地方督抚纷纷聘请经明行修之士入官书局担任校勘人员或负责刊书工作，因此，纠集学人是清政府发展官书局的重要措施之一，刘毓崧、莫友芝、张文虎、汪士铎、李善兰、戴望、俞樾、王诒寿、黄以周等晚清著名学者都曾参与官书局的各项工作。官书局由此成为晚清学人最为集中的地方，为保存传统文化典籍，促进学术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舞台。 

在资金上，为保证官书局正常运转，统治者对官书局也予以支持，多方筹措。作为官办的图书出版机构，其刊书经费大多出自地方官款或官绅捐款，由于各省经济情况、文化基础以及督抚个人的重视程度不同，各省官书局的经费多寡也因此不同。晚清官书局筹措刻书经费主要的途径是厘金、盐税、捐资、捐输、藩库及其他支应局、善后局、边务经费等。 

书籍由官书局刊刻后，很大一部分用于官方支配。一般要进呈中央三份，一份上缴翰林院备皇帝御览，一份交国子监供诸生传习，一份交曲阜孔府收藏。后来清政府在各国设立使馆，也经常调取书籍分储驻外使馆，以备查览。 

二、吸收西学政策的初步确立 

在恢复传统文化秩序的同时，统治者开始突破传统“夷夏”观念的束缚，实施了设立新式学堂、译介西书、实行留学教育等吸收西学的政策，引进西方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培养新式人才，巩固封建统治。 

设立新式学堂的政策措施  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加剧，中外交涉在客观上日益增多，清政府急需大量通西文的人才，所以首先设立外语学堂。如同治元年（1862）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由政府设立的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其后仿行者有同治二年（1863）设立的上海广方言馆；同治三年（1864）设立的广州同文馆等。 

外语学堂设立初期，由于当时风气未开，办学困难，清统治者在招收学生、选择教习以及教习和学生待遇等方面都给予政策倾斜，以扶植新式学堂。比如，为了吸引学生入同文馆学习，清政府给入馆学生各种优厚待遇： 

一是“厚给廪饩”。最初，总理衙门规定同文馆学生每月膏火银三两。同治五年（1866），总理衙门奏请开设天文算学馆，为了吸引正途人员，又大幅度提高学生待遇，每人每月发银十两，另外还提供饮食、住宿及一切生活用品。后来随着招收的学生增多，学生的膏火有所调整，分为四等，最高者每月十五两，其余为十两、六两、三两。 

除了培养适应外交需要的外语翻译人才以外，培养军事、科技人才也成为推动洋务运动发展的当务之急。仿照设立同文馆的诸种措施，清廷又设立了新式军事学堂、科学技术学堂。如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主持设立的福州船政学堂，又名“求是堂艺局”，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专门培养轮船制造、驾驶人员的军事技术学堂，在近代新式教育史上有开创意义。学堂分设前、后两堂，前学堂设轮船制造和设计两个专业，主要课程有法语、算术、几何、几何作图、物理、三角、解析几何、微积分、机械学、透视原理；后学堂设轮船驾驶和轮机两个专业，主要课程有英语、算术、几何、代数、直线与球面三角、天文气象学、航海测算、地理、蒸汽机结构原理、仪表使用等。这些都是中国教育体系中前所未有的新课程，无疑大大促进了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知识的传播。为了训练学生实际驾驶技术，船政学堂还设“福星”、“建威”、“扬武”等兵船专供学生学习实际航海业务，极大地锻炼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光绪年间，清政府还设立了一批培养电报、医学、铁路等科技人才的学堂，如光绪二年（1876）的福州电报学堂、光绪六年（1880）的天津电报学堂、光绪十七年（1891）的湖北算术学堂、光绪二十年（1893）的北洋医学堂等。 

留学政策  随着各项洋务事业的兴办，国内新式学堂培养的人才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为此，在第一位留美大学毕业生容闳的不懈努力和清朝当权官绅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共同推动下，清政府出台了派遣学生赴外国留学的政策，并详细制定了有关留学生的选择条件、学习内容、生活管理、所需经费等问题的章程。按照章程计划，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120名，分四年出洋，每年30名，在美国学习十五年之后，挨次回国。为此，清廷专在上海设筹备局，做幼童留洋前的各项准备。在经费问题上，清廷计划留洋费用共计需银120万两，由江海关洋税下按年指拨。同治十一年（1872），第一批幼童登上了赴美航船，是为中国近代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开创了中国官派留学的先河。 

实际上，清廷这种规定是不现实的。幼童抵美后，因语言尚不过关，不能马上入美国学校学习。容闳将他们两三人分为一班，安排在美国的家庭中生活学习。这种教育方式经实践证明非常有效。幼童完全溶于其中，集生活和教育为一体，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掌握了基础英文，达到了进入美国公立学校的水平。在学校里，幼童所接受的是全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因此，在他们的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里，“西学”而不是“中学”占据了绝对优势。甚至他们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日趋“美国化”，要想使他们心甘情愿地继续学习子曰诗云，严守中国传统的纲常礼教，实在不合情理，也绝非容易。 

正是由于幼童的这些变化，再加上顽固势力的不断攻击和阻挠，管理者的思想、素质以及经费等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清廷不顾幼童已取得的突出成绩，决定中途撤回留学生。光绪七年（1881），留美幼童先后“凄然返国”。除去此前因故撤回和病逝者26名，其余94名学生分三批全部撤回。中国政府最早的留学事业经过短暂发展就这样夭折了。 

当留美幼童跨出国门之后，鉴于海防建设重要性的日益凸显，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同治末年又提出了派遣学生赴欧学习轮船制造和驾驶技术的计划。在李鸿章等洋务大吏的共同推动下，清政府批准了此计划，由此发展了早期的留学政策。 

光绪三年二月初十日（1877年3月31日），洋员日意格与马建忠、翻译罗丰禄等工作人员，率领经过慎重挑选的30名学生启程赴欧，其中郑清濂等18名学生赴法国学习制造、刘步蟾等12名赴英国学习驾驶，开创了中国官方选派学生留学欧洲的历史。光绪七年（1881），清政府续派第二批10名学生分赴英法学习驾驶、制造。光绪十一年（1885），又续派第三批30名学生出洋。这批学生和前两批有所不同，除福建船政学堂外，还有天津水师学堂的官学生，学生所学专业除了驾驶、制造外，还有兵船轮管机、算学格致及公法等。 

派遣学生留学欧洲的活动实践，进一步充实了清政府的留学政策。相比留美幼童的派遣和管理，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幼童留美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其留欧政策得到进一步完善。这体现在： 

其一，留学目的更为明确。同治末年，清政府把海防问题作为当时政治、军事的焦点，所以在派遣学生留欧的计划中，便把学生的学习目标明确集中于西方船舰制造、驾驶、武器制造工程等新式技术上。 

其二，留学时间短，见效快。统治者选择的留欧对象，一般为年在20岁左右、有一定专业技能和外语基础的海军学堂的学生，容易管理。学习时间多为二至三年，最长的为五年，既避免了留美幼童那种以十五年为限，先学语言，后入大学的漫长留学过程，节约了时间和经费，又使学生“西化”程度减轻，这就使清廷留学政策未遭到朝野内外太多的攻击，且大多完成学业。留欧学生回国后，根据所学的专业，相当一部分任职于海军，为推动近代海军建设和海军教育的发展发挥了作用。 

译介西书政策  在学习西方制造技术的过程中，清统治者越来越认识到译介西书的重要性，因而积极支持翻译出版介绍西方国家政情民风、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设立了一些翻译出版机构，并制定了相关政策。在同治时期，清政府设立的新式翻译出版机构主要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等新式学堂也从事译书活动。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同治七年（1868）设立，曾国藩、李鸿章等清廷重臣亲自过问该馆的各项事宜。翻译馆译员由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共同组成。西方传教士有傅兰雅、金楷理、林乐知、伟烈亚力等，其中傅兰雅、林乐知等都是一身二任，既是翻译馆译员，又是广方言馆教习。中国学者主要是在格致、算学、天文、医学等方面颇有造诣的科学家，如徐寿、华蘅芳、徐建寅、舒高第、李凤苞、赵元益、王振声等。 

京师同文馆本是为培养翻译人才而设，但同时也担负着翻译西书的任务。同文馆的译书与培养人才的教学活动密切相关，以满足教学需要为目的，主要由任教的老师翻译，成绩好的学生也参与其中。馆中从事翻译成绩较多的有丁韪良、毕利干、汪凤藻等。由于译书主要是用作学生教材，所以同文馆译书的种类有限，数量也较少。 

三，同治朝文化政策特征解析 

一定时期统治阶级实行的文化政策，作用于文化的各个领域，制约着当时乃至以后很长时间内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是文化发生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治时期，鉴于内忧外患的危机，清政府对文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既恢复并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封建文化统治的同时，也为西方文化的输入和近代文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由此对近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同治时期，清政府文化政策调控的重点仍是竭力维护传统文化体制，导致封建性的文化因素在此时期继续强化。 

同治时期，无论是中央、地方，传统保守思想和保守势力仍占统治地位，即使是思想观念比较开通的洋务派官绅，其传统思想的影响也根深蒂固，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全转变旧观念，认清新形势，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此时期文化政策调整的内容，制约了文化政策调整的方向，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体现出来： 

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统治者仍然进一步强化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在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中广泛推行程朱理学教育。为了动员和鼓舞官绅士民对抗人们的反清活动，统治者推行的表彰忠孝节义、宣讲《圣谕广训》等举措，也是对封建意识形态的强化，使得绝大多数民众的思想依然处于保守、落后状态。 

清政府实行的恢复和改革科举考试的政策，对笼络士子、稳定人心起了很大作用。但在时代剧变，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极大地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之时，清政府的科举考试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没有任何改变，文科举仍考四书五经，武科举仍考刀剑长矛，这已然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对新式人才的大量需求。 

清政府恢复和重建书院的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形势的发展，对书院教学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如更加强调经世致用的宗旨，要求书院注重传授有关实学的内容。但总体上说来，此一时期清政府有关书院的发展举措和教育目标仍未超出传统书院教育的范畴，大部分书院仍在教授士子学作八股文，而其中传授西学知识的书院更是凤毛麟角。这表明同治时期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仍是以维护传统教育体系为主。 

综上所述，清政府恢复和加强封建文化的各项政策措施，一方面，从短期利益来说，它确实促进了太平天国战乱之后封建文化秩序的恢复和重建，加强了清王朝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力量，是实现“同治中兴”，延缓清朝统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在时代急剧变迁，世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之时，中国旧的伦理道德、思想观念、教育体制、选官制度等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必须改弦更张，然而清政府仍然着力加强，显然是逆潮流而动，这就制约了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从长远看来，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变革是不利的。 

第二，清政府吸收西学政策的推行，突破了“夷夏大防”的思想藩篱，开启了西学输入的闸门，传播了西方机器制造技术和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打破了传统文化政策的单一结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设立新式学堂政策的实行，迈出了中国传统教育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拉开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序幕。 

同治时期，出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清政府出台了设立新式学堂的政策，相继设立了外语、军事、科技等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式学堂。这些学堂无论在培养目标、教师配备、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式等方面，都与传统封建教育体制有了本质的不同。在培养目标上，这些新式学堂都是为了培养当时社会亟需的新型人才，如同文馆等是为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福州船政学堂等是为培养造船、驾驶等军事人才，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科学技术学堂则是为了培养实用科技人才。在教师安排上，除了教授传统经史典籍的中文教习以外，这些新式学堂还以高薪大量聘请洋人为师，并申明“不修弟子之礼”，这与强调师道尊严的传统教育截然不同。在教学内容上，这些新式学堂教授学生外国语言文字、算学、国际公法、天文、化学、轮船制造、轮船驾驶等实用性的学科，打破了偏重伦理道德、脱离社会实际、结构单调的传统封建教育格局，使得学生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在教学方式上，新式学堂也和传统教育有很大不同，这在福州船政学堂等新式技术学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福州船政学堂采取基础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办法，要求学生既要学习外语、算学、格致、制造、驾驶等基础知识，还要到工厂实践，并且专设练船，供学生出海训练，这种教学方式相对传统教育，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其次，派遣学生留学美欧政策的实施，开创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河，对近代西学东渐产生了深远影响。 

留学是国家民族间进行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手段。对留学的态度，往往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对自身文化和异质文化的体认。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华传统文明因其发展的领先水平而长期居于东南亚文明的核心地位，并呈放射状散播于周边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因此除了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有一些佛教僧人不远万里，赴印度取经求法之外，从未有官方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之举。 

同治时期，部分开明之士清醒地认识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相继提出了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建议，但都未被获准。直到天津教案发生后，统治者才较深刻地体会到了借法自强的重要性，并制定、实施了派遣学生留学外国的政策，于同治十一年（1872）至光绪元年（1875），先后派遣四批幼童赴美留学。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不容低估。 

留美幼童在留学期间，接受了全新的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教育，在知识结构、思想性格、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仅开阔了眼界，掌握了先进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知识和技术，而且在传播西方近代文化，推动中国社会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以中途裁撤这种悲剧性的命运而告终，但却为以后留学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光绪初年，在总结派遣留美幼童政策的基础上，清政府又实施了派遣学生赴欧洲留学的政策，目的在于学习西方的制船造炮、轮船驾驶技术，为海防建设服务。清政府初期的留学政策因留欧学生的派遣，进一步得到完善，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培养了一批掌握西方先进技术的人才。到光绪末年，庚子国变，为拯救亡国灭种的危机，清政府又推出了鼓励留学的政策，引发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留学热潮。正是由于清政府留学政策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内教育的不足，促使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源源不断地输入国内，对开通社会风气，增进国民知识，加速国内文化事业的发展及政治变革的进程都有积极作用。 

再者，译介西书政策在引进和传播西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学术结构，形成了中西文化的又一次会通融合，奠定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促进了近代国人的思想启蒙，是清统治者主动吸收西学的重要标志之一。 

随着西力东侵，清统治阶级内一些开明官绅逐渐认识到翻译西书在引进西学过程中的重要性。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林则徐为了解西方国家就已在广州组织人员翻译西书和西方报纸，但在当时只是临时的应急措施，并无长久考虑。同治时期，这种需要更加迫切，清政府开始设立专门的翻译机构，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为洋务改革服务，其中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京师同文馆翻译的西书影响很大。 

翻译西书作为西学输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意义重大。通过译书，近代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医学等学科知识系统传入中国，中国逐步建立起近代科学体系，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传统学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如数学方面，西方的对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等近代数学体系开始传入中国，代表性的著作有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几何原本》后9卷、李善兰的《则古昔斋算学》24卷、华蘅芳等译的《代数学》25卷、《三角数理》12卷、《微积溯源》8卷、《决疑数学》（概率论）10卷等，奠定了我国近现代数学发展的基础。化学方面，主要的译著有十余种，多为化学家徐寿所译，其中《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化学考质》等确立了大多数化学元素的名称和各种元素的性质，将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等近代化学的系统知识引入中国，奠定了我国近代化学的基础。此外，关于物理、天文、历史、地理、法律、医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等方面的一些书籍也被翻译过来。 

综上所述，同治时期清政府文化政策的调整，其总的特征可以说是“器惟求新，道惟求旧”。尽管吸收西学的政策，在传统文化政策的链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但从文化政策的主导方面来说，维护传统文化秩序仍是此时政策调整的重点，吸收西学也只是为了保卫“圣道”、服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因而政策调整的结果，传统文化依然占统治地位，未受到根本的触动，近代的文化因素也只是在潜滋暗长，力量还非常弱小，为社会接纳的程度亦非常有限。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低估同治时期清政府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指导下所推行的引进西学文化政策的积极意义。它从官方政策上明确了输入西学的合法性，是中国近代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与清朝中前期的文化政策相比，它打破了崇儒重道的单一政策形态，在客观上塑造了中国文化中西、新旧之学会通融合、并行发展的近代特色，因而可以说，同治时期清政府引进西学政策的实施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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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艳，北京舞蹈学院社科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