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主要探讨史学理论、史学批评和史学方法的著作，它与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同被誉为“双璧”，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史通》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史学理论、史学批评和史学方法方面，在文献学特别是历史文献学方面，也卓有建树。诚如刘知几自言：“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1]而在《史通》“所商略”、“所发明”的诸多领域，历史文献学无疑占有一席之地。以下就此作初步的分析和论述。
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关史学理论探讨的开山之作，《史通》以论史、鉴史、评史为主。但在确定史学研究的范围之时，刘知几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到眼光，把经书也纳入了研究领域。在他看来，经和史在性质上并没有根本区别，它们都是记载以往历史的书籍，经书实际上就是史书。尽管刘知几并未长篇大论地对此进行阐发，但《史通》在论述所有的史学理论问题，进行广泛的史学批评，从事各种史学方法的探讨之时，都无一例外地把经书和史书同等对待，置于同样的天平之上来加以引用和评论。如《史通》第一篇《六家》，专论正史类各家流派的发展演变。其中前三家《尚书》、《春秋》和《左传》，本来皆属经传，刘知几都视为史书，而且是代表了一家流派的史书。他认为，《尚书》是记言之史：“《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春秋》是记事之史：“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左传》则是编年纪事，专释《春秋》之作：“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2]而与之相关的《古今正史》一篇，专门考述古往今来各部正史的渊源流变，其所论述的顺序，也依次为《尚书》、《春秋》、《左传》等书。再如第二篇《二体》，专讲史书的体例问题，而被刘知几视为正史之中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体裁开山之作的史书，其中一部就是《春秋》。即如《易》、《诗》、《礼》这些儒家经典，刘知几也同样把它们当作史籍看待。他说：“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3]可见，凡经孔子整理，并被后世尊称为经的典籍，全都被刘知几归为史书，纳入了史学领域。当然，在年代先后、撰述方式、是非评价等具体问题上，经和史还是有区别的。刘知几认为，经孔子删定的儒家经典，“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4]。并且，“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5]。也因为如此，在刘知几看来，“经犹日也，史犹星也”[6]，经为后世确立了撰史的楷模和准则，并且与后世纷繁的史著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辉煌灿烂的史学文化。可以说，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上升为统治者尊奉的正统思想，儒家经书也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刘知几则把经书当作史书看待，将其纳入史学研究的领域。这在汉代以来的文献学史上，堪称是思想上的一大解放，不仅大大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而且开了后世“六经皆史”之说的先河。
在拓展史学研究范围的同时，刘知几对史学研究的基础，即文献史料予以了相当的重视，在史料的采择、运用等问题上，提出了十分有价值的见解。
就史料的采择而言，刘知几主张广征博采。他说：“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在刘知几看来，但凡古代成功的史学名著，都离不开对史料的广泛搜集。诸如《左传》一书，之所以能囊括春秋各国，详载其间史事，深受学者好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因此说，史料是研究的基础，史家只有广征博采，才能集腋成裘。但是，面对纷繁的文献史料，仅仅博采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善加别择。否则，就会造成史书记载博杂抵牾、是非难辨的情形。诸如“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又如“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至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倘无明白，其谁曰然。故蜀相薨于渭滨，《晋书》称呕血而死；魏君崩于马圈，《齐史》云中矢而亡；沈炯骂书，河北以为王伟；魏收草檄，关西谓之刑邵。夫同说一事，而分为两家，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凡此种种，刘知几列举了诸多实例，来说明善择史料的重要性，强调采摭史料要详加鉴别，严加考核，慎予选择，做到征实不诬，是非可凭。这一主张，是具有相当启发意义的。
但在对史料本身的认识和评价上，刘知几的一些看法不免偏颇。具体言之，刘知几过于推重来自文献典籍、文书档案等书本上的文字记载，而相对轻视出自平民百姓、耆老故旧等民间的口头传闻。在他看来，前者是“当代雅言，事无邪僻”，史家据此撰述，就能够“取信一时，擅名千载”；而后者则是“道听途说”、“街谈巷议”之语，既“违理”，又“损实”，不足采信。刘知几甚至批评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于“殷、周已往，采彼家人”；孙盛撰写《晋阳秋》时，于“梁、益旧事，访诸故老”，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7]，损害了史书的严肃性和可信度。实际上，来自书本上的文字记载也可能有失实之处，出自民间的口头传闻也不乏真实可信之语，关键在于史家的比较、鉴别和采择。即以《史记》而言，司马迁正是在“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基础上，反复鉴别，再三订正，谨慎选择，才得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撰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一代历史学的崭新局面的。刘知几重视前者而轻视后者，反映了其作为正统史家的看法和立场。
在全面总结先秦以来的史学成就，深入开展史学批评之时，刘知几把重点放在史书本身，对史书的分类体例，史籍的渊源流变，史书的编纂方法，乃至史注的类别特色，都做了极有价值的探讨。
在史书的分类方面，刘知几在继承以往学者有关史部书籍分类的基础上，把先秦以来的全部史书划分为正史和杂史两大类，并在两类之下，作了进一步的细类分疏。就正史而言，刘知几商榷古今，纵横千载，把该类著作划分为六家：“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并对各家的源起、特色、得失、流变等问题，逐一作了分析和评论。如《史记》一家，刘知几首先溯其源流，谓“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前后乖舛。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迄乎东京著书，犹称《汉记》”。在述及魏晋以来各家续作之后，刘知几进而评论说：“《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8]对其他各家，刘知几也都原原本本地作了叙述和评论。其后清人浦起龙根据刘知几的论述，将六家分别概括为：“一，《尚书》，记言家也；二，《春秋》，记事家也；三，《左传》，编年家也；四，《国语》，国别家也；五，《史记》，通古纪传家也；六，《汉书》，断代纪传家也。”[9]可以说，这一概括大体反映了刘知几的识见和眼光，也得到了后世学者的一致认同。
刘知几不仅“考兹六家，商榷千载”，而且还进一步将其归纳为编年和纪传两种体裁，并深入分析了二者的长短得失。在他看来，编年体的代表作是《左传》，这类体裁的特色在于：“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其不足则在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因此，若“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纪传体的代表作则是《史记》。刘知几认为：“《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可以说，刘知几对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史书体裁得失利弊的评论，是相当深刻，也是相当确切的。在他看来，尽管编年体和纪传体均有各自的局限，但并不影响它们在史学史上的开创之功和重要地位。因此，刘知几予以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10]
至于杂史，刘知几亦将其称为“偏记小说”。在他看来，该类著作自有渊源，自成一家，不仅“能与正史参行”，而且流别繁杂，“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刘知几不仅将杂史细分为十类，而且对每一类著述都予以简要的介绍和评论，既阐述其作用和价值，又指出其缺陷和不足。以偏记、小录为例。刘知几说：“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至于其他各类，也大多“得失纷糅，善恶相兼”，刘知几也都一一作了评述。在清醒地认识杂史一类著作长短得失的基础上，刘知几鲜明地提出了善加别择的主张，他说：“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欲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应该说，这一看法是相当有眼光的。
值得一提的是，刘知几还对史注作了分类并进行了评述。史注，即对史书的注释，最早始于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史学的发展和史部著作的独立，对史书的注释也发展起来，其中尤以对《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诸部名著的注释为盛，诸如徐广的《史记音义》，裴骃的《史记集解》，荀悦、服虔、应劭、李斐、李奇、如淳、韦昭、晋灼等各家的《汉书》注，刘昭的《后汉书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等等，乃至出现同一史书，注释达数十家的繁盛情形。刘知几以一个史学家的敏锐眼光，不仅关注到这一现象，而且还首次对其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在他看来，这些为数众多的史注，据其内容和性质，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训诂考释。这类史注实际上从经注衍生而来，即用注经的方式来注史，重在文字、音韵的训诂考据。刘知几说：“昔《诗》、《书》既成，而毛、郑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进此二名，其归一揆。如韩、戴、服、郑，钻仰六经，裴、李、应、晋，训解三史，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另一类则是广异补阙。此类史注重在增补原书的阙略或传闻异辞之处，即以史注史，引史注史，以搜罗异闻，拾遗补阙为目的。对此类史注，刘知几又将其细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他人所注，另一种则为作者自注。他说：“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刘知几对史注类别的划分，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对两类史注的看法上，却有轻重轩轾之别，即重训诂考释而轻广异补阙。刘知几把训诂考释一类的史注视为注家正宗，而对广异补阙一类的史注多所批评，认为它们“言尽非要，事皆不急”，“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诸如裴松之《三国志注》“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又如陆澄为《汉书》作注，“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因此，刘知几断言，此类史注“难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11]。实际上，重在广征博引、拾遗补缺的史注，无论是他人所注，抑或作者自成，由于所搜罗的大量文献资料可补原书之阙略，足资后人之参考，故而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历来为后人所重，此前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此后的司马光《通鉴考异》，皆荦荦可见。刘知几的这一看法，不免失之偏颇。
在史籍的渊源流变方面，刘知几也多有概括、叙述和评论。作为一部总结性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在探讨史学方法，进行史学批评，论述相关问题之时，均极为重视对其源起、发展、变化的考辨。具体到各部史书，特别是其中的正史，刘知几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对它们的作者、撰写情形、成书过程、内容特色，以及流传、影响等问题，都作了专门的考述。以《汉书》为例：“《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乃起元高皇，终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上下通洽，为《汉书》纪、表、志、传百篇。其事未毕，会有上书云固私改作《史记》者，有诏京兆收系，悉录家书封上。固弟超诣阙自陈，明帝引见，言固续父所作，不敢改易旧书，帝意乃解。即出固，徵诣校书，受诏卒业。经二十余载，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受读。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类本书。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 [12]这段文字，原原本本地叙述了《汉书》的作者、撰写缘由、成书过程，流传影响，甚至还涉及到其注释情况，完全可以说是有关《汉书》的一篇史书文献史。对其他各部史书的考述，也大率类此。为人们全面了解各部史书的具体情况，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参考。
在史书的编纂方法上，《史通》主要探讨了纪传体史书中各类组成部分的由来、性质、地位和作用，并对前人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以其中的本纪为例。刘知几说：“昔汲冢竹书是曰《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时之正朔，服孔门之教义者，虽地迁陵谷，时变质文，而此道常行，终莫之能易也。”在明确阐述本纪在纪传体史书中的性质、地位、作用的同时，刘知几对司马迁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史记》分别列之于《周本纪》、《秦本纪》之中，实为名实不符，自乱其例。在他看来，“若以西伯、庄襄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据此，刘知几明确提出：“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并且“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由此可见，刘知几对本纪这一体裁性质的认识和记述范围的界定，不仅相当深刻，而且还颇具科学性。
综而论之，刘知几对古今史书，不仅辨其类别，析其体例，还溯其渊源，考其流变，并加以分析评论，可以说，很好地起到了史部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在重点探讨史书的分类体例、编纂方法以及渊源流变的同时，刘知几对史书的内容记载也作了考订和辨正。应当说，《史通》一书，始终贯穿着崇真黜虚、客观求实的精神，诸如主张修史要实录直书，采摭史料要考核征实，史书体例也要循名责实，等等。反映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就是重视对史书真伪、特别是对史书内容记载真伪的考辨。刘知几认为，文献记载有真伪，有得失，有虚妄，必须进行辨伪考证。即以孔子删定六经而言，也同样如此。他说：“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13]有鉴于此，刘知几特别对《尚书》和《春秋》两部“远古之书”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并进行了深入的考辨。
以《尚书》为例。刘知几对其中有关史事的记载，提出了十条疑问。如关于尧、舜禅让的问题，刘知几认为其事难明，其言难信。他说：“《尧典序》又云：‘将逊于位，让于虞舜。’孔氏注曰：‘尧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禅位之志。’案《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授为疑。然则观此二书，已足为证者矣，而犹有所未睹也。何者？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14]可见，刘知几以文献记载为依据，又以近世以来司空见惯的篡夺之事为旁证，认为《尚书》有关尧舜禅位的记载大可怀疑，尧舜相授实际上并非禅让而是篡夺。
再就《春秋》而言，刘知几不仅大胆提出了“其所未谕者有十二”的疑问，而且还直接指出了“其虚美者有五”的问题。在他看来，“世人以夫子固天攸纵，将圣多能，便谓所著《春秋》，善无不备。而审形者少，随声者多，相与雷同，莫之指实”，因而他细加审核，发现《春秋》亦多有缺载失实之处，并非如人们所推崇的那样至善至美。如“所未谕者”之一，刘知几指出：“观夫子之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魏，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又如“其虚美者”之一，刘知几认为： “《春秋》之所书，本以褒贬为主。故《国语》晋司马侯对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至于董狐书法而不隐，南史执简而累进，又甯殖出君，而卒自忧名在策书。故知当时史臣各怀直笔，斯则有犯必死，书法无舍者矣。自夫子之修《春秋》也，盖他邦之篡贼其君者有三，本国之弑逐其君者有七，莫不缺而靡录，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无乃乌有之谈欤？”[15]诸如此类，凡《春秋》一书褒贬失实、传闻失真，阙略讹误之处，刘知几皆一一“徵其本原”，详加考辨，表现出非凡的胆识和敏锐的眼光。
在重视辨伪考证的同时，刘知几还深入分析了史书记载致伪的原因：“夫传闻失真，书事失实，盖事有不获已，人所不能免也。至于故为异说，以惑后来，则过之尤甚者矣。”[16]这就是说，致伪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就客观原因而言，刘知几指出：“夫学未该博，鉴非详正，凡所修撰，多聚异闻，其为踳驳，难以觉悟。案应劭《风俗通》载楚有叶君祠，即叶公诸梁庙也。而俗云孝明帝时有河东王乔为叶令，尝飞凫入朝。及干宝《搜神记》，乃隐应氏所通，而收流俗怪说。又刘敬升《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致梁武帝令殷芸编诸小说，及萧方等撰《三十国史》，乃刊为正言。既而宋求汉事，旁取令升之书，唐征晋语，近凭方等之录。编简一定，胶漆不移。故令俗之学者，说凫履登朝，则云《汉书》旧记；谈蛇剑穿屋，必曰晋典明文。遮彼虚词，成玆实录。语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17]可见，世俗好奇尚异，多有传闻影响之词，史家不加别择，率尔轻信，采而录之，由此而造成史书记载中出现各种各样的伪事、伪说。再就主观原因，也就是人为的造伪来看，刘知几又进而将其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迫于某种压力而言不由衷，不得不为伪说，刘知几清醒地看到：“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是以隐侯《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18]刘知几还进一步阐发说：“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19]还有一种则是出于某种原因而故为曲笔，造作伪说。刘知几对此尤为不满，他尖锐地指出：“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录》滥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20]他如“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而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遂云马叡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可谓助桀为虐，幸人之灾。”[21]刘知几认为，“此并向声背实，舍真从伪，知而故为，罪之甚者”[22]。由此可见，故为曲笔，造作伪说、伪事者，代不乏人，亦代有其书。
针对史书内容记载致伪的原因，刘知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认为，要避免客观原因，就要重视考辨，提高见识。因为“兹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或采彼流言，不加铨择；或传诸缪说，即从编次。用使真伪混淆，是非参错”。所以，作史者必当“讨群儒之别义”，并“征诸子之异闻，加以探赜索隐，然后辨其纰缪”[23]。而要避免主观原因，只有提高史德，出以“公心”，既不屈从于压力而舍真从伪，也不因个人好恶而有所偏私。这一主张，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但是，也应指出，刘知几在强调崇真黜虚、重视辨伪考证之时，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这就是儒家的名教准则。他说：“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24]可见，当真伪、直曲与儒家名教发生矛盾时，刘知几选择的是后者，即以儒家的名教作为评判真伪、直曲的最终准则，如果能够“激扬名教”，惩恶劝善，即使有所隐讳失实，也是可以允许的。这不能不说是其历史的局限。尽管如此，刘知几对辨伪的重视，对诸多伪事、伪说的揭露和批评，对致伪原因的分析，以及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仍然颇具可贵的理性认识，不仅在文献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促进了其后辨伪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说，刘知几既是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又是一个杰出的文献学家，《史通》在文献学上的成就，确实值得我们认真予以总结。
[1]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十《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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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黄爱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曾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