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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刍议

钱逊

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如何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着一种颇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可以调和的体系，或者并行不悖的体系”[1]。人们从这个认识中引出了不同的结论，有人据此反对马克思主义，说要继承、发扬中华文化传统，就必须抛弃马克思主义；有人则据此认为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就会背离马克思主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批判、否定传统文化。他们立场不同，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不同，甚至根本对立，而他们立论的依据却是一个——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根本对立，不可并存的；他们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也是一样的——一方吃掉另一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果然是水火不相容，不可并存吗？回答这个问题，涉及许多方面，需要认真作一番分析和思考。

一、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首先，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批判资本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先进新文化的同时，曾反复说明，文化发展有其继承性，社会主义新文化只有在利用前人已有文化的基础上才能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讲到，任何一种思想观念，都必须在利用前人已有的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在讲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时，恩格斯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资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事实中。”[2]列宁则直接讲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他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3]

在中国，毛泽东在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也强调了学习和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又说：“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创建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个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想。1951年，他又明确提出了对旧文化“推陈出新”的要求。可惜，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文革”十年更背道而驰，把历史视作一个巨大的垃圾堆，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彻底打倒；原本正确的思想被遗忘或抛弃，既扭曲了党的政策方针，干扰了国内的文化建设，也破坏了党和国家在海外的形象。

在经过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后，1997年党的十五大突出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问题，并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文化既“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一论断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一脉相承，指明了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系。

二、传统文化的二重性

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对立、不可并存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说传统文化是唯心主义的，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传统文化产生、发展于古代社会，不可避免有其时代的局限。但重要的是，要看到传统文化与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是有二重性的。马克思在论及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管理时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性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价值增值过程。”[5]作为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它具有普遍性，适用于不同的生产方式；不论在什么社会制度下，只要是社会化大生产，就都需要这样做。但在资本家手里，它又成为资本家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手段，这是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殊性。它既是资本主义的，又是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化大生产的，这就是它的二重性。资本主义榨取最大利润的这一面，是我们要否定的；而作为大生产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则是我们要学习和继承的。

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了它的二重性。马克思说：“我们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6]黑格尔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它把辩证法神秘化了，在这一点上，它与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是“完全不适用的”；但他对辩证法规律的阐明，“却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7]恩格斯说，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8]。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应做这样的分析。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产生、发展于古代等级制社会，其具体的形态和内容，不能不带有时代性；从总体上说是为等级制社会服务的。但作为民族的文化，它是我们先人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有着普遍性的品格。拿我们民族的爱国传统来说，在我们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中，苏武、岳飞、文天祥、林则徐……无数义士的英雄事迹，构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他们身处不同时期，其具体活动内容都带有各自所处时代的特殊性，总的来说都是服务于当时的王朝；曾经有人据此而认为应该加以否定，不值得继承。这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没有看到在特殊性之中包含了普遍性。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具体表现之中，贯穿着一个共同的思想和追求，这就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为国家、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是我们民族爱国传统的核心和实质。

这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不仅表现于古代与现代之间，在同处一个社会的不同人群之间也有其表现。列宁曾经说过：“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9]这是说的民族文化的阶级性，不同阶级有自己不同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也不例外。从古代到近代，我们都可以看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两种文化。《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一节，官府与梁山好汉对此事有着根本对立的态度，一方认为是大逆不道，另一方则认为是替天行道，表现出对立的两种文化。但这两种文化并不是截然分离，互不相干的；在他们双方的不同中又有同，他们所依据的道德原则是同一个：不取不义之财；而他们对何谓义与不义的理解又截然不同，根本对立，所以同又表现为不同。作为民族的特征之一的民族文化，在民族的共同生活中形成，是一个整体。它的一些基本思想、精神和思维方式、道德要求，总是为各个不同阶层、不同阶级的人们所共同接受、遵守和提倡；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了。而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人们对它又总是有不同的理解，从而赋予它不同的具体内容；共同的民族精神，通过不同阶层、不同阶级人们的不同理解而表现为不同的内容。正是这样，因为利益的对抗，统一的民族文化就分裂为两种文化。所以，两种文化、两种传统既对立，又相通，是同一民族文化的不同表现。传统文化既是分裂的，又是统一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就是共同的文化精神与不同的具体思想、道德要求的统一。

总之，传统文化的二重性，这是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的基本理论出发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他特别强调，这“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非此即彼的两种主张的争论，究其认识上的根源，就在于没有认识这个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互相联结的道理，没有认识和研究传统文化的二重性。

从对传统文化二重性的认识出发，就可以懂得，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是二重性的，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相容相通的一面。对待传统文化不应全盘否定，也不应全盘肯定，而应该是抛弃其带有时代特殊性的成分，继承、发扬其普遍性的、有益的优秀成分。传统文化中的普遍性的和特殊性的这两个方面，不是传统文化的两个部份，而是互相联结的两种性质。普遍性的内容总是与时代性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存在于时代性的形态之中，通过其时代性的具体内容而表现。所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是简单地挑拣分类，而是要对传统进行分析，从其时代性的具体形态中，剥离出其具普遍性的成分，从而抛弃其形式，救出其内容。对传统中普遍性内容的继承也不是简单地拿来就用，还必须立足于现时代的需要，对它做出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这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批判、继承、创新、发展相统一的完整的过程。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推陈出新。只有经过这样的推陈出新的过程，才能使“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要求得到落实。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互补性

以上是从理论上分析应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以下将进一步比较具体地考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二者的关系。

比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着互补性。

首先，拿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来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是两类不同的思想学说，它们的内容、特质，在总体上就存在着互补性。人类生活面对三方面问题：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和改造自然；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认识和改造社会；处理人自身安身立命的问题，认识和改善人生。相应的，人的认识领域也有三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生的学问。三者缺一不可。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学说。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的伟大贡献是两个：第一，“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即发现了唯物史观；第二，“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即发现了剩余价值，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0]这两大发现主要是回答第二方面的问题，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学问。儒学的核心则是“做人的道理”；虽然儒学也曾为统治者用作统治的工具，但它的根本精神是“以修身为本”，是回答第三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人生的学问。正是在这一点上，二者存在互补性。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实践中，曾经看到这种互补性，自觉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以指导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传统人生学说，突出强调党员的思想修养。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刘少奇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强调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提出了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要求和方法；毛泽东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传承传统人生价值思想，教育党员和革命群众。这些成果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对党员及革命群众的教育起了极大的作用；几代共产党员和青年都受到教育，在这些著作影响下成长。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党和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都面临执政党地位的严峻考验，更需要发扬这一优秀传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党员的思想修养。不仅如此，党成为执政党以后，还担负着领导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为此迫切需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学说。而这种新的人生学说的建立，只有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生学问的精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学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课题。

从更广的背景上看，上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容、特质上的不同，也反映着中西文化和哲学的重大区别。

西方哲学关注的是世界究竟是什么。恩格斯曾经论及哲学的基本问题，他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11]

中国古代哲学所关心的，则不在于世界究竟是什么，而在于人应该如何行动，诸如人应该如何生活？如何管理社会？如何对待社会、他人和自然？等等现实的人生问题。中国人关注的中心始终是人，探究对自然的认识也是为了回答人世的问题。荀子的话“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很清楚地反映出这个特点。正因为这样，天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事活动与天（外间世界）的关系怎样？天道运行的规律怎样，怎样从对天人关系和天道运行规律的认识中来探索人道——就成为最基本的问题。至于“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先秦的一些思想家似乎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因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也是模糊不清的，以致现在人们想要确定他们的思想究竟属于唯心论还是唯物论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从中西文化和哲学的这种不同之处，可以看到摆在人类面前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世界本原、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一个是究天人之际的问题。前者源于人类蒙昧时代的愚昧和认识的不足，关注的中心是人的认识与其对象的关系；后者直接从历史和生活经验中提出，关注的中心是社会人事与外界世界的关系。这是两个相互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可以说，它们是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发展自己必然要面对的两个基本问题；或者说，它们是人类与人之外的世界（或对象）的关系这个总问题的两个部分、两个方面。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分别突出了其中的一个，由此而形成中西哲学的不同。如果说西方哲学是爱智之学的话，中国哲学则是证道之学。由此也就带来东西文化的一系列特点。比如西方重科学，讲征服自然，讲“知识就是力量”，中国重道德，讲赞天地之化育,讲修身为本；西方发展了科学，中国发展了人文精神，等等。从中西文化的差异这个角度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补就有着更为深刻和广泛的意义。

以上所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上的互补性。就局部的具体的问题来说，不同学说的思想体系不同，在各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有不同，但他们探讨的问题许多是相同的，具体问题上的思想观点也往往有某种互补性。这种互补性表现为不同的情形，或者是观点相通、相近而表述形式不同，可以互相参照；或是对某个问题的认识各自突出阐发了其某一个方面，可以互补不足；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一方面，需要对各个问题一个个地作具体的研究分析，这里且举二例：

（1）对立统一

对立统一是宇宙万物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丰富的辩证思想，中国哲学中的“两一”问题说的就是对立统一，二者是相通的。同时中国古代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又有不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12]；中国古代辩证法则强调“和实生物”和“致中和”、“仇必和而解”。对立方面的斗争与和谐，是构成事物发展的两个方面；事物的发展总是既有斗争，又有和谐；两个方面各有其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中国古代辩证法各自强调了一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和谐、统一，但对和谐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恰恰是中国古代辩证法发挥了这一方面；中国古代辩证法也不是否定斗争，但对斗争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缺乏足够的重视，有某种忽视斗争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关于斗争绝对性的思想可以克服中国古代辩证法这方面的不足。综合二者之长，可以达到全面的认识。

当代学者张岱年早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综合创新，对于事物内部对立双方冲突与和谐这两个方面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张岱年肯定辩证唯物论关于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斗争绝对性的思想，对“仇必和而解”和《中庸》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对立之两方，如一方胜过一方而容纳之，可谓和解；如一方胜过一方而消灭之，则非和解。和解亦暂时的。旧有矛盾和解，新生矛盾又起。如是不已。故宇宙变化无穷无息。”[13]《中庸》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实为不可能的”，“就实际言之，和谐是暂时的，冲突是经常的”。[14]同时他对和谐的意义和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和谐是一切新事物生成的基础。他说：

凡物之毁灭，皆由于冲突；凡物之生成，皆由于相对的和谐。

如无冲突则旧物不灭，而物物归于静止。

如无和谐则新物不成，而一切止于破碎。

……

凡物之继续存在，皆在于其内外之冲突未能胜过其内部的和谐。如一物失其内在的和谐，必

由于内部冲突而毁灭。

乖违为旧物破灭之由，和谐为新物生成之因。事物变化，一乖一和。[15]

他又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改写为“万物并育，虽相害而不相灭；道并行，虽相悖而亦相成”。[16]在《自述四十岁前为学要旨》中，他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概括为：“矛盾为变化之源，和谐为存在之基。”[17]综合了两种辩证法思想的合理成分，对斗争与和谐的关系问题做出了较全面的回答。

无疑，全面认识斗争与和谐的关系及他们各自在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对于实践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2)人性论

心性学说是儒学的重要基础，关于对人性的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料。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西方人性学说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人性学说都限于对共同人性的探讨，属于抽象的人性论。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指出阶级社会中人性带有阶级性，是人性理论的重要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人性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反映了人性问题认识上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反映了人性本身包含了不同层次的事实，反映了人性发展的复杂性。

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认识到人的阶级性的问题，是它的局限性。吸取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的精华，可以使儒学人性思想更加完善。而儒学对共同人性的探讨，也不乏真理性的成分。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阶级性的论断,有过片面和绝对化的理解。吸取传统儒学中人性思想的精华，可以纠正这种片面的错误理解，对人性问题有全面的认识。

以上二例都说明，在这些问题上正确的选择不是非此即彼，一个吃掉一个，而是取彼之长，补己之短，相互吸取，综合创新。

四、儒学和传统文化需要吸取马克思主义之长以发展自己

中华文化是多种文化不断相互冲撞、相互吸取和融合的过程中发展的，几千年中经过几个阶段几次大的融合,形成了现在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18]在这个过程中,儒学也不断吸取其他学派的思想发展自己。先秦百家争鸣,儒家即已吸取各家之长；汉代虽独尊儒术,实际却是阳儒阴法,霸王道杂之；宋代道学,称为新儒学,更是在吸取佛道的基础上才有此发展。不断吸取其他文化思想的精华,是儒学不断发展的生命力所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相互吸取和融合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儒学发展中的关键问题。百多年来先贤已经对此做过许多探索,其中如张岱年对“将辩证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及中国哲学关于人生理想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创立新哲学,做了“初步的探索”[19]。冯友兰、梁漱溟、贺麟、牟宗三、唐君毅等人,也都以不同的方式探索融合中西、发展儒学的道路。他们的工作构成儒学发展的新阶段,被称为当代新儒学。

融合中西、发展儒学和中华文化的过程,至今并没有完成。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吸取马克思主义的优秀成果以发展儒学,是儒学进一步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和伟大发现,是发现了唯物史观,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指出,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一切政治的、道德的和哲学的思想,都应该从它所处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得到解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各种学说,都只是从人们的思想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中国传统思想,包括儒学在内,也不例外。应该承认,这是传统思想学说的一个弱点。正是由于这一弱点,近代以来儒学的发展中存在着如林毓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的倾向。它表现为夸大思想文化的作用,一方面把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和发展中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文化问题,归罪于传统文化；一方面又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某种思想之为当权者和大众所接受和采纳。在思考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现代价值的时候,则表现为一种流行的思维模式:“传统文化的某某思想,对于当前的某某问题可以有某种作用。”只从思想出发思考问题,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缺乏关注。

事实上,当代传统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从根本上说,不是思想上的挑战而是社会发展现实的挑战,最迫切的问题是研究当代社会变迁带来的问题和需要,对传统文化和儒学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发展,以回答当代现实问题,适应时代要求。而“借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的倾向妨碍着儒学的推陈出新和回答当代的现实问题。传统文化和儒学要有真正的发展，必须突破这一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为我们克服这一倾向指出了方向。吸取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将开辟传统文化和儒学发展的新阶段。

五、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就是：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这应该成为我们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指导方针。革命战争年代，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三大法宝，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建设年代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这一根本方针的丰富发展。现在，在文化建设上提出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也是对这一根本方针的具体运用,它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要求。

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异质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冲击日益增强；国内有所谓“信仰危机”，人们普遍感到缺乏精神支柱；台湾的台独势力竭力推行去中国化，千方百计割断台湾与中华文化的联系。在此情况下，我们需要高举两面旗帜: 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和中华文化的旗帜。作为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我们要高举中华文化的旗帜。“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法反映了这个要求。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也不是现在才提出的，而是早就已在实践的问题。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项事业后来中断了，现在需要重新提出来，并且加以强调。如前面所说到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党外的学者如张岱年，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就都在这方面做了很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们的工作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给以总结，吸取其优秀成果，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促使传统文化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他们的经验已经证明，这样的结果，不是一个吃掉另一个，而是和而不同，二者都得到发展；不仅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而是在实际上加强了这种指导地位。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是极其宝贵的，我们要认真总结，加以继承发展。

高举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两面旗帜，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者：钱逊，清华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常学智

[1] 见1990年12月26日《文汇报》。

[2] 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页。

[3]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9页。

[4]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99页。

[5]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6]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7]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30－531页。

[8]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年版序言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