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至14世纪时期，我国境内先后建立了辽、金、元等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其祭天礼，虽基本沿袭我国祭天古制。但它们各自均有其特点，本文拟就辽金元祭祀礼制的发展过程及其祭天的特点，作一分析。

一、祭天礼制的历史渊源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封建帝王的祭天礼制，是指帝王举行祭祀昊天上帝之礼的制度。所谓“祭”就是中国古代祀神或祭祖的统称。“祀”即“祭祀”。《左传·文公二年》载：祀，国之大事也。这是说古代祭祀神祖之事是列为国家大事。祭祀之事有“祭”、“荐”之分。所谓“荐”指无牲而祭；“祭”则是加牲而祭。 

　　中国古代帝王所以视祭天为国家第一大事而进行，有一定原因。传说远古时期，大约距今７０００年前，伏羲氏统治时期，亲自进行观象天地与万物，认为宇宙形成的过程，是初有太极。太极是天地未分离时一种物质性的浑沌元气。这种浑然之气是造分天地的根源，故天由无限无形无象的元气充满。古人在观察宇宙变化的过程中，还观察到太极动而生阳，静则生阴。《易·系辞传》中说：“一阴一阳谓之道。”以阴阳学说解释自然界各种事物的运动规律，人们发现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有阴阳之分，阴阳升降，周而复始。正因为有阴阳变化运动，宇宙间才产生无穷的变化。天地是宇宙间最大的阴阳。按阴阳学说论述，天为阳，地为阴，天居上，地居下，南北对峙，上下相对，万物产生于天地之间。故老子《道德经》中将这种自然现象说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说万物本身赋有阴阳二气。地上之水上升，经阳光照射，升化为气，水蒸汽在大气层中不断凝聚，成为雨露降到地面，则产生万物，万物再受到天体中太阳的照射及雨露的滋润，不断生长、发展，产生新的物质。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一运动的不断进行，使宇宙中不断派生新生命，这都是阴阳二气交感的结果。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就是说世间万物必须阴阳相和。《易经》说：“法象莫大乎天地。”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古人在观察天下万物变化时，认为天体乃为最大，对人类的影响力也最强。因而，人们将天体看作“神”或“上帝”，并因天体的昊然广大，而称为“昊天”。从“神”字义上看，《说文解字》说，“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徐浩注：“天地生万物，物由主之者曰神”。在这层意义上，“神”是主宰宇宙间万物的力量，是天地间正常的现象，是所有生命存亡的根本。这里不难看出，古人将宇宙自然运动规律，认为是神或上帝在进行主宰。所以，他们要尊敬它，世间的一切事情都要奏告它。在这种自觉与不自觉之中，祭天活动，随之诞生。 

　　我们中华民族，由帝王亲自祭天的历史，渊远流长，且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早在唐尧虞舜时期，即有冬至日举行祀天大典之事。帝王在冬至日举行祭祀昊天之礼，有两层含义，一是将自然界的各种阴阳现象，与人类社会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相结合分析，将天地的阴阳，用于人类性别上，将人分为男女长幼。则天为父，地为母，而生六子，六子又生男女，且有长幼之别，而帝王则以“天之长子”自称，在地上替天行道。故《易经》说：“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二从阴阳学说角度，分析四时气候的变化及其对各种事物的影响。古人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太极生阴阳，阴阳生四象。四象即天地二气在自然界中的变化，也就是四时。他们认为，天地间的变通莫大乎四时，即春夏秋冬。四时运动的规律反映着阴阳气的升降及对世间各种事物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一般来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存在着由隐伏、发生、少壮到繁盛、衰老、死亡的运行规律。这种规律表现在万物与四时阴阳气的变化上，其规律：一年中，阳气从正北方的十一月（即子月）始生，经过十二个月运行，又回到正北方而终，成为纯阴气。阴气从正南的五月（即午月）而生，经过运行又回到正南方而终尽，成为纯阳气。故一年中，农历十一月分是阴气最旺盛季节，也是阳气始发之时。所以，阳气生于子月而旺于午月，阴气生于午月而旺于子月，阳气进则阴气退，阳气退而阴气生。一进一退，一升一降，形成周期变化。由于阴阳气的消长，影响四时气候的变化，阳光对万物的作用也就不同。世间万物，从春天始生，到冬天而成终又成始。这种运动经过３６０天完成。每年冬至日，正是太阳到达黄经２７０°（即冬至点）时，为冬至节令的开始。大地开始进入数九寒天季节。太阳直射南回归线，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最短，黑夜最长。从此以后，北半球的白天就长了，日出日落的方向也逐渐北移。从这天起，万物在太阳的作用下，经过春生、夏长、秋实之后，已疲劳，衰老不堪，气息奄奄，因而，进入冬藏阶段。这一时期，是万物归藏季节。再继续运行后，冬末春初，阴阳交替，旧的生命停止，新的生命又开始，万物的新陈代谢始终相因，如此往复，生生不已，无有穷尽。这一道理告诉人们，事物的发展都有阶段性，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要向相反或新的方面变化。故古人用阴阳生成理论，论述宇宙生成自然的原理，用以推测未来世间一切事物的变化规律。帝王选择这一天进行祭祀，正因为冬至这天，为一年阳气上升之始，它象征着事物向新的方面转化，经过新的循回往复，使之帝业兴旺发达。因而，历代帝王都在冬至日举行祭天大礼。这种按时祭祀的制度，称为“时祭”。 

　　“时祭”始于远古的尧舜时期。周代祭制初具。历代相沿，仪制基本未改。周制，天子每行祭天，均于都城之郊，故称“郊祀”或称“天郊”。周代祭天之礼，仪制甚重。规定：凡天子亲祀，祭品用牲，行礼设乐，共行七献礼。汉承周制，成帝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御使大夫张谭曾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遂定建始二年（前31）正月，于长安南郊举行祭祀。武帝改定冬至日，在南郊祭天，除立乐府，并作郊祀歌。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不已，郊祀之制多变。有时于南北郊分祭天地，有时则于南郊并祭天地。其仪制逐渐完善，车服等制基本成制。魏帝祭天，用大驾卤簿，乘金根车，衮服。西晋袭之。东晋不设大驾，用法驾，乘金根车。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改用大驾卤簿，乘玉辂。南梁天监七年（508）又改乘金辂，由太仆卿驾驭。北周帝设大驾卤簿，乘苍辂，玄冕。北魏始于东西郊设坛行祭天礼。此时，皇帝亲祀礼，仪制有五：斋戒、夕牲、进熟、三献、就燎。南朝宋武帝南郊亲行礼，帝斋戒十日，散斋七日，致斋三日，致斋之日，皇帝身着绛纱袍，黑介帻，通天金博山冠。祀前一日，未时五刻（１４点１５分），公卿众官于坛东就位，行夕牲礼。经省牲、诣庖，以二陶豆乘牲毛血。一奠于皇天神座前；一奠于太祖神座前。祭祀之日，皇帝服龙衮，平天冠，乘金根车，至坛东门外，博士、太常引皇帝入黑攒，太祝令执匏陶，以酒灌地，帝再拜。而后皇帝至南阶脱鞋升坛，三献后就燎。就燎时皇帝于燎位向南而立，太祝令奉牲玉馔物登坛施设，治礼举手说道：“可燎”。三人持火炬点火，坛东西各20人以炬设坛，火半柴倾，博士宣布：“事毕”。皇帝出。至隋唐，南北郊祀之礼遂成定制。其仪制程序加为六，卜日、斋戒、陈设、省牲器、奠玉币、晨裸；进熟、馈食。唐代统称为“祭祀之节”。宋代相沿未改。 

　　历代帝王祭天，不仅有“时祭”，还有“类祭”。所谓“类”是专指祭天。郑玄解释说：“礼祭上帝于圜丘”谓之“类”。五经异义解释为：非时祭天谓之类，言以事类告也。王制云：天子将出，类于上帝。这是说国家有出征、婚丧、地方遭灾等大事时，帝王要举行大礼告祭上天。据《书·舜典》载：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遂类于上帝。又据《史记》载：舜摄天子之政，东巡岱宗，焚柴告至。故此后有焚柴烧燎以祭天神之礼。唐代皇帝每于亲征前，均要祭告昊天上帝，名之为“类于昊天上帝”。这种类天礼历代相沿不改，其制度的形成，是因帝王以天之子自称，在世上替天行道，故国家每有大事必要报告上天之神，以祈祷昊天神灵保佑。 

二、辽金元祭天仪制 

1、辽代祭天仪制 

辽代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其祭祀天地之制谓之“祭山仪”、“祭日仪”。辽制，每年冬至日于木叶山设立天神、地祈×神位，举行祭祀典礼。辽无坛制，祭前于山顶中立君树，前植群树，以象征朝班，又植二树，以为神门。祭品用赭白马、玄牛、赤白羊，皆牡。届时，先杀牲，割肉悬挂在君树上。太巫用酒祭牲。皇帝身穿金文金冠，皇后穿红袍等，帝后骑马，群臣与命妇分别立于南北各部旗下从之。帝后于君树前下马，升南坛至榻坐。群臣等依次入位，合班拜讫。帝后至天地神位致祭，官员读祝文。北府宰相及惕隐依次于君树、群树前致祭。奏乐。群臣及命妇退。皇帝率亲族绕神门树三周，余族绕七周。帝后再拜，官员等皆拜。上香，再拜。帝后升坛，至龙纹方茵席处坐。再到东所祭。巫身穿白衣，惕隐头戴素巾。巫致词三次，每次帝后皆拜一次，群臣随拜。帝后各举酒肉祭奠两次。大臣等随奠。命惕隐向东掷酒肉。帝后拜六下，大臣随拜。帝后复位坐，命中丞奉茶、果、饼、饵于天地神位祭奠。执事郎君执福酒、胙肉到帝后前，太巫奠洒讫，帝后再拜，大臣随拜。帝后一拜后饮福，受胙后复位坐。在位者皆依次饮。帝后率群臣复班位，再拜，退。 

辽每于冬至日除行祭山仪外，在行冬至朝贺礼时，帝后亦行拜日礼，群臣陪拜。同时，于冬至日须屠杀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由皇帝望祭黑山。并由五京进纸质人马万余，焚之以祭。这是因为契丹人以其国境北之黑山，视为该国之魂魄，因以祭之，若不祭不敢进山，契丹人视此祭俗甚为严畏。 

2、金代祭天仪制 

金代是女直族建立的政权。金因辽制有拜天之礼，每年于重五、中元、重九等节日行拜天礼。其仪制是，用木刮作一个舟状的木盘。放在高五六尺架上，盘内放入食品。聚宗族行拜。若在常武殿筑台行礼则最为隆重。届日黎明，陈设毕，众官员分班于球场乐亭南等候。皇帝服靴袍，乘辇自球场南门至拜天台，降辇至褥位。皇太子以下百官皆入褥位。皇帝上香、排食抛盏，跪饮福酒。依次行再拜礼，官员陪拜。礼毕。皇太子以下先出。皇帝回辇至幄次更衣，行射柳击球之戏。 

　　金亦于冬至日行祭天之礼。金太宗即位后，始设位告祀天地。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至章宗明昌年间，其祭祀制度逐渐完备。金代祀制较辽更为接近汉族制度。大定十一年八月，金世宗完颜雍下诏令，规定十一月十七日（冬至日）行南郊礼，合祭昊天上帝及皇地祈×，此为大祀之礼。祭祀前一日，将郊祀之事奏告祖先。自此金祭天之制始定。其所用处所为南郊坛，又称圜丘，其坛设在金中都丰宜门外东南（今北京丰台区石门村附近），垒筑圆坛三层，每层各十二个台阶，各按十二辰位分布。围墙三层，四面各有各座门。坛的东北有斋宫。正南设有厨库。金南郊仪制，祀前七日，进行斋戒。所谓“斋戒”即是祭祀者为表示对神祖的虔诚，在行礼前在斋宫进行洁身吃斋，净化思想的制度。金代斋戒制沿用唐制。按照规制，斋戒时间是散斋四日，致斋三日。斋戒前七日众皇亲、百官分别于宫省及尚书省行誓戒礼。时，摄太尉官读誓文。礼毕，皇帝于宫外进行散斋四日。致斋之日，皇帝于大安殿行斋戒礼。礼毕，众官皆退，皇帝入斋宫就座。斋戒期间，各执事官于正寝住宿，治事如故。祀前各有司清扫祭坛及官员住所等处，并设置登歌乐器等。前一日，奉礼郎等安设皇帝等行礼位次。司天监会同郊社令排设昊天、皇地神牌位，并以金太祖、五方帝等各神位为配享。神位旁均设笾豆等祭器，内装干果肉等祭品。下午未时三刻（１３点４５分），礼直官与礼部尚书等员行省牲仪。古制省牲称“夕牲”，是祭祀前展视牲具，准备祭祀用的牲畜。《周礼》称之为“展牲”。凡祭祀天地用牲，祭祀前一天未时五刻（１４点１５分）举行夕牲仪。公卿京尹等众官俱至坛东就位，太祝史牵牲入，执事官跪曰：“请省牲。”乃太祝令绕牲，后举手曰：“充。”太史令牵牲就庖，以两陶豆乘毛血，一奠于天神座前，一奠于太祖座前。金代省牲仪，沿唐制。其制：太祝等员牵祭牲入祀所，礼部等处大员至省牲处，清扫祭坛毕，礼部尚书等员检查祭牲及祭品。太祝等将祭牲牵到厨房。祭牲喂食后，宰杀，其毛血置于豆器内，放在馔幔，肉烹熟备用。祭日凌晨丑时五刻（２点１５分），行礼等员，身穿祭服分别就位，俱西向立。天明前一刻，侍中至斋宫大安殿请皇帝乘舆，入大次位。天明，皇帝出大次所，自中门至小次位，亦西向立。降神，皇帝至坛昊天神牌前奠镇圭，随祭奠玉币，立行拜礼。皇帝祭后，众官继行之，此为奠玉币礼。随行进熟仪。皇帝再至昊天上帝等神馔前奠酒、祭爵，中书侍郎读册文。继行三献礼，受胙、赐胙。各员行拜礼。送神。皇帝入大次更衣，至斋宫改乘金辂还宫。 

　　金代每年冬至日除行时祭外，凡遇皇帝即位、加元服、受尊号、娶纳皇后、册封诰命、巡狩、亲征等国家大事，或在一处，或在几处，举行祭告天地礼。使用纸币及祝文行祭。 

3、元代祭天仪制 

　　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其俗亦重拜天。每遇大事，则免冠解带跪祷于天。其冬至祭祀之事仍循唐宋之制。至元十二年（1275）世祖定祭告南郊一献礼。告前一日，告官将祝版请进御署，迎至祠所斋宿。至元三十一年（1294）元成宗即位，始建圜丘坛于大都城南七里处丽正门外。依《周礼》之制，坛建三成，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之意。上成纵横五丈，中成十丈，下成十五丈。四方各十二台阶。外设两遣（左土旁），内遣距坛二十五步，外遣距坛五十四步。内外遣各高五尺，四面各三门，俱漆红色。外墙南面棂星门三座，东西棂星门各一座。圜丘周围上下各以甓护。大德十一年（1307）成宗始定祭告南郊三献礼。武宗至大三年（1310）冬至祭祀，因三成不足以容从祀版位，遂以青绳代一成，乃为四成之制。燎坛设于外遣内，高一丈二尺，四方各一丈，东西南三出陛，开上南出户。其馔幕殿、神厨、斋房、法物库等均依制建于外遣之外。坛遣共占地３０８亩余。至大年间，议立北郊坛而中辍，有元一代未设北郊坛，仅有南郊之祀，间或天地合祭。前期郊祀均遣官代行，至文宗至顺元年（1330）始亲祀，仪注乃详备。元制，凡亲祀仪注有十：一为斋戒。皇帝散斋四日于别殿，致斋三日于大明殿。侍祠官受誓于中书省。二为告配。祀前二日，摄太尉等恭诣太庙，以一献礼奏告太祖室。三为车驾出宫。祀前一日，备仪仗，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出斋宫，至郊坛，入大次。四为陈设。祀前三日，有司陈设大小次，设兵卫。前一日，设乐舞，设御版位及众官等版位、及笾豆等事。五为省牲器。前一日，未时，设祭器与牲。三刻，太常卿等升坛省视，遂烹牲。六为习仪。前一日，未后三刻，献官等具服于外遣西南隙地行习仪。七为奠玉币。祀日丑前五刻，明烛，陈玉币，实笾豆等毕。监祭礼等按视毕，礼仪使奏请皇帝行礼。皇帝服大裘冕，执大圭，至小次。降神，焚马首升烟毕，皇帝出次至版位，行拜礼。皇帝升坛，于昊天上帝位跪奠镇圭、玉币。再诣太祖神位。降还小次。太祝迎取毛血豆，奠于神座前。八为进馔。祝史进撤毛血豆。皇帝出次，升坛，至正位前跪，三上香，于茅苴执爵三祭酒，又三祭马重。少退立，俟读祝毕，再拜。至太祖神位如仪。诣位饮福，受胙俎，再拜。降还小次。亚终官行礼如常仪，惟不读祝，皆饮福而无胙俎。撤笾豆，送神。皇帝还大次。九为望燎。摄太尉以下诣位望燎。祭奠礼毕，将祝币爵酒馔物及牲体等皆置于燎坛焚之。焚瘗时，主祭官等皆至燎位观看、行礼。天子亲祀，燎柴用柏。三献官摄祀，燎柴用去皮的黄桑条。十为车驾还宫。元代除皇帝亲祀外，还有遣官代祭南郊之礼。其制，摄祀南郊仪共为九。斋戒、告配、迎香出宫、陈设、省牲器、习仪、奠玉币、进熟、望燎。太尉等官展视胙肉酒醴，奉进厥庭，余官各退。若天子亲祀，使用祝册。其册以竹制成，每副二十四简，用红绒条贯穿，册面用胶粉涂饰，背面以绛绮金装饰。册匣为楠木缕金云龙匣，涂金锁钥，以红锦囊为套，蒙以销金云龙绛罗覆。祝文的撰拟、书写与颂读，皆由翰林院词臣掌之。元代摄祀用祝版。以楸木制成。面背皆饰以精洁槠纸。 

三、简析辽金元祭天特点 

综观辽金元祭天礼制，我们不难看出，尽管这些政权由各自不同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然而，作为封建统治者，他们又都是一脉相承的。不论哪个民族，其最高统治者帝王都要以“天之子”自称，继承历代帝王祭天礼制。在继承方面，主要表现在各族封建统治者，都视祭天为国家第一大事，体现古人对天所寄予的希望，并表现出“天人感应”理论在其生活中的地位。这种继承性反映在仪制上，则表现出祭前斋戒、择日、视牲以至届时祭仪等各个方面，基本沿袭周制。但是，由于其各自统治区域及范围大小的不同，因而，各民族间的民俗不尽相同，其与汉族交往过程中，民族融合及接受汉族文化的程度也就不同，使之祭天仪制表现出各自的特点。辽金元的祭天礼制，一方面保持着本民族拜天的民俗形式；同时，与汉族封建帝王的祭天礼制相比，从坛制、仪制到服制、车制、乐制等各个方面，又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首先，从辽金元拜天民俗上看，虽然辽金元是三个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然而，它们从不同角度暴露出原始社会后期的痕迹。女直族入直北京以前，早有拜天之礼，入抵中原后，仍袭旧习未改。金制，每年的重五、中元、重九等节日，均行拜天礼，并举行庆贺活动。其仪注与辽制略同。辽金行拜天礼，将祭祀牲肉，挂在树上或高放在木盘中，皇帝亲自或令惕隐，抛掷祭盘及祭品，而后撒酒以祭，辽代帝后绕树三周。元代则遇大事即免冠解带跪祷于天。凡此种种仪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原始社会末期图腾崇拜的性质，与清代祭堂子礼有类同之处。从中可以分析出各少数民族的生产力水平及文化发展情况。 

　　其次，从辽金元时祭礼制上看，也具有各自的特点。其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祭祀名称与内容不同 

辽代的冬至祭祀与历代帝王的祭天礼，从名称到内容都有所不同，辽代的冬至祭祀称为“祭山仪”或“祭日仪”。其内容包括祭天、祭地、祭山、祭日等，主要祈祷众神保佑其来年幸福、顺利、进山活动不致遭灾。金元的祭祀虽然名称与历代无异，皆称为郊祀，但二代均未设北郊祀，而是天地神及本民族崇拜之神合祭，这与历代南北分祭制，有所不同，反映出他们对天地日月的认识水平。 

（２）各项制度不同 

坛制方面，辽始终无坛制。每次祭祀均于祀前，植树造神坛；金元虽有坛遣（加土旁）之制，大体沿袭古制。但其规制在历代坛遣之制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元代的坛遣，因三成不足以容从祀版位，以青绳代一成，而为四成。在祭品方面也体现出民族特性。辽金元各族均为游牧民族，崇尚骑射，因而，对马格外宠爱。在其祭品中马列为第一位，元代的祀仪上还设有焚马首、祭马乳等仪式。而历代帝王亲祀所用祭品一般为牛、羊、猪三牲，从这点上也体现着民族习俗。从祭祀所用车制、服制上看，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辽金元与汉族融合的程度。辽朝与汉族融合程度最低，在这方面保留着众多自己民族的特性。帝后祭祀不乘车，而是亲自骑马前往；行礼服戴金文金冠，与历代帝王祭服所用通天冠、绛纱袍制，迥然不同。从祭祀仪注的程序上也表现出繁简不一。辽代祭祀程序袭用本族习俗，与历代帝王祭祀礼仪基本毫无相同之处。金元虽然袭唐宋之制，但就祭祀程序而言，金为六项、元为十项，其中习仪、祭马重是历代所无制的。 

（３）从祭祀礼制反映各自的政治统治等情况 

辽代实行双轨官制，而其行礼时，官员即与南北班序列陪祀，而汉班官员的政治地位，则比契丹族要低。同时，辽的祭祀帝后同祭，皇后参与祭祀活动，这在历代帝王祭祀活动中是罕见的。表明契丹族中，萧氏后族在统治集团内的地位及男女地位平等的情况。 

　　总之，我们分析辽金元的祭天礼制，目的是从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方面，分析这些民族的发展情况及其在整个封建社会中的地位。 

参考书目： 

《史记》卷一、二十八。 

《汉书》卷一、三、十、二十五。 

《后汉书》志四。 

《晋书》卷十九。 

《宋书》卷十四。 

《魏书》卷一八一。 

《新唐书》卷十一、十二。 

《辽史》卷四十九、五十六。 

《金史》卷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五。 

《元史》卷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 

杨德智撰著：《八卦与生命预测》。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    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孙家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