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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载沣驱袁

朱东安

清末光、宣交替之际，接连发生两件突发性的重大政治变故。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5日），即光绪皇帝去世的第二天，慈禧太后病死。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发布谕旨，解除袁世凯所任各职，令其回籍养病。这两件事前后相隔不足50天，但却给清朝的最后命运乃至民初政治带来巨大影响。那拉太后的死，使清朝统治阶级上层失去控驭之才，从而导致大纲紊乱，顾此失彼。而载沣驱袁则不仅令立宪派大失所望，而且拆散了自咸同以来满洲贵族与汉族实力派地方督抚间的君臣之盟，从而为立宪派的起而造反和袁世凯的叛变埋下祸根。也就是说，早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从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上，已经决定了清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政治局势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清王朝是满洲贵族入主中原所建立起来的一代政权，但因其人数太少、文化太低、人才尤为缺乏，故始终受到一个政治难题的困扰，那就是如何对待和使用汉族官吏的问题。咸同以来，尤其到了清朝末年，这个问题更成为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而这个问题所以变得日趋严重，则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

从客观上说，则因清朝后期尤其到了末年，统治阶级内部满、汉之间的实力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汉族官员越来越强，满族贵族越来越弱。在入关之前，满洲贵族就非常重视引进与重用汉族人才，文则范文程、洪承畴，武则耿精忠、尚可喜、孔有德、吴三桂，成为他们步步取胜、最后能够定鼎中原的重要原因。然而，他们对汉人的戒备亦甚为森严。虽然接受汉族文化但却拒绝满汉血统的溶合，极力保持满洲贵族、尤其皇家血统的纯洁；虽然引进与重用汉族人才，甚至明文规定满汉官员缺额相等，大量吸收汉族士绅参加各级政府，但对汉员绝不真正信任，对其多方限制、处处防范，竭力不让汉族官员握有兵、政实权。据说，康熙皇帝曾立有明训，藏于密室，令满员不时阅读，汉员不得与闻，内称对汉人只可利用，不可信任。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反清大起义爆发，尤其咸丰十年以来，清政府兵饷两空，主要靠汉员督抚募勇筹饷，支撑危局。为赢得战争，保住皇位，他们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得不大幅度地调整满汉关系与民族政策，行以汉制汉、放权督抚之策，遂致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分权增强，国家军政实权落到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督抚手中。加以取代八旗、绿营地位充任国家主要军事支柱的湘淮勇营，军营风气大变，兵为将有，权出私门，层层辖制，结为死党，虽战斗力大为提高，但从此军权旁落，成为汉族将帅的专利，再非满洲皇室囊中之物。甲午战后清政府编练新军以取代勇营，亦欲乘机从汉族将帅手中收回兵权，而同样由于自身的腐败无能，又使新建陆军一开始就牢牢地控制在袁世凯的手里。其装备、训练虽属新式陆军，但军营风气却与湘淮旧军一脉相承，全军上下无不仰承袁世凯的鼻息，只知有袁帅，不知有朝廷。对满洲贵族来说，更为糟糕的是，咸同时期湘淮军虽称盛一时，但湘淮军外尚有八旗、绿营、练军等武装力量。就湘淮军而言，亦有曾、左、李、刘等诸多派系，相互牵制。而到了北洋军时代，八旗、绿营、湘淮军、练军都已退出历史舞台，新式陆军一统天下。只是新军的编练虽然遍地开花，风行一时，清政府也打算在全国建立三十六镇新式陆军，但直到武昌起义爆发也没有完成这个编练计划。其初步成军的部队虽有二十几镇，但真正练成者仅直隶六镇七万人左右，，湖北一镇一协一万八千人上下。其它各省皆未练成。且北洋军全部德国装备，由德国军官训练，精锐冠绝一时，非他省新军所可比。此时，李鸿章、刘坤一早已去世，张之洞也已年老体衰，致使军界、政坛都一时成为袁世凯一枝独秀的局面。这样，那拉氏往日对付湘淮将帅的那些法术，也无所施其伎了。

在主观方面，与咸同时代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是说，由于时代和个人素质的不同，无论满洲贵族方面还是汉族地方实力派方面，其当权人物都显示出很大的落差。从那拉氏到载沣，从曾国藩到袁世凯，无不是黄鼠狼子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由于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与界线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满洲贵族与汉族地方实力派虽然同属于一个阶级，有着共同的利害，在共同的敌人面前结为同盟，但他们在权利分配上又存在着一种此长彼消的关系，不仅包含着满汉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倘若处理不当，冲突不能及时化解，尤其在一些关键时刻或重大问题上，就必然会危及到他们的这种同盟关系。所以，有经验的政治家如那拉氏与曾国藩，他们不仅对这种同盟关系极为珍视，而且善于自我克制、化解矛盾。就在湘军攻陷天京后的一年之内，他们之间曾出现过两次严重的政治危机，处理不当都足可导致全国性的内战，甚或将他们双方一起毁掉。结果都被他们化解于无形，平安度过危机，君臣关系如初。而载沣、袁世凯二人，则既不能正确估计客观形势，又不能在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把握适当的节度，或者野心勃勃，不知自忌；或者狂妄无知，行事鲁莽。他们都忘了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大清王朝是满洲贵族的天下，而满洲贵族离开汉族实力派官员的支持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早在袁世凯仰仗荣禄、奕劻的宠信，兵饷集于一身，倾全国之力而将其所部新军扩练为六镇的时候，已经引起朝臣的警觉。御史王乃征奏称，“今日国家兵赋之大政悉听”袁世凯一人。“该督年甫四十，曾无勋绩足录”，“爪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即使忠纯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臣抑以为不可，况该督之断断非其人也”，甚至大声疾呼：“满溢之戒，该督既不自知；逾分之嫌，朝廷独不加虑乎？！”[1]只是由于清廷练兵计划尚未完成，正当用人之际，故对其奏折不予理睬。而以那拉氏之阅历，不可能看不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然六镇练成后，袁世凯仍不知自抑。他眼见那拉氏命不久长，害怕光绪帝重新执政清算自己的旧账，遂重操政治投机的故技，企图利用清廷假立宪之机，攫取内阁协理大臣一职。立宪派也极力加以鼓动，称“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2]。其时议论纷纷，朝臣奏请，奕劻提携，入阁秉政似乎已成定局，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由于奕劻对之言听计从，引为心腹，此计一旦得逞，责任内阁的实权也就落到他的手里。加以重兵在握，其实际地位将超过当年的肃顺、恭亲王，而与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相埒。这就势必激怒满洲贵族，引起那拉氏的警觉。结果，那拉氏一纸上谕，不仅粉碎了他的入阁梦，还收回了他手中的兵权与财权。不过，那拉氏毕竟有经验，不久即令其以外务部尚书入值军机处，虚尊其位，保全脸面，既可解除其目前的威胁，又可留为他日之用。

但袁世凯并没有就此为止。其遭到迎头棒喝之后，仍不知自敛，不仅与奕劻联手将政敌瞿鸿禨逐出军机处，还上疏攻击凤山之无能与成立陆军部之失计，妄图重新夺回已经失去的兵权，似乎忘记了大清王朝是满洲贵族的天下。更为严重的是，那拉氏重病之际，忽然传来袁世凯欲废光绪、拥戴奕劻之子载振为帝的消息。这就更进一步激化了他们同少壮亲贵的矛盾，引起那拉氏的警惧。其临终安排以溥仪承位，以袁世凯的死对头载沣摄政，显然含有预防庆、袁篡权之深意。不过，直到此时袁世凯尚有畏惧之心，知道光绪帝复出无望，极力表示拥戴载沣，主动提出“以醇王载沣长子溥仪入承大统”，为那拉氏破解了一个大难题。她本早有此意，惟顾虑可能遭到袁世凯和奕劻的反对，迟疑未发。那拉氏见此情景，也就放下心来。故而临终之际，对之备加信赖，将载沣父子托付给袁世凯、奕劻等人，顾“而泣曰：‘汝辈皆先皇老臣。今皇帝冲龄，虽有载沣摄政，亦唯汝辈匡辅是赖。’复泣顾载沣曰：‘汝应拜诸老臣，汝年幼，唯诸老臣之谋是用。”[3]随之相互伏地跪拜。如果袁世凯就此罢手，载沣不把事情做绝，或许满汉君臣之盟尚不至决裂。

不料，袁世凯野心不死，也不接受上次失败的教训，乘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刚刚去世，朝局一时动荡、混乱之际，再次奏请速设责任内阁，向载沣施加压力，企图浑水摸鱼，攫取内阁实权。康梁改良派在一封密信中称：“今日夜[报]纸言，仓主提议，速布宪法。”据杨天石先生的考证，“仓主”指袁世凯。因其以小站练兵发迹，“小站出稻，故由此取意”[4]。信中未署时日，但从当时的情形看，袁世凯此举当发生于那拉氏死后的七日之内。因为以公历纪年，那拉氏死于1908年11月15日，而1908年11月22日的《大公报》已发布袁世凯奏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的新闻，日本报纸《大阪朝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也以显著位置分别于同日和后日登载了这一消息 [5]。袁世凯此举恰好击中了满洲贵族的要害，将载沣逼入死角，双方的矛盾一下子激化起来。以致连康梁改良派也大呼“手段真是可畏”[6]，乘机积极活动，推波助澜，力谋杀袁以报戊戌一箭之仇。

从那拉氏到载沣，包括满洲贵族与握有实权的汉族官吏，实际上他们内心深处谁都不愿意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因为按照西方体制，他们必须交出手中的权力，最高决策权要交给国会，地方大权权要交给省议会，这是他们所誓死难从的。他们所以虚张声势，大喊大叫，则一为应付国内外压力，二为捞取更大的权力。由于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国内革命形势日趋高涨，而那拉氏拒绝一切政治制度的改革，也不利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扩张。所以，帝国主义列强将尽快实行君主立宪作为与清政府签定《辛丑条约》的先决条件。否则，那拉氏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远在西安就发布实行君主立宪的上谕，而等不到返京之后？又为什幺要在那拉氏公开发布此谕之后，中外双方才开始有关《辛丑条约》的谈判？至于防止国内革命的发生，则清朝统治阶级、帝国主义列强、资产阶级改良派与立宪派同此心愿。一些西方学者至今未脱此态，仍坚持认为中国人不该发动辛亥革命，应让清政府一直按照自己的路子走下去。不过，仅为这一目的，尚不足调动载沣和袁世凯等人的积极性。他们后来所以有了热情，尤其积极主动、再接再厉的袁世凯，则是企图乘君主立宪之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

载泽曾在力请实行宪政的密折中称：“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于无形。彼其心，非有所爱于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顾其立言则必曰：防损主权。不知君主立宪大意在于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7]显然，他所讲的“君主立宪”并不是英、日等国的君主立宪，而是清政府特有的君主立宪：不是还政于民，而是强化君权。不仅极力避免中央大权落入汉人手中，还要将咸同年间落入汉员地方督抚手中的军政实权夺回来。他是满洲贵族中既亲且贵的人物，曾于1905年受清政府派遣专门赴国外考察宪政，于专门报告之外又上密折，可谓当时政坛上大红大紫的人物，其言论足可代表满洲贵族核心人物的政治意图。何况，他们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他们不仅收缴了直隶的兵权，还用设立新的理财机构的办法，夺回咸、同年间落入地方督抚手中的中央财权。光绪三十三年，“载泽既管度支部，一设各省监理财政官，尽夺藩司之权；一设盐政处于京师，尽夺盐政、盐运使之权，即所谓中央集权是也”[8]。所以，满洲贵族所要剥夺和打击的不只一个袁世凯，而是各省汉员督抚——即便他们安分守己也难逃此一劫。就拿当时与袁世凯地位相埒的张之洞来说吧，虽没有入阁夺权的野心和举动，但最后亦因不堪满洲贵族的排挤而“抑郁而死”，其下场也并不比袁世凯好。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张之洞几乎与袁世凯同时，被清廷以明升暗降的同样方法调离湖北，入京充军机大臣，借以抵制袁世凯，故处处受到袁世凯的暗中排挤。“及袁世凯既罢，无人掣肘，自料可伸己志。已而，亲贵尽出揽权，心甚忧之。军谘府之设，争之累日不能入”，又因与载沣意见相左而展转招致美国公使的压迫。“之洞生平多处顺境，晚岁官愈高而境愈逆，由是郁郁成疾”[9]。这就不能不使其它汉员督抚同病相怜，兔死狐悲。袁世凯欲赢反亏固然愚蠢可笑，而那拉氏、载沣对袁世凯和其他地方督抚的做法，也使他们推行君主立宪的真实意图大白于天下。无怪乎武昌一声枪响，各省纷纷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这样的选择恐怕主要不是出于对共和民主制度的热爱，而是出于个人利害的考虑：再跟着满洲贵族走下去，很可能老本都会赔光。

袁世凯则与之相反，沿着另一条政治思路和历史发展趋势顽强的走下去。前面已经提到，自咸同以来，国家权力重心下移，军政实权落到地方督抚手中。其实力最强的曾国藩湘淮集团，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国家命脉，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态益趋严重。曾国藩充任首领时，虽有功高震主之嫌，亦不过握有东南地区及直隶等省的地方大权。而李鸿章接掌门户后，则又进而控制了中央政府的国防、外交实权，或战或和皆其一身承办，遂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签约专业户。及至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清政府对外宣战，他们竟与中央政府公开分裂，分庭抗礼，同外国侵略军搞起了“东南互保”。而清政府迫于形势，事后不仅不加追究反而对之大加表彰。对于袁世凯则尤为重用，倾全国之力增练北洋军，使之数年之内由一万多人扩充至六镇七万余人。再加上受其间接控制或依附于他的东北、华北地区的外省部队，其兵力更为可观。所以，迨及清政府大搞预备立宪之时，袁世凯已成羽翼丰满、坚固不拔之势，岂可轻易放弃攫取内阁实权的大好时机？故于初试失败之后再来一次，被逐之后一旦东山再起，复又旧事重提，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其实，清政府预备立宪之时袁世凯所搞的官制改革方案，也不是要革除封建专制，实行议会民主。他所要建立的责任内阁，也不是西方式的责任内阁。因为西方民主制度，无论美、法式的共和国还是英、日式的君主立宪制度，国家的最高决策权都在议会，内阁对议会负责。而袁世凯的改革方案不过是撤消军机处，建立一个对皇帝负责的内阁，皇帝仍然是国家最高决策者，只不过将手中的丞相之权分出，交给内阁总理大臣，只做国家元首，不再兼任政府首脑。其实际情况与明代以前的情形相似，虽然多了一个国会，它也不是西方式的国会，而最多不过是个谘议性机构。

中国自古以来，历代专制政府的权力大约一分为三，即君权、相权、将权，分别由君主、丞相、将军执掌。君主掌决策、用人之权，而具体行政、用兵则由丞相、将军执行。丞相为政府（一般为内阁）首脑，将军为军队的统帅，平时主要靠相，战时主要靠将，分去君主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即是其不可或缺的助手，也对其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丞相主持内阁，执掌六部，遇有国家大事，即由君主作出决定，具体由丞相按规章制度办理。故有所谓“掌天下之平”之说，君主亦不得肆行己意。迨至明洪武十三（1380）年，太祖朱元璋杀左丞相胡惟庸之次日，即发布文告，声称：“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10]中书省即内阁，也是当时的政府。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撤销中书省，直接掌管六部，也就是撤销了丞相之权，或者说兼并了丞相之权，身兼君、相二职。从此而后，君主不仅是国家元首，同时还是政府首脑，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相权也就不复存在了。清承明制，虽有内阁之名而无内阁之实。尽管顺、康之时大学士尚有阅折、拟稿之权，但既不能掌管六部，亦即不是政府，也就不再是原来的内阁，只不过徒具虚名而已。及至雍正八年设立军机处之后，内阁仅有的这点权力亦被彻底剥夺，内阁学士、大学士完全成为荣誉职务。军机处虽具有一定职权，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但并无专职人员，皆由大学士与部院大臣兼任，带有临时差派的性质，与明代以前的内阁显然不同。而清政府也就是利用清代政治体制的这样一个特点，企图鱼目混珠，以一个作为封建专制工具的内阁，冒充象征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内阁。

我这样讲并非出于推理，而是根据事实。不仅我这样看，时人也这样看；不仅制定这一方案的人这样看，反对这一方案的人也这样看。且不说袁世凯从来就没有真正拥护过共和民主制度，根本就不可能制定出一个实施这一政治制度的方案，只要看一看反对这一方案的人是如何讲的，就足可说明这一问题。御史张瑞荫在奏折中称：“大抵天下之权，唯皇上可以操之，非臣下所宜擅也。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于君；若内阁则权属于臣，不过遇事请旨耳，视前明之内阁票拟何异？若谓大权仍不下移，其谁信之！”[11]很清楚，他所以反对这个方案，并非因为它是个西方式的内阁方案，而仅仅是个恢复明代内阁的方案。所谓“票拟”就是草拟谕旨。明代废除丞相制度之后与清朝初年，都实行过这种制度。不过是徒拥空名的内阁所能保留的一点少得可怜的残余权力。清朝皇帝，连这点按照封建专制体制原本属于内阁的权力都不肯交出，怎么能还权于民，把国家最高决策权交给民选议会？可见，满洲贵族在清朝末年搞的立宪活动确实是假立宪，袁世凯的官制改革方案也不是谋求西方民主制度的方案，不过是假借西方责任内阁之名而已。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因此斗得你死我活呢？请看反对这一方案的大臣们是如何说的。

御史赵炳麟奏称：“一切大权皆授诸二三大臣之手，不知有天子。虽曰二三大臣之进退操于君主，而党羽既成，根柢深固，天子号令不出一城，虽欲进退之乌从下手？是流弊必至陵君。”[12]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文海则在奏折中说：“今议者欲去军机大臣，而设大总理以为立宪之地，是欲学日本权在大将军也。败坏国家，莫此为甚。”他还要求立即斥退袁世凯，彻底拆毁其酝酿这一阴谋的穴巢，“所有厘定官制馆应请即行裁撤，并请饬下直隶总督袁世凯速回本任，以重职守”。[13]显然，他们并不是反对借责任内阁之名搞假立宪，而是反对这一组阁方案的人事安排。说白了就是反对袁世凯入阁，担任协理大臣，所谓“二三大臣”，所谓“权在大将军”都是指他而言。因为谁都能想到，他既掌京畿六镇的兵权，又任内阁协理大臣之职，加以总理大臣奕劻对之言听计从，这样的责任内阁就不会徒具空名了。而且从最后的结局看，袁世凯的方案完全出于私意。那拉氏只是让他制定一个官制改革方案，并没有让他担任内阁协理大臣，而反对此案的这些话却是得自上意。否则，其后设立皇族内阁，同样是由奕劻出任总理大臣，他们怎么就不再反对了呢？可见，满洲贵族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纯属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满汉贵族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和斗争，并不涉及是否实行君主立宪和真立宪或假立宪的问题。故长期以来不被研究者所重视，即使在著作中提到，亦不过是个讥刺袁世凯心狠手拙的笑话，并没有把它同辛亥革命的最后结局联系起来，发现其内在的、必然的因果关系。

然这一矛盾和斗争，对他们双方，尤其满洲贵族来说，同样具有关乎生死存亡的意义。袁世凯乘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刚刚去世，清朝政局动荡、人心不稳之机，以稳掌兵权的元老重臣的资历，上奏敦促载沣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无疑是对满洲贵族的严重挑衅，表明他野心不死，有败无畏，非把内阁实权拿到手不可。他所以会如此赤膊上阵，孤注一掷，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首先，当时政治局势的发展为它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从全国的形势看，君主立宪势在必行。否则，西方列强不答应，立宪派不答应，广大民众对清政府感到失望，就会转而支持革命党，清王朝大势已去，也就无法挽回了。这也正是载沣感到为难的地方。上次为了阻止袁世凯入阁，干脆来个原地不动，撤消设立责任内阁的计划，仍旧沿用军机处制度。而现在形势已经不同，那拉氏死后最高决策层空虚，正是清政府最脆弱的时候，设立责任内阁的事不能再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同时，他遍观朝内亲贵，倘设立责任内阁，则总理大臣一职非奕劻莫属。而以奕劻的性情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则一旦奉命组阁，必然引他入阁，倚为干城。这样，他就可以控制内阁实权，大有一番作为了。这也是令载沣极感为难的一个原因。另外，也使人联想到，曾国藩作为一个受尽屈辱和压制的清朝汉员大臣，未必不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早日夺回失之于明末的汉家江山，只是苦于客观上看不到这种可能性，不得不苦苦自守，对清廷奉之唯谨，致令不少人至今为他不肯做皇帝扼腕叹息。如今袁世凯急于夺权，一次次地向清廷发起冲击，则是由于客观上为他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并且被他看到了。所以他揪住不放，不达到目的不肯罢休。从主观上来说，袁世凯做得如此莽撞、露骨，迫不及待与不计后果，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学无术、素质不高的表现。因为袁世凯此举在不少方面思虑不周，既没有正确地估量形势，也没有做好必要的应急准备。首先，袁世凯乘推行“宪政”之机向清廷夺权，究属于合法斗争，不同于吴三桂的叛乱与太平天国的反清起义，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不仅需要向清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还要考虑其所能够承受的最大限度。上次夺权就因为忽视了这一点，弄得个狼狈败溃，不仅没有捞到内阁实权，还被清政府收走了统辖直隶六镇的大权，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袁世凯大概事先没有想到，竟会出现这样一个结局。他如果真的接受这次教训，就应该想到清政府决不会满足他的要求，将内阁实权交到他的手里。因为这样一来必然导致清王朝的名存实亡，就像东汉末年的情景。故自己绝不做汉献帝，也不让袁世凯做阿瞒。所谓“今议者欲去军机大臣，而设大总理以为立宪之地，是欲学日本权在大将军也。败坏国家，莫此为甚”，也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同时，他只是觉得那拉氏死后朝中再没有足可降服自己之人，没有想到越是弱者越要痛下杀着，一旦反击必置对手于死地，再不会像那拉氏那样对之宽容了。故对此却毫无精神准备，一旦面临杀身大祸，竟然垂头丧气，一片惊慌，狼狈逃离北京。同曾国藩相比，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倘若袁世凯当时隐忍不发，耐心等待譬如后来东山再起时那样的时机，目的可以达到，同满洲贵族间的联盟也不会破裂。这样，大清王朝固然可以苟延十几年，而他自己也不至像后来那样，先叛大清，再叛民国，复又为洪宪帝制卖国求援，落下千古骂名。他与曾国藩同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同样推行洋务新政，无不主张对外妥协，但在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地位却悬若天壤，这不能不使人归咎于个人素质上的差别。

然就载沣而言，狂妄无能、偏狭短视，根本无法与那拉氏相比，实在不具帝王之资。他本来是要杀掉袁世凯的，鉴于奕劻、张之洞的坚决反对和怵于帝国主义的干预，方改为驱逐。当时的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内外交困，他却既要排除立宪派，又要拆散满汉联盟，设大清有难，靠谁支撑？假如满洲贵族有能力平息汉族民众的反抗，曾国藩集团何能崛起田间？若非以汉制汉之策，清朝何能苟延至今？清朝的灭亡，不仅由于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和自身的腐败无能，而且因为清政府内连肃顺、奕訢、那拉氏那样善于因人成事的政治家，也不复出现了。正像有人说的那样，“那拉后当热河奔遁之余，委任汉大臣坐致中兴”，“其识力手腕均有不可及之处”。“所可恨者，嗣醇王不能听老人临终嘱托之言”，“三百年之帝位轻轻以一手断送之”。又说，“使醇王摄政之初，稍有知识，懔然于天命已去，大局将危，遵先后之遗言，礼重耆硕，相与补苴罅漏，夙夜忧危，或尚有祈天永命之望。乃听信谗言，袭用国初忮克汉人之习，以威名赫赫、天下仰望之大臣，首与为雠，几以托孤受命之身，蹈亡身赤族之祸，虽张文襄、鹿文端诸臣极力保全，犹使罢职以去。殊不知猛虎在山，藜藿不采；有太公鹰扬以为之师，故周公负扆，始延孺子之命，而乃自坏长城！”还说：“国不自亡，谁能亡之！”[14]据说，载沣驱袁时也曾想到如何控制军队的问题。但他们认为，可以用日本留学生逐步取代北洋将领。岂料，形势急转直下，根本没有给他们这个时间。更何况，日本留学生中的不少人已经加入了革命党，就算有人忠于清朝，也没有掌握部队的能力。吴禄贞的例子就足可证明他们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其败亡也是不可避免的。

载沣的失误犹如肃顺当年的得计一样，也是满洲贵族内部两派斗争的结果。在如何对待汉人督抚的问题上，直到清朝末年，满洲贵族内部仍有两种意见、两个派别。大约那拉氏、奕劻、荣禄为一派，主张重用汉臣；而载沣、铁良、良弼为一派，主张独揽大权。这帮少壮亲贵远离镇压太平军、捻军的那场战争，懵于历史发展的大势，以为没有汉族疆吏的支持，大清王朝仍可以摇而不坠。

袁世凯能有小站练兵的机会，固然全仗李鸿藻的奏荐、支持，但若无荣禄的远见卓识，恐怕开张不久即被驱逐，根本不可能获得以后的成功。据称，袁世凯为人所劾，清政府派荣禄赴小站核查。袁世凯请荣禄阅操，“荣相大惊异。盖未料成军才百余日，而队伍之精整，阵法之变化，竟擅曲端纵鸽之奇也。回京复命，据实称誉，遂蒙温谕”。不久，即“简放直隶臬司，入都展觐”[15]。本来，袁世凯是确有问题的，虽无左宗棠杀头之虞，但处分在所难免，最轻也是革差离营，失去小站练兵的机会。结果，不仅奏参各款免议，且获优旨褒奖，官升两级，似与当年的肃顺救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荣禄死后，则袁世凯全靠继任领班军机大臣奕劻的全力支持。据说，奕劻因屡被弹劾，内不自安，本欲在劾去政敌瞿鸿禨、林绍年后自行引退，“而援其子载振入军机副以杨士琦”。那拉氏不许，反而令载沣充任军机大臣，占据要位。“奕劻闻载沣用，则载振将为其所压，而引袁世凯相助”，“及世凯入，交欢奕劻而与载振结盟为兄弟”。[16]奕劻那么积极地搞假立宪，不外借袁世凯与立宪派之力保住满洲贵族的江山，虽有个人打算，但归根到底仍未脱出以汉制汉的范围。倘若这一派得势，其政治格局至多不过像袁世凯再度出山时那样，尽管满洲贵族难免大权旁落，但清朝绝不会亡得那么快。所以，奕劻一派的失败，既是袁世凯和立宪派的失败，更是满洲贵族的失败。因为无论真、假立宪，当时的立宪派都把自己参政议政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只要还有一线希望，立宪派就不会急于造反，袁世凯也不会彻底背叛清朝。后来的历史事实表明，袁世凯的被逐和张之洞的“抑郁而死”，以及皇族内阁的随之出台，不仅把立宪派和袁世凯逼上梁山，也使各省汉员督抚兔死狐悲，为之寒心。据说，辛亥革命爆发后宣布独立的各省督抚，有的固然是因为受到革命党的影响，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却是出于立宪派和袁世凯的鼓动。所以，未待辛亥革命的爆发，已经决定了清王朝的命运。这不仅因为清廷此举起了催化革命的作用，还因其自毁长城，自我孤立，从此失去镇压革命的能力。

[1] 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1、42、43页。

[2]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7页。

[3] 袁克文：《洹上私乘》，大东书局，1926年，第6—7页。

[4] 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革命前后史事发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2页。

[5] 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革命前后史事发微》，第43页。

[6] 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革命前后史事发微》，第42页。

[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4册，第27页。

[8] 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9]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85页。

[10]《明实录》，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第129卷，第4页。

[11]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4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