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接续前二十四史体例，由官方组织，为中国最后一代皇朝——清朝纂修的一部完整的历史，视同前二十四史，被列为第二十五史，因此，《清史稿》成为清史研究者的必备用书；其失误之处，亦常被学者所指出，并用它书或档案来考辨其史实真伪。鉴于《清史稿》的学术地位和影响，本文便选择此书之尚可喜传，展开对尚可喜的研究，这就是本文副标题所示“以《清史稿·尚可喜传》为中心”之意。　 

二、《清史稿校注》的尚可喜传

自《清史稿》问世以来，迄今七、八十年间，一直受到人们的非议，批评不断。其中，有关传记部分所受非议更多，批评也更严厉。例如，人物传的传主几乎不著其生年，至于卒年亦多不著，叙事中也常忽略记载时间；具体地理、地点，同样被忽略，多笼统书写或简写；为“省文”而将事实省略，以至真相不明，或详略失当，随意取舍；尤其疏于考订史实，以至错讹在在皆是。因此，《清史稿》受到批评或指斥，就不足为奇了。 

台湾学者从1986年至1991年，共用五年时间对《清史稿》进行了全面整理与研究，逐篇校注，最后出版了16大册，定名为《清史稿校注》，据统计，校注文字量达300余万字，与《清史稿》原文800余万字相加，总计1200万字左右。台湾学者的这一成就，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对推进清史研究，必将产生长远影响。 

尚可喜传是《清史稿校注》的列传之一。“校注”后的尚可喜传，与《清史稿·尚可喜传》（以下，凡《清史稿》之尚可喜传，皆简称《尚传》，以与《校注》之尚可喜传相区别），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即前者为“修订”后的尚可喜传，故研究尚可喜，不能不将此传作为首选的参考。 

检索《校注》第十册之尚可喜传，校注共有33条。为便于说明问题，不妨将33条校注，按其内容归并为不同的类别，以揭示《校注》的学术指向，即为《尚传》解决了哪些最有学术价值的疑难问题。 

第一，订正尚可喜活动时间之误。共有6条，占总数33条校注的五分之一强。如，《尚传》载：天聪八年（1634）“三月，可喜至海州。”《校注》订正为“二月”；《尚传》载：同年四月，可喜的部队号为“天助兵”，而《校注》订正为五月初五日；《尚传》载：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三桂反，命罢撤平南、靖南二藩，召（梁）清标还”。梁清标是圣祖任命的钦差大臣，奉命赴广州，负责办理平南王撤藩事宜。《校注》纠正为“罢撤平南、靖南二藩，召梁清标还，在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而《尚传》却把上述几件事均写在“十一月”之内，显系草率；又如，《尚传》载：康熙“十五年正月，（郑）锦攻陷漳州”。《校注》纠正为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紧接“攻陷漳州”句，《尚传》有“（尚）之孝与（刘）进忠相持，上敕还广州，不时至”的一段话，又是不载具体时间，不知圣祖于何时有此命令。《校注》则载明：圣祖于康熙十五年二月命之孝回广州。其它事则不复赘述。 

以上所列五种，就是台湾学者对《尚传》校注之大略情形。应当肯定，《校注》确实校出了《尚传》所存之谬误，但同时也暴露了《校注》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所谓校注，一是校勘文字，如错、漏、衍及同音异写等字，如考据学所主：读书当从“识字始”，故校字必不可少；二是解读辞句之内涵或外延，解释其事之原委，考其真伪，以得其真相为目的。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台湾的《校注》主要的或基本倾向，还仅限于校注文字，在33条校注中，有关文字的校订占了大部份。可见《校注》重在校“字”，而疏于校“事”。校对文字固然重要，但对于治史而言，辨史之真伪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然而，《校注》却没有给《尚传》增添有重大价值的史料，亦未带来实质性变化。 

不仅如此，《校注》对其校注的内容，几乎皆不置可否，其意在于留给读者自做判断。如前引，金玉奎与金汝贵、沈世奎与沈世魁、谷可成与谷大成、梁清标与梁标相、杨级与杨汲、杨傑等等；如地名长山与长沙、爵名贝勒与贝子等，究竟哪个正确？取用哪个？《校注》只列一、二种史书，而不做任何解释，读者如何能做出判断？其校注只能说明，一个名字或地名各有多种不同记载，未识孰是而已。 

《清史稿》的严重失误，莫过于史实错谬、张冠李戴的事经常出现，甚至同属一件事，此处一个说法，彼处又一种说法，造成史实自相矛盾。这反映出当时撰修者各自独撰，彼此不相顾，完全忘记同属一件事，该如何照应、协调。《尚传》与《沈志祥传》中某些事的记载自相矛盾，即是一显著事例。尚、沈两人都曾隶属总兵官沈世魁，故两传都有沈世魁的记事，如： 

《尚传》写道： 

（崇德）二年（1637），朝鲜降，（可喜）从贝勒（子）硕托帅师克皮岛，斩世奎。 

《沈传》云：　　 

太宗伐朝鲜，因移师克皮岛，世奎战败，率舟师走……。 

很清楚，同一人，同一件事，又在同一时间，《尚传》写被斩，《沈传》写败走。两传同在一卷本，尤其又排在一起，撰稿人却未发现两传自相矛盾，其草率程度，足以令人惊讶！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校注》仍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如前已引证，《校注》只对《尚传》关于沈世魁之死做了校注，但对《沈传》记沈世魁未死之事，却无一字之注，显系疏忽，致使两传为同一人同一事而自相矛盾。事实是，皮岛被攻克，其岛帅明总兵沈世魁被清将户部承政马福塔俘获。沈拒降，与马福塔有一段精彩对话，终被推出帐外斩首。此事详载《李朝实录》仁祖十五年四月癸巳条。攻皮岛之役中，李朝派将士参战，而此岛即称椴岛，属朝鲜境内。故知战事甚详，沈被马福塔处死，确切无疑。可见，《尚传》记载正确，《沈传》记载失误。《校注》者没有读《李朝实录》，故不得其真。 

《校注》对《尚传》中重大史实的差误，或疏于校注，或校注不清，因受文字所限，兹不一一列举。 

校注的学术质量，当取决于史料的精确筛选与正确运用。在这方面，《校注》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果。粗略统计，《尚传》校注所引用的史书，共有12种，其中又以《清实录》、《清史列传》、《八旗通志初集》、《平南敬亲王尚可喜事实册》等4种为主要史料来源。应当指出，作为主要史料，《校注》所选，尚嫌不足。而直接记述尚可喜一生的书，尤其值得重视。前已指出，诸如《元功垂范》、《续元功垂范》、《尚氏宗谱》等，应是研究尚可喜的首选史料。清设国史馆，为已故王公诸臣作传，即遗留于今称为“传包”的传记稿本，内存《尚可喜传》，可与《清史稿》之《尚传》相互比勘。相关的地方志，亦不能轻视。如《海城县志》，若读过此书，不致将海州、海城混淆不清。谱牒详一姓之世系，明一族之源流，叙族人之事功，存有大量历史信息。如，关于籍贯、迁徙，乃至流寓等等，更是其它史书无可替代。不读《尚氏宗谱》，即不知其尚氏源流，亦不知可喜之由来，只能如诸书传抄“辽东人”的说法而已。《校注》明显忽视方志、谱牒一类的史料。《尚传》校注只用过一种方志，谱书不用，只是引述他人用过的史料罢了。《校注》偏向官方“正史”，难免疏漏或含混不清。 

以上，针对《清史稿校注》“尚传”所存在的问题，做了少量的考辨，实则是对尚可喜个人历史的澄清。以下所列的两个问题，则以《清史稿·尚可喜传》为中心，进一步考辨《校注》中所未校注的可喜史事。 

三、尚可喜的身世考察

撰写人物传，其身世包括出生、籍贯、家庭状况、生活环境，乃至青少年阶段的成长等，都是必不可少的首写内容。在这方面，《清史稿》所有传记的记叙都极为简略，很多传记只写明籍贯，几乎不著出生年，叙事中也多半有年无月，甚至连年月也略而不书。人物来历不明，不利于展开深入研究。 

现将《清史稿》“尚可喜传”中有关其身世的记述，引征如下： 

尚可喜，辽东人。父学礼，明东江游击，战殁楼子山。明庄烈帝崇祯三年，擢副总兵黄龙为东江总兵官，驻皮岛，可喜隶部下。 

有关尚可喜的身世，短短几句话，含糊不清，更难得其详。为详解尚可喜的身世，不妨与《尚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的记述相对照： 

王（尚可喜）先世山西洪洞人。高祖讳生，迁真定府衡水县（今河北衡水），生二子：长继芳无嗣；次即曾祖讳继官，生二子：长学书，仍居衡水；次即祖讳学礼。三世皆以王（尚可喜）贵，赠平南王。 

可喜幼年生活，皆不见于《清史稿》、《八旗通志》（初集）等官书的记载。《宗谱》说：“王生而权奇骁果，识量英伟，甫成童，善弓马，结纳豪杰”，18岁时随从其父住在辽西。如果说，开头两句难免溢美之词，那么，后一段话却是描述了可喜18岁以前的生活。此段记述当取自先于《宗谱》而成书的《元功垂范》：“王生而权奇骁果，有识量，甫成童，善弓马，结纳豪杰，以侠烈见称。” 

比较以上各书记载，以《清史稿》记事缺漏最多，除注明可喜为辽东人，别无所记，有关可喜从出生到18岁之前，实属空白。古人写史，倡导“增事省文”，《清史稿》却是“省文省事”，将应该记载的事一律省略，也就抹煞了可喜青少年的一段历史，因而可喜本身的历史变得不完整、不全面。 

可喜身世，还有一个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这就是他如何加入明朝军队，开始他的军旅生涯。投身行伍是尚可喜人生迈出的关键一步。事实证明，这一步对他的未来前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宗谱》之《先王实绩》及《元功垂范》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为省文，这里仅叙其梗概： 

可喜这段历史很重要，是他人生的一个决定性的开端。当然，对于这段历史，应该抓住重点，写明可喜如何从军。而《清史稿》尚可喜传的一个弊端是，完全忽视可喜从军一事，只写：“父学礼，明东江游击，战殁楼子山。”接续上段话之后，则写：“明庄烈帝崇祯三年，擢副总兵黄龙为东江总兵官，驻皮岛，可喜隶部下。”似乎是说，可喜才入军队，即为黄龙的部下，完全隐去了父子同在毛文龙军中的史事。还有一重要情节，《先王实绩》中记载：父学礼战死后，毛文龙将其部属交给可喜掌管，此为可喜带兵的开始，实为子继父业。对于可喜的人生来说，其父的这一结局不能不对他产生深远影响。《清史稿》虽然格外关注并写明其父学礼之死，却不写可喜继承其事业，接领其部属的事实，换言之，其父之死与可喜未来的发展没有任何联系，那么，该书写学礼之死就没有任何意义！显而易见，《清史稿》的作者之所以如此疏漏，实则是对可喜一生的历史缺乏深入研究，搞不清此一事与彼一事的内在联系及影响。 

顺便指出，上引《清史稿》尚可喜传所写“辽东人，父学礼，明东江游击，战殁楼子山”一段话，与清初国史馆所做尚可喜传完全相同，一字不差。显然，前者抄自后者。同时也证明，国史馆做尚可喜传时，有关尚可喜身世的历史并没有参考《尚氏宗谱》与《元功垂范》两书，以致记述史实歧见明显，且不知其史事来源何处。 

以上所辨尚可喜身世，迄今所见有关传记，或简略不祥，或含混不清，或记载失误，或干脆略而不书，比较诸种，以《清史稿》为甚。关于尚可喜自出生到从军前这一段历史的记述，无疑《尚氏宗谱》最具权威性。 

四、尚可喜归附后金史事辨

尚可喜归附后金，是他人生的又一个关键转折点。对此，今人评价不一，更有人直斥他为“汉奸”。 

尚可喜为何归附后金？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脱离了为之奋斗了10余年的明朝，而投向后金？明清之际，即清入关前，明朝中大批将吏，以及以千百计、以万计、十数万计的士卒，乃至知识分子，纷纷投入清政权。他们归入清政权的原因各不相同，分析他们归降清政权的原因，有助于认清问题的本质，对尚可喜本人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清史稿》如何记述可喜归后金的史实。这段文字较长，但为保持引文与叙述的完整性，有必要全文引述： 

皮岛兵乱，（黄）龙不能制，可喜率兵斩乱者，事乃定。后二年（崇祯五年），孔有德等叛明，陷登州，旅顺副将陈有时、广鹿岛副将毛承禄皆往从之。龙遣可喜及金声桓等抚定诸岛。……旋以可喜为广鹿岛副将。明年秋七月，有德等从我师攻旅顺，龙兵败自杀，部将尚可义战死，盖可喜兄弟行也。明以沈世奎代龙为总兵，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构可喜，诬以罪。世奎檄可喜诣皮岛，可喜诇得其情，遂还据广鹿岛。 

这就是尚可喜归附后金的全部过程。而《尚氏宗谱》、《元功垂范》对尚可喜这段历史是这样记述的： 

明崇祯五年（1632），东江总兵毛文龙被辽东经略袁崇焕杀后，副总兵黄龙升为总兵官，仍驻皮岛。“未几，镇兵大哗，劫黄幽于别室。王（可喜）时分屯海上，闻之亟返。……及王至，乃持黄泣，且纳干粮，曰：某在，公勿恐。”他说服中军游击李维鸾等将，决心平息兵变。“于是，与维鸾等出，召吏士斩首乱十余人，一军震慑。乃奉黄还帅府。黄泣语王曰：‘公大度非人所能，且驭变定乱济世才也’”，“遂擢王为副将，将后军。孔（有德）、耿（仲明）犯（旅顺），王（可喜）率精锐与战屡败之，追及（獐子岛）。……孔、耿还沈阳，益兵袭旅顺，城陷，黄（龙）镇死之。王（可喜）夫人李氏、刑氏素有志操，携手赴海尽节，家口数百相继溺死。王还兵，率所部趋登州，登之诸大吏以海上视之，遂之（广鹿）。广鹿守将不悦，谗于岛帅沈世奎，世奎遂欲甘心王。先是岛帅毛文龙亡，其副将沈世奎欲代镇，事不果，后以副将黄龙代之，非其意也。岛兵因而鼓噪囚黄镇，世奎阴为谋主。诸乱军皆以大将礼奉世奎，世奎安然受之。”可喜闻变，说服诸将，将兵变为首者处死，世奎之谋未能得逞，“世奎大沮丧，恨王入骨。及黄镇殉难，世奎竟因缘为帅。于是，岛将王廷瑞、袁安邦、孙奠邦希附世奎，诬王罪状。世奎檄调王，王得檄即发广鹿就世奎。值大风不得进，世奎檄愈急，诸营将皆具书来迎，而王素所亲厚者不至。王心疑之，遣使侦探得世奎欲害王状，乃抚膺叹曰：‘吾束发行间，海上立功，血战十余年，父母兄弟妻子先后丧亡，出万死一生，计不过为朝廷追亡逐叛，而冒功忌能之人，乃出力而挤之死地。今权归世奎，欲杀一营将如疾风卷叶特易易耳。大丈夫将扫除天下，宁肯以七尺之躯俯首就戳乎？’……遂决策输诚，密遣卢可用、金汝贵赴盛京纳款。太宗皇帝大悦。” 

比较《清史稿》与《尚氏宗谱》及《元功垂范》的记述，不难看出两者的明显差异： 

第一，详略之差过于悬殊。对于尚可喜归附后金这段历史的记载，《元功垂范》近5000字，成书于康熙十二年。《宗谱》之《先王实绩》约1300余字，成书于康熙十四年，它采前书记述，文字略有删减，一些段落的语言完全相同。《清史稿》则与这两书完全不同，直接记述可喜归后金的文字尚不足百字，这无论如何也写不清可喜归附后金这一重大史实。 

第二，记述的内容反差甚大。可喜归后金是一个极复杂而又曲折的过程，不是一时冲动，心血来潮，也不是为眼前利益所使然。促使他的思想变化，即由忠明到叛明，从反后金到归向后金，既有客观形势对他的影响，也有他对形势的认识和对人生前途的思考。当人受到突发事件的逼迫，他就会毅然采取常人无法想象的行动，实践自己的主张，尚可喜正是如此。《宗谱》与《元功垂范》两书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可喜这一演变的历程。如上所引，可喜与其父皆从军，奋战于海上，为保卫明朝而抗击后金的进攻，其父学礼、兄弟尚可义先后死于战场，两位夫人、兄嫂及侄、婢仆数百人皆赴海死。他与家人为明朝做出了惨重的牺牲。然而，明朝政治的腐败及内部相互倾轧，终于将一个忠明的将军推上了绝路。两书的翔实史料记述了这一系列重大史实的情节，真实地再现了它的历史真相。《清史稿》完全删除了这些史实，自然无法写清可喜的这段历史，更见不到可喜内心世界的变化。 

第三，对促使可喜叛明的直接原因和动机处置不同。促使可喜叛明归附后金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东江总兵沈世奎欲加害于他。《宗谱》与《元功垂范》对此记述得很清楚：如上引，因争夺东江军权，可喜得罪了世奎，使其阴谋未能得逞，世奎怀恨在心。当世奎掌握了东江军权后，为行报复，欲置可喜于死地。可喜侦得内情，遂被逼投向后金。两书所载可喜“得世奎欲害王状，乃抚膺”长叹的一段话，可以视为可喜内心真情独白。因为两书都成于可喜在世之时，这番独白实为可喜对作者的口述，故给人以强烈的认同感，其真实性无可挑剔。《清史稿》将此事搞乱了因果关系。如前引：“部校王廷瑞、袁安邦等构可喜，诬以罪，世奎檄可喜诣皮岛，可喜诇得其情”云云。这段话给人的印象，陷害可喜的只是王廷瑞等几个部校，世奎听信了他们的诬告，才下令调可喜来皮岛。似乎陷害可喜者，世奎并未参与。果真如《清史稿》所记，可喜只是被几个部校诬告，他完全可以向世奎申辩，大可不必叛明。而《宗谱》、《元功垂范》乃至《八旗通志》等，皆强调诬告可喜的王廷瑞等，是“希世奎意”即迎合他的需要，显然，世奎充当了陷害可喜的谋主。如果这样，可喜到皮岛只有死路一条，他不得不叛！《清史稿》的这段记载扭曲了事实真相，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因而就不能正确阐明可喜叛明投后金的真正动机。 

五、结论

以上仅就尚可喜二三事进行了考察。这比起他那充满传奇与惊险的50余年的人生历程，只是很小又很少的一点而已。 

本文开头已指出，尚可喜是明清交替之际深具影响的人物之一。迄今，学术界对他认识不足，关注不够，对他的研究也很冷落，这与他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是不相称的。本文尝试从辨清尚可喜的史事入手，一方面，揭示他的历史真相；另一方面，为人们对他的评价提供必要的史实依据，或者说，提供思考问题的一个线索。 

自清初以来，迄至民国初年，约近三百年间，从官方到民间，有关记述尚可喜一生经历的传记不少。现在，就这些传记来说，可以分清其源流，即各种版本传记的因循关系。成书于康熙十二年的《元功垂范》是记述尚可喜50年戎马生涯的编年史书，虽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传记有别，实则是他的人生的完整记录，这与传记本意也是相通的。其次是迟后二年即康熙十四年成书的《尚氏宗谱·先王实绩》亦属编年体例，其内容与《元功垂范》无别，不同处是各有详略及文字调整。将两书对照，显而易见，《宗谱》(主要是《先王实绩》)是因袭《元功垂范》而成。又稍后，康熙帝开国史馆，作尚可喜传，其内容多采自《元功垂范》，间有《宗谱》之《先王实绩》中的史事。继之《八旗通志》（初集）尚可喜传，明显抄袭《宗谱》与《元功垂范》等书。至于《贰臣传》、《清史列传》等，都源自前数种传记稿，仍然包含了《宗谱》和《元功垂范》的内容。《清史稿》之尚可喜传，经核对比较，可以确认，主要来源于国史馆尚可喜传，而对其它传记则较少参考。 

分清尚可喜传记的来源及相互关系，无疑有助于史家鉴别史料价值，考辨真伪，提高研究水平。 

《清史稿》实集有清以来所有典志与人物研究之大成，理应编得更好，以信史传世。但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严厉批评。仅就人物列传而言，且不说史学观点如何陈旧，即以史实评价，可用草率、疏忽来概括。总体而言是对前人所写传记的低层次重复，这主要是指人物传多抄自清国史馆的传记稿本，对其它传记则较少了解，更没有做到深入研究。如，民国初年开始撰修《清史稿》时，《尚氏宗谱》已经续修了4次，前后持续二百余年，内容十分丰富，可惜，《清史稿》的纂修者们并没有注意到《宗谱》等书，因而就没有真正写出尚可喜的历史真貌。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者：张丹卉，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