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总目》则是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产生的一部集大成的目录著作。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由官府组织开展的最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相辅相成，对清乾隆以前的历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全面总结，不仅鲜明地反映出18世纪知识界的学术特征和思想观念，而且在文献学和目录学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篇章。
一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它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总计10254种，172860卷。不仅囊括了从先秦至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而且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因此，历来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的美誉。
作为一种总汇群书的书籍形式，丛书在中国历史上起源很早。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时期南齐陆澄编《地理书》149卷，收《山海经》以下160家地理著作；其后梁任昉在此基础上，又增补84家，编成《地记》252卷。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具有专门学科性质的地理类丛书，被后世学者称之为“丛书之祖”[1]。但其时虽已具丛书之实，尚无丛书之名。
丛书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唐代，始见于陆龟蒙的《笠泽丛书》。但该书有丛书之名，却无丛书之实，只是个人的诗文集。作者之所以用“丛书”命名，意在自谦，表示自己的作品丛杂细碎，无甚可观。
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丛书，始于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俞鼎孙、俞经合编的《儒学警悟》。编者将六种记载宋代制度掌故和人物琐事的著作汇编为一部书，由此而开创了后世综合性丛书的体制。但其书只以抄本流传，并未刊刻。此后，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左圭辑《百川学海》，收书一百种，不仅奠定了综合性丛书的规模，而且雕版印刷，成为第一部刊刻发行的丛书。自此而后，丛书的编纂刊刻开始流行起来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在18世纪清王朝统治的鼎盛时期进行的。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明末清初时期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的实学思潮，在学术本身内在的逻辑发展和清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的作用下，逐渐演变成汉学复兴乃至鼎盛的局面。学者普遍强调通经，重视实证，致力于汉代经说的发掘和研究，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扩展到对古代典籍以及传统文化的清理和总结。与此相应，典籍的保存和整理，自然而然地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康熙年间，丛书的刊刻已成一时风尚，出现了曹溶《学海类编》、张伯行《正谊堂全书》、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张潮《昭代丛书》等一批丛书。乾隆初年，周永年进而推阐明末学者曹学佺“儒藏”之说，称其为“艺林中第一要事”，提出“目下宜先聚书籍，分局编辑，目录既定，易购之书则购之，或秘本不甚流传者则先为活板印之”[2]，逐步建立“儒藏”，以保存书籍，提供学者研究利用。
在学术界重视搜求典籍、倡导建立“儒藏”的同时，清统治者为标榜文治，充实天禄石渠之储，也多次下诏访求典籍，编纂图书。乾隆帝继位后，更大力提倡“稽古右文”，先后于六年（1741）、十五年（1750）两次诏令征书。三十七年正月，又第三次下诏征书，并明确规定了访书的标准范围和具体的采集方法。当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就征书的有关问题上奏朝廷，提出了搜访校录书籍的四条建议：其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也”；其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其三，“著录校雠，当并重也”；其四，“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在第二条中，朱筠特别指出，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一书，虽“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3]。
但是，朱筠的建议却在朝廷大臣中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反对者认为所奏“非政之要，而徒为烦”[4]，主张弃置不议；赞成者则认为其建议很有学术价值，主张立即实行。经过激烈的争论，赞成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乾隆帝下令将《永乐大典》“详加别择校勘”，“择其醇备者付梓流传，余亦录存汇辑，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5]。这样，一道普通的征书谕旨，便因缘际会，引发出一项大规模文化工程的开展，乾隆帝原计划进行的征书活动也一变而为编纂大型丛书的举措。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库全书正式开馆。馆中最高职务为总裁、副总裁，他们大都由皇室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其下根据工作性质的不同，大致可分为纂修、缮书、监造三大处。纂修处专职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司缮书处书籍的分校工作。设总阅官，总理书籍的审阅工作；总纂官，负责“各书详检确核，撮举大纲，编纂总目”事宜；总校官，总管全部书籍的校订工作；翰林院提调官、武英殿提调官，分别负责提取两处书籍事宜；总目协勘官，协助编定总目。至于具体纂修各书事宜，则分属于各纂修官，包括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黄签考证纂修官、天文算学纂修兼分校官等，他们在负责纂修的同时，大部分还兼任校勘。缮书处则专司全书的缮写和校勘事宜，设总校官，总理全部书籍的缮写校勘事宜；分校官，具体负责校勘一般书籍；篆隶分校官和绘图分校官，分别负责校勘某些专门书籍；督催官，掌管督责缮写校勘事宜；又翰林院、缮书处、武英殿收掌官，分别负责三处书籍的收发出入。至于监造处，则主要经管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设监造官专司其职。据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馆开列的任事诸臣衔名，各项专职人员达360人之多，如果再加上那些由于身故、升转、调任、告退、回籍，乃至被革职、解任等各种原因在馆时间不长而未能列名的人员，四库全书馆的专职人员当在400人以上。
在这个庞大的纂修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学有专长、名重一时的文人学者。诸如纪昀、陆锡熊、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翁方纲、程晋芳、任大椿、姚鼐、朱筠、金榜、王念孙、陈际新、谢墉、赵怀玉等，堪称“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6]。他们荟萃一堂，各以其学识专长，在不同的职任上，为《四库全书》的编纂做出了重要贡献。
具体而言，《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主要分为以下三大部分：
1．《永乐大典》的辑佚
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是四库全书馆最早进行的一项工作。《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敕撰的一部大类书，计22877卷，另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全书以《洪武正韵》为纲，“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举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见，庾词逸事”[7]，无不详载备录，因此号称“遗编渊海”。为保证辑佚工作的顺利进行，乾隆帝亲自规定了采辑标准：“其书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又“实在流传已少，尚可裒缀成编者”，辑出“汇付剞劂”；“有书无可采，而其名未可尽没者，只须注出简明略节，以佐流传考订之用”；至于“本系现在通行及虽属古书而词意无关典要者”，则“不必再行采录”[8]。根据乾隆帝的旨意，总裁很快拟定了办理章程，将当时尚存的9800余册《大典》分派到各纂修官名下，规定每天应阅册数，以计日程功，考核督催。纂修官则各司其职，逐一检阅，并与《古今图书集成》互为校核，凡有符合采辑标准的书籍条目，即粘签标识，送交缮书处“迅速缮写底本”。底本缮成后，又对照原书，详细校正，再“将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详悉考证，诠疏崖略，列写简端”，然后呈送总裁。总裁“复加勘定，分别应刊、应抄、应删三项，其应刊、应抄各本均于勘定后即赶缮正本进呈”，至于“应删者亦存其书名，节叙删汰之故，附各部总目后”[9]。经众多学者长达数年的辛勤努力，总计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经史子集各类图书达385种，蔚为大观。其中最著名的有戴震经手辑出的《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合称《算经五书》，还有邵晋涵经手辑出的《旧五代史》等史书，周永年经手辑出的《公是集》、《公非集》等宋人文集。这些珍贵典籍的亡而复存，佚而重现，充分体现了当时学者的辑佚成就和学术水平，也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
2．内府书籍的办理
清宫内廷各处如武英殿、懋勤殿、摛藻堂、味腴书屋等地，都收藏有不少前代流传旧书，以及本朝皇帝敕令纂修的书籍。《四库全书》开馆后，这些内府藏书也都集中到翰林院，由总裁指定纂修官专职办理。由于这些书籍或经官刻，或属敕撰，因而大多直接送交缮书处缮写，少数“旧刻显然讹误”，或因种种原因需改纂增补者，则由纂修官予以校阅或酌情修改。如《大清一统志》，初纂成于乾隆八年，此后，清王朝陆续平定了准噶尔部以及天山南路大小和卓的割据，“开屯列戍，益广幅员”，原书已无法反映清王朝疆域的实际情况。四库馆臣便根据乾隆二十年的重修本，再加补订，“搜罗弥博”，“体例加详”，使“九周之砥属，八极之会同，皆可得诸指掌间”[10]。与《永乐大典》的爬梳辑校工作相比，内府书籍的办理比较偏重于改纂增补，其后又奉乾隆帝的谕旨转入各种书籍的纂修，一直持续到乾隆末年。
3．进呈书籍的校阅
进呈书籍主要指各省督抚的采进本和各地藏书家的进献本，也包括从社会上采购而来的通行本。据档案记载，在四库全书开馆前后进行的大规模征书活动中，全国各地搜访进呈的图书总数达到15300余种。由于这类书籍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因而纂修工作相应地说来也最为繁杂。
其一，甄别。即对各省进呈和私人进献的上万种书籍进行全面的清理别择，上自“罕见之书”，下至“寻常著述”，均列入校阅单内，以供进一步校阅考核，斟酌去取。至于琐屑无当，“倚声填调之作”，或“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则摒弃不取。若发现有“颠倒是非”、“违碍悖逆”的书籍，也逐一剔出，有的甚至被划入禁书范围，遭到销毁或改易的厄运。
其二，校阅。进呈书籍经过初步的清理甄别之后，总裁即根据校阅单分别发下，由纂修官进一步做详细的考订校阅。校阅工作大致包括版本鉴别、真伪辨订，内容考证、文字校勘等重要内容。一般说来，在版本选择方面，“诸书刊写之本不一，谨择其善本录之；增删之本亦不一，谨择其足本录之”[11]。对前代流传书籍的真伪，纂修官也根据自己的学识和水平，尽可能地进行认真细致的考辨，“大抵灼为原帙者，则题曰某代某人撰；灼为赝造者，则题曰旧本题某代某人撰”，若“有本属伪书，流传已久，或掇拾残剩，真赝相参，历代词人已引为故实，未可概为捐弃，则姑录存而辨别之”[12]，力求正本清源，弄清传世书籍的真实面目。至于内容文字方面的考证校勘，则是纂修官做得最多的一项工作。他们或广泛参校不同版本，择善而从；或依据本书前后行文体例，考其歧异；或勘之《永乐大典》，订讹补阙。在他们的辛勤劳动下，不少长期以来“绝无善本”之书，一旦“神明焕然，顿还旧观”[13]，成为绝无他本可以代替的珍本。
其三，提要。书籍经过甄别、校阅之后，纂修官的最后一项任务，便是给它们各撰一篇提要，叙列作者爵里，记述版本源流，撮举典籍要旨，考订文字得失，并根据乾隆帝制定的标准，提出应刊、应抄、应存的建议。大体说来，凡“实在流传已少，其书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当刊[14]；“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15]，以及阐明学术，长短互见，“瑕瑜不掩”者应抄；至于那些“言非立训，义或违经”，以及“寻常著述，未越群流”等所谓“俚浅讹谬”者[16]，则存其目。若进而发现有粗疏不经，或“违碍触悖”的书籍，也略记数语，提出不应存目或销毁的建议，一并进呈总裁审核校阅，斟酌去取。最后再“进呈御览”，由乾隆帝予以定夺。凡应刊、应抄之书，均交缮书处组织专人按规定格式予以抄录，收入《四库全书》。其中应刊之书除缮写外，还专门送交清内府刻书机构武英殿，列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广为刊刻流传。至于应存之书，则不再抄录，只将书目提要列入《四库全书总目》。
经过长达九年的辛勤工作和艰苦努力，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告成，贮藏宫中文渊阁。为“广布流传，以光文治”[17]，乾隆帝下令，除原定将《四库全书》缮写四部，分别贮藏宫中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盛京（今沈阳）故宫文溯阁之外，再增缮三部，颁发江浙“人文之区”，分别庋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这样，继第一部《四库全书》告成之后，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第二、三、四部《四库全书》相继办理完竣。续缮三部《四库全书》，也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四月同时告竣。乾隆五十年（1785年），内廷文渊、文源、文溯、文津四阁《四库全书》先后装潢送藏完毕。此后，江浙文汇、文宗、文澜三阁《四库全书》的装潢庋置事宜也陆续完成。一时之间，内府藏书臻于极盛，插架之供不啻千缃万帙，而江浙三阁《四库全书》，也因特许士子入阁抄阅，所以很快成为事实上的图书集聚传播中心，不仅起到了“嘉惠艺林，启牖后学”的作用，而且大大促进地了清代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适应清理编次历代典籍、总结评判传统学术的需要，《四库全书总目》（以下或简称《总目》）应运而生。这部大型官修书目既是《四库全书》的目录和总纲，同时又是中国目录学乃至文化史上的重要著作。它继承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总结自汉刘向、班固以来历代目录著作的得失利弊，以比较完善的分类体系和提要、小序俱全的著录方式，详晰介绍、评骘了《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各种书籍，系统考查、总结了中国学术的渊源流变，不仅在目录学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而且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的篇章。
1．详晰的书目提要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工作，创立了中国目录学史上书籍著录“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方式。自此而后，历代学者大多踵而继之，不少官撰、私著各种目录，如唐元行冲《群书四部录》、宋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都十分注意介绍著者生平，撮述内容大旨，考订学术源流。一些史志目录，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也采用注释的方法，释疑解惑，揭示图书内容。这种有篇目、有提要或注解的著录方式，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主流。特别是宋代以后，随着图书版刻事业的发展，一些私家目录如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还开始兼载版本及其有关资料，使书籍著录的内容更为丰富。但在目录学长期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学者摒弃解题，认为“泛释无义”，不足为取；还有一些目录著作只载书名、卷数、撰人，成了仅仅“部次甲乙”的流水帐簿。延至明代，流弊更甚，官修《文渊阁书目》，专载明内府藏书，“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号，五十橱”。然而，其编录不仅不能“考订撰次”，反而于“所载书多不著撰人姓氏，又有册数而无卷数，惟略记若干部为一橱，若干橱为一号而已”[18]，成为历史上最草率塞责的官修目录，遭到后世学者的一致批评。《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总结历代目录著作的经验教训，选择了传统目录学注重“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著录方式，明确规定了提要的撰写体例：“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19]并在统一的体例之下，因书而异，突出重点，或辨作者真伪，或述篇章体例，或考文字得失，或论内容大旨，或叙版本源流，使读者对《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各部书籍，都能有一个既完整清晰、又主次分明的理解，较好地起到了目录著作提要钩玄、指示门径的作用。
2．严密的分类体系
书籍的分类编次，是学术发展变化的重要标志。早在汉代官府进行的校书编目工作中，刘向等学者就曾根据书籍的内容及学术性质，把当时全部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开创了中国目录学史上图书系统分类的先例。此后，随着学术的发展，又陆续出现了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而由魏郑默《中经簿》、晋荀勖《中经新簿》创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调整，至《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因其适应了学术发展的脉络和统治阶级的需要，遂被奉为正统分类体系，为历代绝大多数目录著作所承袭。《四库全书总目》在分析《汉志》以后各种分类法得失利弊，考查前代目录著作图书归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比较严密、完善的分类体系，即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于部下分类，类下再分子目，计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子目。其中虽大多沿袭前人，但却能折衷诸家，自出新意，无论在类目的设置归并，还是在书籍的具体隶属方面，都有一定的改进和创新。
其一，折衷诸家，酌情设立图书类目。自《隋书经籍志》确立四部分类体系之后，历代目录著作大多相沿不改。但随着学术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化，图书细类的划分却不断有所增并改变。《四库全书总目》十分注意吸取诸家长处，斟酌确定图书类目。如经部“四书”一类，自朱熹分别为《论语》、《孟子》二书作《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又抽出《礼记》中《大学》、《中庸》二篇，作《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合称《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之后，始有“四书”的名称。随着四书被规定为科举必读书，元明以来，注释之作日渐增多，《明史·艺文志》始专立“四书”一门。但一些目录著作仍拘于十三经的成例，于四书外又别立《论语》、《孟子》各门。《总目》考虑到四书通行已数百年，“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而有关《论语》、《孟子》的著述，自“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20]，无法再立门类，便循《明志》之例，设立“四书”类，专收分注或总释四书的各种著作，而省并了《论语》、《孟子》之类的门目。这些类目的设置归并，都比较恰当地反映了图书的实际情形。
其二，循名责实，合理安排书籍归类。前代目录著作，往往“但循名目，不检本书”，导致诸多“配隶乖宜”的现象。有鉴于此，《四库全书总目》特别注意“考校原书，详为厘定”，根据类目内涵及书籍内容，严格划分收书范围，合理安排书籍归类。如史部“政书”一类，前代目录著作，大率名为“故事”或“旧事”，以“祖宗创法，奕叶慎守，是为一朝之故事；后鉴前师，与时损益者，是为前代之故事。史家著录，大抵前代事也”。但也由此而导致“循名误列，义例殊乖”的现象，诸如“《隋志》载《汉武故事》，滥及稗官；《唐志》载《魏文贞故事》，横牵家传”等等。《总目》“总核遗文，惟以国政、朝章、六官所职者入于斯类，以符《周官》故府之遗。至仪注条格，旧皆别出，然均为成宪，义可同归”[21]，也一并收入，并承明代钱溥《秘阁书目》之例，改题为“政书”，使书籍类目及收书范围更为合理。
3．系统的部类小序
书目部类之首冠以小序，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辨明学术源流的重要方式。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编目工作，不仅创立了有篇目、有解题的书籍著录方式以及图书系统分类的先例，而且还总括群书，著为《辑略》，冠六略之首，集中论述各门学术的源流得失。其后《汉书·艺文志》删取其文，散于各类及每略书籍之下，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书目小序，受到历代学者的尊奉和推崇。后世官撰、私修的各种目录著作，也大多仿而行之，利用小序撮述学术源流正变，反映图书存佚情形。影响所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因此成为衡量历代目录著作的最高标准。《四库全书总目》继承中国古代目录学的这一优良传统，于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并于其下所分四十四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22]。通过这些系统的部类小序乃至案语，《四库全书总目》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评判，具体而言：
其一，经部。位列四部之首的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以及历代注经之作。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经典是封建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经典的研究，亦即经学，也相应地成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学术，构成封建文化的主体。历代封建知识分子，根据不同时期统治阶级的需要，在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中，不断予以新的解释，阐发新的涵义，经学本身也因此而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各有其长处，也各具其弊端。《四库全书总目》以睿智的眼光，鸟瞰流泻二千余年的经学长河，精辟地概括出其发展变化的大致轮廓：“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23]可以说，这既是对经学发展变化历史的高度概括，又是对经学各派得失利弊的中肯批评。而“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的总结，则透过纷然杂陈的学派、汗牛充栋的经说，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两千余年经学流变的主要脉络。当然，《总目》对经学派别的划分和总结并非无可商榷之处，后世学者就多有修正和补充，或提出三派说，或主张四派说[24]。但就其本质而言，人类认知的基本方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型：或重经验，主张就事论事，强调征实有据；或崇思辨，强调感悟发挥，注重建立理论体系。由此观之，《总目》对经学渊源流变的把握，特别是关于汉、宋学派的划分，是基本符合人类认知的普遍规律的。
其二，史部。史部收录的主要是有关历史、地理、职官、政事、人物传记等方面的著述。在中国历史上，史籍的起源很早，据记载，“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夏、殷已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则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25]。汉代以后，随着纪传体通史、断代史专著的出现，历史书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由附庸蔚为大国，不仅独立自成一部，而且取得了仅次于经的重要地位。《四库全书总目》阐述了史部书籍的发展过程：“《汉艺文志》无史名，《战国策》、《史记》均附见于《春秋》。厥后著作渐繁，《隋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诸目”[26]。对史书撰述的几种主要体裁，《总目》也详晰叙述了它们的产生及其发展：“古之史策，编年而已，周以前无异轨也。司马迁作《史记》，遂有纪传一体，唐以前亦无异轨也。至宋袁枢，以《通鉴》旧文，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体”[27]，肯定了编年、纪传以及纪事本末体在史学发展史上的创新作用。其他如地理、职官、政书等门类的始末源流，《总目》也分别予以考述。
其三，子部。子部书籍，渊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刘向、刘歆校书编目时，曾专立“诸子略”，收录当时各学派的著作。随着学术的不断发展引申以及图书分类的改变增并，有关兵法、术数、方技乃至释道之类的书籍也一并移入子部，使子部的内容日益庞杂。对此，《总目》着重叙述了子部渊源及其包括内容：“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面对种类繁多、包罗宏富的子部书籍，《总目》进而从理论上说明了其分类排列的合理性：“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也。《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文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歧出，不名一类，总为荟萃，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奕，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28]这些评述，反映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对子部书籍所括内容的认识以及重视的程度，也使读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其四，集部。集部主要收录历代文学家的总集、别集以及诗文评一类著述。在四部分类中，集部的形成和史部一样，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先秦两汉时期，诗赋特别发达，因而刘歆《七略》专立“诗赋略”，《汉志》因之，晋荀勖《中经新簿》分图书为四部，其中丁部所收也主要是诗赋一类的著述。至梁阮孝绪《七录》始立“文集录”，《隋志》则直接标为集部，自此而后，集部遂与经、史、子各部并列，成为中国古代典籍的一大类别。《四库全书总目》一一叙述了集部所收各类书籍的渊源流变，如论别集说：“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29]。他如总集这一体裁的出现，诗文评的产生及其类别，《总目》也都沿流溯源，比较客观地揭示了其发展与变化的情形。
综而观之，《四库全书总目》藉助传统目录学的工具和手段，通过分门别类、提要编目的方式，不仅成功地建构了一个包罗宏富、组织严密的庞大体系，把《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上万种书籍统括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中国古代典籍和传统文化作出了全面的清理和总结。
三
在总结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同时，《四库全书总目》还通过对历代书籍的进退取舍、分类编次，以及钩玄提要、议论评介等方式，鲜明地传递出一代知识精英的思想观念、认知水平，反映出18世纪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
1．坚持儒学正统观念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便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尊奉的正统学术。《四库全书总目》同样“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以儒家的圣经贤传为准则，而极力排斥抨击各种异端思想。它毫不隐讳地宣称：“今所采录，惟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30]东汉王充“内伤时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虚伪，故发愤著书”，所著《论衡》敢于针砭时弊，表现了作者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的个性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总目》却指责“其言多激，《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悖矣”[31]。明末李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思想，所著《藏书》等著述坚决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说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正统儒学的轨道。《总目》对此深恶痛绝，指斥“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32]。对其他掺杂有非儒学思想的著作，《总目》也大多斥入杂家，横加苛责。而对有关记载科学技术以及生产技艺方面的图书，特别是对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的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书籍，《总目》也从传统儒学重道轻艺的观念出发，表现出一种轻视的态度，认为：“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33]至于儒学之外的佛、道及天主教之类，更贬之为“外学”、“外教”而予以排斥。除少量收录“可资考证者”外，“其经忏章咒，并凛遵谕旨，一字不收”。
但是，置身于学术文化总结集成的历史时期，《总目》在坚持儒学正统观念的前提下，也表现出一种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主张“阐明学术，各撷所长；品骘文章，不名一格。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 [34]。而这一点，正是《四库全书》及其《总目》的价值所在。《四库全书》得以囊括前代典籍，包罗经史子集，《总目》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搜罗最为宏富、体例最为完善、编制最为严密的目录著作，均与之密切相关。这种对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以及各种书籍的包容与兼收，显示了18世纪学术文化所特有的总结过去、清理传统的宏大气象，也体现出《总目》自身丰厚的思想义蕴和广博的文化价值。
2．倡导经世主张
经世，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传统儒学所特有的一种价值取向。《四库全书总目》承袭这一基本精神，大力倡导经世主张，表现出鲜明的“务切实用”的价值指向。它明确提出：“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因此，《总目》特别注意阐发典籍所包含的经世意蕴和实用价值，“庶读者知致远经方，务求为有用之学”[35]。北宋司马光《温公易说》一书，虽篇帙未完，“解义多阙”，但其书“意在深辟虚无玄渺之说，故于古今事物之情状，无不贯彻疏通，推阐深至”。《总目》编纂者认为，其“有德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于日用”，所以专从《永乐大典》中辑入《四库全书》，以使学者“知名贤著述，其精义所在，有不终泯没于来世者矣” [36]。在对诸子百家书籍的分类排列上，《总目》也把与“治世”有关的儒、兵、法、农、医及天文算法六家顺序排在前面，而将那些与国计民生无直接效用的其余各家，依次列在后面。特别是其中的“农家、医家，旧史多退之于末简”，而《总目》“独以农家居四，而其五为医家”，就是因为“农者民命之所关，医虽一技，亦民命之所关，故升诸他艺术上也”[37]。总之，《总目》始终主张：“儒者之学，明体达用，道德事业，本无二源。歧而两之，殊为偏见。”[38]这种强调经世实学的价值取向，真切地反映了封建盛世时期一代知识精英以社会现实和国计民生为重的积极向上的文化心态。
3．尊崇汉学，批评宋学
承继明末清初以来学术界崇实黜虚的潮流，《总目》鲜明地表现出尊崇汉学、批评宋学的思想倾向和学术特征。
着眼于经世这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总目》首先批评宋学空疏无用，不切人事，认为理学家“崇王道，贱霸功”，热衷心性空谈，讲求内省自修，“一切国计民生，皆视为末务”[39]，结果是“务彼虚名，受其实祸”[40]，最终误国误民。与此同时，《总目》更多地从学术方法论的角度，揭露理学空疏措大、虚妄荒诞的弊病。本来，宋儒说经注重义理，长于哲学思辨。但这种解经方法本身易流于空疏玄虚，甚而删经、改经以就己说。如关于经传之间的关系，《总目》主张解经不能离传，尤其不能全弃史实事迹，凭空臆说。而宋儒往往舍传求经，结果是其说愈繁，离经书旨意愈远。对此，《总目》以《春秋》、《左传》为例，尖锐地指责了宋儒舍传求经的弊端：“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41]
在批评宋学的同时，《总目》对汉学采取了明显的褒扬态度，推崇汉学的征实，把“考证精核”奉为正宗。在它看来，“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42]。因而，《总目》对讲求文字、音韵、训诂、考证，力图恢复经书原貌和圣人原意的的清代汉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古者漆书竹简，传写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歧。又六体孳生，形声渐备，毫厘辨别，后世乃详。古人字数无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袭，遂开通用一门。谈经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声，究古书之义旨，穿凿附会，多起于斯。故士生唐宋以后，而操管摛文，动作奇字，则生今反古，是曰乱常。至于读古人之书，则当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义理可以渐求”[43]，并称赞汉学家“引据古义，具有根柢，视空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44]。
但是，《总目》编纂者毕竟是处在文化成熟时期的一代知识精英，这使得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汉宋之争的藩篱，而以一种比较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这一学术公案。《总目》清醒地看到，汉学和宋学之间的相互攻驳，除思想方法的差异之外，还缘于门户意气之争。所谓“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各挟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济以不平之气，激而过当，亦其势然欤”[45]。如果不持门户之见，应当说，汉学、宋学是各有其长处的。《总目》明确指出：“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因此，《总目》十分强调“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46]。并在书籍别择去取上，主张“铲除畛域”，“一本至公”，努力做到兼收并蓄，归诸至当。当然，《总目》在学术评判以及书籍甄录上，并未有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公正，但它这种力求“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的宽容境界，仍然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浩大的文化工程。由此而产生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和目录著作《四库全书总目》，也同为中国乃至世界之最。它们以其独具的博大恢宏的气象，前所未有的高屋建瓴的眼光，对中国古代典籍和传统文化作了全面的清理和总结，不仅代表了一代学术发展的高峰，也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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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爱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1]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四，杂家类杂编之属案语，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本。
[2] 周永年：《儒藏说·与孔荭谷》，收入《松邻丛书·甲编》，仁和吴氏双照楼1918年刊本。
[3] 朱筠：《笥河文集》卷一《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收入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年排印本。
[4] 姚鼐：《惜抱轩全集·文集》卷十《朱竹君先生传》，中国书店，1991年影印本。
[5] 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谕。
[6] 阮元：《揅经室集·三集》卷五《纪文达公集序》，中华书局，1993年。
[9] 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十一日办理四库全书处奏折。
[14] 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谕。
[15] 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谕。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八日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24] 参见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2－107页、第662－6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