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期以后，天下大致太平，战事明显减少，高官大吏多起自科举，而科举之中最重翰林。不仅汉族士人如此，满蒙汉军旗人士子亦如此。《清史稿?论》曾有云：承平既久，八旗人士起甲科、列侍从者，亦多以文字被恩眷。[1]与清初重行伍轻科甲之传统作法殊异。此外，清代一直推行“首崇满洲”的国策。在科举方面，虽然在一甲进士和状元及第等名义上照顾汉族士子，但真正受皇帝信赖倚重的大臣，仍然是本族士子。在翰林群体中，满洲翰林的地位和作用远远胜过汉族翰林。这一点在鸦片战争前后活跃于政坛的几位翰林身上便能清晰地反映出来。而活跃于当时政坛的两派阵营中的领军人物皆出自翰林，但孰轻孰重，则可想而知矣。
一、三位汉族翰林之壮举
（一）黄爵滋的“严禁”之议
清道光（1821?1850）年间，朝政日非，事多因循。英国商人与朝中贪官污吏里应外合，致使鸦片贸易愈演愈烈，几不可收拾。而当时任职于翰林院的黄爵滋、陈庆镛、苏廷魁、朱琦等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直言时弊，入木三分，终于促成道光帝重用林则徐，遂有“虎门销烟”之举。其中尤以汉族翰林黄爵滋最为著名，据《清史稿》记载：他之“所言有用有不用，凛凛然有生气，要足以砭顽振懦矣。”[2]至今百余年时光忽焉已过，而诸位先辈前贤之清风余烈、潜德幽光仍不时闪现，令后学有所效仿也。
黄爵滋，字树斋，江西宜黄人。道光三年（1823）癸未科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以直谏负时望，遇事锋发，无所回避，言屡被采纳。道光十五年，特擢鸿胪寺卿。当时宣宗确有振作之意，曾下诏云：“以爵滋及科道中冯赞勋、金应麟、曾望颜诸人均敢言，故特加擢任，风励言官，开忠谏之路，勉其勿因骤得升阶，即图保位，并以诰诫臣工焉。”[3]黄爵滋因之再接再厉，不久复上疏，陈请“察天道、广言路、储将才、制匪民、整饬京城营卫、申严外夷防禁”等六事，又陈漕、河积弊，均被宣宗采纳，下部议行。
当时，英国政府已开始筹划扩大对华军事干涉，船舰屡至闽、浙、江南、山东洋面游弋，测绘山川地图。黄爵滋察觉到此事的危险性，疏言：“外国不可尽以恩抚，而沿海无备可危。”当时鸦片已泛滥成灾，由沿海向内地辐射，有烽火燎原之势。道光十八年，爵滋上禁烟议疏曰：
“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於内地，实漏银於外洋也。盖自鸦片流入中国，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其初不过纨?子弟习为浮靡。嗣后上自官府?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道，随在吸食。粤省奸商勾通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馀万两；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之多；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土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年复一年，不知伊於胡底。各省州县地丁钱粮，徵钱为多，及办奏销，以钱为银，前此多有赢馀，今则无不赔贴。各省盐商卖盐得钱，交课用银，昔之争为利薮者，今则视为畏途。若再数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积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鸦片，而未知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於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於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洋之烟自不来矣。宜先重治吸食，臣请皇上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深之?，未有不能断绝者。至一年仍然服食，是不奉法之乱民，加之重刑不足恤。旧例吸烟罪止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俱系活罪。断?之苦，甚於枷杖与徒，故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临刑之惨急，苦於断瘾之苟延，臣知其原死于家而不原死于市。况我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虽愚顽沉溺之久，自足以发聋振聩。皇上之旨严，则奉法之吏肃，犯法之人畏。一年之内，尚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藉国法以保馀生，未食者因炯戒以全身命，止辟之大权，即好生之盛德也。伏请饬谕各督抚严行清查保甲，初先晓谕，定於一年后取具五家互结，准令举发，给予优奖。倘有容隐，本犯照新例处死，互结之家照例治罪。通都大邑，往来客商，责成店铺，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文武大小各官，照常人加等，子孙不准考试。官亲幕友家丁，除本犯治罪外，本管官严加议处。满、汉官兵，照地方官保甲办理；管辖失察之人，照地方官办理。庶几军民一体，上下肃清，漏卮可塞，银价不至再昂，然后讲求理财之方，诚天下万世臣民之福也。”[4]
情真意切，言之凿凿。疏上，宣宗阅罢，深是其言。下疆臣各抒所见，速议章程。时任两江总督的林则徐[5]请用重典，上疏言曰：“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6]兵丁粮饷乃朝廷支柱，宣宗由是大惊。命入觐，召对十九次。终于决定授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鸦片。道光十九年春，则徐至广州。一场销烟壮举自此拉开序幕。
（二）林则徐、邓廷桢虎门销烟
在禁烟运动中做出最大贡献的林则徐和邓廷桢，亦皆出自翰林。林则徐德才兼备，颇具声望，且做事干练，忠君爱国。他到达广州时，时任两广总督的邓廷桢[7]已严申禁令，捕?烟犯。此时，英国鸦片商人查顿先避回国。林则徐素闻水师提督关天培忠勇可用，便令其整兵严备。“檄谕英国领事义律查缴烟土，驱逐趸船，呈出烟土二万余箱，亲莅虎门验收，焚于海滨，四十余日始尽”[8]。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虎门销烟”。则徐请定洋商夹带鸦片罪名，依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货物入官，责具甘结。其他国家皆听命，惟独义律娇纵日久，支吾拖延，拒不服软，桀骜不驯。则徐料得日后英国必武力来犯，于是阅视沿海炮台，以虎门为第一门户，横档山、武山为第二门户，大小虎山为第三门户。海道至横档分为二支，右多暗沙，左经武山前，水深，洋船由此出入。关天培创议。于此设木排铁练二重，又增筑虎门之河角?台，英国商船后至者则不敢入。义律请令赴澳门载货，以图囤烟私贩，则徐严斥拒之，英船于是潜泊于尖沙嘴外洋，以窥测时局变化。
当时，有英人殴毙华民，英国领事馆却抗不交罪犯。则徐遂令断其食物，撤买办、工人，以困之。是年七月，义律藉索食为名，以货船载兵，进犯九龙山?台。参将赖恩爵率部回击，英军败走。上报朝廷，宣宗大悦。诏曰：“既有此举，不可再示柔弱。不患卿等孟浪，但戒卿等畏葸。”强硬态度十分鲜明。不久，义律请求允许载烟之船回国，并保证货船听官查验。九月，商船已具结进口，但义律却遣兵船阻之，并开?攻虎门，水师提督关天培率游击麦廷章及将士奋起反击，大败之。十月，英军又犯虎门，清军分五路进攻，六战皆捷。宣宗下诏，停止贸易，宣示罪状，并饬福建、浙江、江苏严防海口。并授林则徐两广总督。形势似乎非常乐观。
此时，有府尹名曾望颜者上疏请罢各国通商，禁渔船出洋。林则徐却十分清醒，疏言：“自断英国贸易，他国喜，此盈彼绌，正可以夷制夷。如概与之绝，转恐联为一气。粤民以海为生，概禁出洋，其势不可终日。”[9]可见，林则徐不愧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当时英船停泊在外洋，以利诱奸民接济销烟。至道光二十年春，则徐令关天培密装?械，雇渔船出洋设伏，到深夜幕临，顺风纵火，焚毁英国及其从附海盗船只，终于使英国强盗无计可施。是年五月，清水师再焚英国船只於磨刀洋。林则徐派人密切注视敌人动向，见新来敌船扬帆北去，上疏请敦促沿海各省严加戒备。
广东禁烟行动大获成功，京师禁烟之议也方兴未艾。在此之前，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曾疏言，烟禁虽严，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请仍用旧制纳税，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吸食罪名，专重官员、士子、兵丁，时皆谓非政体。实际上是为因循开脱。爵滋上疏弹劾乃济，宣宗罢其职，并连擢爵滋大理寺少卿、通政使、礼部侍郎，复调刑部。至道光十九年，廷臣议定贩烟、吸烟罪名新例，大多如爵滋所请。
中英大开兵衅之后，宣宗命黄爵滋偕左都御史祁俊藻赴福建查办禁烟。时邓廷桢已调任闽浙总督，与爵滋一同筹备海防。英兵来犯，廷桢屡挫敌于厦门，宣宗怀疑此报的真实性。爵滋与俊藻方至浙江，复命赴福建察奏。爵滋疏陈：“廷桢所奏不诬；定海不可不速复；水师有专门之技，宜破格用人。”并具言战守方略。又言浙江为闽、粤之心腹，与江苏为唇齿，请饬伊里布不可偏听琦善，信敌必退。及回京，复极言英人劳师袭远，不足虑，宜竟与绝市，募兵节饷，为持久计，以海防图进。但形势急转直下，宣宗渐被穆彰阿[10]之流所惑，罢林则徐，倚重琦善。黄爵滋亦无计可施矣。既而琦善在与英国的议抚过程中不得要领，连岁命将出师，广东、浙江皆已不利。道光二十二年，英兵由海入长江，乃定和议于江宁（今南京），烟禁自此弛矣。中国开始了百年忧患的艰难岁月。
爵滋以诗名，喜交游，每夜闭阁草奏，日骑出，遍视诸故人名士，饮酒赋诗，意气豪甚。及创议禁烟，始终主战，一时以为清流眉目。所著奏议、有诗文集行于世。
黄爵滋虽以敢言著称，颇具清望，但晚景却十分凄惨。爵滋为御史时，稽察户部银库，曾疏言库丁轻收亏帑之弊。道光二十三年，银库亏空九百万两事发，追论管库、查库诸臣，罪皆褫职责赔，爵滋亦不免。赔既足，次第予官。爵滋以员外郎候补，病足家居，宣宗时犹时问及其何在。道光三十年，爵滋至京，正会宣宗崩，遂不再出。又逾三年，卒。一代清流溘然辞世。而林则徐与邓廷桢均被遣戍。但民心向背十分明显，遣戍则徐的消息一传至广州，官兵、士绅及民众大惑不解。林则徐交印后，“抚军以下皆来晤”，并举行“公饯”。送行人士纷纷赶置靴、伞、香炉、明镜和颂牌等，为林则徐壮行。“连日铺户居民来攀辕者填于衢巷”[11]，大家在五十二面颂牌上写下“民沾其惠，夷畏其威”、“勋留东海，泽遍南天”、“公忠体国”、“清正宜民”、“烟销瘴海”、“风靖炎洲”、“德敷五岭”、“威慑重洋”等赞词，[12]足见当时则徐威望之高，取信之深。但皇帝的旨意不可违抗，任何人都只能唯唯听命，当时老翰林之苍凉气短于此可见一斑。
二、汉满两翰林的较量
（一）文臣死谏
鸦片战争以清朝的失败而告终。但人们对失败的原因必然有一个认识的过程，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林则徐严禁鸦片，招来了英国入侵，责任在林则徐。宣宗罢林则徐，并将其遣送新疆伊犁，是宣宗妥协动摇的结果。但后来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其实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绝不在林则徐，而在穆彰阿。穆彰阿之主和，对宣宗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导致了鸦片战争失败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当时清廷大政所出的军机处中，有军机大臣五人，即穆彰阿、潘世恩、王鼎、隆文和何汝霖。大学士有六人：穆彰阿、潘世恩、王鼎、琦善、伊里布、汤金钊，六大学士中，有一人不在北京，在京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各五人，而兼有军机大臣和大学士头衔者者只有三人，即穆彰阿、潘世恩和王鼎。大学士乃文官极品，但不兼军机大臣，则不得参与机务。而大学士一旦入军机，则与宰相相类也。清制实行满汉复职，而满官掌实权。穆彰阿、潘世恩、王鼎三人中，穆彰阿是唯一的满人，其地位不言自明。潘世恩状元出身，老于世故，对穆彰阿极尽阿附逢迎，基本不起作用；而汉族翰林出身的王鼎与满族翰林出身的穆彰阿，则相互?牾，一主战，一主和。
王鼎当时官居军机大臣、大学士，世人以宰相目之。王鼎字定九，陕西蒲城人。少贫，力学，尚气节。赴礼部试至京，大学士王杰与同族，欲致之，不就。王杰曰：“观子品概，他日名位必继吾后。”考中嘉庆元年丙辰科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两以大考升擢，累迁内阁学士。嘉庆十九年，授工部侍郎。仁宗谕曰：“朕向不知汝，亦无人保荐。因阅大考考差文字，知汝学问。屡次召见奏对，知汝品行。汝是朕特达之知。”因此可知，王鼎因品学兼优而深受器重。调吏部，兼署户部、刑部。嘉庆二十三年，兼管顺天府尹事，复谕曰：“朕初意授汝督抚，今管顺天府尹，犹外任也。且留汝在京，以备差往各省查办事件。”自是数奉使出按事鞫狱。翌年调刑部，又调户部。
道光二年，河南仪工奏销不实，解巡抚姚祖同任，命鼎偕侍郎玉麟往按，暂署巡抚。疏陈：“仪工用款至办奏销，与部例成规不符。乃以历办物料、土方价值，合之豫省成规，互相增减，於?料、引河等款增销一百三十万，夫工、麻斤各款减销一百三十万，虽有通融，银数仍归实用。惟八子钱一款，以银易钱，多于旧价，每两提八十文充入经费，而於各员应缴之银，一并扣算，实违定制。”疏入，命核实报销，而薄谴祖同。是年，擢左都御史，父忧归。五年，服阕，以一品衔署户部侍郎，授军机大臣。道光六年，授户部尚书。道光八年，回疆平，以赞画功，加太子太保，绘像紫光阁。
当时芦盐积疲，商累日重，宣宗命王鼎偕侍郎敬徵察办。道光十年，芦商呈请调剂，复命鼎及侍郎宝兴往按。鼎以前次清查，传集各商详询定议，皆称可免亏累积压，虽因银价渐昂，尚不致遽形亏折，遂议驳。时淮盐尤敝，两江总督陶澍疏陈积弊情形，命鼎偕宝兴会同筹议。中外论盐事者，多主就场征税。疏言：“详核淮纲全局，若改课归场灶，尚多窒?。惟有就旧章大加?剔，使射利者无可借端，欠课者无可藉口，似较有往辙可循。拟定章程十五条，曰：裁浮费，减窝价，删繁文，慎出纳，裁商总，核滞销，缓积欠，恤灶丁，给船价，究淹销，疏运道，添岸店，散轮规，饬纪纲，收灶盐。”又请裁撤两淮盐政，改归总督办理，以一事权。并诏允行。陶澍得锐意兴革，淮纲自此渐振，王鼎之力至关重要。道光十一年，署直隶总督。翌年管理刑部事务。道光十五年，协办大学士，仍管刑部，直上书房。道光十八年（1838年），拜东阁大学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加太子太保。王鼎之境遇可谓扶摇直上，一帆风顺。
道光二十一年夏，晋太子太师。此时王鼎已积劳成疾。自禁烟事起，英军犯我沿海，而王鼎力主战。但穆彰阿窥测宣宗本意，力主求和。至和议将成，林则徐以罪谴，王鼎愤甚，还朝争之甚力，而宣宗慰劳之，命休沐养疴。但王鼎以累受皇恩之重，不忍有偷生之闲。越数日，自草遗疏，劾大学士穆彰阿误国，闭户自缢，冀以尸谏。而军机章京陈孚恩却是穆彰阿同党，灭其疏，别具以闻。宣宗虽疑其卒暴，命取原疏不得，于是优诏悯惜，赠太保，谥文恪，祀贤良祠。后陕西巡抚请祀乡贤，特诏允之。[13]
（二）满族文臣毫发无损
王鼎秉承“文官死谏”之古训，想用此法唤起宣宗之醒悟与振作。但王鼎与穆彰阿皆为当朝军机大臣兼大学士。穆彰阿所受眷顾之隆，更在王鼎之上。此时的宣宗对穆彰阿仍然深信不疑，倚重有加。这位满洲翰林终道光一朝却竟毫发无损，可惜了王鼎老翰林一腔碧血。
穆彰阿，也是名副其实的翰林，且是满洲翰林。词林起家后，升迁甚速，于道光七年，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逾年，授军机大臣，罢内务府大臣，直南书房。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成为首席翰林官。又历兵部、户部尚书。道光十四年，协办大学士。承修龙泉峪“万年吉地”（即皇帝陵），工竣，晋太子太保，赐紫缰。道光十六年，充上书房总师傅，主教导皇子重任，拜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工部。
道光十八年穆彰阿晋文华殿大学士，成为所谓“权相”，充首席。此时，禁烟议起。宣宗开始时禁烟之意锐甚，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遂有“虎门销烟”之举。英国就此发动战争，攻广东、福建不下，率军北上，入渤海，威胁京师。宣宗惊慌失措，穆彰阿窥帝意移，乃力赞和议，于是罢林则徐，以琦善代之。琦善却一徇敌意，不设防备，所要求者亦不尽得请，于是兵衅复起。宣宗先后命奕山、奕经督师，广东、浙江皆挫败。英兵且由海入江，林则徐及闽浙总督邓廷桢、台湾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以战守为敌所忌，并被严谴，命伊里布、耆英、牛鉴议款。道光二十二年，和议成，偿币通商，各国相继立约。国威既损，更丧国权，外患自此始。这就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原委。
穆彰阿当国，主和议，为海内所丛诟。宣宗既厌兵，从其策，终道光朝，恩眷不衰。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覆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以其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可见势力影响之大。文宗自在潜邸时，便深恶之，但因其父宣宗庇护，而无可奈何，只能等待时机。宣宗崩，文宗即位十阅月后，特诏数其罪曰：“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固宠窃权，不可枚举。我皇考大公至正，惟以诚心待人，穆彰阿得肆行无忌。若使圣明早烛其奸，必置重典，断不姑容。穆彰阿恃恩益纵，始终不悛。自朕亲政之初，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迨数月后，渐施其伎俩。英船至天津，犹欲引耆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遭荼毒。其心阴险，实不可问！潘世恩等保林则徐，屡言其‘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命林则徐赴粤西剿匪，又言‘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罪实在此。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又何以不负皇考付?之重？第念三朝旧臣，一旦置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从宽革职永不叙用。其罔上行私，天下共见，朕不为已甚，姑不深问。朕熟思审处，计之久矣，不得已之苦衷，诸臣其共谅之！”诏下，天下称快。[14]其情形与当年嘉庆帝搬倒和?之情景何其相似乃尔。
综上所述，在鸦片战争前后这一段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岁月里，有五位翰林成为风云人物。黄爵滋、林则徐和邓廷桢等三位汉族翰林或奋笔疾书、振聋发聩；或挺身而出，销烟抗敌，但谈笑之间便被穆彰阿及其党羽所击倒；而作为汉族翰林翘楚的王鼎，更是以尸谏的悲壮方式试图使宣宗罢免穆彰阿，重新振作，但于事无补，毫无作用。“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的穆彰阿，可以一敌四，“终道光朝，恩眷不衰”，足见其在宣宗心目中的位置。由此不难看出，清中期以后，朝廷的确是重视翰林，翰林亦异常活跃；但翰林之中，满洲翰林尤其被倚重与信赖。这或许就是所谓“首崇满洲”基本国策的一个生动事例，“满重汉轻”仍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穆彰阿终被褫职、身败名裂的结局，就是历史规律不可违背的力证。
[7] 邓廷桢，字?筠，江苏江宁人。嘉庆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屡分校乡、会试，称得士。历任知府、按察使，道光元年迁江西布政使。道光十五年擢两广总督。亦是当时翰林起家的著名廉吏能臣。
[11] 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林则徐集?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第372页。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者：邸永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