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传奇中，已经有了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的故事，如牛僧孺《玄怪录》中的《郭元振》、李公佐记其所见为《谢小娥传》等。至于托名吴兢的《开元升平源》和陈鸿的《东城老父传》、《长恨歌传》，更是为后来的史家另眼看待。宋代传奇中，围绕隋炀帝和唐玄宗两个历史人物来写故事的，有托名颜师古的《隋遗录》和无名氏的《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以及乐史的《杨太真外传》、秦醇的《骊山记》、《温泉记》。这些作品，也曾为古今史家用以参证史事，而不仅仅视之为文学史的内容。 

一、 由“讲史”到“平话”出现 

《武王伐纣书》，别题《吕望兴周》。上卷，妲己入宫，太子殷交反纣。以妲己为苏护之女，为九尾金狐吸其魂魄，假形为苏护女。中卷，姬昌囚羑里，黄飞虎反纣、比干剖心、姜尚发迹渭水之滨。与《封神演义》全同，惟比干事稍异。下卷，武王伐纣，中经剧战，入朝歌、斩纣太白旗下、太公斩妲己。虽寥寥三卷，篇幅不过《封神演义》十分之一，而全书规模已具，是为《封神演义》祖本。惟伐纣之事颇疏略，《封神演义》就其下卷改造扩充而成。自元本《武王伐纣》演为明万历《封神演义》，在历史小说源流上，其意义至为重要。 

《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演乐毅伐齐事，名曰《春秋后集》。上卷，自孙子斩庞涓起，孙子将兵灭燕。六国起兵，大破齐军，孙子隐于云梦山。燕昭王立，以乐毅为帅，将赵魏韩秦四国之兵伐齐。中卷，乐毅破齐七十余城，齐人立固存太子。孙子在云梦山中闻变，说燕王使以骑劫代乐毅，并与田单书，单乃用火牛计破燕兵。燕王召乐毅将兵伐齐，孙子与乐毅斗阵。下卷，乐毅斗阵不胜，乃请师父黄伯扬下山摆迷魂阵，孙子乃请鬼谷子下山破阵，诸国尊齐国为上国。虽名为“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却以孙膑事为多，且不与史实合，时代亦多错忤。 

《秦并六国平话》，别题《秦始皇传》。上卷，自唐虞三代说起。中卷，为春秋战国。下卷，记秦兴亡大概。叙事疏略，人物时代失考。 

《五代史平话》，以梁、唐、晋、汉、周五代各分上、下卷（其中梁史、汉史下卷佚），大体依照“正史”的记载，叙说五代兴替。只有在叙及细节时，才加增饰，引入民间有关黄巢、朱温、刘知远、郭威的传说，耐人听闻。书中讲述后晋“搜刮民谷”，“分道括率民财”，不惜“先斩而后奏”，抨击石敬塘为“儿皇帝”，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显然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 

二、史书向历史小说的演变 

本节专就《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三国志平话》演为《三国演义》作一简要考察，说明史学从殿堂走向社会的趋势。 

裴松之《三国志注》在其所说“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外，如果从史学通俗化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则其所引140余书，大都不作于三国时期，而是撰成于两晋时代；大都非官修“正史”，而接近于野史。所谓“补阙”，大都是将陈寿所记简略处加以具体化，并进行某种“拓展”。如《先主传》“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裴松之引《典略》一段详细记述：“遇贼于野，备中创阳死，贼去后，故人以车载之，得免。后以军功，为中山安喜尉。”特别是关于“七擒孟获”的故事，在《诸葛亮传》中仅“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12字，而裴松之引《汉晋春秋》近200字：“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 募生致之。 既得， 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帅而用之。”颇似随诸葛亮南征者的回忆，后经演化而成传奇。这段故事，后来为《三国志平话》及《三国演义》所采用。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的记述，使三国史事明显生动化，为后来说书人、平话以及小说作者的艺术想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在下面说到《三国演义》时将有具体实例进行对照。 

话说三国，在宋代的“讲史”中已经形成专门的科目，出现了专门“说三分”的人。高承《事物纪原》卷九这样记： “仁宗时，市人有谈三国者， 或采其说如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 吴三分战争之象。”这时，“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也已经十分鲜明了。据《东坡志林》记载，“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则喜唱快。”这比朱熹在《通鉴纲目》中以刘备为正统，斥曹操为非正统，至少要早200年，也不知影响了多少士农工商。南宋理宗时，石宝君戏曲《风月紫云亭》剧中女主人公说其演唱诸宫调，尤以唱三国志谋生。《醉翁谈录》中也有说三国的记载：“（说）三国志，诸葛亮雄才；收西夏，说狄青大略……言无讹舛，遣高士善口赞扬。” 

以今天所见《三国志平话》，是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的刊本，共3卷，上图下文，约8万余言，粗具后来《三国演义》的规模。其叙事自汉光武帝五年始，称作“昔日南阳邓州白水村刘秀，字文叔，帝号为汉光武皇帝。”随后，即转而为主人公在阴间“报冤之殿”的经历描写。冥界故事过后，又回到人世间，已经是东汉末年了。从光武帝五年（29），一跃而至灵帝元年（168）。其后叙事，大体按日进行，偶而标明年号、月份。但其表示方式并非如史书那样：灵帝建宁元年（168）、献帝初平元年（190）、三年、建安元年（196），而是“今汉灵帝即位当年”、献帝给董承密诏末署“中平九月日”、在某句话中提到“诏约中平五年三月三日，众会虎牢关前”以及“话说中平三年春三月”等。其年号亦并不确切，中平为汉灵帝年号，仅6年（189），献帝即位改永初元年（189），第二年改初平元年（190）。 《平话》不用献帝年号，一直沿用“中平”这一年号，如以献帝诏书署“中平九年”，以刘备初访诸葛亮为“中平十三年春三月”等。在汉帝年号之后，即用蜀国年号纪年，刘禅延熙年号之后，不用西晋年号，而用所谓“刘备后人”刘渊（公元304年建汉，即十六国前赵）年号元熙。刘渊虽为匈奴人，因先祖娶汉公主为妻，遂自称汉宗室。仅此一点，足见《平话》尊崇汉室的强烈观念。 

尊崇汉室观念之外，更主要的是《三国志平话》所具有的平民观念。书中关注民生疾苦，天真地表现出普通人对欢乐与幸福的向往。现实中君主与臣民，特别是国君与百姓间不可逾越的那道鸿沟被抹平了。开篇汉光武帝五年游御园，游乐中光武帝忽然问起此园系何人所建，“近臣奏曰：‘……是逼迫黎民移买栽接，亏杀东都洛阳之民。’”光武帝立即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急命贴出黄榜，来日三月三日清明节，皇上与黎民一处赏花。《三国志平话》将此事放在光武年间，显然是因为存在种种关于这位东汉创始人的民间传说。书中叙曹操往定州，“正行之次，见里堠整齐，桥道平正，人烟稠密，牛马繁盛，荒地全无，天禾多有”，这正是刘备治下的一处景象，不仅歌颂理想中的“爱民英雄”刘备，而且反映其向往盛世明君的历史观念也即平民观念。至于表现平民的天真，以刘备战胜吕布后朝见献帝的描写为例，即可见一斑。书中叙战胜吕布，班师回京，见帝，斩吕布于下邳，并谓此乃刘备、关羽、张飞之功。献帝遂召三人进宫觐见。“献帝见先主面如满月，两耳垂肩，貌类汉景帝”。又问刘备家系，回答：“本祖十七代孙，中山靖王之后。”于是，“帝惊，宣宗正府宰相，检祖宗部。有国舅董成奏帝曰：‘刘备，汉之宗室。’”确认皇室后裔，且为献帝之叔，“帝大喜，自思：……‘今有皇叔玄德，汉天下有主矣！’”比较《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的记述，“曹公自出东征，助先主围布于下邳，生禽布。先主复得妻子，从曹公还许。表先主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既没有觐见，也没有献帝认为皇叔，更没有献帝以刘备为汉室救星的希望。这显然是出自说话人之天真想象，而《三国志平话》作者亦颇愿意将此类天真想象移植入其书中。 

《三国志平话》出现之时，正是中国戏剧演出和戏剧创作极其繁荣的时期，因而三国戏在历史英雄题材剧中占据重要位置。宋代的傀儡戏、影戏已有不少采用三国故事为题材。宋元之交的三国戏文，现今所知有三个剧目：《单刀会》、《刘先主跳檀溪》与《貂蝉女》。《单刀会》一剧后来为关汉卿改编而流传至今。《刘先主跳檀溪》，是发展了上面提到的隋大业年间水傀儡的情节。《貂蝉女》仅保存两首唱词，其余戏文散佚了。 

元末明初，在民间长期流传的基础上，终于形成长篇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从此，凡欲了解东汉至西晋建立这一时期史事的人，无不是先读《三国演义》而后才读陈寿《三国志》的。而在平民百姓家，则只知有《三国演义》而不知有《三国志》。 

如果从《三国志平话》刊行，至《三国志通俗演义》刻印，前后整整200年。有关其作者情况，迄今知之甚少，或谓其书非罗贯中所为，此处不作考察。今存最早版本（明孝宗弘治甲寅1494作序，世宗嘉靖壬午1522刻印）扉页标明：“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三国志》入书名，表明其强调讲史的权威性。“编次”二字，表明其仅仅是将“史传”进行改编。“演义”者，敷陈义理而加以引申之谓也。冠以“通俗”二字，用意明显，改编目的是要使史学通俗化。其弘治序云： 

史家秉笔之法，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 

此话可谓将史学与史学通俗化的关系表达得再明白不过了！ 

与《三国志平话》比较，《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时限要短一些，而其作为一部规模宏大、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是由一系列谋略与计策的长链连接组成、围绕一条时间主线发展的完整历史故事。除了从《三国志平话》以及民间传说吸取素材外， 直接征引“野史”、“笔记”内容是其“编次”的突出特点，亦即野史、笔记被引入历史小说。下面，以“连环计”杀董卓为例，看其取材的这一特点。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孙瑞、卓将吕布共谋诛卓。是时，太子有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布使同郡骑都尉李肃等，将亲兵十余人，伪著卫士服守掖门。布怀诏书。卓至，肃等格卓，卓惊呼布所在。布曰‘有诏’，遂杀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趋卓尸，布又杀之，凡所杀三人，余莫敢动。长安士庶咸相庆贺，诸阿附卓者皆下狱死。” 

《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二则演为三回： “司徒王允说貂蝉”、 “凤仪亭布戏貂蝉”、“王允授计诛董卓”。其中，有来源于《三国志》者，董卓宗亲皆封列侯、修郿坞、杀降卒、斩张温等；有采自《三国志平话》和杂剧者，貂蝉遇王允，王允设连环计，以及貂蝉见吕布、董卓等诸多细节。在诛董卓的细节上，却差不多完全采用了裴松之注引王粲《英雄记》的文字，如“时有谣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犹不生。’”又有“道士书布为‘吕’字以示卓，卓不知其为吕布也。”“卓当入会，陈列步骑，自营至宫，朝服导引行其中。马踬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劝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母年九十，走至坞门曰‘乞脱我死’，即斩首。”“卓既死，当时日月清净，微风不起。”“暴卓尸于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为之丹。守尸吏暝以为大烛，置卓脐中以为灯，光明达旦，如是积日。”“王允授计诛董卓”的尾声，则是蔡邕之死。上引《三国志》所写为“主簿田景”，而裴松之注引谢承《后汉书》与张璠《汉纪》均作蔡邕。尽管裴松之作出论辩，认为“此皆诬罔不通之甚者”，但《三国志通俗演义》还是将《三国志》中的田景换作谢承《后汉书》、张璠《汉纪》中的蔡邕。他如前面提到的七纵七禽孟获以及“空城计”等等许多情节，都出自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诸书。“野史”、“笔记”与史传的关系，“野史”、“笔记”与历史小说的关系，无一不涉及史学通俗化的问题。 

自明末及清乃至民国，尽管对《三国演义》内容都认同章学诚《丙辰札记》所说“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但其影响却远非任何史书所能比及，蔡东藩一语道出实情： 

三、 明代后期以来历史小说的发展倾向 

此风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又有蔡东藩著《历朝通俗演义》（又名《中国历代演义》），自秦始皇写起，直至1920年，总计2166年史事，分11书、1040回： 

前汉通俗演义（又名西汉演义，附秦），100回 

后汉通俗演义（又名东汉演义，附三国），100回 

两晋通俗演义（又名两晋演义），100回 

南北史通俗演义（又名南北史演义），100回 

唐史通俗演义（又名唐史演义），100回 

五代史通俗演义（又名五代史演义），60回 

宋史通俗演义（又名宋史演义），100回 

元史通俗演义（又名元史演义），60回 

明史通俗演义（又名明史演义），100回 

清史通俗演义（又名清史演义），100回 

民国通俗演义（又名民国演义），120回（另有许厪父续40回） 

这11部通俗演义，不是同时写成，也非按朝代顺序编写，最先写出的是《清史通俗演义》，1916年出版。其后，依次写出元、明、民国、宋、唐、五代、南北史、两晋、前汉、后汉，1921年9月全部写成。 

另一种倾向是向英雄传奇演变，以隋末聚义、唐代开国和北宋抗辽为中心故事，塑造出一批英雄形象。除“说唐”系统的6部历史小说外，成就最大的就要说是《杨家府通俗演义》、《说岳全传》了。老令公、杨延昭、杨文广、寇准、萧太后等，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人们大都是通过《杨家府通俗演义》才识其真面目的。倘若没有关于杨家将祖孙的种种传说，没有《杨家将通俗演义》被各代说书人传颂，又有多少人会知道杨家将捍卫北疆的业绩呢？ 

历史小说不等于历史，甚至不能与历史笔记相当，尽管历史笔记中也有不少怪异神奇的内容，但“装腔作势”、“大摆史官架子”的殿堂史学、经院史学，社会普遍不买帐。只要不是为了应试做官，即便是识文断字的读书人，也未必会专门去抠那些面孔日趋理学化的史学著述。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寓乐于史、寓史于乐，成为宋元明清以来社会的一种文化风尚。猎奇轶闻与话说故事，推动着历史笔记和历史小说的长足发展，成为与官府化、经院化史学并行不衰的两大新兴的历史文化系列。这两大新崛起的系列，不论如何受“殿堂”史学的轻视，其社会效应都是“经院”史学根本不能与之相抗衡的。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  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