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非实体性  

概念思维作为主客二元的对象化思维方式，不可能使人回归“本真之我”。例如提出：我是谁？那么这个问题的提出，已经把我对象化。如果再对这个作为对象的我加以规定，那么，这种规定则是把我进一步对象化，也就是离开“本真之我”越来越远。只有“象思维”，由于能超越主客二元这种对象化思维方式，才能使人回归“本真之我”，从而能体悟“生命之本真”。“本真之我”的“生命”，就在于这个“我”和“我的生命”，都不是如西方形而上学所设定的那样“实体”，或者说，都不是现成的、对象化的、静止固定的东西。相反，这个“我”及其“生命”，乃是非现成的、非对象化的，并且是处于“生生不已”的“创生”动态之中。海德格尔的“缘在”（Dasein）和“自身缘构发生”（Ereignis），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这种韵味，但也不尽然。实际上，“本真之我”及其“生命”所保有的“原发创生”态，就是与“大象无形”之“原象”或与“道”一体相通之态。这种充满着“象的流动与转化”的动态，是任何站在“原象”和“道”之外的概念思维规定所无法把握的。概念思维不仅不能把握这种动态，而且由于概念思维把“原象”和“道”实体化，其所作的规定只能是对这种动态整体加以拙劣的切割，而不是动态整体的本然和本真。习惯于概念思维的人，往往把概念规定的我，视为就是“本真之我”，而不知道这种被规定的我，已经离开我的本真本然。值得反思的是，自近代特别是上世纪“五四运动”以来，由于西方话语通过教育、科学、思想、文化在中国取得强势地位后，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就一直处于概念思维方式下的切割状态。当然，也不是完全否定这种研究。因为，这种误读式的研究，虽然不能回归到与“原象”或与“道”相通的“本真之我”及其“生命”，但也产生一种在概念思维视角下建构的中国文化。但不能不看到，这种经过概念思维洗礼的中国文化，多半是冲淡甚至失去了中国文化的原味。  

为了回归“原创之思”的中国文化的原味，则必须超越概念思维的视角并进而回到“象思维”的视角。对任何把“原象”与“道”实体化的概念规定统统加以“悬置”，从而能重新在“象思维”视角下体悟和领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范畴。首先，必须承认，“无”、“道”、“德”、“太极”、“自性”等范畴与西方形而上学的实体性范畴根本不同，而是属于非实体性范畴。  

海德格尔从“缘在”出发，也即从人的“存在”出发重新领悟“存在”及其意义，突出地表现出他的睿智。因为，“存在”及其意义的重新提出，乃是对宇宙（包括自然、社会、人及其文化等）本真内涵及其意义的一种根本求索和一种根本体悟。所以只有从“缘在”即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如何作为出发点，才有可能进入一般“存在”及其意义的堂奥。特别是，当海氏后期进而提出“缘构发生”，则使“缘在”所开启的意义更深入更具体化了。“自身缘构发生”所开显的是一种原发动态的境域。这个范畴当然是非现成的，也是非实体的。海德格尔正是借助“自身缘构发生”所开显的境域，把天、地、神、人四位一体也开显出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畴，也是中国先哲、先贤对宇宙本真本然内涵及其意义的体悟而提出来的。“大象无形”之“原象”或“道”，就是这种体悟的结晶。儒家的“仁”、禅宗的“自性”也都是这种体悟的结晶。这些基本范畴作为非实体性范畴，其基本特征就在于超越概念思维的言说。如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因为，这种对象化的言说，已经站在“道”之外。从根本上说，“道”只可“体”，而不可“言”。只有“体”，才能入于“道”内，而与“道”通。整体直观的“观”，“观其复”、“观其妙”之“观”，不是“道”外之观，而是入于“道”内之领悟。用通俗浅显的比方来说，就如同游泳必须入于水中一样。在这一根本特征上，“禅”与“道”是相通的。禅宗的“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训示，以及答非所问和棒喝等，也都在于“悬置”或中止概念思维。儒家“一日三省吾身”以“近仁”，也属于体悟。可见，只有无言的“体”，才能回归“本真之我”和“生命之本真”。  

从可“体”而不可言这个根本特征出发，不难领会到，“道”、“禅”、“仁”等的非现成性和非实体性，以及处于根源的原发创生的动态性，是概念思维所把握不了的。如果对这些范畴，将其实体化作概念规定式的把握，那就必然离开了这些范畴的本真本然。因此，对于这些非实体性范畴，只能诉诸象思维，在回归“本真之我”而与“道”一体相通中去体悟、体会、体验、体认。那么，当如何深入领会这里所说的“体悟、体会、体验、体认”之“体”？  

现在的问题是：实体性范畴与非实体性范畴相比，哪种范畴更能显示和把握宇宙及其万事万物的本真本然？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西方后现代思想家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反思和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时，把形而上学的实体概念统统解构了。在他们批判和解构中揭示出，形而上学的实体概念都属于“神话”式的虚构。与此相反，非实体性范畴如“道”、禅宗的“自性”等则在显示和把握宇宙万事万物的本真本然上，不仅启迪了一批西方大思想家，从叔本华、尼采一直到海德格尔等，而且还启迪了不少前沿的物理学家等大自然科学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1907--1981）、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1938?）等。就是说，无论是从哲学角度考察宇宙，还是从自然科学角度考察宇宙，本真本然的宇宙都不是现成的，而是非实体性的。因此，考察宇宙应当超越概念思维和借助象思维，接受非实体性范畴的启迪，才有可能接近宇宙及其万事万物的本真本然。例如，当代最富盛名的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在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论时，就与道家“有生于无”的思想碰头了。这表明，最前沿的物理学家也在本真本然上把宇宙看成是非实体性的。  

二、              守护生命之根  

老子“知其白，守其黑”的思想，受到海德格尔的特别重视，或者说，老子这一思想给海氏以重要启迪。后期，海德格尔在论说“祛蔽”的“存在”意义同时，也揭示出“遮蔽”的重要意义。海氏思想的这一发展，与海氏在此中受到老子的启发，有密切关系。在海氏看来，作为“黑”的“遮蔽”，不仅是“祛蔽”和“澄明”的条件，而且这个“黑”之“遮蔽”还蕴含着需要守护的人自身得以“存在”的根底。实际上，海德格尔后期反复吟颂的天、地、神、人四位一体，其中天、地、神都有作为“黑”的“遮蔽”底蕴。正是这种底蕴，是人自身得以“存在”需要守护的根底。可见，对于天、地、神具有在作为“黑”的“遮蔽”底蕴，不仅不能完全“祛蔽”，而且需要特别的守护。否则，这种作为生命之根的底蕴完全裸露，生命就必然枯死。即使是人，作为与天、地、神四位一体之一，也有需要守护的“遮蔽”之底蕴。如果把海德格尔的“四位一体”与老子“宇中四大”相比，那么可以看到，在海氏“神”的位置，老子则是“道”。在老子那里，有“道法自然”之解说。海氏的“神”法什么？“神”法“自身缘构发生”（Ereignis）吗？在海氏那里，这个问题是不清楚的。因为，他在评价诗人作为“寻找神迹的人”时，明确而又悲观地指出“诸神已经远去”。他由此认为，人类已经落入没有神灵光亮的黑夜深谷，并且至今还未到谷底。在这里，海氏所说的“诸神已经远去”，与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海氏所说的寓意，不过是对无限制“祛蔽”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之深刻揭示，是对概念思维方式下产生的“科技失控”这种异化所作的哲学批判。而老子的“道法自然”，则是从正面肯定“遮蔽”的重要意义。因为“遮蔽”在根本上也是一种“自然”。所以，“道法自然”也不能不包括“道法”“遮蔽”这种“自然”了。  

在把与“象思维”关联的范畴之非实体性，同与概念思维关联的范畴之实体性相比时，可以看到，两者存在本质的区别。实体性可以称作终极的确定性。这从古希腊文明开端的西方，一直作为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从前苏格拉底各自然哲学家对“始基”的设定和追求，这种作为终极确定性的实体性就显示出来了。后来，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的“理念论”，直至亚里士多德总结他之前的哲学所概括的“四因”，特别是他提出探索“存在之存在”为“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至此，以实体性为特征的形而上学就借助概念思维的逻辑论证确立起来了。这种实体性范畴作为始基，它是一种终极的设定，也是概念分析到最后不动的终极概念。如同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作为宇宙运动的第一推动力（神），本身是不动的，或者说是静止无变化的。这就把作为始基的实体性范畴的性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而非实体性，则与实体性正好相反。种种非实体性范畴，对于那些以实体性为标准来衡量哲学的哲学家看来，是不可理解的。19世纪末以前，持西方中心论的哲学家例如黑格尔等，就是以实体论为标准宣称中国没有形而上学的。其实， “道”、“大象无形”之“原象”、禅宗的“自性”等非实体性范畴，也是源头性范畴。只不过是，非实体性范畴所显示的源头与实体性范畴所显示的源头相比，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罢了。因此，对于两种源头范畴的把握方式也必然不同。实体性源头的范畴，诉诸逻辑分析的概念思维。而非实体性源头的范畴，由于其显示为一种动态的终极的“原发创生”性，所以不仅不能用概念思维，而且只有中止或“悬置”概念思维，或只有进入“象思维”，才有可能领悟非实体性的源头范畴，从而有可能使思与境界跃升至原发的创生境域。例如，禅师的开悟之思，就是如此。  

三、相反相成  

如果用一个恰当的词语来说明“象思维”与概念思维的关系，那么，这个词语就是相反相成。在本书后面的绪论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唤醒“象思维”以回归原创之思，并不是反对概念思维或取而代之，而是反对概念思维的异化，即反对概念思维对“象思维”的压抑。用概念思维所论证的以实体性为特征的西方形而上学，虽然被后现代思想家解构了，种种形态的实体论形而上学被揭示为不过是虚构的“神话”，既经不起实证，也经不起证伪。但是，论证形而上学的逻辑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否也被解构掉了？非也。无论是一般理性的逻辑思维方式，还是科学的理性逻辑思维方式，特别是工具理性的逻辑思维方式，都不仅不能解构掉，而且永远是人类解决实际问题所不可缺少的思维方式。但是，必须指出，“不可缺少的思维方式”决不是唯一的思维方式。如果承认其唯一，就必然引入异化的歧途。就是说，为了确保概念思维方式合理的使用和发挥作用，必须承认象思维的合理地位和重要价值。虽然如上述，概念思维是人类“不可缺少的思维方式”，但象思维却具有比概念思维更基础的地位。从思维发展的历程看，象思维乃是人类（包括个体和类）最先出现的思维方式，因而，概念思维方式是从“象思维”中产生出来的，并且一直以“象思维”为依托。就是说，概念思维乃是“象思维”在“原发创生”中的产物。并且，“象思维”这种“原发创生”性，在概念思维发展的历程中还一直隐身于其中发挥作用。无论是形成新概念、新判断、新推理，都有“象思维”的“原发创生”性参与其中。可见，无论是对于个体人还是对于人类， “象思维”都是最基础最根本的思维方式。  

当然，必须指出象思维不是万能的，也有其局限性。象思维的原发创生性，主要在于开拓新思路，提出新问题。这方面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这种新思路的具体实行，新问题的具体解决，则有赖于概念思维。只有经过概念思维的具体分析和论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设计和实验，甚至反复论证和实验，才能使所提出的新思路见诸实践，使新问题得到解决。这就是概念思维对“象思维”的“相反相成”。象思维”的“原发创生”性所提出的新思路、新问题，在人类概念思维尚不发达以及还缺乏相应实现和解决的科学手段时，使之流于“神话”或巫术，是必然的也是不难理解的。直到现代，一些“象思维”天份很高的人，由于缺乏概念思维训练，或完全拒绝科学思维理性，也不能不陷入迷信和妄想的泥坑。至于“神话”，在人类象思维最活跃的童年时期所产生的“神话”，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具有永恒魅力的”。虽然在“神话”中用想象力的成功代替现实的成功，具有虚幻性，但是在其妙想奇思中所提出的问题，往往具有超前的启迪性。中国“神话”《女娲炼石补天》，已经在其丰富深刻的想象中，似乎预示了“人为”活动对于天（大气层）所造成的破坏。而当今的绿色环保卫士们，亦可谓今日之“女娲”也。  

对于前述后现代思想家把实体论形而上学解构为“虚构的神话”，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其一，如何看待这种虚构神话的“虚构”？其二，形而上学是否因为后现代思想家的解构而变得完全没有意义？应当说，“虚构”也是“象思维”在“原发创生”中的一种产物。事实上，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论，种种形而上学的实体性范畴，都是“象思维”虚构出来的。但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事实说明，正是由于有这些实体性范畴的虚构设定并作为理论的基石，才有种种创造性思想体系和哲学体系的诞生，并由此而推动了理性的概念思维方式的发展。并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之现代化世界，正是由这种哲学和这种理性的概念思维方式直接引导而实现的。实际上，作为“原发创生”的产物之虚构性，是解构不掉的。因为这种“原发创生”的“虚构”，乃是任何思想文化和科学、艺术等求其创新发展所必需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虚构，就没有创造。  

四、重建与回归  

那么，应当如何进一步合理地看待长期作为西方哲学圣坛的形而上学？现代以前，由于形而上学一直承担着思想、文化、科学等总汇的角色，这就表明，西方的科学思维理性、人文主义、社会契约等法权理论，也包括宗教神学、艺术理论等等，都是在形而上学中孕育出来的。即使是中世纪，尽管有宗教的压迫和专横，不研究形而上学及其所囊括的广大领域，也断不会成为神学家的。事实上，当时的神学家大部分都是大学问家和思想家。由此可知，现代社会并不是越过中世纪而来，恰恰是直接从中世纪孕育出来。例如，西方现代的大学教育制度就是从中世纪开始建立起来的。根据韦伯的理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也与中世纪的清教伦理密切相关。甚至基督教关于“彼岸世界”的虚构，即关于上帝、灵魂不死、天国、地狱的设定，也曾为西方人的超越精神、勇于认错的忏悔精神、自律的道德精神之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虚构”虽然事实上并不存在，但“虚构”本身一旦产生出来，它就是一种精神的真实存在。这种精神存在，肯定会一再产生并对人类及其社会发生影响。由此可知，如果说人类童年产生的“神话”不会消失，那么形而上学的“神话”也不可能最终解构掉。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中有两句名言：“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存在的”。对于形而上学来说，根据上述，即使它的“虚构性”，也不能否定其具有合理性。同时，从哲学史也可以看到，直到今天，种种形而上学体系，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诸哲学体系，也仍然是启迪创造新思的重要思想资源，接受这种启迪，显然也包括后现代思想家在内。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形而上学既未失去现实性，也未失去合理性。特别是在当今之世，最高价值失落：“上帝死了”。这样，人类在“科技失控”的异化中，不仅饱受生存危机之苦，而且也深深地陷入精神危机之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形而上学重建的问题。首先，任何最高价值的建立，都必须或显或隐地以某种形而上学为其理论支柱。可以看到，在现今的理论思潮中，无论是提倡回归“启蒙”（哈贝马斯），还是对儒家“仁学”的现代转化（新儒家），以及将科学与道家之“道”融会的科学人文主义(新道家)，等等，都具有某种形而上学重建的取向。  

一个民族的特殊品格，乃是由其文化所塑造的。而一个民族文化的特殊品格，则与其思维方式的特性直接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品格，正是与华夏民族的“象思维”发达和早熟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此而言，从周代流传至今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周易》，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不仅它的象数符号显示着“象思维”的特征，而且它的卦爻辞也是以文字筑象，充满诗意的流光异彩。《周易》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后起文化受到启迪和得以创新的永恒“酵母”。《周易》这种原创性所带来的启迪性，还使它成为现今世界文化关注的热点之一。道家《老子》、《庄子》两部巨著，则是继承《周易》卦爻辞的传统，成为以文字筑象和“象以尽意”的集大成之作。历史上把《周易》、《老子》、《庄子》统称为“三玄”，绝非偶然。三大经典之“玄”，就“玄”在“立象”、“取象”、“象以尽意”，从而使之成为具有启迪无限创生的“众妙之门”。在近现代以前，中国还以诗的国度著称于世。这也是中国象思维发达的重要表现。《诗经》、《楚辞》、《汉魏古诗》等，都在抒情言志中铸造出“生生不已”的中华魂。至于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更是以写意和传神之笔，表现着永葆青春的原创精神。总之，恢弘精微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象思维”“原发创生”的产物，又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承载者和体现者。因此，研究象思维不能不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领域，而且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比较深入地领悟和揭示出“象思维”的特质。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