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蒙两地的民族贸易渊源流长，其对两地的经济发展，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以及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政治统一，文化融合，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拟对两地古代的贸易情况做一历史的考察分析，从中所得启示，或许对今日地区间乃至全国的经济贸易活动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明清以前的民族贸易传统
晋蒙两地，自古以来存在着民族贸易传统。这首先是由于地域接近的原因。处于晋地北界的蒙古地区，曾经先后住过多种民族，如周之玁狁，秦汉之匈奴，魏晋南北朝之鲜卑、柔然，五代两宋之契丹、女真，明清之蒙古等族，虽然南侵北伐，史不绝书，但总的趋势是少数族与中原族的融合。位于中间地带之一的晋地，既饱经了战争的苦难，又以黄土地般浑厚的胸怀，接受着游牧民族的南移，通过相互吸收，融合，凝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在新机体形成的过程中，最为深沉而富有生命力的，是双方经济生活的渐趋一致，而沟通这一活动的，莫过于互通有无的贸易活动，其中畜牧业与农业间的互补性，促成了民族贸易的持续不断的发展，伴随着这种经济活动出现的，便是更为深刻的政治统一和文化的融为一体，因此，研究晋蒙两地的贸易传统，既是认识晋蒙两地经济发展的特点，也是认识中华民族大家庭逐渐形成的重要途径。
从文献记载看，春秋战国时期，以畜牧业为主的戎狄族，已与三晋等中原国家有了较多的交往，为获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经常进行劫掠。对此，当其冲要的三晋地区，既有修筑长城和屯驻大军加以防御的一面，亦有采取“和戎”主张推行睦邻政策的一面，更有“胡服骑射”吸取胡人之长的举措。[1]伴随着“和戎”与“胡化”的推行，必然产生民族间的贸易交往，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就提到过“杨（今山西洪洞县）、平阳（今山西临汾地区）陈掾其间，得所欲”，即洪洞、临汾的商人在迫近北夷的地区经营驰逐，获得所需要的物品。即使在战争频仍之际，司马迁说：“师族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即在用兵之地，资财所聚，人们亦可通过贸易获取奇利，这都说明当时边境上的贸易活动已经开展起来了。
货币是商品交易的媒介，从解放后在内蒙萨县沟门和包头郊区出土的赵国墓葬看，已有大批铸有安阳、中都（平遥）、铜鍉（沁县）、蔺（离石）、平阳（临汾）等字样的古货币大方足布，并有“安阳”布范的出土。这些方足布正是战国时期流行于三晋和燕国地区的货币，可做为当时晋蒙两地商路已有开辟的实证。
西汉前期，“与匈奴和亲，通关市”，实行比较开放的经济政策，商业活动是很活跃的，“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今山西朔州）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2]，显然这条商路又有所活跃。日本学者佐佰富认为，从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附近匈奴遗址发掘的瓷器来看，也可以证明汉代和林和太原之间有一条古代的商路[3]。班固《汉书·叙传》追述其先人时说：“班壹避地于楼烦，……以财雄边”。想来许是边境贸易致富的。
三国时，“鲜卑酋长曾至贡献，并求通市，曹操表之为王，鲜卑之人尝诣并州互市”[4]。
宋代时，山西地处边防重地，宋王朝所需战马多由北方的辽供应，而辽更需宋的农业和手工业制品，至道二年（996年），北宋在山西“边州置榷坊，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戎界，进行贸易，“非官市者听其与民交易”[5]。
实际上，从唐代安史之乱后，山西北部已变为各民族杂居区，五代十国后晋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给辽，大同成了辽的西京。到元代，整个国家在蒙古族的统治下，在民族融合的氛围中，晋蒙两地的民族贸易便经常化了，不只是国内民族贸易活跃，元朝与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亦出现了从来未有过的局面，《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畅销，体现了欧洲商人欲观东方古国丰采的热情，他们纷纷寻找航路，驶向东方。其中哥伦布为求见中国皇帝而无意中发现了美洲，这是个为发展经济文化交流而形成的传大的地理发现，它为欧洲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人力与物力基地，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而这一结果，与元代发达的中西贸易不无关系。
元代通往欧洲的商路主要是陆路，除以往开辟的丝绸南北路外，由大同而至丰州（今呼和浩特市）、库伦（今乌兰巴托市）、恰克图、伊尔库次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到彼得堡，也能进入欧洲市场，这条商路在山西北部的长城线上，与东起北京、张家口，经大同、榆林、凉州、甘州，西到嘉裕关的东西商路相交叉，与古丝绸之路相衔接，是国内北方民族贸易和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最佳地理位置，晋蒙两地的这种地理优势，在元代已初步形成，而到了明清两代，则进入了它的兴盛时期。
二、明代晋蒙民族贸易情况
历史现象的形成，往往有多种因素促成，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是人力所不及的，明代山西商人的崛起，首先得之于地理之便。这种地理之便，首先表现为提供了山西商人进行九边重镇军饷贸易的机会，其次提供了从事广泛的民族贸易和对外贸易的方便。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结束了长达20年的战乱，统一了中国，使历史上以北京和大同为中心，包括河北、山西以及内蒙一部分的“燕云十六州”广大地区，置于了汉族建立的明王朝管辖之下。退居漠北的蒙元贵族企图卷土重来，造成严重边患。尽管朱元璋与朱棣接连十来次北伐远征，但均未能使边境安定下来。为此，明王朝只好在边地加修长城，实行卫所制度来加强防卫，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裕关绵亘万里的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九边驻军达80万之多，形成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
为解决边饷问题，明政府推行屯田，主要是军屯。但北地高寒，粮产极低，屯田难济军粮之需，于是在洪武三年（1370）推行食盐开中法，允许商人运粮到大同仓和太原仓，分别用米一石和一石三斗，换取两淮盐引一小引[6]，然后到指定的盐场领取食盐，再到规定的销盐区去销售，商人可以从中获取厚利。
山西商人由于近水楼台，首先赶赴九边，其他地区的商人随后也挟资北上，以粮换盐引，使边地贸易顿时活跃起来，商人们为省去运输之劳，便于边镇粮仓附近雇工开荒屯田，获粮输纳开中，称为“商屯”。素来地少人多的山西，又以地近边塞，习俗接近，人们很快迁移定居北地。众多的手工匠亦蜂涌而来，为军需用品进行加工，这给具有传统手工业技术的山西匠人，又打开了一条生理新路。
人民屯聚之所谓之村，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九边推行的开中法及边境贸易的活跃，很快使晋蒙接壤处，兴起了众多的市镇村落，带动了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以后九边各大中城市如包头、大同、张家口等地得以迅速兴起的基础。
“交换的深度，广度的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7]。到明中叶以后，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和人口都有了较大的增长，有着用畜产品交换汉人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强烈愿望。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明政府严防蒙汉人民的接触，限制贸易活动的开展。为此，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庚戍之变即是一例。当时明朝国力已衰，无力抵御，被迫接受开放关市的条件，于第二年在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等沿边地区每年开放马市两次。但由于上层关系紧张，明对边境设防很严，并继续为防止接触而规定了一系列禁令，已开设的互市，也经常被单方面中断。
尽管如此，边境上存在的民间贸易活动却从未间断，“远近商贾以铁货与虏交易，村市居民亦相率犯禁”[8]，这是双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强硬的行政干予是难以制止的。到明穆宗时，进入内阁的张居正在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政策前，曾从缓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活跃商品经济的角度，注意到了对蒙政策的调整，接受宣大总督王崇古对蒙关系的八条建议，于隆庆五年（1571）与蒙古签订和议，实行封贡通市。首先封蒙古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俺答汗为“顺义王”，属下69员分别授以不同等级的官职，每年发给定额赏金，以缓和与蒙古高层的矛盾；接着开设蒙汉间的互市，以满足双方进行贸易的急切要求。据《万历大明会典》记载：降庆、万历间互市场所有11处之多，“在大同者三，曰得胜堡，曰新平，曰守口；在宣府者一，曰张家口；在山西者一，曰水泉营……”[9]，这些互市之处，均由边将管理，开市时双方派军队守市，维持秩序，这种互市既有政府经营的“官市”，也有民间商人经营的“民市”，“官市毕，听民私市”[10]，这种“私市”即一般称之为“民市”的活动，是在旧有的民间贸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不只交易官市上的缯帛、马匹，而且大量地交易人民生活所需的各种日用品，发展迅速，“客商岁得虏货之利，将源源自至”[11]，有着很强的生命力，标志着蒙汉贸易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有学者统计，马市的贸易额，最初每年只有10两，到万历十二年，剧增到近100万两，民市的贸易，据万历二年得胜堡、张家口、水泉营三处的贸易统计为两万头以上，是以上三处官市贸易马匹的三倍[12]。可见在开放的对蒙贸易中，民市之发展势头更为强劲。
“小市”的增设，亦是在双方积极要求下促成的。因为互市原定一年一次，一次仅一个月左右，周期太长，牧民们经常成群结队地来到互市市口，带着畜牧品要求交换粮食以供食用，尤其在青黄不接时，牧民的瘦饿之状，穷困之态，更引边人怜悯，故私下交易时时发生。为此，明政府在万历元年（1573）允许在宣府、大同、山西、陕西等地分设“小市”，亦称“月市”，每月一次，每次二三日，大大满足了人们交易的需要。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明政府对在互市和小市中进行交易的商民，仅征收轻微的商税，这些商税也主要是用于对双方守市人员的犒劳和奖励。因此，通过交易，牧民得其生活所需，汉商取其鬻卖之利，边境秩序井然，正如王崇古上疏所言，当时的情况是：“虏中贵贱贫富，各逐安生，共感皇恩，沿边军民，各获虏利，免忧窃犯。”[13]这一结果，证明了明政府所推行的“封贡通市”政策的正确，而这一正确的政策所给予晋蒙两地的影响，则有更深远的意义。
在蒙古地区，由于畜产品的大量输出，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边地孳牧渐多”[14]，牧民“饱酥酪而暖毡毳”[15]，生活大有改善。而铁犁、种子等生产资料的输入，又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新的农牧生产结构，“边疆水陵屯田，悉垦如内地”[16]。如归化一带土默特地区新开垦农田近万顷，对那里牧民的旧有生活方式，自然会有重要的改变，是推动蒙古社会进步的一项措施。
对汉民来说，结束了长期的战争纷扰，直到明末60年来，边地物阜民安，商旅辐辏，安定详和，真有蒙汉一家之气象。耕田扩大，市镇发展，原来“至穷至苦”的大同，竟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17]，“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群，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18]，明政府因此减少了战争开支，增强马政建设，国力大增，以至张居正“请皇上特下蠲租之诏，以慰安元元之心”[19]，就此可见这一民族友好贸易政策的推行，于国于民均有实利。
就晋商来说，获益更大。从明初期的开中法中，一是积累了大量资本，二是逐渐移居于蒙古地区。明中叶盐法破坏，一部分晋商凭借雄厚的资金将买卖转向内地，进入全国的流通领域，扬州是盐商的集散地，晋商流寓入籍，成为那里盐商的骨干，万历四十五年（1617）颁行“盐政纲法”，部分晋商被纳入纲册，获得了收购、运销食盐的世袭特权，进而向垄断商人发展。在长芦、河东盐区，晋商同样占据着优势。除盐业外，他们也扩大经营其他项目，实力雄厚，号称晋帮，与后起之徽商称雄海内。明中叶对蒙贸易正常化后，晋帮商人依据原有的基础，再返边境，与原来留居蒙地的晋商汇为一体，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多商品的流通，在对蒙贸易中占据了绝对优势，这一优势的发展，在清代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清代晋蒙民族贸易的长足发展
清政府治理蒙地采取 “慑之以兵威，怀之以德”的策略，通过联姻结盟加以绥服制驭，在辽阔的北部疆域，不设边防，而以蒙古为屏藩，这样，居于长城内外的各民族，能够和平相处，共同开发边地，这给从明中叶后走上正规的蒙汉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政治环境，仅此点看，清政府比明政府的治蒙政策，更有其略胜一筹的成功之处。
早在明朝末年，山西商人已经蒙古地区将贸易活动扩及到女真人居住的东北地区。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进攻抚顺前，曾书写“七大恨”告天，以示举兵伐明的正义。占领抚顺后，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豪商并无伤害，返乡的供给路费，并书“七大恨”之言，令其带回关内，借以传播[20]。可见山西商人不仅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并且关系颇为融洽。清人入主中原后，内地商人奔赴东北地区贸易的，以山西人为多。“汉民至（黑龙）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21]，“奉天昔日人烟稀少，土著逐十一者甚少，而山西帮、直隶邦、山东、河南、三江各帮纷至踏来，反客为主矣”[22]。这些商人除了与满人交易，和与蒙古、索伦、达斡尔等族交易，皆通其语，问答如流，康熙中镇压噶尔丹叛乱，山西商人随军进入外蒙古草原，除输运军需外，兼与牧民贸易，有的还留居所到之地，被草原人称之为“旅蒙商”或“边商”。从此，广阔的松辽平原和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进行民族贸易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市场。
当时的蒙古地区虽已有农业生产，但仍以畜牧为主。为进一步发展农业，康熙时曾迁移山东、山西、直隶、陕西等省10多万人到蒙古地区垦荒，再加上源源不断地流入此地定居的内地人，给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遍及蒙地的旅蒙商人的贸易活动，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清政府除了加强对蒙地的开放和开发外，又以《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的表式，打通了对俄、对欧洲的贸易关系，使内地商人在民族贸易的基础上，又进入了国际贸易的广阔领域，对我国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山西商人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当时入蒙经商一般要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俗称东口与西口。做为东口的张家口，其商贾多为山西人，他们踵世边居、婚嫁随之。其中有名商八大家；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宁、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全部是山西籍。清人入关前，“遣人来口市易，皆八家主之”[23]。其中的范氏早在明初即已入蒙行商，历七代到范永斗，因市易边城而成巨富，深闇异族风土人情、地理物产，尤与满族上层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深受重任。清人入关后，便命范永斗等充任内务府皇商。顺治初年，赐产在张家口定居，并正式入了内务府籍，给予种种特权，允许其大规模地运销铜与食盐，可到蒙古森林伐木出售，到新疆从事贸易等等。这些生意中的绝大部分，都属独占性的商业。从康熙到乾隆，由于范氏几代都成功地输送大量军粮到西征准噶尔的前线，尤其出私财数百万两支援军需，在平定边乱，巩固清统治方面立有大功，固而受到赞赏和拔擢，而商业经营，也在康雍乾一百多年间，发展到最兴盛的时期。据许轼如1980年的未刊稿《旧管见闻》所云，范家在张家口所开的“兴隆魁”商号，是清朝时期对蒙俄贸易的中国第二大企业，光绪末年临倒闭时，其职员还多达1000人左右，每天从外地进入张家口的皮张、药材、杂物、牛马等可售1000两银子，其规模之大，可见一斑。当然，在张家口的其他山西商号，如“长盛川”、“大盛魁”等，规模也是可观的。有些商号垄断一方，使所在街巷以之命名，如上堡的日升昌巷、下堡的锦泉兴巷，便是以山西货币商人的标号、银号命名的。
从张家口往东北向，经多伦、齐齐哈尔到呼伦贝尔，是晋商对蒙古东北部贸易的重要商路。呼伦贝尔城即今之海拉尔市，雍正十年（1723）因该地水草丰茂，树木丛生，土地膏腴，奏准建城，招山西行商市易，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集散地。由张家口往西北向，经库伦到恰克图，是一条延伸到中俄边境的商路。到库伦经商的山西商人12家，各举一商董，称为12甲首，在东营子造屋办公，成为库伦有权威性的商会组织。恰克图在康熙初年稍成聚落，雍正年间已规模略具。《恰克图条约》于雍正五年（1727）签订后，建立恰克图市场，延续《尼布楚条约》所规定的凡持护照者俱可过界往来互市的旧例，同时又规定不收商税，在清廷实行海禁的情况下，晋商便北趋以陆路与蒙俄交易，使恰克图的贸易活动很快发展起来。按条约旧市街归于俄属，中方再建新市街，称作买卖城，城中居民中的大商人，几乎原籍都是山西，不少是随康熙征讨噶尔丹时运送军饷的商人，凭借雄厚的资本和政治上优势，尤其是对边地环境和风俗的熟悉，不只与草原上的蒙民贸易，还到中俄边境的各城市以至进入俄属西伯利亚南部的伊尔库茨克堡、赤塔、叶尼塞堡等地做生意。边境贸易主要经营茶叶，因俄国商人视之为最能获利的输入品。于是山西商人赴内地收购茶叶，足迹遍半个中国，然后以畜力双轮大车或驼队长途运送，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当然也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
对蒙贸易的西口即杀虎口，后改称归化城，即今呼和浩特市。这是内蒙古最大的商业城市，当时山西人已占其70%，大都以商业、手工业为生。他们行商的走向大多在西北部，向北亦可经库伦到恰克图及俄属各地；向西可到包头、宁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地。大多以驼队运货，运去绸布、茶烟、食糖等日用品，运回绒毛、皮货、牲畜等，还有新疆的特产白银、金砂、鹿茸、葡萄干等，大都在丰镇、包头、归化等地销售。
“通事”是当时北方人对翻译的称呼，故清代称能用蒙俄等语进行贸易的商行为“通事行”。总号设在归化城的山西祁县、太谷人合办的商号“大盛魁”，是当时北方最大的通事行，并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设有分行，在科布多还设有培训通事能力和商业知识的机构，从晋中招收15-16岁的男青年学习以补充有关的经商人员。其职工多达6~7千人，骆驼多时达到近两万峰。资金周转额仅在外蒙古即年近1000万两白银，有人说它的资产可用50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此说不无夸张，但可见出其雄厚。
大盛魁的生意何以做得如此发达，原因虽多，其中销售方式的灵活多样，切合牧民实际是其成功的主要经验。草原地旷人稀，故他们走出店铺，用驼队带货到草原上流动售货；蒙民由于肉食而喜饮砖茶，他们便自设茶庄进行加工；斜纹布结实耐穿受蒙民欢迎，他们就大量购进；蒙民不长于算帐，他们就把各种衣料拉成不同尺寸的袍料，任之随大小胖瘦之需要选购；喇嘛专用商品，选工匠特别打制；蒙医惯用药包，便分大小四种包装，用蒙、汉、藏文写上药名和效用便其采买；蒙民喜食饺子，他们就做成冷冻，运往草原供应；蒙民如手中缺乏现钱，就先作赊销，到时以畜产品折价偿还……，这种种变通销售，备受蒙民欢迎，再加上大盛魁讲究信用，货真价实，因此声誉极高，几乎垄断一方。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是包头工商界流传的一句话。“复盛公”是山西祁县乔姓之家的商号。乾隆初年，两个穷汉到内蒙萨拉齐厅老营村谋生，先当伙计，后开小铺，移居包头之后，随盈利而买卖越做越大，先挂出广励公、复盛公的牌子，后派生出复盛西、复盛全、复盛油房、复盛菜园……等许多商号，由于均带一“复”字，故统称之“复”字号。经营项目除日杂百货外，又设有洗染铺、旅馆、当铺、钱庄、票号等等，还发行纸币。在包头首屈一指，在京包线上的大大小小城市，以及全国的重要城市如北京、南京、上海、西安、武汉、广州以及东北各大城市，均有它的分点店铺。全部资产折白银达1000万两左右，清朝中后期，其票号生意迅速发展，成为国内资金雄厚的金融商。
我们前边提到的归化城山西商号大盛魁，亦由于要运转巨额资金，也建立了钱庄、票号，做起了金融生意，成为国内一大票号商。
以上不过是旅蒙商的一些代表，他们大都崛起于明清以来九边重镇的军需贸易上，发达于蒙汉贸易的巨额盈利中，终成国内首屈一指的金融票号商，形成与徽商、浙商等商邦齐名的区域性商业集团，除支配着整个黄河流城外，还远及东北、西北，甚至远及日本、欧洲，经济实力十分雄厚，就此可见，山西商人在晋蒙民族贸易中所得好处，是相当丰硕的。而山西商人的发达，亦不能仅从山西范围内考虑，仅票号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便是山西商人对当时国内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一大推动，随着商人的足迹远及北京、莫斯科，成为近代世界颇有影响的金融组织，承担了本应由近代银行办理的各种金融业务，被西方人称之为“山西银行”，实际上对我国封建社会晚期封建经济体制的解体和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一定程度上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通过以上对晋蒙两地民族贸易的回顾，我们得到以下的历史启示：贸易活动在一定的意义上，可视为是整个社会机器运转的巨大机轮，它深刻地影响着和推动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和文化的融合，晋蒙两地的贸易史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结论，它同时也喻示后人，要想使贸易这个机轮正常运转，第一，治国者必须随时调整政策，如春秋之“和戎”，两汉之“通关市”，明代之封贡通市，茶马贸易，清代对蒙地的开放和开发，《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的签订等等，都对商人的贸易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和广阔的活动领域。第二，从事贸易的商人必须善于审时度势，在竞争中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山西商人崛起于九边重镇，首先利用了地利之便，其次抓住了军响贸易的机遇。在盐引制度被破坏之时，及时转向内地，俟边境修好即刻再度北上进行茶马贸易。清廷开放蒙地，山西商人迅速扩及满蒙等地，并乘条约之便，远及日本欧洲，成为国际商人，在商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又以票号的形式发展金融汇总业，成为当时国内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商业区域集团，这种审时度势、纵横捭阖的能力和魄力，应当说是晋商精神中最富特色的一点，也是取得成功的关键一点。
以古鉴今，学以致用，我想以上两条，应放在借鉴的首位。
[1]如《左传》鲁襄公四年记有晋悼公采纳魏绛的和戎建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将李牧抗击匈奴的事迹，《史记·赵世家》记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等。
[3]佐伯富：《山西商人的起源与沿革》，《东方学》第58辑。
[6] “盐引”指商人领取和贩卖盐的凭证，大引为四百斤，小引为二百斤。
[11]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一七。
[12]阿萨拉图：《明代蒙古地区和中原关系间的贸易关系》，《民族团结》1964年第2、3期。
[13]王崇古：《酌许瞄五清乞四事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一八。
[19]张居正：《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五。
[23] 《云中郡志》卷二《方舆志》（顺治版）。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者是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 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