纂修清史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学术文化工程。2002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经过详细调研和缜密考虑,认为重修清史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做出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重大决定。该工程预计十年或十余年的时间完成。
清朝历史长达268年,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与现实接近。对我们来说，当代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文化发展、中外交往，以及人口问题、宗教问题、边疆问题、生态问题、城市化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等等，都与清代有密切的关系。清朝灭亡之后，北洋政府曾于1914年开设史馆，为清朝修史，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历经14年所成的《清史稿》未能尽如人意。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清史，并先后三次动议修史。建国初董必武同志曾建议纂修清史，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同，5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曾委托吴晗同志考虑纂修清史的规划，1965年秋周总理又委托中宣部负责组成了七人清史编纂委员会，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为编纂委员会主任，并在该校建立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清史之机构，但都因种种原因计划夭折。十年动乱以后，邓小平同志转发了一封建议纂修清史的信件，学术界又曾筹议纂修清史，初步拟订了编纂规划。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百废俱举，万端待理，修清史之事尚难顾及，故再度搁置。直到2001年，戴逸、李文海等专家学者再次呼吁编纂清史，得到社会科学界的积极响应，历时两年酝酿讨论，到2002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
2002年11月，在国务院办公厅的指导下组成了由文化部、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计委、财政部、教育部、人事部、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国家档案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及编纂委员会主任组成的领导小组。
2002年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并在京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由清史学界的专家学者组成，戴逸教授出任编委会主任，全面负责清史纂修的学术组织工作。2003年1月28日，李岚清副总理在中南海召开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对清史编纂工作做了重要指示。
编纂清史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历史任务，是新世纪一项宏大的学术文化工程，也是一个庞大而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经过充分讨论，在编纂清史的指导思想上形成了以下四点共识：
一是，清史编纂意义的“二个有助于”的认识，即：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增强民族凝聚力，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是，清史编纂要做到“三个结合”的认识，即: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反映时代精神;既要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勇于进行学术创新;既要着眼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
三是，清史编纂工作中要做到“三个要”的认识，即：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提倡文人相亲的新风尚，摒弃文人相轻的旧观念，集思广益;要实事求是，尊重史实，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增强史书的科学性和可读性;要坚持老中青相结合，形成合理的人才梯队结构，注重培养一批优秀的年轻专家。
四是，清史编修要有“世界眼光”的认识，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要用世界的眼光，实事求是地认真研究，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着眼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更要联系世界发展的进程。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主动还是被动，清朝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地融入了当时世界发展进程。清王朝的兴、盛、衰、亡无一不是在当时的世界格局里发生的，同时也对当时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现将2002年12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以来迄止2003年年底的主要学术工作纪实如次。
一、 确定清史纂修工程的内涵和外延
清史纂修工程既然是新世纪初最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又预计历年十年完成，因此，在工程启动之初，明确清史纂修工程的内涵与外延，也就是说清史纂修工程应包含哪些内容是当务之急。
经过反复讨论，集思广益，形成了如下共识：
（一）清史纂修工程将由主体工程、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三部分组成：
（二）主体工程是指要写一部100卷左右、约3000万字的《清史》；
（三）为了保证修史的质量，也为了抢救、保存清代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撰写《清史》进程中要分轻重缓急收集、整理、保存、出版清代的档案和文献。围绕主体工程还设置了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
（四）基础工程是指清代档案、文献和民族文字、外文文献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编译，为此，编委会成立了档案组、文献组和编译组;
（五）辅助工程是指相关档案、文献的出版，图书资料的收集、保存，以及网络信息库的建设，为此编委会成立了出版组、图书资料中心和网络信息中心;
（六）编委会决定编辑出版下述丛刊: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研究丛刊和编译丛刊，同时编译组还将编印《清史译丛》。
工程总主持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对此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明:主体工程是3000万字的清史，围绕着主体工程准备搞一系列的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好像我们打造一艘航空母舰，光一艘航空母舰不行，还要有许多驱逐舰、巡洋舰、潜水艇，形成一个战斗群。
戴逸教授在2003年5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后又进一步明确了清史编纂工作的总体思路，即以项目制为纽带，按照“一体两翼”的总体构架，全面推进清史编纂工作。这个“体”，就是主体工程；这个“翼”，就是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在整个编纂过程中，要紧紧抓住主体工程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要全力为主体工程服务。
为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工作有序开展，编委会设立了主任办公会议，及时研究和决定编委会的日常工作，还设立了秘书组、项目中心等常设学术管理部门。随着编纂工作进展，将按编委会设计的《清史》编纂框架增设其它学术机构。2003年3月，成立了清史办公室，作为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进一步健全了清史编纂工作的机构。
二、 开展清史编纂体裁体例的学术调研
为顺利完成清史纂修，首先要开展清史体裁体例的学术调研。从2002年底至2003年初，按照编委会主任戴逸教授关于清史纂修的总体设想和思路，就清史纂修工程的总体规划、清史编纂委员会的部门设置及人员配备、有关学术活动管理规章的制定、近期要抓的主要工作等问题进行全面部署，决定先期成立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工作小组和学术调研小组，并积极开展有关工作。
修史工程，体例先行，积极开展清史编纂体裁体例的调研和设计工作。关于清史体裁体例的调研、咨询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编委会在2003年3月份和4月份初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召集三次学术座谈会，出席会议的专家共有282人。同时将问卷在4月1日《光明日报》理论版以及光明网上刊发，收回问卷回函共912份。填写问卷的以专家和有大学毕业学历者占多数，同时也有工人、农民、医生。年龄最大者83岁，最小者13岁。
第二阶段，小组对三次座谈会专家发言、专家提交的咨询报告与问卷调查认真进行整理，综合各方面调研的结果，主张用纪传体和用章节体的占少数。而大多数人赞成用综合体，并且多数的意见赞成由通纪、编年、典志、传记、史表、图录六大部件构成，形成一个整体。据对三次座谈会发言的粗略统计，主张“同意以传统的纪传体为主要框架，再加以改造和创新，形成新的综合体裁”，以及相类似的综合性题材方案的学者，共占85%。以收到的143份专家书面意见和咨询报告中，对采用何种题材明确表态者126份。其中，赞成以纪传体为主加以现代改造者占63份，赞成综合创新题材者41份，两项合计104份，占83%。如再加上在现代章节体基础上吸收传统题材者占8份，则比例达到89%。社会问卷情况大致相近。收回的912份答卷中，主张采用综合创新体裁者403人，主张对纪传体加以改造、补充、发展者263人，两项合计666人，占73%，若再加上赞成在章节体基础上，尽量吸收传统史学各种优点者135人，则总数达87.8%。
第三阶段，戴逸主任和编委会主任办公会议根据2003上半年体裁体例调研工作的进展状况，请全国部分专家学者就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和框架设计作进一步研讨和论证，分别在北京、大连、广州、上海举行了五次较小规模的清史体裁体例研讨会，与会专家共80人。另外，8月25—27日，“两岸学者清史纂修研讨会”在京举行，北京、上海等地的学者和来自台湾的学者共40余人，围绕清史体裁体例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两岸学者共同表示，将通过适当的方式携起手来，为国家纂修高质量的清史贡献力量。戴逸主任在广泛吸收各方面意见后草拟了《清史目录》第四稿，并发表了题为《通纪——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的讲话稿。这六次研讨会在原先调研的基础上，把《清史》编纂体裁总体框架设计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新修清史应大体以纪传体为框架，并吸收章节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中外史书体裁的长处，进行综合创新。
总之，2003年1—10月，编委会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大连、台北等地先后召开15次学术座谈会，包括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法学、外交、民族、军事、艺术以及自然科学各学科专家700余人次与会，就清史编纂体裁体例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在此基础上整理形成100余万字的《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在体裁体例的讨论中，一是充分吸收传统史书中纪传体和编年体体例及建国以来各类史书体例的优点，初步确定了以新综合体作为清史纂修的体例，并制订《编纂手册》;二是在充分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六易其稿，原则上确定了以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五大部分作为《清史》全书的总体框架，并拟定了92卷的《清史》目录第六稿。
三、《清史》撰述宗旨《清史目录》五大部分的简要说明
（一）撰述宗旨
1．新修清史定名为《清史》。
2．纂修《清史》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同时要借鉴和吸收史学和其他学科有益的理论和方法。
3．《清史》以构建有清一代总体历史为目标，全面系统展现清朝由开国、全盛、中衰到覆亡的历史进程。在总结中外研究成果、整理已有各类历史档案文献的基础上，《清史》应力求写成一部反映当代中国最高学术水平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学著作。
4．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修史的优良传统，《清史》的修纂既要体现与二十四史的继承关系，更要注重反映时代精神。
5．求真求实是史学的根本原则，也是史学生命力之所在。必须把尊重历史的客观性放在纂修工作的首位。要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6．经世致用是史学社会价值的体现，要发扬中国史学资政育人的传统，以史为鉴、古为今用，通过对清代历史文化的总结，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的智慧和文化记忆，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
7．坚持史与论的统一。史论是对史实本质的抽象和概括，应以史实为基础，源于史实，高于史实。史论可根据撰述的需要采取不同形式，但应力戒主观臆断和一般化的议论。应透过历史表象，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
8．端正学风，潜心研究，提倡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贵在创新，要探索新问题，开拓新领域。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尊重他人成果，杜绝简单重复。
9．坚持“双百”方针，发扬学术民主。充分发挥纂修者个人的学术专长，通力协作，使全书成为一个首尾连贯、反映集体智慧的有机结合的整体。
10．项目运作采取总纂负责制，实行总纂、分纂、分卷主编三级管理，要做到分工明确，职责清楚，制度严密，管理科学。在充分发扬学术民主的基础上，总纂折衷异同，择善而从，有学术裁决权。
11．遵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文体采用现代汉语书面语。视《清史》编纂的具体需要，行文也可适当保留若干文言的成分。语言应力求准确、精炼、流畅、典雅。
12．《清史》的修纂是国家重大学术性文化工程，是清史学界和相关专家、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要依靠专家修史，编纂的组织工作和质量要求，必须严格遵循学术规律。
（二）《清史目录》五大部分的简要说明
在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戴逸教授进一步修改了清史目录，于2004年2月拟定第六稿，共92卷，每卷约35万字，总计约3220万字。
1．通纪
通纪是全书的核心、纲领和主干，应做到“内容系统，史实准确，观点鲜明”。表现清朝一代由崛起、兴盛、中衰、寻求改革而失败，至最后覆亡的历史趋势，要写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各个演进阶段的基本特征。
通纪部分要写出作者的历史观，要对有清一代的盛衰规律、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分析透辟的明确的论述。通纪以记载史实为主，同时应有必要的、紧密结合史实的、言简意赅的议论，揭示出历史现象的本质和内在联系。
通纪的定名，“通”为贯通，我们既要通清代三百年历史之变，还要通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和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以“通”命名，具有气势和神采。“纪”则表示重在记载史实。纪有庄重记载之义，又有纲纪即大纲要领之义。至于传统史学中一些编年体史书称为“纪”，对此我们可以创造性运用，不必过于拘泥。
2．典志
典志的部分记述清代典章制度和广泛的社会生活。通纪从宏观上写历史演进的脉络和趋势，典志则具体写经济、社会、文化某一领域，做到细致和深化，特别要揭示各个重要领域制度的变迁。典志所提供的制度背景、人文背景和自然背景，是历史规律分析的依据，也是历史人物活动的场景。古人称“修史之难，莫过于志”，在今天，写好典志则成为体现《清史》修纂创新力度和深度的重要标志。
典志的部分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但其任务又是服务于综述这一核心部分。通纪只能在叙述历史大势时，讲到有关官制、兵制、田制、税制、盐漕河防等项的大事，而这些重要制度及其沿革的详细内容，则要在典志中展开记述。
志中包括有偏重于记述典章制度和记述社会生活的专史两类篇目，二者并不互相排斥。从《史记》、《汉书》开始，书志既写典章制度，如礼乐制度、官制、赋税制度等，也有类似于专门史的篇章，如《平准书》、《食货志》等。《清史》所设置的志中有不少关于社会史、文化史、风俗史等方面的篇目，既是适应当代学术研究开拓新领域的需要，借此可以总结这些方面的大量研究成果，同时也是对古代优良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但是志与专史的写法确有不同。各篇典志在撰写体例和方法上，很有必要借鉴方志学家所总结的“横排竖写”的方法，使内容多样的各篇志目在总的体例和风格上能做到基本一致。
3．传记
传记的作用不仅在于表现传主个人，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设立传记是为了克服章节体史书不见人物的缺点。通过研究人物的活动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通纪对人物虽有涉及，但多限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重大事件的决策与活动，传记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与通纪相辅相成，更全面地反映历史全貌。同时通过传记人物的出身背景、思想、性格、品德的等个人因素对重大事件决策与行动的影响，反映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传记能否取得大的突破与创新，关键在于对新资料的发掘利用。鉴于旧传记资料的严重缺陷，要特别注意对档案、文集、年谱、族谱、笔记、日记、书信，以及外文资料的发掘利用。但传记资料隐恶扬善、虚拟浮夸、辗转抄袭的弊端极为常见，应加强对资料的辨析考订，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根据人物在清代历史所处地位重要程度的不同和生平活动史料的多寡，分别设立专传和合传；对于生平活动联系紧密并且主次地位分明者，还可考虑设立主传和附传。编排顺序采用朝代与类别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地位虽不很高但又有专门技能、对历史做出贡献的人物，设立类传。
4．史表
传统史家重视史表，称其“谱列年爵”，“以收复杂事项”，有省去繁冗记载之功用。对于史表的这些基本功能，今天仍应重视。
根据传统史学中的有益经验和今天撰史的要求，史表的设置和撰写还应具有显示历史演进之阶段性的意义，并应有助于显示清代历史的特点。对时间跨度长的重大事件设置年表，目的是以简要的文字显示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具有记载重大事件本末之作用。
各篇史表的编列均须以搜集丰富的史料和进行严密的考订为基础。史表撰写的形式应当以简明的表格排列翔实、精当的内容，做到眉目清晰，便于查阅。
5．图录
图录部分是《清史》的一项重要创新，收录珍贵的历史地图、清代绘画作品、文物图片和历史照片等，既提供极有价值的史料，又为史学著作增加形象性和直观性。
图录共分舆地、生产、商贸、典仪、军事、民俗、建筑、艺术、宗教、肖像十大类。每一大类中再按照相关的内容和年代先后编排。文字说明务必准确、简明。
四、开展清史研究现状的专题学术调研
清史纂修工程不仅规模宏大，历时十余年，而且整个清代历史时间跨度大，涵盖领域广。为深入、准确、全面地了解清史研究现状及发展动向，2003年初，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学术调研小组，并确定了调研工作重点，即:
一是，全面了解国内清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动向和研究队伍情况;
二是，了解国外近十年来清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动向;
三是，认真研究《元史》、《明史》和《清史稿》修纂始末与经验得失；
四是，全面收集、整理20世纪国内学者清史研究著述目录，编制索引。经过近一年的工作，除编制了《国内学者清史研究著述目录》、《清史研究队伍现状调研项目数据库操作手册》、《大陆清史研究人员名录》、《台湾清史研究单位及人员信息汇编》等重要学术信息汇综外，还收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清史研究领域博士论文500余册。
此外，还完成调研报告七篇，现将七篇调研报告简介如次：
（一）希都日古《〈元史〉纂修始末研究》（正文5.1万字，附录10.8万字）。
调研报告立五题：纂修体例的确定，纂修队伍的组织，政府的支持与投入，修纂和定稿进程，经验和教训。报告总结《元史》纂修的经验教训有三:一是，编纂班子的知识结构不合理、史学素质较差，二是搜集不完善、编纂分工不合理，三是，时间紧迫、成书仓促。
（二）刘仲华《〈明史〉纂修始末研究》（正文3.8万字，附录10万字）。
调研报告分立十题:设馆修史，重新开馆，购求遗书，订定体例，史料笔法，考核史事，拈阄委派，分期纂修，分类改定，钦定刊行。报告说：“前事之不忘，后来之师也，观《明史》修纂，可留意者略有如下数端”，其一，“清政府态度对《明史》修纂之进程甚为关键”;其二，“须广纳群言，庶有心史事者，皆可破墨伸纸，琐言芹献”;其三，“必有一二妙手始终其事，方可通贯，浑然一体”;其四，“必先做长编、考异，方可下笔”;其五，“必博求才彦，方可因能器使”;其六，“馆臣须专任，无使与事者忽忽悠悠，坐延岁月”。
（三）邹爱莲、韩永福、卢经《〈清史稿〉纂修始末研究》（正文5万字，附录17万字）。
调研报告分立八题:史馆的设立和纂修队伍的组织，体例的讨论与确定，史料来源，政府的支持与投入，修纂与定稿过程，国民党政权对《清史稿》的处置及《清史稿校注》，《清史稿》的版本，经验与教训。报告总结《清史稿》纂修经验有四:政府出面、设馆修史;体例成熟，有规可缩;聚集人才，发挥众长;立足典籍，利用旧档。而《清史稿》纂修教训则有六:修史者立场错误;人才不足，组织不力;史料搜集利用有限;体例不够详明;史事考订不细;经费不继，仓促成书。
（四）赵云田《20世纪以来国内已出版的通史类清史著作综述》（正文3.6万字，附录5.7万字）。
调研报告分如下三个时段进行综述:一是多种体裁体例清史著作并出阶段:1901年—1949年9月;二是以章节体为主阶段:1949年10月—1976年10月;三是出现综合体以及各种体裁体例清史著作纷呈阶段:1976年10月—2002年。最后从体裁体例、内容、存在问题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点评。
（五）马钊等《1990年以来以英文发表的清史研究成果综述》（正文8.7万字，附录，6.3万字）。
调研报告由9篇分报告组成:满学:清朝统治的民族特色;清代的政治史:皇权与官僚;清代法律史:民事审判与司法实践;清代社会史:下层社会与边缘人群;清代地方史:权力、动乱与网络;清代经济史:全球化与康乾盛世;清代妇女史:男权统治社会中的妇女文化；清代城市史:地方精英的权力基础与社会网络;清代中西交流:宗教与文化。课题主持人马钊在前言中指出:“九十年代以来的海外清史研究，观点变化大、出版成果多、涉及领域广泛、跨领域研究特色明显。本文在框架结构上，基本采取国内史学界习惯划分方法对海外成果进行总结，力图使国内学者更方便、更迅速地了解海外研究成果。对于跨领域、交叉学科著作，在相关章节可能重复涉及，力争全面介绍。受学者研究兴趣和学术环境变化的影响，九十年代以来，有些课题渐成热点，也有一些淡出主流，我们力图在有限的篇幅中，对热点研究作详细介绍，借此勾勒出十几年来海外清史发展的大致走向。
（六）叶柏川《1980年以来以俄文发表的清史研究成果综述》（正文3.75万字，附录11.7万字）。
调研报告分立十题:清代中俄关系研究，清朝社会变革、革命运动研究，清朝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清朝区域史研究，清朝民族问题研究，清朝宗教、文化问题研究，清朝历史研究，清朝对外关系研究（除俄国外），俄苏东方学研究，新研究方法的提出。
（七）王晓秋《1990年以来以日文发表的清史研究成果综述》（正文5.6万字，附录4.4万字）。
调研报告由三部分组成，一是1990年以来日本清史研究的动向和主要成果;二是日本学者1990年以来研究清史运用的新理论方法和可以借鉴之处;三是1990年以来以日文发表的清史研究著作简介。报告除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信息外，对于日本学者提出的“地域社会论”、“朝贡贸易体系论”和“亚洲经济圈论”做了简明清晰的介绍和评议，有助于清史研究视野的拓展。
五、认真做好清代文献、档案调研工作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于2003年1月成立文献组，3月，文献组召开了有75名专家参加的清史编纂文献整理工作座谈会；3－5月，在北京、上海等地召开的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四个座谈会上，也征求了与会专家对清代文献整理的意见。之后，文献组赴江苏、安徽等地进行了初次摸底调研。将各地申报的清代文献整理类项目进行归类，共列9类44种3382册拟整理的文献资料目录，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立项调研计划，并明确了清代文献整理的三个原则：
1．以清史纂修急需的资料为重点，兼及珍贵史料的保存和抢救（注重稿本、抄本以及珍稀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
2．要有一定的编研基础（包括文献整理前期编研基础和编研队伍的整体素质）；
3．鼓励项目共建，多渠道解决经费问题。
7—8两个月文献组又组织力量，赴北京（国图分馆及善本部）、济南、上海、常熟、苏州、南京、扬州、兰溪、合肥、武汉、长沙、成都、郑州、新乡等地，对申报项目以及清代文献、特别是清代抄稿本的收藏和整理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与调研。其间，共召开会议32次，包括专家论证评估会及咨询会18次，各种座谈会14次，整理、选择录入清代抄稿本目录8000余种；整理、分类录入清代写本契约目录25000余种；实地查阅清代抄稿本文献并作提要近200种；拍照600余张，完成地区调研报告11种。
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十年工作规划（讨论稿）》。
关于清代档案整理工作，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共计完成调研报告18篇，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代档案基本情况调查报告》、《全国各地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文献调查报告》、《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台北“中研院”藏清代档案概况》、《全国各省、市、县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藏清代档案要目》，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四川等省份所藏清代档案概况。
在此调研基础上，编制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组清代档案整理规划（草案）》，从而为清代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的有序开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截击2005年5月，《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研究丛刊》、《编译丛刊》四丛刊共出版图书29种135册，它们是：
1．《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全18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清宫热河档案》（全18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园林局合编，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
3．《清宫普宁寺档案》（全2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普宁寺管理处合编，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
4．《清代中南海档案》（全30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西苑出版社出版
5．《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全40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6．《恽毓鼎澄斋日记》（全2册）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7．《越缦堂日记》（全18册）
李慈铭著，广陵书社出版
8．《陈宝箴集（上中下）》
汪叔子、张求会整理，中华书局出版
9．《晚清东游日记汇编》（2册）
王宝平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0．《薛福成日记》（上下册）
蔡少卿、江世荣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11．《新编汪中集》
汪中著，田汉云点校，广陵书社出版
12．《黄遵宪全集》（上下册）
陈铮编，中华书局出版
13．《清代蒙藏回部典彙》（全75册）
中华书局出版
14．《文津阁四库全书·清史资料汇刊》（全125册）
商务印书馆出版
15．《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
[日]佐藤铁治郎著，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整理，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16．《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上下册）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体裁体例工作小组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7．《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
孔祥吉著，巴蜀书社出版
18．《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
虞和平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19．《清人笔记随录》
来新夏著，中华书局出版
20．《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
赵珍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21．《中国新史》
[葡]安文思著，何高济、李申译，大象出版社出版
22．《中国近事报道》
[法]李明著，郭强等译，大象出版社出版
23．《清初扬州文化》
[美]梅尔清著，朱修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24．《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上下册）》
倪瑞英译，刘海岩校，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25．《州县官的银两》
[美]曾小萍著，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6．《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
[德]余凯思著，孙立新译，刘新利校，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27．《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
[英]赫德著，叶凤美译，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28．《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2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
[美]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彭雨新、鲁西奇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丛书的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致《恽毓鼎澄斋日记》一书整理者的信中，就对此工作予以肯定。总理的嘉许，对于清史纂修既是鼓励，又是鞭策。我们将再接再厉，进一步做好整理、出版工作，为清史纂修提供丰富、确凿、可靠的史料根基。
（本文为作者原稿，《社会科学战线》发表时略有删节）
作者：郑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