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清史》的总体设计，内设《通纪》，共8卷本，拟写300万字，占全书约三千万字的十分之一。通纪与典志、传记、史表、图录共五项，合为新修《清史》的主体内容。五项都是新《清史》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通纪之重要，可用“全书的总纲”、“全书的核心”来概括。

纂修新《清史》，是当代中国一项世纪性的文化学术工程，是学术界百年宏图大业，需要所有学者、专家都来关心它，支持它，并积极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因为这个缘故，我想就《通纪》的基本内容作一简介，实际是对这部分内容的结构设计，以期引起讨论，企盼提出更富有创见性的意见和建议，帮助《通纪》达到高水平、高质量。

一

新修《清史》设置五个部分，即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一方面集成了传统史书的体裁，另一方面也吸收了20世纪以来新的体裁，他们各有长处。传统的纪、传、表、志体裁的优点，有比较大的包容量。中国传统史书，如二十六史，都是用传统体裁写的，直到上个世纪，从梁启超、章太炎开始才有了章节体，以后的20世纪一百年都用章节体，而传统体裁几乎被废弃不用了，只有罗尔纲修《太平天国史》用了传统体裁。我认为，这两种体裁都有它的优点，也各有它自身的缺陷。我们新修《清史》，主要采用了传统史书的传统体裁，发挥其包含量大的优点，从各个方面反映清代历史内容，体现历史发展演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我们又考虑到20世纪以来盛行的章节体的长处，就在于它能表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揭示历史的规律，可以对历史进行连续性的、立体式的、有重点的编写。所以，我们设计的五个部分，其中四个部分是用传统体裁，一个部分即《通纪》采用章节体。

何为“通纪”？按我的设想，通纪也就是通史。或者不叫通纪叫“总序”？或者干脆就叫“通史”？名称应以准确、贴切为好，究竟哪个名称更好，可以讨论而后定。

不论用哪个名称，现在姑且称“通纪”，就是用8卷本、300万字的规模，把清代三百年的历史加以扼要的叙述，前后贯通，表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我们的历史观，阐明清代从崛起到发展与鼎盛时期，到衰落以至于灭亡的全过程。这里面，当然要多方面反映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内容，包括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各个方面，包括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这些方面的叙述都比较简略。这8卷是宏观叙述，既不能过于简略，否则很多问题就说不清；又不能太细，内容过多，通纪部分承担不了。因此很多内容要由纪、传、表、志分别承担。

《通纪》分为8卷本，是根据清史的内容和新修《清史》各部分的比例，经过反复考虑以后才定下来的。有一种意见，主张《通纪》不宜写多，写两卷就够了。我觉得这样写困难比较大，第一，要阐明清朝300年发展大势，两卷本是不够的，100万字以内不行，3卷也不够，8卷已经是比较少的了。三百年的时间跨度很长，内容太多，前后变化太大，比较短的篇幅难以说清这个大势，很多问题说不清楚。第二，《通纪》部分涉及的内容，如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都需照顾到，不能太简略。再比如，《通纪》重点讲政治、军事、外交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也只有在这里可以说清楚，在后边就没有地方再讲了。就说军事，清朝打仗可不得了，17世纪打了一个世纪，18世纪是一个太平世纪，当然也有乾隆朝的十大武功，但是战争还是比较少。到19世纪时，又打了一个世纪，从白莲教、太平天国，到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八国联军，整整打了一个世纪。哪个志能写战争呢?《兵志》是不能写战争的。因为《兵志》是记述军队的编制，讲八旗、绿营的编制，不能写打仗的事，所以，不能指望《兵志》来解决具体战争问题。那么，传记能写吗？的确，有些人物参与过战争，可能是个统帅。但一次战争中统帅也常常撤换，写一个人物不可能贯穿地写一场战争。至于《表》，就更无法反映战争的内容了。显然，只有《通纪》才能反映这么多、这么重要的、这么激烈的战争！这些内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要求写进《通纪》部分。再如，鸦片战争过程不一定展开，不能写得很多、很详细，但不能没有它。政治斗争也是这样，有许多重大的政治斗争，如雍正夺嫡问题，有各种不同意见，有的认为，雍正是合法继承；有的认为雍正是非法继承。这些都可以讨论，但雍正继位这件事不能不写，放到哪里去写呢？也只能在《通纪》里去写。雍正帝传肯定要写这个内容，但涉及的人多，内容也多，不能全写进传记里。再如，北京政变，慈禧上台，当然可在慈禧传里写，主要还是在《通纪》里写。很清楚，没有相当规模的《通纪》，无法处理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事件。

原先我曾设计《载纪》，将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如南明、吴三桂建周政权、太平天国、准噶尔等，都附载于清史，名为《载记》，这也是沿用了二十四史中《晋书》的体例。后来，反对设《载史》的意见比较多，我也就把它撤掉了。那么，《载纪》里的内容放到哪里去写呢？如上面提到的太平天国，不仅是打仗，不仅是军事，还有一些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守土乡官制”、“天历”等，都可以放到《通纪》里写。准噶尔的丘尔干会议，是一项很重要的制度，但不是清朝的制度，在官制里也不能写，跟准噶尔打仗的内容，该写在哪里呢？显而易见，这些内容只能写到《通纪》里，这就使《通纪》的内容很拥挤，用8卷写，已显得容纳困难，如用二三卷，就将使《通纪》困难重重，无法承受。

二

《通纪》分为8卷，实际是把300年清史划分为8个历史阶段而设的。清史为什么要划分为8段？为便于说清问题，将各卷内容要旨分述如下：

第一卷：满族兴起和清朝建立(1583?1643)

这是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一直到清兵入关，一共61年时间。努尔哈赤起兵打败了尼堪外兰，统一了建州各部，接着又平定了海西女真辉发、乌拉、哈达、叶赫四部，共花了将近30年时间，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个新兴的民族在东北崛起，直到萨尔浒战役和明朝对抗，明朝号称40万大军实则近10万人全军覆没。又经过多次战争，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又进入辽西锦州地区，逼近山海关。满族仅几十万人，人口很少，从统一内部开始，花了61年时间发展成这么大的势力，跟明朝对抗；皇太极时，屡次突破长城，并且曾经围攻北京，势如破竹，百战百胜。

毛主席曾经提出这个问题，说满族几十万人口怎么把汉族一亿人口都征服了？那时也没有什么先进的枪炮啊！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认为，第一，满族处于社会发展发生根本变化的阶段，从奴隶制走向封建的农奴制，在这样一个关头，这个民族最容易产生一种蓬勃的朝气。社会发展处于上升的阶段，农业也发达，经济也发达；第二，由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两代领袖的英明善战，想了许多削弱明朝的办法，而且创造了八旗组织。八旗组织是非常坚强善战的兵民合一的组织，把整个满族的人组织在八旗制度之下，整个满族子弟骠悍勇敢，团结在领袖的周围；第三，满族内部民族的凝聚力强大，它是一个上升的民族、一个在胜利中前进的民族，这时它的凝聚力是最强大的。而且满族能够比较果断地解决内部矛盾，当时的内部矛盾很多，跟舒尔哈齐的矛盾、跟褚英的矛盾，以及四大贝勒之间的矛盾，最后多尔衮跟豪格的矛盾，但它善于处理这些矛盾，不至于像太平天国一样闹到内讧，相互残杀；第四，向汉族学习，学习汉族的文化、制度，重用汉人，像李永芳、范文程、洪承畴、孔有德、尚可喜，一直到吴三桂。第五，联合蒙古及黑龙江流域的各民族，尤其与蒙古族联姻联盟，获得其支持，成为清朝的一支劲旅。而跟清对立的明朝进一步受到孤立，内外交困，腐败不堪：一方面国内李自成、张献忠起义，闹得全国各地烽火连年；另一方面朝廷内部又有党争，如东林党、非东林党、阉党激烈地斗争；外边还有满族，三面夹攻，这样的政权是胜不了的。一看史料就知道这两个民族的不同：一个是焦头烂额、四面楚歌；一个是生机蓬勃、欣欣向荣。所以人口少的满族，将庞然大物的明朝打败了。满族也不是一下就把明朝打下来，而是打了很长时间，逐渐削弱明朝的枝叶。所以第一卷的内容围绕着满族的兴起、清朝的建立，一支非常弱小的、处于偏僻地方的力量是怎么崛起的来写。把这个问题写透了，第一卷就成功了。

第二卷：清朝入关和确立全国统治(1644?1683)

李自成进京，崇祯皇帝吊死，明朝灭亡，清朝入关。清朝入关伊始，势力在华北北部，然后扩展到整个华北，一直到长江流域以南，跟南明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南明失败后，又跟三藩长期进行战争，一共花了近40年才把南中国统一下来。这个时间也是很长的。闯王进京，明朝灭亡，对清朝来说，这是问鼎中原的最好机遇，如果不及时抓住，就要失去历史机会了。这个时候，皇太极偏偏刚病逝，内部一度很混乱，多尔衮和豪格两个人谁当皇帝？黄旗和白旗争起来，险些火并。但是，清朝的高明就在于它内部协调，两个人都不做皇帝，捧出一个小孩??福临即顺治做皇上，他们辅助顺治。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本应名正言顺做皇帝，但其叔父多尔衮能干，权力和势力大，也想做皇帝，如果他们两人火并起来，清朝就进不了关了，即使勉强进关也难成功。他们能够妥协、调和，内部解决了这个矛盾，为不久挥师入关铺平了道路。这是历史上很重要的经验教训。所以历史的机遇只能被那些善于驾驭局势的能人抓住，如果他们两人只顾争权夺利就会失去机遇。

入关以后40年中，争夺全中国的统治权，主要是在长江以南，对手是南明。南明有三个王朝，弘光、隆武、永历，一个在南京，一个在福建，一个在西南，还有一个鲁王监国政权，占据浙江，还有一个在广州的绍武政权，存活仅仅40余天。再加上农民军李自成的余部和张献忠的余部，从人数来讲还是很多的。南明有不少军队，但太分散、太腐败。南明之后，又有三藩问题，以吴三桂为首起兵叛乱，一直到收回台湾(1683)。这40年，我想，当时清军入关后，很有可能变成南北朝。因为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入居中原一般都出现南北朝：晋朝时候“五胡”乱华，晋跑到南方去，与北方诸政权对峙，形成第一个南北朝；第二个南北朝是南宋与金朝，金朝也是占了汴梁（今开封）后，把宋高宗赶到杭州，后来金兵打到杭州，宋高宗又跑到海上，金兵守不住而退兵。因为游牧民族经过中原长期的战争，已筋疲力尽，到南方以后，天时、地利、气候、饮食习惯、语言等都有障碍，往往过不了长江。但清朝就挥师南下，势如破竹，这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一是当年清朝与南明的战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是一场政治斗争，清朝就高明在政治上争取汉人的认同。满族本来是一个落后的民族，它的政策也是比较落后的，开始，一进关后就屠城、抢掠、乱杀人、在北方圈地。但是它的野蛮政策逐渐改变，圈地很快停止，顺治四五年后基本停止圈地，屠城后来也停止，而且用各种宽大的政策招抚汉民，免除“三饷”，采用科举考试来招抚汉族知识分子。这些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但是它在改变。反之，南明最根本的要害即弱点就是分散，有几个小朝廷，各自为政。农民军也很重要，李自成的余部有李赤心一支、郝摇旗一支；张献忠的余部有李定国一支、孙可望一支，虽然都奉明朝的年号，实际上是一个个很跋扈的将领，内部斗争很激烈，特别是弘光朝、永历朝闹得一塌糊涂、非常腐败。清朝则号令一致，多尔衮发布命令没人敢违抗。南明虽然力量大，但没有这样集中的力量。再一点，清朝打南中国，主要利用汉族军队，不是利用八旗兵，即用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这些人。汉族军队适应汉族地区的天时、地利、风俗习惯。为什么三藩后来尾大不掉，就是因为打南明时，主要的力量已经不是满洲八旗兵了。清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利用汉人，能够在南方站住脚。三藩之一的吴三桂的失败是必然的，吴三桂本来招清兵入关，把永历皇帝杀掉，后来又反叛清朝，道义本来就没有了，对老百姓来说，他毫无威信，这在战争中是很重要的。再加上他保守，守在岳阳一带不再前进，无所作为，预示着败亡。第二卷的内容，大体上就是这样。要讲清楚清朝为什么能够很快打下南中国，而且没有形成南北对立的局面。如果当年形成南北对立，那以后的历史就变化了。没有清朝大统一的局面，我认为我们今天就可能分崩离析。

第三卷：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康熙之治(1684?1722)

进入康熙中后期，也是康雍乾盛世的开端。在统一南中国、平三藩、收复台湾时，清朝后方起火。一是在黑龙江流域，俄罗斯越过乌拉尔山，跨过广阔的西伯利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到达太平洋边上。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因为西伯利亚空旷无人，没有抵抗。但是俄罗斯入侵到黑龙江，建立据点，遭遇了强大的反抗，跟达斡尔人、赫哲人交战非常激烈。另一件事是察哈尔蒙古的布尔尼在三藩之乱时叛乱。第三件，威胁最大的就是准噶尔在新疆伊犁崛起。这三支力量，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一个在北方，迫使康熙一面打前边，一面看后边。布尔尼叛乱时，北方已没有军队，都派到南方去了，当时满族还比较能战，是图海率领满族的家奴去打的。东北方面，雅克萨战争打败了俄罗斯，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安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尼布楚条约》所划的边界比我们现在的领土要大得多了。布尔尼也很快平定下来。西北方最主要的敌人是准噶尔，它的根据地在伊犁，军队很强大，已经把新疆都占领了，往西打到哈萨克，现在中亚细亚的大部分国家当时都是它的势力范围，东边袭扰整个外蒙古，往南威胁内蒙古，外蒙古的领袖包括哲布尊丹巴、三个大汗往南跑，向康熙求援。北方相当紧张。这个时候康熙发兵，在乌兰布通一战把噶尔丹打得大败，噶尔丹逃到外蒙。当时，清军行军很困难，进不了外蒙，双方相持了很长时间。1736年噶尔丹病死，这场持续了七八年的战争才告一段落。但准噶尔的问题并不是那么轻易解决得了的，它往南攻打北京的威胁解除了(乌兰布通距离北京只有800里)，但是它的老窝伊犁仍然被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喇布坦占领，清朝与策妄阿喇布坦时战时和。策妄阿喇布坦曾经派军队进入西藏，所以康熙末年有一场援藏战争。那场战争一开始也是全军覆没，后来派十四皇子胤?去，还有岳钟琪、年羹尧也都是在那场战争崭露头角的。雍正时又在外蒙打和通泊战役、打光显寺战役。和通泊战役清朝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光显寺战役策妄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双方打了平手。乾隆初年开始讲和，以阿尔泰山为界。乾隆二十年以前，噶尔丹策凌死掉，他是准噶尔比较英明的领袖。他死后准噶尔内讧，达瓦齐上台，排斥异己，准噶尔很多人跑到内地投奔乾隆，这给了乾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实在说，当时准噶尔要是不内讧，清朝政府就无法统一。因为当时到新疆去打仗谈何容易！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靠马、靠步行，粮食也很难运输，当时也想办法商运粮食，但北京一两银子可以买一石米，运到那边要十七八两银子，开销很大，仗没法打。所以乾隆当时看到准噶尔内讧，决定“平准”，把来投奔的人都派回去，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出兵时朝廷的许多大臣都反对，乾隆说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平准，说这是劳师无功。特别是刘统勋，这个人是迂夫子，他说没有粮食。这还顾得了粮食啊，你进去吃人家的呀，因地就粮。他说粮食要准备三年，三年之后时机早就过去了，还打什么仗啊！清朝就是这样进入新疆，而且先锋就是那些投降过来的人马，主要是阿睦尔撒纳。进入新疆后，清朝军队因为粮食问题跟不上，所以一进伊犁把达瓦齐抓住后，清朝马上撤退，只留了几百人。准噶尔又重新起来反抗，把驻守的军队都杀掉，这就有了第二次“平准”。这中间的曲折从略。平下来以后，打大小和卓就顺理成章，比较容易了。这样，我们才有北疆、南疆、西藏这样的地方，不经过这一战是没有这些地方的。在当时新疆，蒙古人是主要的，由于它反复叛乱，乾隆非常恼火，采取了屠杀政策，应该说是一种民族灭绝政策。可见战争是血腥残酷的，进步的事业也是要用残酷的代价换来的，绝没有什么仁慈之师。乾隆不好说把他们都屠杀，他叫“办理”，把这个人给“办理”了。他要求进关办理，不要在新疆杀掉。他的这场战争我们肯定是进步的，没有这场战争中国统一不了，但是这场统一战争付出很惨痛的、血腥的代价。乾隆的残暴行为将来写的时候要写出来，不能说好就都是好的，什么缺点也没有。

康熙在北方打仗的同时，还抓中原地区的经济恢复。康熙中叶以后特别注意这方面：治河，治黄河不惜工本；垦荒，因为经过大战乱后人死得多，没有人种地，把荒了的田地都垦出来；北方是挖井，雍正时光陕西一省就挖了5万口井。平定三藩后，一百年没有战争，经济能够恢复、发展，这是首要和根本的条件。中原地区长期安定为康雍乾盛世创造了条件，所以康雍乾盛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统一，一个是经济。这是第三卷康雍乾前期的重点内容。

第四卷：雍正改革和乾隆统一全国(1723?1776)

康熙后期问题也多了。一方面他儿子太多，20多个儿子抢皇位抢得一塌糊涂，抢得康熙为之痛哭，太子立了又废，废了又立，闹得很厉害。另一方面官员贪污，吏治松弛。康熙时的官饷很少，也是低薪制，三藩之乱时全国知县不发俸银，要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搜刮加剧，后来逐渐好转。雍正上台，我们不管他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学术界分歧很大，但他上台后确实是厉行改革，严厉惩治贪官，成立“会考府”，就像我们今天的反贪污办公室的性质。雍正还从制度上进行整顿，实行高薪，耗羡归公，设养廉银等。没有雍正的改革，乾隆难以为继，所以应当肯定雍正的功劳。虽然雍正与准噶尔打仗时，没有打大胜仗，但是他在改革内务上很有成绩。从雍正以后，国库的存银逐渐增加，国家有钱了。

第四卷从雍正上台一直到乾隆四十多年，这一段是康雍乾盛世的后期，也是最高峰。一个是乾隆二十年以后两次“平准”，一次“平回”(维吾尔)，完成全国的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大的功绩，所以毛主席说我们现在是靠乾隆吃饭，我们今天的版图是乾隆时奠定的.经济上又继承了康熙的有关政策，又向周边移民。中国从康雍乾开始移民的方向不一样了，中国从前历史上的移民都是从北向南??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从长江流域向珠江流域移民，康雍乾时期人口极度增加，移民向四面八方移动，中原地区是核心，向南移民、向西移民，很多新疆移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还向东北移民。东北在清初时人口极少，南怀仁记载他们跟康熙到松花江去，一过铁岭，全是大森林，蔽天遮日，铁岭在辽宁省，吉林、黑龙江都是大森林、大沼泽地，所以生态环境后来破坏得很厉害，森林都被烧光了。我们有一卷《生态志》，要写一写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个工作是很艰巨的。农业上，乾隆大搞水利，有一次黄河青龙冈决口，花了两年才堵上口子，用了半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不惜工本。清朝皇帝十分注意农业、关心农业，档案馆里保存的“粮食雨水条子”，每一年每个月各个县都要上报各地下雨几寸，粮食价格多少，大豆多少、米多少、小麦多少钱。我想把这部分档案整理出来，这是大面积的经济和气象资料，全世界没有这么大面积、长时间的资料，这都是最珍贵的历史资料。乾隆时期经济上的繁荣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明朝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记录最高没有超过8000万人，当然实际人口可能达到甚至超过了1亿。清朝就不一样，乾隆六年人口为1.4亿多，这是正式统计，比较准确，乾隆末年人口3亿，道光4亿，道光以后一直打仗，到民国时期也没有增加。明朝以前，中国粮食的生产能养活不到1亿人，到乾隆时养活3亿，粮食生产增加1倍多，这还不算历史上最高水平吗？农业国的经济就是看农业生产，粮食生产多了就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我认为清朝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汉唐。唐朝是6000万人口，汉朝最多是5000万人口，只能生产养活这么多人的粮食，而清朝有养活4亿多人的粮食，所以经济发展水平肯定超过汉唐。在世界上有两种统计，一种说中国的农业产量占全世界的32％，比全欧洲生产的粮食还多；还有一种说法是占全世界的24％，差不多占1／4。究竟哪一种准确，我现在也没法判断，将来我们写的时候能不能把它搞清楚，究竟当年的GDP是多少？这个工作也是比较难的，但不妨做一做。当时清朝确实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工农业的产值全部超过欧洲，就是现在的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加起来赶不上一个中国。当然他们的人也比较少，全欧洲的人口到不了3亿，特别是英国、法国，人均生产水平比我们高、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劳动生产率比我们高，走在我们前面。但是他们还没有经过产业革命，产量的增加还很有限，当时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的经济大国，这个资料是我从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上看到的，他说的也不一定可靠、准确，但他是有根据的，是引用了一个统计学家的研究成果。

为什么中国有康雍乾盛世的到来？一个是当时的世界潮流，中外的接触增加了，尽管中国当时是闭关政策，不和外国接触，但是实际上做生意的商人、传教士到中国来的很多了，中外贸易也达到很高水平，丝茶出口量很大，白银大量输入。最近有一本书《白银资本》说全世界有1／2的白银输入到中国来了，中国的贸易量大大增加，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另外，雍正改革也使得国内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制度有所前进。但是所谓盛世繁荣，不能光看到盛世，不能光看到繁荣，要看到繁荣下面掩盖的阴暗。如果跟当时世界的其他国家相比较，虽然我们国家的GDP相当高，但是我们仍然是封建国家，仍然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仍然是牢不可破的专制主义，传统的阻力非常大，难以前进。所以，尽管GDP相似，但后续的发展劲头就差了，表现在专制政治的统治太强大，人民没有权利，不像欧洲出现了市民阶级，掌握了一部分权利，逐渐向中产阶级发展。另一个是闭关自守，全国人民不了解世界是怎么回事，虽然已经与世界开展了规模相当大的交流，但是不允许老百姓接触外国人，比方洪仁辉的案件，洪仁辉跑到北京去告状，他本人没有被杀掉，给他写状子的汉人倒被杀掉了，这就是不允许中国人与外国人接触，妄自尊大，觉得我是天朝上国，你们都是蛮夷小邦。第三是重农轻商，重视农业，轻视工商业，不保护、不奖励工商业。第四是思想统治上的高压政策，“文字狱”搞得大家都不敢谈现实，不敢谈政治，不敢谈进步，不敢谈自由，也没有自由。另外轻视科学，科学技术被认为是“奇技淫巧”。这样一些阴暗的东西阻碍着中国前进，没有持续前进的动力。而当时西方的英国，生产发展阶段是处在从一个社会进入另一个社会的上升时期，朝气蓬勃，一日千里。中国却停滞在那里。所以康雍乾发展到高峰，又跌落下来，也必然要跌落下来。存在这样一些问题而不能解决，就无法突破封建的框框。

那么，当时中国有没有前进的可能呢？也不能说没有。因为历史就是不断给人们提供选择的机会，就看你怎么选择。当然，如何选择也不完全决定于主观的因素，也决定于客观氛围、环境、条件。清朝有选择的机会。譬如闭关政策，由于闭关政策，中国人被限制不能出洋，不能了解外国，但是也不是说没有机会突破。乾隆二十四年，洪仁辉上北京告状，告广州海关官员贪污，他要求多开口岸??当时是广州一口通商，别的地方不能做交易，他要求在宁波、厦门等地方做交易。当时清朝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要求督抚们上书，能不能多开放口岸。有的官吏主张多开放，大部分官吏主张不要开放，特别是广州的官吏反对开放别的地方，因为开放了别的地方广州的生意就少了，所以两广总督杨应琚坚决反对。乾隆在犹豫，他觉得开放的话，跟广州税收一样，可能好一点。最后讨论的结果是没有开放。这是一种选择的机会，科举制度也是如此。当时很多人觉得科举制度很不好，当时的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都反对科举制度，包括许多大官都说科举制度不好。但是改革不了。舒赫德曾经上奏折提出取消科举，后来被鄂尔泰驳斥。这个问题引起过争论，乾隆皇帝也没有改革。如果舒赫德的意见占了上风，真正能把科举改一改，或者能把通商的口岸多开一点，跟外国多接触，对中国是不是有好处，当然今后的中国很难说，我们也不能注重历史假设。但不管怎样，它是有机会选择前进的，清朝没有前进，就是历史的惰性。所以，传统既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也是我们沉重的负担，背着一个很长远的传统，往往改革和前进是比较困难的。这是第四卷康雍乾盛世的主要内容。

第五卷：清朝中衰(1777?1839)

1776年金川战争结束。金川战争从性质上讲，也是一场统一战争，但是它和“平准平回”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它是内地四川的割据势力，挡住四川进入西藏的道路，所以不平金川就不能很通畅地进入西藏，虽然它是规模最大的战争，花了7000万两，打的时间很长，花的力气最大，但实际上金川只有5万人，清朝出了十几万军队，战争得不偿失。金川战争结束，统一的任务完成。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临清的王伦起义，这是中原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原地区太平了100年，到这个时候又掀起农民起义。国内固有的阶级矛盾激化，土地兼并严重，到1796年，也就是乾隆禅位的第二年，爆发了白莲教起义。白莲教起义后，起义连续不断，南方是天地会起义，北方是林清、李文成起义，各教门的起义，一直到太平天国。外国势力也越来越进入中国，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华，20年以后又有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中国那时在对外贸易上始终保持着顺差，外国人的白银输入中国，购买丝茶等，他们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运到中国来卖的，开拓不了市场，这时就开始输入鸦片了。一下子，鸦片泛滥。这个时候，中国越来越落后于世界了，也没有机会打开国门来看一看世界，包括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了解外国是什么情况。英吉利是个大国，它究竟在什么地方？有多大？谁也不清楚。这样，终于在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落后就要吃亏，落后就要挨打，历史又进入新的阶段。第五卷乾隆后期到嘉道，这一段中国的发展处在停滞时期，又困于矛盾之中，内部的矛盾就是农民起义，外部的矛盾就是外国越来越进逼中国，而且已经用鸦片大量的输入来撞击你的大门。

第六卷：外国武装侵略和国内农民战争(1840?1864)

第六卷的内容进入近代，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被镇压。这一段对清朝来说是沉重的打击。矛盾爆发，清朝面临着大危机，大灾难。一个是太平天国占了南中国的很多地区，一个是英法联军占了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南北夹攻，眼看着清朝就要灭亡了。这个时候，清朝极端危险，却没有在这个时候灭亡真是个侥幸！历史发展出人意料，为什么清朝能够死而复生呢？能够支撑过去、还能恢复过来呢？恐怕有三个原因：第一，太平天国的迅速腐败，1856年杨、韦内讧，韦昌辉杀掉杨秀清，不仅杀掉一个人，而且把东王的部属几万人杀掉，都是广西来的老战士；反过来，洪秀全又杀掉韦昌辉，石达开又带兵跑掉。这样，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本来从金田起义出来，势如破竹到了南京，南京几年来也是形势非常好，就在形势很好的时候，爆发了这场内讧，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所以太平天国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时机打败清朝，到了1860年第二次英法联军侵华战争的时候，太平天国没有恢复元气，不可能再北伐。第二，英法侵略者的态度改变，他们在鸦片战争的时候是打清朝，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既打清朝又帮清朝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一个统治的工具，所以从打到扶有一个策略上的转变，扶持清朝来对付太平军。当然他们开始也想扶持太平军，后来没有扶成，这一点就不说了。第三，国内汉族地主阶级的崛起，也就是湘淮军的崛起。太平天国战争中，向荣的江南大营崩溃以后，清朝的整个军事体系已被摧毁了，八旗军不行，绿营兵也不行。没有军队，就是靠着湘淮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人，取代了满族的八旗以及绿营。由于这样的三个原因，清朝死而复苏，又能够恢复元气，把太平天国打下去。从此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跟鸦片战争前的形势完全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是外国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上不再是地主和农民两支力量，而增加了一支帝国主义、外国侵略势力。从此中国社会产生了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抵抗外国的武装入侵，外国欺负你，你必须进行抵抗。当然由于力量悬殊，打不过外国，事实确是如此。但打不过也必须抵抗，因为妥协就更没有出路，妥协、求和，帝国主义还是要欺负你，战争的性质就决定了这一点，它是一场侵略战争。人家要打你，你不抵抗也躲不开这场战争。而且如果不抵抗，你的民族精神就萎缩，就失去了民族的信心、失去了民族的尊严和凝聚力，就很危险了。进行抵抗，则可能在抵抗中得到锻炼、得到成长。我们之所以说近代的主和派误国，原因就在于此，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李鸿章打日本也是这样一种情况，打日本当时确实是打不过，但不打不行，日本要打你。日本不打败中国就起不来，就不会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打败中国，从中勒索很多赔款、土地，它才能够得到原始资本积累。所以日本非要打中国不可，你没法退让。当然李鸿章也有他的考虑，他觉得不打，请别的国家调停是不是也可以？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必须抵抗。妥协之后，不仅还要赔款、还要割地，而且失去了你的民族的信心和尊严，这更危险。这是一个任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个任务一直延续下来，可以说是从清朝中叶一直延续下来。第二个任务就是必须要向侵略者学习。这就矛盾得很，要抵抗侵略就必须先要向他学习，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否则无法抵抗。学习先进的事物、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就是近代化的任务。一个是抵抗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一个是实现近代化的任务，这两个任务一直到现在还是有效的，还是这两个任务的延续。当然形势都不一样了，但这两个任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产生的。不学习就不能前进，不学习外国长处，抵抗就会不断失败，而且你的爱国行为、抵抗行为就会转化为盲目的排外，正义的爱国的抵抗，就会变成非正义的排外的屠杀。义和团就是这样，抵制侵略发展到对一切外国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本来正义的反抗，由于不学习外国走到极端去，就变成了非正义的。所以，从此抵抗外国侵略和向外国学习的任务一直贯穿于中国近代历史。

第七卷：清朝自强运动及其失败(1865?1895)

从太平天国失败到甲午战争失败，这30年的历史就是洋务运动。这个时候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的各种事物都在变，外国势力进入中国后，整个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各种事物和人都在变化。

洋务运动的历史中，充满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充满着和帝国主义的谈判、交涉、妥协、反抗。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修约热潮，通过修改条约进一步侵略中国；又发生很多教案，如天津教案、浏阳教案等；接着发生马嘉理事件，马嘉理在云南被杀，中英在烟台进行谈判；接着是琉球交涉，日本侵占琉球，就是现在的冲绳；接着是伊犁交涉，俄国侵占了伊犁，中俄剑拔弩张，几乎打起来。19世纪80年代，中国与法国在安南，现在叫越南，发生战争；跟日本在朝鲜引起冲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在此中间，清朝也还有抵抗的一面，所以它也要整顿武备，也要学习外国，建立北洋海军。北洋海军当时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日本的舰队开始赶不上北洋海军，到甲午战争前夕才赶上了。但是，清政府跟外国也有妥协的一面，好多仗都没有打起来，只有中法战争打起来，但中国战胜了，结果定了一个屈辱的条约。无论抵抗还是妥协，都不可能胜利。因为胜利与否决定于国家的实力，清朝的国家实力不行。但在抵抗中间还有希望，还能够得到锻炼和成长，所以反侵略的任务演变得越来越艰巨。

另外，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的任务提上日程，这个任务和反侵略的任务同样重要。清朝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学习开兵工厂，上海、南京、天津、福建四大兵工厂，跟着是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织布局、漠河金矿等，工厂、铁路、矿山、轮船，带来了军事上的利益和经济上的利益。同时又急需人才，因为开工厂邀请外国工程师，但没有翻译，于是开同文馆、开船政学堂，送学生到美国去留学。詹天佑、唐绍仪等第一批留学生送出去时都是12岁的小孩，准备学9年的。又组建北洋海军。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开了步伐。但是，中国的传统力量太大、顽固派的势力太强大，要创新，要改革，阻力重重，非常困难，每走一步都要碰到顽固派的反对。这30年的历史，如果仔细看看那些资料真是令人长叹!招商局，开办以后不久就遭到弹劾，1873年开办，1874年弹章就三件，那些御史骂招商局贪污，骂李鸿章，总算李鸿章顶住了他们的弹劾，但轮船不准开到他们的地方，湖南就不准轮船开进去。北京要开同文馆，招收一批科举出身的高级人才进同文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大街小巷的揭帖多得不得了。大学士倭仁为首，骂奕?“用夷变夏”。奕?没办法，上奏折请倭仁来管同文馆。皇帝下谕旨让倭仁来管，倭仁故意从骑的马上掉下去，说受伤了要休养，不能管了。招科举出身的人也没有招上来，所有科举出身的人员全部抵制，参加科举的人员都是中国的精英，一个人也没有来考的，同文馆凄凄凉凉。留美学生派了12岁的小孩去，准备学9年，到了5年上都撤回来了。为什么呢？说这些孩子在外国辫子也剪掉了，也穿了西装了，有的从了基督教，每周去做礼拜。那些官僚一看，这还得了！没学完就撤回来了。当时容闳、李鸿章都反对撤回，但挡不住。造铁路争论了10年，从刘铭传、李鸿章开始上书要建铁路，争论了整整10年。朝廷里一片反对之声，说铁路一开要轧死人、破坏风水、造成很多挑夫小贩失业等等。李鸿章在唐山到胥各庄开了一条十几里的铁路运煤，开始不敢用蒸汽机，在轨道上用马拉。可见阻力之大，难以想像。后来为了说服西太后，在中南海到北海修了一条铁路，现在档案都还在。我觉得西太后是李鸿章的学生，李鸿章教她学习外国，很多事情李鸿章也是在西太后的支持下才能进行下去，否则在全社会没有多少人赞成的情况下是进行不下去的。洋务运动搞了30年，有几个科举人员出来干洋务的？没有。风气闭塞，开风气是非常之难，老牛破车，中国的传统势力太强大，传统的包袱太沉重，一下子甩不掉。

中国是这样，日本却抓住了历史机遇。日本和中国一样也是一个封建国家，但是它的包袱比较小，比较早地接受了西学，它的明治维新跟我们洋务运动是同时起步，但它走得快。日本也是派留学生，伊藤博文等一大批一大批地派出去；也是开工厂，比洋务运动的煤矿、招商局开得还晚。但到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已经开了国会，成立了议会，制定了宪法，30年时间走在了前头。当时的历史形势就是这样，中国和日本在竞赛，谁走在前头谁就上来了。如果当时中国打败了日本，中国就上去了，日本上不去；反之日本打败中国，中国就上不去，日本上去了，这是一个你死我活的竞赛。中国就是由于老牛破车，走得慢，结果甲午战争一再失败，割地赔款，把台湾割走，本来辽东半岛也割走了，旅顺、大连是三国干涉还辽，花了3000万两银子赎回来的。甲午战争赔款2亿两，相当于当时日本6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把这些钱用来扩大军队、开军工厂、搞教育、建铁路，一下子上去了。中国在那样的世界里，落后，就要受人家的欺负、蹂躏。

第八卷：清末改革和清朝覆亡(1896?1912)

从甲午战争以后，一直到清朝灭亡。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日本割去台湾，其他列强也争先恐后，德国分走山东、俄国分走旅大、英国分走长江流域、法国分走华南，都来瓜分中国。甲午战争和当时瓜分中国的局面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反对割台的声浪惊天动地，台湾的老百姓、北京的举人都强烈反对，这是中国群众运动的开始。接着就是戊戌变法。戊戌维新也是封建力量太强大、维新力量太弱小。要改革科举，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是靠科举上去做官当老爷的，把这个生路断了，他们干吗？所以要废止科举很难。要改革军队，裁军，也是闹了几十年，洋务运动的时候就说要裁军，各省的督抚纷纷反对。要把旧的军队裁掉，另外拿钱去练新军，新军归你们管，哪个总督、巡抚肯干呢？士兵也不干，军队裁员后他们就失业了。要办教育、开学堂，当地的士绅都不同意，说把外国的东西都弄进来了，连和尚、道士都不干，因为要搞学堂，一般都是把庙宇改成学堂。要裁冗员，精简机构，北京城的官吏都反对。所以反对的力量太大，维新派只有几个知识分子，既没有军队，也没有群众，怎么能够胜利？当年，器物层面的改革，就是轮船、枪炮、铁路、火车等，逐渐显露出好处来。人们可以接受了，但是，制度层面上的改革、思想层面上的改革，人们不接受。什么叫立宪，什么叫宪法，什么叫民权？人们都不知道，认为纲常伦理至高无上。所以维新派被孤立，结果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当然政变里也有一个策略的原因。当时维新派走投无路，就想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本来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可能是袁世凯告密造谣，现在看来实有其事。在日本发现毕永年的日记，记载了“围园劫后”的详细情况。维新派想孤注一掷，把慈禧太后劫持，让光绪帝出来下命令硬干。即使这件事成功也不行，因为当时的阻力太大了，何况当时没有成功，所以慈禧太后一个谕令，维新派人头落地，六君子牺牲。

戊戌变法是清朝挽救自己的最后一个机会，虽然这个机会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错过了这个机会，清朝走向灭亡就不可避免。清朝只能走向灭亡，没有第二条路。所以戊戌变法以后，特别是义和团以后，社会上的精英分子很快站到清朝的对立面，很快走向革命。孙中山在成立兴中会的时候感叹没有人跟着他走，当时人们都是跟着清朝走。孙中山本人开始向李鸿章上书想革新，后来他才觉悟要进行革命。到了戊戌变法、义和团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想跟着清朝走，但是到戊戌变法、义和团失败，很多人很快地转向革命。所以，20世纪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历史证明，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几千年的传统，要改革，阻力非常大，只有各种社会力量汇合起来，和旧势力决一死战，才能够冲破这种阻力。中国革命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旧势力强大的反映和刺激。所以革命是客观形成的，而不是谁制造出来的，某个革命家制造革命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当年在兴中会时感慨没有人跟他革命，到了20世纪，人一下子都来了，是整个客观形势的变化。

有一种论调是“告别革命”，我说革命是告别不了的，你要跟它告别，它还会来找你。要想跟它告别，你就会变成反革命，康有为就是典型。康有为本来是进步分子，但他不愿意革命，结果他变成保皇派，后来张勋复辟时，他变成复辟派，成为反革命。告别革命就成为反革命，这是客观的历史形势，不是任何人制造出来的。历史形势的发展，中国这样的情况不可能走英国、日本那样的道路，必须要用积聚的全部社会力量打破旧的反抗，历史才能前进。把社会力量积极积聚起来，这就是一种革命形势。清朝的最后几年全国一片反对的声浪，人民反对它，革命派反对它，立宪派反对它，连汉族地主也反对它，它能有活路吗？可以说是众叛亲离。所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全国响应。清朝灭亡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件大事，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开创了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一个伟大的胜利、伟大的前进。

三

以上简述了清朝三百年的历史，这是一个轮廓，一个主线，做为贯穿新修《清史》全书的线索。但是，很简单、很粗糙、很不全面、很不深刻，希望大家讨论、指正，看看这样的线索行不行。历史本身是生动丰富的，三百年的清朝历史像一条万里长江，源远流长、波澜壮阔、气象万千、雄伟壮观，你怎么样来认识它？怎么样来认识长江的真面目？你不能把长江的某一个河段、某个景点、某个港湾看作是长江，三峡虽然宏伟，但它只是长江的一部分，不是长江的全部，因此你只能把它浓缩，才能看清它的全貌，浓缩到画在地图上的一条线。虽然长江的本来面貌不是一条蚯蚓般的小线，但只有浓缩到地图上的长江，我们才能看到它的源头、它的入海口、它流经的省份和城市、它接受的支流，也能相对看清它的漫长曲折，看清何处它是奔流的，何处它是拐弯的，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地图上的长江是最接近于长江的全貌。为了认识全貌，浓缩是必要的。我不自量力把三百年的历史画了一条线，画得像不像，希望同志们指正。因为我们写清史必须要贯穿一条主线，必须要有鸟瞰式的全景，必须要浑然一体。我阐述前8卷的内容，用意就在这里，就是使我们将来写出来的东西不至于支离破碎，有一个主线来贯穿，至于这条主线是否合适，还请各方专家、学者多加批评、指正。

（本文原为作者于2003年6月4日在一次纂修清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现经作者重新修订,改写成论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

作者：戴逸，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