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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与辨析

晚清漕粮海运史料考辨三则

倪玉平

漕粮海运是晚清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事件，由于牵涉面极广，头绪繁多，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难免存在某些偏颇。现根据档案等资料，对其中的几个问题做一辨析，以期获得新的进展。

一

张恩骏在编写“轮船招商局大事纪”时[1]，称同治十二年（1873），“直督、苏抚奏拨漕米30万石，交由本局承运”。也就是说，他认为，本年轮船招商局承运漕粮30万石。此说误。

按：轮船招商局是在李鸿章等人的极力呼吁下，于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的 [2]。轮船招商局创办伊始，既缺资金设备，又无管理经验，更为严重的是，它还面临着外国轮船公司的激烈竞争。当时，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控制着我国内河的主要航线，招商局一成立，旗昌即与成立不久的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停止了互相倾压，共同以降低运价为手段，企图挤垮轮船招商局。为了扶植轮船招商局，李鸿章多方努力，试图让其依靠运输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漕粮来获取利润，渡过难关。因为有和沙船等传统木帆船共同运输的问题，李鸿章经考虑后慎重规定，两者的分配比例为“沙八轮二”。[3]

江苏当局对此表示支持：招商局创办伊始，各口贸易未能即时兴旺，自宜遵照原议，先行试运江浙漕粮。招商局有轮船三、四号，如每月装运二次，核计正月至五月，共可装海运粮米20万石，江浙两省当按此数“照拨”[4]。随后，李鸿章旧部署两江总督张树声特意奏称，本年江苏系拨漕10万石交招商局承运 [5]。到十二年二月，轮船招商局之“永清”号轮船，已经将首批漕粮9000石，外加各耗共米1万石，运往天津 [6]。

浙江也是照此办理，他们交给轮船招商局承运的漕粮同样为10万石。在其上奏的浙江海运章程中，则有如下说明：“因商船缺乏，请以轮船试装漕粮，惟到津剥验均宜迅速，以便转运。”[7]本年浙江的漕粮承运情况如下：

放洋日期	类别	正耗米
放洋日期	类别	总计	轮运	商运
正月二十六	头批	210200	30500	179600
二月十八	二批	140860	30240	110620
三月十二	三批	102640	36800	65830
合计		453700	97540	356050

《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六日、三月十九日，浙江巡抚杨昌濬折。

除了正耗米，再加上商船耗米等杂项，正好是10万石。本年江浙两省共交由轮船招商局承运的漕粮应为20万石，那么，张恩骏所说的“30万石”又是如何出现的呢？

问题出在江北漕粮身上。在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江浙两省的漕粮海运得到了恢复，但清廷中主张河运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为照顾一部分人的利益，江北淮、扬、通三属及徐州地区的漕粮，分别在同治三年（1865）至四年、九年至十一年，进行着数量不等的河运 [8]。同治十二年，江苏也打算将丹阳和金坛采买的粮食2万石交由河运。只因黄河改道之后，年久失修，运河淤塞，沿途浅阻，河运颇不划算，江北漕粮一度有改行海运的计划。江苏顺水推舟，“仅此区区2万石之数，更不必冒险独行”[9]，撤消了海运的计划。

对于江北欲行海运的打算，刚刚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极为动心。朱其昂向张树声禀请，轮船招商局现有轮船3艘，每月运漕2次，每次装米3万余石，自正月至六月，共可运米30余万石。江浙两省已经答应拨给轮船招商局漕粮20万石，尚有10余万石的运输能力可资利用，合之江北起运米数相符，“不致临时贻误”。张树声非常爽快地表示同意。不料朱其昂因购船之事出现周折，担心赶办不及，又特向李鸿章求情，要求将此10万石漕粮退回。张树声极为愤怒，甚至怀疑轮船招商局有无能力承运江浙的20万石漕粮 [10]。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他再次上奏，表示江北各属漕粮10万余石，仍将恢复河运 [11]。到三月份，两江再次奏称，江北河运米106808石4519勺，外加船户耗米4272石2583勺，已于正月十七日开行 [12]。

由此可知，张恩骏所说的“30万石”，不过系朱其昂等人最初所讨论的由轮船招商局承运的数字（江苏、浙江及江北各10万石），而非轮船招商局最终承运的数量。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会在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说，“现仅分运苏浙漕米岁20万石，沾润较少”[13]，但这是怨不得别人的。

二

《清史稿·漕运》称：“（同治）十三年，奏准江西在沪采买漕粮八万石，交招商局由海运津，每石脚价银二两七钱。光绪元年，湖南漕粮采办正耗米二万三百四十五石，湖北采办三万石，均交招商局由海运津。江西、湖南寻停。”[14]此说不确。

按：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江西、湖南和湖北的漕运活动停顿下来。这几省的重新漕运，始于光绪元年（1875）。但在此之前，有关各方已经做好必要的铺垫。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清廷再次要求湖广恢复漕运制度、起运本色漕米，湖广总督李瀚章仍然反对，但此年的反对，却成为以后几年湖北采买米石的开始。李瀚章表示，湖南、湖北两省起运本色，虽京仓能多收米石，但京外就会少数十万两可用之银。他指出，此时京仓既可支持，自是银重于米，“如将来需米之时，可否酌提漕折，由湖北汉镇采买，雇装轮船至沪海运？”[15]也就是说，在轮船招商局办有成效后，他已经准备让轮船承办此事。

同样，在经过多年的抵制后 [16]，同治十三年，江西亦表示，既然湖广运津漕粮由轮船招商局包运、包交，江西拟亦仿办 [17]。巡抚刘坤一还私下称：“农部止知江省米色较低，米价稍贱，不思水路如此之远而且难。”但他也看出，“此次部文似难空言搪塞”[18]。李鸿章则竭力为轮船招商局争取生意。他给刘坤一写信，声称江西丁漕全征本色万做不到，然须稍为通融。若一意坚持，无颗粒运京，“既非公忠体国之道，终必有变本加厉之时”。轮船运米能力极强，现在招商局所运米数无多，江西若能办漕，米数渐增，添船渐多，“国计民生均大有裨”。如江西愿意采买粮米，或自在本地采购，或交招商局代购，杂费至多不过江浙采买之数。如能仿江北运漕之例，折征于民，办运于官，先期奏明，“廷议当准行”[19]。

光绪元年，江西漕粮开始办理海运。据巡抚刘秉璋奏报，本年江西漕粮系由朱其昂赴苏州、常州等处采买米87780石，其中粳正米2万石，剥船食耗米230石，新增剥耗米115石，共20345石；籼正米6万石，剥食690石，新增剥耗米345石，商船耗米4800石，共65835石。采买之价，粳米每石为库平银2两45分，籼米2两35分，合共用库平银208477两5钱。这批粮食均由招商局轮运赴通 [20]。

湖南巡抚王文韶也称，本年湖南试办本色米2万石，系由盛宣怀主持，在漕粮正款项下动用库平银26000两，“由海运津”[21]。具体米数，则为正米2万石，商耗米1600石，剥耗230石，新增剥耗米115石，共21945石。用银51570两75分，每石合银2两35分 [22]。同样，湖北亦采办3万石正耗。具体的开销，据湖北巡抚翁同爵禀报，在3万石正米之外，外加商耗2400石，剥食345石，新增剥耗米172石5斗，共32917石5斗。每石合库平银2两35，共77356两125 [23]，其价目与江西和湖南的完全相同。

光绪元年以后，江西与湖北两省的漕粮海运情况如下：（单位：万石）

朝/年	年份	省份	数量	资料来源
光绪二年	1876	江西	8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年十月初三日，江西巡抚刘秉璋折。
光绪二年	1876	湖北	3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年十月初四日，署湖广总督翁同爵折。
光绪三年	1877	江西	8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江西巡抚刘秉璋折。
光绪三年	1877	湖北	3	《朱批奏折》光绪三年九月初六日，湖广总督李瀚章折。
光绪四年	1878	江西	6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五年七月初二日，江西巡抚李文敏折。
光绪四年	1878	湖北	3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年九月初四日，湖广总督李瀚章折。
光绪五年	1879	江西	6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五年七月初二日，江西巡抚李文敏折。
光绪五年	1879	湖北	3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五年七月二十日，湖广总督李瀚章等折。

还需要说明的是，从光绪六年起，江西漕粮海运的活动才完全停止。湖南虽然自光绪元年后就停止了漕粮海运，但从光绪十一年起至光绪十八年，它却又一度恢复过每年海运3万石的行为。[24]

通过以上史料可知，前引《清史稿·漕运》中关于上述几省起运漕粮的分析存在着以下几点模糊：其一，江西、湖南与湖北均系从光绪元年起承办漕粮海运，其时间表述应该统一，否则极易给人留下江西于同治十三年起运，湖南、湖北则于光绪元年起运。其二，关于光绪元年这几省的起运数量，其描述亦应统一，或称江西、湖南、湖北各采办（采买）漕粮8万石、2万石和2万石，或称各采办正耗米81380石、20345石和30517石5斗。其三，光绪元年以后，“江西、湖南寻停”的说法，应当删去，否则即须指出，是“湖南寻停”，且以后又有反复。

三

丁进军根据刘坤一的一份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五日），断定“光绪二十七年后的漕运，虽主要是官督商办的招商局承运，但由官方、商人乃至外国洋行三位一体的海运组织形式已开始出现。这说明清末漕运中，清政府基于财政困难，已开始借用洋行轮船共同协运漕粮，其买办化因素在逐渐发展”。作者进而指责《清史稿·漕运》“在这一问题上的记载是与事实不相符的”[25]。此结论错误。

按：《清史稿?漕运》关于此事件的表述是：“二十八年……盛宣怀奏：‘近年沪局轮船，因事起运太迟，栈耗既钜，及运至塘沽，又值联军未退，费用倍于常时。二十六、二十七两年，招商局所领水脚，实不敷所出。本年太古洋行原减价揽载，英、日议定商约，均欲漕运列入约章，臣等力拒之。盖招商局为中国公司，前李鸿章奏准漕米、军米悉归招商局承运，实寓有深意也。’……从之。”丁进军据此推断，“言外之意，清政府从维护其天朝大国的尊严出发，拒绝了太古洋行的协运。”拒绝太古洋行协运不假，但从文中显然不能看出清政府之拒绝，是出于“维护天朝大国的尊严”。盛宣怀已经说得很清楚，漕米、军米均归招商局承运，“实寓有深意也”。这种深意，正是李鸿章所说的，通过扶植轮船招商局，使中国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26]。

丁进军依据的刘坤一档案内容如下：“如沙船装运，风涛难料，势必耽误程期，招商局又因上年封河折回旧漕8万余石，上海、塘沽两处栈房均已壅积，未能独任承运，即经委员候补知县沈翊清、颜澍荷赴上海局太古洋行筹议商办，经该洋行兰突遗经理人和昌成号王增禄出为商办，现已议定，自上海装轮至塘沽。……所有光绪二十七年冬漕，饬由招商局兼雇太古洋轮分装承运”[27]。其实，从这段话中，我们能确定的只不过是沈翊清等人和太古洋行“议定”来运输二十七年冬漕 [28]，而不是说已经将它运送完成。

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宣布漕粮改折诏后，江浙漕粮海运本应全部转入招商局手中。因招商局运输能力有限，同时也是出于对招商局的不满，江苏粮道罗嘉杰派候补知县沈翊清等人前赴上海，向太古洋行华人经理王增禄商量代办事宜。双方议定，将原来由沙船承担的6成交由太古包运，自上海装轮运至塘沽。无论漕白水脚，每石规银3钱2分，正米交清后，余米照章由海运局收买。至历届沙船准带2成免税货物，因国库亏空，准令该行免税1成。合同草签后，江苏先付水脚规银2万两，交太古洋行收兑。其他兑米储栈事宜，悉照招商局章程办理。江苏巡抚恩寿表示，所有议定水脚银数，较之沙船水脚每石约可节省曹平银9分零，将水脚神犒等项一并统计，每石也不逾库平银7钱5分之数 [29]。

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后，清廷与列强分别进行商约谈判。由于有了将苏漕30万石交由太古洋行承运之议，二十七年底，英国商约谈判大臣马凯多次要求清廷允许粮食外运，并主张将漕粮与普通大米等同对待，“哓哓不休”[30]。

江苏与太古谈判时，轮船招商局被蒙在鼓里，直到草约签定才得到消息。二十八年三月初二日，亦为商约谈判大臣的盛宣怀电函外务部，认为清廷成立轮船招商局，“一则利不外溢，二则权自我操，非仅为保护商局起见”。现在英使迟迟不肯定约，皆因有苏漕交太古装运草约。如果草约变成正式合同，“在华商必更心寒气散，难期推广”。马使力助洋商，欲将此条列入新约，“中国若欲振兴商务，断难自行退沮”，提议苏抚废除此约 [31]。他还表示，太古洋行遽肯减价揽运，“实为攘夺权利起见”。太古平时装运商米，水脚或增或减，随时涨落，“该洋行何以独于漕米愿减水脚？可见别有隐衷”[32]。

同日，盛宣怀又致电外务部大臣王文韶：“苏漕为太古夺运六成，马凯请入新约，永此为例。此皆委员得贿所致，苏抚已于二月廿二日入奏。尚幸合同系与华人王增禄所订，洋人尚未画押，各州县米尚未买，势必援照浙江酌请折价，合同似尚可废。现有公电到部，日内苏抚奏到，务请电旨严驳。招商局水脚去年已减五分，且每年报效皆在漕内开支，洋行所减甚微，并欲客货免税一成，意在带货免税，公中吃亏何止数分。况一入新约，准运仍必加价，多方挟制，此洋人惯技也”[33]。三月初四日，外务部回电云，“冬电已进呈，苏抚奏已先到。旨：‘户部知道’。现电驳令作罢论，勿使利由外溢”[34]，同意废除合同。

因为“西律毁议，必须重罚”，经江苏与太古反复磋商，太古答应由中方赔偿银7万两退约。盛宣怀答应由招商局先行垫银4万两，在招商局应收余米变价盈余项下陆续扣还。其余3万两由江苏粮道自行清理 [35]。运漕合同撤销后，马凯不得不同意中方要求，又经一番周折，规定粮食不能运往外国，中国口岸则仍按原约办理 [36]。

综上所述，光绪二十八年太古洋行代运漕粮之事并未成行，《清史稿?漕运》所记载并非错误，更不能由此而认定，“三位一体的海运组织形式已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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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