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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的神权统治

秦宝琦

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以往中外学术界对太平天国的历史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然，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太平天国起义做出了不同的评价。但绝大多数学者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是完全肯定的，新中国建立以来大陆学者多认为太平天国起义是“农民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革命高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民国年间及现在港台一些学者则大多认为太平天国起义是“民族革命”，是汉族人民的一次“反满民族革命”。这两种看法皆对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作了充分肯定，而对于其存在的弱点则有意加以回避。也有学者对太平天国做出了负面评价，如提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施行的是“要把中国中世纪化、宗教化”，“不是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而是拉向后退”[1]。近年来又有学者认为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乃是“邪教”，认为“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打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主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削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邪教”[2]。有人还以今天判断当代邪教的标准，与太平天国加以对照，提出“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3]。从而对太平天国起义得出了完全负面的结论。如何看待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起义，不仅涉及中国近代史、中国农民战争史，而且对于整个历史研究都有重要影响，需要认真研究。

一、正确认识太平天国的历史

我认为拜上帝会(洪秀全本人曾称之为“上帝教”[4])同明清时期的众多秘密教门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把白莲教等称作“秘密教门”，拜上帝会同样也可以称作“秘密教门”，它与白莲教等秘密教门的区别仅仅在于：白莲教来源于佛教的异端教派，崇拜的神祇主要是“无生老母”，崇奉的“弥勒佛救世”和“天盘三副”等说教，多来自对儒释道经典和教义的改造与曲解；而拜上帝会的教义，则主要来源于对基督教教义的改造与附会，崇拜的神祇主要是上帝、基督耶稣和洪秀全自己。秘密教门为了神化教主，把教主说成是降生到尘世、拯救人类的弥勒佛，而拜上帝会则称教主洪秀全是耶稣的弟弟和降临人间的救世主。所以，两者并无二致，拜上帝会可以说是个“秘密洋教门”，或者按照国际通行的说法，是19世纪以来兴起的一种“新兴宗教”。太平天国达到了中国秘密教门的理想境界，为秘密教门树立了一个如何创建政教合一的神权王国的模式。太平天国的成长历程，充分体现了所有秘密教门和新兴宗教的发展规律：创教传徒、建立带有宗教色彩的结社组织——拜上帝会，在拥有一定的势力后便在广西金田村起来造反，当其势力蔓延到数省后，便在南京建立以教主洪秀全为首的神权王国——太平天国。

正如我们不同意把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称作“邪教”一样，也不同意某些学者把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称作“邪教”的说法，因为拜上帝会也同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一样，既有积极作用，也存在消极影响。如在传教过程中，宣扬加入其教，可以等候“小天堂”的到来，那时可以做高官，享受美好的生活，死后可以升天堂，迎合了下层群众不满现实和向往未来美好生活的愿望；它所举行的造反活动，客观上打击了国内清王朝的统治和外国侵略势力，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拜上帝会毕竟是个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秘密结社组织，太平天国也是个封建专制的神权王国，它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不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而是要求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乌托邦，体现了中国农民的平均主义传统。它所设计的是一个一切政治、经济权力归于天王的专制神权社会，而且一度打击工商业，这些都不利于中国向近代化发展。从各国历史来看，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神权统治（如中世纪欧洲和民主改革前的中国西藏），要比世俗的封建统治更加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所以马克思认为太平天国运动，“除了换朝代之外，他们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有当权者的惊惶还更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立。”又说：“引起恐惧，这便是太平军的全部战术。”[5]所以，对于洪秀全与太平天国，既不要加以神化，无限制地拔高，也不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加以贬低，甚至“妖魔化”为“邪教”，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

二、教主洪秀全的家世及初期传教活动

拜上帝会的创始人之一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他家距离广州约有90里路程。他出身农家，家里拥有少量土地，勉强糊口，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家庭。他幼年曾入塾读书，受到传统的儒家教育。“他七龄入塾读书，五六年间，即能熟读《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6]旋因“家计困穷，不能再供其读书求学”，只好同其他辍学的孩童一样，帮助家庭从事农业劳动，后来被族人聘为本村的塾师。16岁时，他第一次赴广州应试，未能考中，回家后只好继续在村里担任塾师，同时仍继续读书，以求再考。道光十六年（1836）在他20岁时，第二次赴广州应试，适值粤东名儒朱次琦在城内讲学，洪秀全慕其名而拜门听讲，深受朱次琦所讲古代社会理想与儒家伦理的影响。所以，即使后来他激烈反对孔子，而他的思想深处却仍然带有很深的儒家思想烙印。洪秀全作为一名农村知识分子，在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道路被封死后，自然非常失落。他在此对前途感到迷惘之际，虽然据说在广州遇到了基督教传教士梁发在街上宣传基督教的教义，并赠他一本《劝世良言》的基督教传教小册子，[7]但洪秀全回到家中后，却只“稍一涉猎其目录，即便置之书柜中。”[8]当时，清廷对于基督教虽然不再禁止，但对之仍怀有戒心，一般士子由于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也把基督教的书籍视为异端邪说，所以，洪秀全对从广州带回来的基督教小册子并未重视。不过，他在广州街上听到的基督教教义，诸如相信上帝，不崇拜偶像，信者升天堂，不信者入地狱等内容，却仍有一些存留在脑中。翌年，洪秀全第三次赴广州应试再次落榜，这次打击对于一个农村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非常沉重的，因为这等于堵塞了他走上仕途的道路。结果，洪秀全因为失意而患上重病，回到家中便卧床多日。他这时似乎已经绝望，以至在病榻上对父母和家人说：“我的日子短了，我命不久了，父母啊！我不能报答大恩，不能一举成名以显扬父母了！”[9]不过洪秀全在病中又曾产生了幻觉，“种种光怪陆离的幻象陆续发生于其心灵之中。”据他事后回忆，当时“忽见一龙一虎一雄鸡走入室内，未几，又见有多人奏乐近前，共舁一美丽肩舆至，并请其乘坐。乃共舁之而去。秀全骤受此荣宠，不胜惊异不知如何是好。彼等未几即到一华丽而光明之地：两旁聚集有无数高贵的男女，敬礼欢迎秀全。下轿后，有一老妇导其至一河边，谓之曰：‘污秽的人啊，何以自暴自弃，与那些人亲近，以至惹的满身肮脏呢？如今我必要把你洗净了。’洗毕，秀全进入一大宫殿，同行者有一班年高德劭之人，其中许多古先圣贤。在宫中，彼等以刀剖开秀全之身，取出心肝五脏，而另以鲜红簇新者放入，伤口及时复合，全无痂痕可见。”“彼等旋复进一大殿，其美丽与华贵，不可言喻。上有一老人，披金发，衣皂袍，巍然坐于最高之宝座上。一睹秀全，老者即双目流泪云：‘世界人类皆我所生，我所养，人食我粮，服我衣，但无一人具有心肝来纪念和尊敬我，其尤恶者，则竟以我之所赐品物去拜事魔鬼。人有意忤逆，而令我恼怒，你勿要学效他们！’言毕，老人即授秀全宝剑一柄，用以斩除鬼魔，但令其慎勿妄杀兄弟姊妹；又给以印绶一个，用以治服邪神，再赐以金黄色的美果一枚，秀全食之，其味甜美。”“老人复对彼言：‘奋勇放胆去干这工作阿，如遇有种种困难，我必扶助你。’言竟未久，老人即转向座中年长有德之辈言：‘秀全真堪任此职。’随即带引秀全出殿。”[10]

洪秀全在卧病时于昏迷中产生幻觉是完全可能的，至于幻觉的内容，有些却大约是他在清醒后编造出来的。洪秀全于第三次应试失败后，自然是失望、抑郁、忧愤、羞愧、怨恨等各种心情杂糅在一起，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看，由于心理受到强烈刺激，脑部中枢神经受到压迫从而造成神志昏迷，平日的某些想法和记忆的内容，便会以幻觉的形式出现于头脑之中，于是产生一种心理学上称之为“可见的幻觉”（Visual Hallcination）。如果没有在广州街头聆听基督教传教士宣传的某些教义和阅读基督教的小册子，如崇奉上帝，不崇拜偶像等，大约只会产生一些诸如明清秘密教门教首们曾经有过的那种幻觉。如罗教创始人罗梦鸿在《苦功悟道卷》里所说的“悟道”经历：“梦中哭痛，惊动虚空老真空，大发慈悲，从西南放道白光，摄照我身梦中摄省。省过来，烦恼不止，朝西南端然坐定。忽然间，心花放朗，心地开通，洞明本地风光，才得纵横自在，才得自在安稳。”[11]又如清代收圆教教主方荣生在从配所逃回家乡后，躲在教徒家中，也称梦中出现过幻觉：“恍惚上了天，天上神圣叫我办后天的事，接掌收圆教。”[12]可是，洪秀全在头脑里的幻觉，除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传说故事外，又接受了某些基督教文化的宣传，所以，才产生了一些“中西合璧”的幻觉。如“秀全又闻衣皂袍之老人斥责孔子，谓其于经书中不曾清楚发挥真理，孔子似自愧而自认其罪。”所谓衣皂袍之老人，其实就是他曾经在广州街上见到的那位外国传教士。同时，他又受到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命思想和民间真命天子信仰的影响，萌发了当皇帝的政治野心，“彼常言已被敕封为中国之皇帝，有人称之为皇帝者，则色然喜。”在卧病时做诗一首：“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过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动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一天清晨，洪秀全听见鸟在树上鸣叫，于是又吟诗一首：“鸟向飞兮必如我，我今为王事事可；身照金鸟灾消尽，龙虎将军都辅佐。”[13]抒发了希望登极为王的情怀。

洪秀全尽管这时已经萌发了登极称帝的政治野心，但是，当时还仅仅表现为年轻人的狂妄，并没有实现这个野心的物质基础。在现实生活中，他作为一名屡试不第的士子，仍然不得不担任塾师借以糊口。1843年五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洪秀全认真阅读了《劝世良言》这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这是因为他的朋友李敬芳在向他借阅《劝世良言》后，向他推荐说：“此书内容奇极，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这本书主要宣扬：宇宙间只有一位真神，那就是耶和华；人都有“原罪”，因此需要赎罪，而耶和华是神子，人们只有敬信神父、神子与“圣风”才能得救；批评中国人的偶像崇拜和巫术；以天堂地狱之说，劝戒人们信奉基督教，从而避祸求福。[14]于是，洪秀全“乃潜心细读之，遂大觉大悟，于此书中寻得解释其六年前病中梦兆之关键，觉书中所言，与梦中所见所闻相符之处甚多，此时彼乃明白高坐宝座之至尊老人，而为人人所当敬拜者非他，即天父上帝是也。而彼中年人曾教彼诛灭妖魔者，即救主耶稣也。妖魔即偶像，而兄弟姊妹即世间人类也。有此觉悟，秀全如梦才醒。彼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确信梦象与全书均为真理，而彼自己确为上帝所特派以拯救天下——即中国——，使回到敬拜真神上帝之路者。”[15]遂与李敬芳两人“依照书中所言，及按是时自己所明白此典礼者，自行施洗。”洪秀全于高兴之余，又吟诗一首：“吾侪罪恶实滔天，幸赖耶稣代赎全；勿信邪魔尊圣训，惟从上帝力心田。天堂荣显人宜慕，地狱幽沉我亦怜；及早回头归正果，免将方寸俗情牵。”洪秀全又同李某将村塾中的孔子牌位抛弃。[16]从此。洪秀全本人也开始了传教活动。同年六月，他首先劝说两位密友冯云山和洪仁玕加入基督教，并与二人一同到临近的小河里去行洗礼。三人又到村塾中把供奉的偶像，全部除去。并作诗一首，借以“唤醒众人”：“神天之外更无神，何故愚顽假作真；只为本心浑失却，焉能超出在凡尘。”洪仁玕也以原韵和诗一首：“全能天父是为神，木刻泥团枉认真；幸赖耶稣来救世，吾侪及早脱凡尘。”

洪秀全在家里与两位密友细心研读《劝世良言》后，自称书中所言皆是他在梦中所经历过的事，因而确信自己的梦和这部书“均为真理”，而且确信他本人就是拯救中国，使中国“回到敬拜真神上帝之路”的救世主。他说：“这几本书，实为上天赐与我，所以证实我往时经历之真确。如我徒得此书而无前时之病状，则断不敢信书中所言而反对世上之陋俗。然而，若徒有前时之病而无此书，则不能再次证实吾病中所历之为真确，亦不过视为病狂时幻想的结果而已。”并且大声喊叫说：“我曾在上帝之前亲自接受其命令，天命归余。纵使将来遇灾劫，有困难，我也决心去干。倘违悖天命，我只膺上帝之怒耳。”[17]至此，洪秀全已经完全把自己看做是上帝派到人间的救世主了。洪秀全虽然不许别人对《劝世良言》的内容与文字加以篡改，“因为耶和华的言语真实”。可是，他自己却对这本书的内容任意加以附会。如书中凡是提到“汝（你）、他”等时，洪秀全皆解释成指他本人，表示该书乃是特为他个人而作并由上帝所赐。书内凡是提到“全”字，则解释为专门指他的名字“秀全”。后来，洪秀全又与洪仁玕阅读《圣经》原文，在《旧约》的第十九篇第三节有“声闻全世”一句（当代版译为“将信息广布全地”），洪秀全则解释为“秀全的世界”。把第九、十节里的“全然公义”（当代版译为“以公义裁判世上各国”），解释为“秀全是公义比黄金更可羡慕”。第十二节的某句解释为“孰能如秀全知过。”从而达到神化洪秀全本人的目的。他们还把书中“天国降临”一句里的“天国”，解释为“中国”；把上帝的选民，解释为中国人及洪秀全。[18]洪秀全初期的传教和创立拜上帝会的经历，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秘密教门首领创教时的情况，如出一辙。

洪秀全由于在村塾中拆毁孔子牌位而失去塾师的职位，无以为生，见《圣经》中有“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之句后，便决心与两位密友洪仁玕与冯云山远离家乡，前往他省，到各村镇去“宣传真道”。因洪仁玕年纪尚轻，为家人所阻，遂又与冯云山和其他两友一同前往广西瑶族地区去传教。洪秀全一行四人，首先来到离家乡花县邻近的清远县，在此说服了李姓数人皈依基督教，并施以洗礼。后来，洪仁玕也应聘来到清远教书，并在此传教，受洗礼者达五六十人。洪秀全等则继续西行，到处教人敬拜惟一的真神耶和华，宣扬上帝派遣其圣子下凡尘世救赎世人之罪孽。1844年3月，洪秀全等进入瑶族地区，同行的二位友人不愿继续前往而返回广东家乡，洪秀全遂与冯云山两人继续在荒山野岭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后来幸好得到一位姓江的塾师接待，江并且被洪秀全说服加入基督教，临行时又赠以路费。洪秀全与冯云山经过20多天的艰苦行程，来到赐谷村一个王姓亲戚家中，帮助王姓亲戚营救出被诬告入狱的儿子，使得威信大增，遂在此传百余人受洗入教。同年十月，冯云山继续前往紫荆山传教，洪秀全则留在赐谷村传教。

从洪秀全上述创教和初期传教的经历来看，同明清以来秘密教门创始人，如罗教的罗梦鸿、弘阳教的创始人韩太湖等的“悟道”和传教经历，极为相似。

三、拜上帝会并非真正的基督教

1．拜上帝会的创立

冯云山来到紫荆山矿区后，最初仅传10余名煤炭工人入教，后来，因得到一位矿场主人入教，才有所发展。冯云山这时一面充当塾师，一面传教。经过数年的努力，信从者日多，甚至有全家、全族入教者，便在当地创立了“拜上帝会”。[19]

洪秀全留在赐谷村一月后亦返回花县家乡，在此后的两年当中，他一面教书，一面撰写有关发挥基督教教义的文章，包括：《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改邪归正》等。这时，洪秀全的思想上又在基督教的信仰里，添加了反满的内容，他说：“上帝划分世上各国，以洋海为界，犹如父亲分家产于儿辈，各人当尊重父亲之遗嘱而各自保管其所得之产。奈何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国而强夺其兄弟之产业耶？”又说：“如果上帝助吾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我们将要彼此有友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我们将共同一之天父拜同一之天父，而共敬同一天兄世界救主之真道，这是自从我的灵魂被接上天后心中之大愿也。”[20]从他称耶稣为“天兄”一语，不难看出洪秀全此时已经以耶稣之弟自居了。同时，他向往登极称帝的帝王思想也更加明确，他自称又得一奇梦，梦见有一红日放在他的手中，遂又吟诗一首：“五百年临真日出，那般爝火敢争光；高悬碧落烟云卷，远照尘寰鬼蜮藏；东北西南群献曝，蛮夷戎狄尽倾阳；重轮赫赫遮星月，独擅贞明耀万方。”他还在这首诗原本的注释中解释首句云：“纪元前三世纪有孟子者，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明代创业之朱洪武至今，正约五百年。”表明此诗的含义就是为了说明洪秀全本人正是自明初以来500年当兴的“王者”。

2．拜上帝会的基本教义与基督教不符

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信奉的是否为正宗基督教？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拜上帝会否定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基本信仰，并且编造出一个洪秀全有“天父天母及其兄耶稣”和曾上天拜见过“皇上帝”，并奉命回到人间“斩邪留正”的神话，作为太平天国赖以存在的神学基础，从而把洪秀全渲染成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洪秀全虽然知道“三位一体”在基督教教义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是，他却仍然否定这个教义，甚至说“上帝是上主，是说天父上主乃上帝。”“分明上帝是上帝，基督是基督。”与洪秀全宣传的内容相反，所以西方传教士指出：“我们不相信上帝任命了太平天王为万国真主。”[21]

其次，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有关天父天兄屡次下凡，杨秀清作为“赎病主”并假托天父天兄下凡“代天父传言”等，也是与基督教的传统信仰相违背的。所谓“代天父传言”，类似于中国秘密教门搞的“神佛附体”和“祝阴祷圣”一类巫术。“缘当众人下跪祈祷时，忽有人跌在地上不省人事，全身出汗。在此昏迷情状之下，其人似乎有神附体，口出劝戒或责骂，或预说未来的事。其言常是模糊，听不清楚，或则为与韵语。”在众多的“神言”当中，洪秀全一般只把杨秀清和萧朝贵二人的“神言”判为真的，其他人的则是假的。杨秀清对于拜上帝会非常热心和虔诚，“在会中，彼忽生哑病，两月内不能言语，会众均觉奇异，以为是不祥之兆。但后来复能言语，嗣后有神附体传言比别人为多。每次代天父上帝传言时，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常指个人而宣传其丑行。彼又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或号令人应如何做法。”[22] 拜上帝会内部还盛行“患病者藉祈祷之力而得痊愈”之说，并传言杨秀清“有代人求神力治病之奇能”。拜上帝会对于基督教的安息日和圣餐等许多内容并不了解，再加上会内盛行有神附体、过阴等中国民间的传统巫术，说明拜上帝会并非正宗的基督教教派。

第三，正宗基督教的教义认为，上帝只有一个独生子即耶稣，而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却称耶稣只是上帝的长子，称为“天兄”，此外，上帝还有“五子一婿”，即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和萧朝贵等兄弟五人，“恭承天父亲之命，下凡辅定真主”。[23]洪秀全甚至还说自己上天见过“天妈”和“天嫂”，借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对此，西方传教士批驳说：“上帝是个灵，怎么能说他结婚呢？”“上帝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别的儿子。”[24]认为“太平军的亵神之处在于他自称是耶稣的弟弟，是上帝派到下界来实现新天命的。”[25]正因为拜上帝会和正宗的基督教有着重大区别，所以，西方传教士皆把它看作是异端。例如美国公谊会牧师卑治文在1854年访问天京后，批评太平天国“他们也许名义上是基督徒，但他们在实际上是最严格的破坏偶像者”，又说他们“似无公共礼拜堂，也无基督教牧师”。[26]美国浸礼会牧师霍姆士在访问天京后，在评价太平天国信奉的基督教时说：“我曾期望他们的教义，尽管是粗糙的，也许总会包含一些基督教的原理。可是，我感到遗憾，我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基督教的原理在内，只是徒具基督教的虚名，并且加以滥用，把它当作一种令人憎恶的偶像崇拜制度而已。”并且认为“他们对于上帝的观念是歪曲的，较之拜偶像的中国人的神的观念还要恶劣。他们对于救主的观念也是低级的，感觉性的，并且认为救主的荣誉是被另一人所分享的。东王是赎病主，又是赎罪主。他们的教义最使我感到震惊的就是：他们竟提到了天父的妻子，并称之为天母等等。”[27] 传教士罗孝全（Rev I J Roberts）也说：“洪秀全对我非常友好，但是，我相信他是一个狂人。”“在传布基督教方面，完全无用，比无用还要坏。他仅仅是为了传播他自己的政治宗教，把自己和耶稣放在同等地位，耶稣、天父上帝、他自己以及他的儿子构成对一切的统治者。”[28]因此认为：“天王所非常热心宣传的宗教主张，我相信在大体上由上帝看来是可憎恶的。”[29]并说洪秀全等“是把他们可笑的宗教抱负，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30]曾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的富礼赐也认为：“天王的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之最大亵渎而已，而他的部下之宗教，简直是大笑话和滑稽剧。天王是一个最为顽固不能匡正的异教徒。”“许多传教士小心翼翼地传给他不少的‘正道’，但一概充耳不闻。”[31]这些评论，虽然是站在正宗基督教的立场来看待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不免失之偏颇，不能作为我们今天评价洪秀全和拜上帝教的依据，但是，它表明拜上帝会并非正宗的基督教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从性质上看，应当属于一种基督教的异端教派或新兴宗教。

3．拜上帝会类似中国的民间秘密教门

从拜上帝会的内容来看，更像中国的白莲教等民间秘密教门，属于19世纪中国秘密社会的组成部分。

第一，拜上帝会也同白莲教等秘密教门一样，不仅向信徒许诺入教后将来可以到无比美好的天堂享福，而且迎合下层群众的某些愿望与要求，如提出：“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32]以及“处处平均，人人饱暖。”“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对农民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天朝田亩制度》里提到的：“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务使天下共享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如果把拜上帝会的“上帝”同秘密教门的“无生老母”加以比较，那么，可以看出两者除了名称和性别外，几乎完全相同，都被说成无所不能的人类救世主。如罗教创始人罗梦鸿在创造无生老母的过程中，最早是创造出一个男性神“太虚空”，称赞他：“太虚空，无名号，神通广大；太虚空，生男女，能治乾坤；太虚空，不动摇，包天裹地；太虚空，变春秋，五谷能生；太虚空，穿山海，泉水常涌；谁知道，太虚空，好个能人；化菩萨，广无边，虚空能变；有阴阳，和日月，虚空能通。”[33]后来，这个“太虚空”演变成了“无生老母”。这个无生老母被说成是宇宙的创造者和人类的始祖，她生育了96亿皇胎儿女，她看到尘世的众生被物欲所迷惑，于是派遣她的儿女下凡尘世，度救众生。

洪秀全眼里的“皇上帝”同样是宇宙的创造者。在《天条十款》里说：“皇上帝为天下万国大共之父，人人是其所生所养，人人是其保佑。”在《天命诏旨书》里对“上帝”又作了诠释：“天父上主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样样上，又无一人非其所生所养，才是上，才是帝。”在《醒世文》里说：“当初上帝恩广大，大伸能手大显权；六日造成天共地，并造山海与人民。”[34]在太平天国编的《三字经》里写道：“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35]洪秀全在《原道觉世训》里更明确写道：“予想夫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所生，生于皇上帝，长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仰观夫天，一切日月星辰、雷雨风云，莫非皇上帝之灵妙；俯察夫地，一切山原川泽、飞潜动植，莫非皇上帝之功能。”[36]在《太平诏书》里又说：“敬拜皇上帝则为皇上帝子女，生前皇上帝看顾，死后魂升天堂，永远在天上享福，何等快活威风！”[37]为了拯救世人，皇上帝又派遣他的次子洪秀全下凡尘世。所以，洪秀全就是救世主。

洪秀全对于基督教教义的理解，并不符合基督教的原义，而是对基督教的教义按照自己的需要作了改造，所以，当他到广州见到罗孝全（Rev I J Roberts）并将自己以往之奇梦、病状、如何宣教以及有关基督教的文章等，向罗详加说明后要求接受洗礼时，便遭到罗的拒绝。因为罗孝全感到洪秀全所说内容“莫名其妙”，罗本人曾对此详加说明：“当洪秀全初来我处时，曾写就一文，详述其得获《劝世良言》一书之经过,及其得病情形与病中所见之异像，一一详述，又谓梦中所见者与书中所言两相证实。在述其异梦时，彼之所言实令我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见，以彼对于圣经之知识无多也。彼请求受洗礼，但在未得吾人满意于其合格之先，彼已往广西去矣。”[38]这段记载表明，罗孝全当时感到洪秀全的思想并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甚至带有异端的意味，所以用拖延的办法拒绝了他要求受洗的请求。

洪秀全在失望之余，于1847年6月启程第二次前往广西。当时他囊中羞涩，仅有百余铜钱，无法乘船，只得背负行囊徒步前往。不幸又于路上遇见盗匪，将他仅有的行李与钱文劫去，使他身无分文。幸好遇到一位好心人，帮助他回到广西贵县王姓亲戚家中，然后又前往紫荆山找到冯云山，得知那里的信徒已经达到2000之多，其中包括后来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及其妻杨云娇。拜上帝会也从紫荆山传布到广西的象州、浔州、郁州及平南、武宣、贵县、博白等县。许多有秀才、举人功名的读书人及其家族，也有多人加入，甚至一些有势力的人如韦昌辉及其多数族人，皆加入了拜上帝会。

第二，拜上帝会的基本信仰和礼仪，也更接近于中国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

拜上帝会也同中国秘密教门一样，宣扬入教者可以得到神灵的庇佑，只是把秘密教门的“无生老母”换成了“皇上帝”。他在《天条书》里说：“皇上帝哀怜世人，大伸能手，救世人脱魔鬼之手，挽世人回头。”入教后“生前不受鬼气，死后不致被鬼捉，得上天堂享福。”[39]杨秀清在《太平救世歌》里说：天父“复遣我主天王下凡为真主，诛灭妖魔，化醒天下，抚绥万帮，同享真福。”[40]这些说教同中国秘密教门所宣扬的“无生老母”思念在尘世遭受苦难的儿女，并派弥勒佛降凡尘世，拯救世人的内容，如出一辙。拜上帝会也同中国的秘密教门一样，用入教可以治愈疾病来吸引信众，“据说杨秀清能用祈祷为人医病，许多人居然都经过他用祈祷医治痊愈”。洪秀全也像秘密教门首领那样，宣称“瘟疫即将来降世，不信教的人都将遭到瘟疫”。[41]

拜上帝会的礼仪最初仍沿用中国传统的拜神方式，因为不崇拜偶像，所以在纸上书写上帝的牌位，甚至还用香烛纸帛来拜上帝，后来才有了改变。做礼拜时，男女分坐，先唱一首赞美上帝的诗，然后由主持人宣讲上帝之仁慈及耶稣之救赎大恩，劝戒人悔改罪恶，勿拜偶像，真心崇拜上帝。其洗礼的仪式是：在神台上置明灯二盏，清茶三杯，并有一忏悔状，上书求洗礼者的姓名，行礼时由各人朗诵，并在火上焚化，使达上帝神鉴。并且问：“愿不愿拜邪神否？愿不愿行恶事否？愿恪守天条否？”各人悔罪立愿毕，即下跪，主持人从一大盆清水中取水一杯，灌于受洗者头顶。同时口颂：“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遇有喜庆日期，如婚姻、丧葬之时，则以兽类作为牺牲献祭，然后与祭者同食。瑞典人韩山文对此仪式等在注释中评论说：“诸如此类及其他仪式，殊不合于基督徒对上帝之纯洁礼拜，或为洪秀全所创。”[42]实际上如果把拜上帝会的这些仪式同当时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的礼仪相对照，不难找出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如清代的清茶门教，在教徒入教仪式上就在神前供清茶三杯，清水教在神前供清水三杯。再如中国的秘密会党的仪式对新入会者也有类似问答：“汝自来或父母令汝来？”“心愿不心愿？”[43]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拜上帝会乃是当时基督教同秘密会党、秘密教门的混合体。所以，有学者认为“从本质上讲上帝教是典型的一种民间秘密宗教，但同时又具有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一个特点，标志着在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下，近代民间秘密宗教所发生的新与旧的代谢”。[44]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

在洪秀全开始宣传基督教初期，是否存在“拜上帝会”这样一个组织，曾经存在过不同看法，有人甚至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拜上帝会”这个组织。但从大量历史资料来看，“拜上帝会”确实存在过，不过在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建立后，就被事实上主导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信仰所取代了。

中国学者对“拜上帝会”的了解，主要依据瑞典人韩山文（Theodore amberg,1819_1854）著、简又文翻译的《太平天国起义记》。简又文的译文中说：“此等新教徒即自立一会结集礼拜，未几，远近驰名，而成为‘拜上帝会’”[45]近年有学者对简氏的译文提出质疑，认为原文的“Congregation”一词，应译为“宗教团体”或“教派”，因此，韩山文那段有关拜上帝会的话，应该译为：“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些宗教团体，聚集在一起进行宗教礼拜，很快就以‘拜上帝会’的名，闻名于远近。”[46]说明在太平天国建立以前，确实存在过“拜上帝会”这样一个组织。

以往人们普遍认为“拜上帝会”的组织是洪秀全与1843年读梁发的《劝世良言》后，开始信上帝，并收冯云山、洪仁玕等人为信徒之后创立的。但据王庆成先生研究，当1843年洪秀全等在读过《劝世良言》“大觉大悟”并自行洗礼时，尚未提及“拜上帝会”，“拜上帝会”的出现，乃是冯云山在紫荆山以巨大热情传播基督教的结果，“拜上帝会”出现时，洪秀全尚远在广东。而且在《太平天国起义记》的第九节，还明确提到冯云山是“拜上帝会”的创造者（founder）[47]。鉴于冯云山对于上帝的信仰，直接来自洪秀全，当他在广西传教时，也一定会述及洪秀全的启示和宗教经验，从而使洪秀全在“拜上帝会”中得以“遥享权威”，并使洪秀全于1847年来到紫荆山后，很快就成了“拜上帝会”的首领。正如《太平天国起义记》里所说：“虽然冯云山原是这个会的创立者，但人人都承认洪的优越地位，没有谁能像他那样实施权威，在众多的各类人中实行严格的纪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拜上帝会’是由洪秀全和冯云山共同创立的 [48]。“拜上帝会”大约是在道光二十六年到道光二十七年冯云山在紫荆山传教有了一定基础后才创立的。据《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冯云山“在紫荆山一带逾数年，热心传教，成绩极大，至多人信教，甚至有全家全族来领受洗礼者。此等新教徒即自立一会结集体礼拜。未几，远近驰名，而成为‘拜上帝会’。”[49]洪秀全和冯云山于道光二十四年最初在外出传教时，也同当时其他秘密教门一样，是秘密进行的，而且人数不多。洪秀全在广西贵县时仅传有百余人，冯云山在广东清远也仅五六十人。道光二十五年冯云山在紫荆山传教初期，信徒也仍不多，不过10人左右。[50]洪秀全和冯云山为什么把他们创立的组织不称“拜上帝教”而称“拜上帝会”？这大概同当时广东一带结盟拜会的习俗不无关系。嘉道年间，两广一带由于秘密会党的势力很大，各地存在着大量各种名目的会党，皆以某某会为名。洪秀全等人，大约受其影响，也就把他们创立的组织称为“拜上帝会”了。

“拜上帝会”作为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结社组织，在其存在的初期，也同其他秘密教门一样，处于秘密状态。参加者的必要条件，就是信奉上帝、崇拜上帝，所以称为“拜上帝会”。“拜上帝会”只存在于洪秀全、冯云山传播基督教到金田村起义之前，在太平天国起义后，这个组织就不再存在了。[51]

四、洪秀全和拜上帝会所创建的神权王国——太平天国

在以往中国大陆历史学界出于对农民起义的颂扬，往往对农民起义及其首领加以理想化，对于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和他创建的太平天国的评价方面，也多有溢美之词。人们把洪秀全理想化为“救国救民”的伟大革命者，认为他领导太平天国起义是在探索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其实，只要比较一下洪秀全与明清时期秘密教门首领们的造反活动，就不难看出，洪秀全与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首领并无二致，他们造反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一个以自己为帝王的神权王国。

一）洪秀全和拜上帝会的造反活动

拜上帝会同中国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一样，在拥有一定的势力后，便会带领信徒起来造反。洪秀全和拜上帝会的造反活动最初发生在广西。广西很早就有来自广东和其他邻省的移民，称为“客家”人，客家人的村落虽多，却不如本地人的村落强大，而且与本地人时常发生矛盾甚至武装械斗。客家人敌不过本地人，于是纷纷加入拜上帝会，以获得拜上帝会的庇护，拜上帝会也因此势力大增。洪秀全又看到当时广西会党与盗匪出没无常，势甚猖獗，而且互相争斗，觉得可以待他们两败俱伤时，自己便可以“独霸为主”。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风歌。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52]他在诗里自比刘邦与朱元璋，认为自己造反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

拜上帝会虽然是冯云山所开创，但会内人们皆尊洪秀全为拜上帝会的“至高首领”，他的威权“无能与比”[53]。道光三十年洪秀全声称得到上帝的启示：“在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有瘟疫。过了八月之后，有田不能耕，有屋没人住，因此之故，当招汝之家及亲戚至此。”为此，还派人把母亲、妻子儿女及族人从花县家乡接来广西同住，为未来的造反作准备。[54]不久，在金田村发生了一起拜上帝会（多为客家人）与本地人之间的冲突，起因是有当地人将拜上帝会教徒的牛抢去，教内徒众甚为愤怒，即抢走当地人牛数头以泄愤。后来双方发生枪战，当地人因得到官兵的帮助而获胜。教徒虽败，而入教者反而更多，但被本地人指责为干涉当地人的宗教礼仪和“包庇贼匪，秘密造反矣！”

洪秀全与冯云山二人此时已离开紫荆山而藏匿于平南县教徒胡以晃家中。官府这时对拜上帝会已经产生怀疑，在侦知洪秀全等的下落后，即将其包围，旋被拜上帝会教徒所解救。获救后，洪秀全立即通知各地的拜上帝会教徒集中起来，并且把房屋田产变卖，所得现金一律上缴给“公库”，全体教徒的衣食皆由公款开支。洪秀全带领大家占据了属于王姓富绅所有的江口圩。这里有足够的衣食可供教徒们使用，而且，大家都认为洪秀全乃上帝“特选”，而拥护他为首领，远近之人纷纷加入洪秀全的起义队伍。终于在道光三十年夏到冬约半年之内，酿成了著名的金田起义。[55]

二）洪秀全和拜上帝会创立的宗旨是创建神权统治的“人间天国”

洪秀全早在紫荆山茶地村发布突围诏旨时就曾向教徒们提出建立一个“小天堂”的理想王国。他向教徒们许诺说，“俟到小天堂，以定官职高低。”[56]又说“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57]这个小天堂其实就是他所期望建立的“人间天国”。洪秀全在《钦定旧前遗诏圣书批解》的《圣差保罗寄哥林多人上书》中写道：“神国在天是上帝大天堂，天上三十三天是也。神国在地上，是上帝小天堂，天朝是也。天上大天堂是灵魂归荣上帝享福之天堂，凡间小天堂是肉身归荣上帝荣光之天堂。”[58]他在《马太传福音书》卷一的第五章又说：“一大国是总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故太兄预诏云：天国迩来，盖天国来在凡间，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创开天国是也。”[59]可见，洪秀全和拜上帝会的宗旨，就是为了在人间创立一个由神权统治的“小天堂”、“地上天国”，也就是金田起义后建立的“太平天国”。

洪秀全在《钦定旧前遗诏圣书批解》中，通过对《圣经》和基督教教义的改造，为他创立人间天国和神化自己提供了神学依据。其具体做法，同当代新兴宗教毫无二致。[60]

他利用《圣经》中有关“天国”、“世界末日”等教义，神化洪秀全自己及“太平天国”政权。《圣经》里所说“天国”、“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等，是指耶稣再次复临尘世后的情景，而耶稣再次降临将是“世界末日”，要进行末日审判。“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要“看见一个新天地”，“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但是，耶稣何时再次降临尘世，《圣经》里并未确定，“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指耶稣）也不知道，惟独父（指上帝）知道。”[61]洪秀全却说基督已经降临尘世，太平天国就是新天新地：“今太兄至矣。天朝有天父上帝真神殿，又有太兄基督殿，既刻上帝之名与基督之名也，由天父上帝自天降下之新耶路撒冷，今天京是也，验矣。”[62]《圣经》《约翰启示录》第11章15节提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远永远。”洪秀全则说：“今天父上帝太兄基督下凡，带朕暨幼主作主，万郭已归上帝，基督带朕及幼主管理世世靡暨矣。今验矣。”《约翰启示录》第21章2—3节说：“我看见一个‘新天’和‘新地’。”“我约翰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上降下。”洪秀全便附会说：新耶路撒冷就是“天京”，“在地如在天，约翰所见是天上大天堂，天上地下一样新也[耶]路撒冷。今天京是上帝基督下凡，带朕暨幼主创开天朝天堂，上帝天堂在人间，验矣。”把太平天国说成是“人间”的“天朝天堂”。“主创开天朝天堂上帝天堂在人间，验矣。”[63]《圣经》《马太福音》讲到基督再次来临时，将会出现诸多的征兆：日月无光，星体陨落。而洪秀全对此则解释说：“朕是太阳，降世为人，则变暗矣。朕妻太阴，降世为人，则不发光矣。”[64]也应验了。洪秀全看到《约翰福音》里讲耶稣是“阳光”，于是也多次把自己神化为“太阳”和“阳光”。他在《马太传福音书卷一》里说：“上帝是炎，故有神光，太兄是炎，故有大光，朕是太阳，故亦是光。”[65]

不幸的是，拜上帝的信仰后来却成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权力斗争的工具，以至发生内部自相残杀的变乱。天王洪秀全虽然在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但是，却受到来自杨秀清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挑战。在萧朝贵牺牲后，杨秀清不仅把代天父传言作为挑战天王权威的有力工具和护身符，甚至发展到借故杖责洪秀全的地步。当1856年杨秀清再次借天父下凡的名义，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时，终于引发了一场刀光剑影的大变乱。

三）太平天国——政教合一的神权王国

1．以“王权神授”作为太平天国的立国之本

洪秀全作为一个在长期封建专制君主制环境里成长出来的农村知识分子，其最高的政治理想就是成为一个专制帝王，“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和“万国定咸宁，王独操威柄”[66]。所以，在成为封建君主后，也确认“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原则。而他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又是以“拜上帝”的信仰作为精神支柱的，从而使这场运动本身就带有浓厚的神权色彩。在金田起义之前，洪秀全就借助于所谓梦游天国和聆听上帝教诲，及成为上帝次子、接受上帝使命来到人间解救人间苦难等神话，给自己罩上一层“君权神授”的神秘光环。接着，杨秀清、萧朝贵也屡次假托天父、天兄下凡，代天言事，更为起义增加了神秘色彩。金田起义后不久，洪秀全就开始自称“天王”。所谓“天王”，也就是“人间天国”的王，这本身就带有政教合一的意味。在建都南京后，更是建立了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封建神权体制。洪秀全把从广西一路势如破竹的胜利和太平天国的建立，完全看作是上帝的旨意。其臣下奉承说：“天父皇上帝恩差我主下凡，救众安民，扫妖除害。自广西至金陵，一路滔滔，势如破竹。金陵之至，如此其易，金陵之得，如此速者，非天父天兄欲使我主建天京于金陵呼？”[67]“他们把成功归功于天父的默许，把失败归于天父的惩罚”。[68]定都天京后，又用拜上帝的教义作为制定政策和指挥打仗的依据。声称他只向上帝负责，“倘违天命，我只膺上帝之怒耳”。[69]杨秀清也告戒属下说：“他（天王）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70]他整天沉迷于研读和批注《圣经》，撰写宗教诗文，制造迷信隐语之中，把对“天国”成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皇上帝的保佑上。直到天京被包围，仍然相信自己是“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做天下万国独一真主。”[71]认为会有天兵天将来帮助自己拒敌。亲自访问过天京的牧师卑治文得出结论说：“他们的政府是一种神权政治，也就是他们信奉为一种新的教规的发展。正像以色列人在摩西治理下的情况一样，他们认为他们是被一位由全能上帝派到世上来执行自己意志的人所管理的。”[72]

2．确立封建等级制与君主世袭制

咸丰元年八月（1851年9月），太平军占领永安后，洪秀全又封杨秀清以下为东、南、西、北、翼王。后来又在诸王之间设立了严格的等级，其中天王称万岁，其他诸王依次递减为九千岁至五千岁。咸丰二年（1852）洪秀全在湖南长沙时就制造玉玺，要求臣下对他呼称万岁。太平军攻破南京后，东王率领官员们迎接洪秀全入城时，通赞官高呼：“天王有旨：诏众官珠贯而入，各肃班联，趋跄起跪，不得嚣喧。三呼万岁，听旨传宣。朝觐已毕，站立两旁。”[73]定都天京后，又颁布《太平礼制》，确定了一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从天王到两司马共分为16个等级，朝仪、称谓、冠服、旗帜、仪仗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为了显示森严的等级和宏大的仪规，规定出行时天王的骄夫为64人，东王为48人，其余各王依次递减。甚至还规定，各王驾出，大小官员士兵，如不回避跪道，一律斩首不留。为了显示洪秀全和诸王的威严，皆配备了大量的“执事官”，其中洪秀全拥有1659人，降至石达开还有1044人。东王杨秀清出巡时，必有1700多人打着各式灯笼、旗帜、衔牌、遮伞、扇饰等，而且一路铮鼓齐鸣，前呼后拥。洪秀全还发布《天王诏旨》，以严格后宫的秩序，以免天王及后宫的权威受到侵犯，规定：“继自今，外言永不准入，内言不准出。今凡后宫，臣下宜谨慎，总称娘娘。后宫姓名次位不准臣称及谈及，臣下有称及谈及后宫姓各[名]次位次者斩不赦也。后宫而[面]永不准臣下见，臣下宜低头垂眼，臣下有敢起眼窥看后宫面者斩无赦也。后宫声永不准臣下传，臣下女官有敢传后宫言语出外者斩无赦也。”而且表示“自今朕既诏明，不独眼前臣下宜尊，天朝天国万万年，子子孙孙暨所有臣下俱宜遵循今日朕语也。”[74]

洪秀全为了达到由他的子孙永远作为太平天国君主的目的，下令实行世袭制。在《天王诏西洋番弟》中说：“朕立幼主继耶稣，双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稣子，一半朕子迓天庥。代代幼主上帝子，双承哥朕一统书。”[75]

3．大兴土木，修建宏伟豪华的王宫、王府

太平军进入南京后，立即大兴土木，首先把清朝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天王府，“所坏官廨民居，不可胜计，以广基址。日驱男妇万人并力兴筑，半载方成，穷极壮丽。”由于“工甫成即毁于火”，于咸丰四年（1854）正月又重新开始兴修。“于原址重建伪宫，曰宫禁，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建有“天台”作为礼拜之用。另外还建有“天父上帝真神殿”、“太兄基督殿”、“勤政殿”、“求贤殿”等。据亲身访问过天王府的英人呤唎写道：“天王府面积极为广大，四周有高大的黄墙，望楼高矗，房顶覆盖着颜色鲜艳的或绿或金或红的琉璃瓦。”[76]其他各王也竟相效仿，杨秀清也大肆铺张地修建东王府，“尽毁附近民居闤匮，开拓基地。”十分奢侈豪华，“穷极工巧，骋心悦目”。[77]“东王府所藏的珍宝，确是洋洋大观，因为据我们采集到的报告，足以证明其中不仅堆积着中国有价值的珍奇装饰和艺术精品，而且还有许多外洋的财宝。”在东王府里“有时偶然可以看到穿得光彩夺目的妇女，在绣金的帘子后面窥探。除了这些深藏在宫闱中的贵妇人外，其他各房各院的不同部门，还可以看到有千百名妇女。”“每天早晨有一千名嫔妃到王府报到、候命，等等。她们都穿着华丽的服装”。[78]就是在太平天国处于衰落时期在苏州修建的李秀成的忠王府，其豪华程度，也使李鸿章为之惊叹：“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洞窟！”各王的金冠也都是“雕镂龙凤”、“珠宝缨络”，甚至“一冠袍可抵中人之产”。曾亲身造访忠王府的英人呤唎描写道：“忠王府是新建成的，极为雄伟美丽”，“整个王府显示了中国工匠的巧妙艺术，石刻、窗櫺雕刻、木刻、天花板雕刻、墙壁雕刻全部都各具巧心，精美绝伦。”[79]另一造访过忠王府的富礼赐也说：“忠王府之新邸，时方在建造中，其地离旧府约一里半。此真是宏伟的工程，其大仅亚于广州之总督衙门一筹耳。工人千余方在此工作”，“有数人站在一旁拿着藤鞭在手，凡有懒惰者即鞭之。”而且工人是不给工资的。[80]这种穷奢极欲、金碧辉煌的王宫和王府，实际上是封建皇权思想的实物化。[81]

4．颁布具有神权色彩的诏书与政令

太平天国存在期间发布的官方文件，大多具有浓厚的神权色彩。如宣扬君权神受的《太平天日》、《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天情道理书》等，规定了“天国”官员、百姓必须遵守的宗教礼仪和制度。咸丰三年元月（1853年2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便开始实行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颁布了一系列带有神权色彩的政令。建都后称国号为“天父天兄太平天国”。1860年，洪秀全在重新刊印的《钦定旧遗诏圣书》里说：“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更合真理。”把玉玺内“太平天国”四字改刻为“上帝天国”，使太平天国的神权统治更加鲜明，突出“敬拜天父上帝造化万物大主宰”的地位。并规定“凡天下诸官，每礼拜日依职分虔诚设牲馔祭奠礼拜，颂赞天父上主皇上帝，读圣书，有敢怠慢者，黜为农。”[82]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发布命令：“阖（朝）内外，大小军营将相，民家亦然，凡出示以及印内，具{俱}要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安人，印内不遵者五马分尸。军称天军，民称天民，国称天国，营（称）天营，兵称御林兵。”[其中：（）代表脱字,{ }代表错别字][83]宣称天父降旨于东王杨秀清，使他得以“口代天父言”，并宣称耶稣为天父之第一子，洪秀全是第二子，南王冯云山为第三子，东王杨秀清为第四子，北王韦昌辉为第五子，西王萧朝贵为第六子，洪秀全之妹洪宣娇为第六女，翼王石达开为第七子。南王冯云山还率众每日朝夕念诵赞美诗：“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赞美圣神风为圣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真道岂与世道相同，能救神灵，享福无穷，知者踊跃，接之为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天父鸿恩，广大无边，不惜太子，遣降人间。捐命代赎吾侪罪孽，人知改悔，魂得升天。”并命令百姓于吃饭时背诵：“敬谢天父上主皇上帝祝福，小子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魂得升天。”而且于夕睡朝起时，也要跪诵：“恳求天父上主皇上帝，时赐圣神风，化醒迷朦，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84]如果不能背诵，便“辄受杖责”。[85]

每逢礼拜之日，必须前往参加，闻锣不至或稍涉嬉戏者，则予以杖责。三次无故不到者，则斩首示众。[86]由于对全体百姓施行神权统治，凡不拜皇上帝、崇拜“邪神”以及每七天不能虔诚礼拜、颂扬皇上帝恩德者，均属违犯“天条”。而犯天条者，轻则杖枷，重则斩首，甚至处以诸如“点天灯”、“五马分尸”等酷刑。[87]“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赞颂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凡内外诸官及民，每礼拜日听讲圣书，虔诚祭奠，礼拜天父上主皇上帝。凡天下诸官，每礼拜日依职分虔诚设馔，祭奠礼拜天父上主皇上帝，讲圣书。有敢怠慢者，黜为农”。[88]

总之，在太平天国完全处于神权统治的氛围之下，领导者们“相信并教导上帝主宰一切的道理。”“深信他们是在不会错误的主宰的引导之下，在执行任务中得到一种全能的力量的支持；这便是他们受到的灵感。胜利时，他们归功于天父对他们的仁慈；失败时，他们认为这是天父对他们的惩罚。”[89]

5．施行平均主义的经济政策和一切归天王所有的“天王所有制”

以往人们曾肯定《天朝田亩制度》，认为它具有反对封建制度的积极意义，有利于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实际上这种平均主义的经济政策，“是维护小农的经济基础，巩固封建制度”的。因为“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前提下，平均主义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而是“更多地表现为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分工合作，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生长的作用。”[90]

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虽然许诺用平均主义来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但是，这个制度仅仅是个无法实现的空想。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曾对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主要是土地所有制采取否定态度，并在朴素的平均观念基础上编了一幅农业社会主义的天国图景。这是与狭小落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农民理想，在破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意义上，具有民主主义的因素，但却在背离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意义上，是空想和倒退。”[91]圣库制度和建立“百宫衙”和诸匠营，试图取消商品流通，回归自然经济，无疑是有违历史发展进程的。虽然《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把土地分给农民，而“圣库制度”的实行，却又不仅把农民的土地重新加以剥夺，而且把土地上的一切收获也全部上缴圣库，收归天王所有。《百姓条例》又规定：“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粒，全归天王，每年给米一石，小口减半，以作养生。所生男女，亦选择归天王。店铺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92]据卑治文观察：“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钱粮亦然。”因为按照太平天国的规定，“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93]这种供给制，在战争期间和物质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但是，作为“人间天国”的普遍措施，却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由于一切都归天王，必然引起百姓的不满。为了防止百姓的反抗，太平天国又抬出神权加以恐吓，声称“如此则魂得升天，否则即是邪心，为妖魔，魂不得升天，其罪极大。”[94]尽管洪仁玕在《资政新篇》里提出了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但是，这些纲领在太平天国存在的14年内始终都未曾实行。

6．要求一般教徒禁欲，而天王和诸王却实行多妻制

为了达到让教徒和起义军战士禁欲的目的，“天国”废除了家庭，将男女分别集中在营、馆里，过集体生活，这一点同当代国外膜拜团体极为相像。这个制度最初在起义军中实行，在建都南京后，又推广到全社会。先设男馆，使“男子先分馆聚处”，过集体生活，而且“惟不使男子归己家，归则谓与女子私犯天条，当杀。”[95]然后又设立“女馆”，“男馆既立，贼又赶女子出”，“越日乃分前后左右中五军女馆。每军以一至八，分为八军，军设伪女军帅一，统女百长数十，以拘禁妇[女]，其夫与子寻踪至，虽见不敢交一言，言则为犯天条，以此受杖及死者甚夥。”而且“男女馆既设，逼人敬天父。”[96]女馆的具体情况是：太平军破城之后，“令閤城男女分别住馆，不准私藏在家，东避西赶，无处安身。”“妇女入馆后，日以劈竹签挑砖负米为事，不堪其苦。”在女馆居住者约有10余万口。[97]为了满足诸王对女色的需求，还从各女馆里征选美女，这个办法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后来，太平天国官方也承认该办法“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98]所以，到咸丰五年（1855年）不得不取消男女分馆的制度，准许男女婚配，夫妻团聚。

与一般教徒相反，洪秀全和诸王则实行多妻制。在金田起义不久，洪秀全就拥有了15位娘娘，永安时增至36人 [99]。咸丰二年太平军进入武昌后，杨秀清“选十余龄有殊色者六十人”，其中有些进贡给洪秀全。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洪秀全的娘娘增至40余人，到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的娘娘更增至88人。[100]据被俘的幼天王说：“老天王是我父亲，他有八十八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九岁就给我四个妻子。”[101]杨秀清则假托天父下凡，诏命诸王多纳女子，使多妻制成为奉上帝之命而设立的神圣制度。此后，多妻制便成了太平天国文武官员普遍实行的制度。据外国人记载，“天王诏定东西王各娶十一人，南王至豫王各六人，高级官三人，中级二人，低级一人。”[102]

7．神权统治的文化教育政策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推行的是具有浓厚神权统治的教育和文化政策。为了独尊“拜上帝”的教义，大力摧残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太平天日》中提到“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103]。在众臣所写的《诏书盖玺颁行论》中，副丞相黄再兴提出：“当今真道书者三，无他，《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天命诏书》也。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104]他所呈报的可以流通阅读的书，仅有28种，其中除了《圣经》中的《新约》、《旧约》外，就是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的言论集和有关典章制度及儿童教材，其中包括：《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录》、《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天条书》、《太平诏书》、《太平礼制》、《太平军目》、《太平条规》、《颁行诏书》、《颁行历书》、《三字经》、《幼学诗》等。与此同时，便大量印行《圣经》和《天命诏旨书》（诸王言论集）。其他诸子百家的典籍，皆加以摧毁。“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用火烧，烧之不及用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105]太平军的禁律中更规定：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106]在教育方面，也充满了宗教色彩，在儿童教材《三字经》里，也大肆宣扬“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等。要求儿童信奉上帝，“小孩子，拜上帝。守天条，莫放肆。”[107]在《幼学诗》里也如此：“真神皇上帝，万国尽尊崇；世上多男女，朝朝夕拜同。”[108]在《幼学诗》、《三字经》、《御制千字诏》、《钦定士阶条例》里，所宣扬的无非是神权、迷信、盲从和愚昧，充斥着浓厚的神权色彩。对于中国传统的世俗文化则大加摧残，在洪秀全旨准盖玺的诏书《盖玺颁行论》颁行后，在天京大肆焚烧孔孟和诸子百家的典籍，使得天京变成了类似欧洲中世纪天主教会统治下的城市。

结语

太平天国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以洪秀全为首的拜上帝会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实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秘密教门最高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王国。这次造反活动，一方面打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另一方面也充分表现出传统社会里秘密教门（无论是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洋教门还是打着儒释道三教合一旗号的土教门）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结社组织的局限性，在政治上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王国。其经济纲领乃是平均主义的乌托邦，其文化教育政策则受到神学的严格控制并充满着以神为本的神权色彩。历史表明，这种政教合一的政权，不可能把历史推向前进，只会把历史拉向后退。因为神权统治乃是逆历史潮流的，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政权的发展规律是“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而太平天国实行神权，比起清王朝实行的君权，不是进步而是倒退。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秘密教门的悲剧，即使是太平天国这样的伟大农民起义，也同样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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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常学智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1——65页。

[2] 潘旭澜：《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3] 史式：《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开放时代》，2001年1月号。

[4] 洪秀全在《天父诗》里提到：“放醒放灵，格外虔诚，信天父教，就成得人。”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444页。

[5] 马克思：《中国事件》，载《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37页、140页。

[6] [瑞典]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838页。

[7] 但据简又文先生考证，当时赠书者并非梁发，因为那时梁发已经赴南洋。

[8] 洪仁玕述、韩山文著、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835——840页。

[9] 洪仁玕述、韩山文著、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8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