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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昀与《四库全书》

黄爱平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浩大的一项文化工程。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它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合计10254种，172860卷。不仅囊括了从先秦至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而且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因此，历来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的美誉。在18世纪，像《四库全书》这样的文化巨著，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无庸置疑，编纂这样一部鸿篇巨制，不仅需要征访天下书籍，集中大量财力物力，也不仅需要专门的组织机构，学者的共同参与，而且还需要高水平、大手笔、学识渊博的“通儒”来总揽全局，“撮举大纲”，以起到“斟酌综核”的主导作用。纪昀就是这样一位博学多才、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起着核心与主导作用的“通儒”。

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生于雍正二年（1724），卒于嘉庆十年（1805），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他出生于世家大族，从小就表现出超常的天赋，读书过目不忘，才思极为敏捷，不仅于经史子集无所不通，而且工诗、善赋、能文，尤长于联语对句，有“神童”之称。成年之后，愈益才气勃发，于乾隆十二年（1747）乡试高中，十九年会试折桂，从此步入翰林院，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乾隆年间，正值清代的鼎盛时期，翰林院堪称“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1]。纪昀位列其中，如鱼得水，大展才华。他随侍皇帝左右，或应制作文，或纂修书籍，或参与典礼，或扈从出巡，深受皇帝的倚任荣宠。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正式开馆后，在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的大力荐举下，纪昀被任命为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与陆锡熊、孙士毅一道，主持并负责全书的编纂审核工作。纪昀也由此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和文化事业。

一、总揽全局，“撮举大纲”，负责全书编纂审核工作

《四库全书》开馆后，为保证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皇帝特别任命皇室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总裁、副总裁，并专门征召翰林院和全国各地的著名学者入馆担任纂修官。此外，还设有总校官、总阅官、分校官、提调官、收掌官等职任。在四库馆内的诸多职掌中，总纂官一职，是极为重要的角色。虽然上有正总裁、副总裁，但他们大多只是挂名而已，并不直接负责馆内各项工作，也不具体处理实际事务；而下虽然有众多的纂修官，但他们只分别承担部分书籍的具体编纂工作，如考证校勘、辨伪辑佚、提要钩玄、分类编排等等。而总纂官则必须总揽全局，“撮举大纲”，主持全书的编纂勘阅事宜，发挥“斟酌综核”的主导作用。

在《四库全书》大规模的纂修工作中，根据书籍的不同来源和具体情形，馆内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当时社会上已经失传的珍本、善本；二是对清代历朝皇帝下令编纂的书籍以及宫内各处收藏的图书进行校阅修改，并奉命新编各种书籍增入《四库全书》；三是对全国各地搜访进呈的图书进行斟酌取舍、考证校勘。作为总纂官，纪昀不仅负责全书的编纂工作，斟酌制定全书凡例，而且直接审核各书，决定取舍。以进呈书籍的校阅为例。当时，乾隆帝决定编纂《四库全书》后，为保证书籍的来源和质量，曾采取种种措施，诸如采辑《永乐大典》珍本，挑选内廷各处所藏典籍，采购社会上流传书籍，下令编纂各种图书等等。除此而外，还特别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征书活动，数年之间，翰林院即“收过各省采进及各家进呈各种书籍，共计一万三千五百零一种”[2]。如此丰富的文献典籍，无疑为四库馆的采择编纂工作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和广阔的天地。然而，要对如此众多的书籍进行甄别采择、考证编纂，绝非易事。其工作量之大、任务之艰巨，是不言而喻的。考虑到进呈书籍数量大、种类多、内容繁杂、版本不一的特点，纪昀首先主持制定办理程序，明确任务分工，即先由各纂修官对书籍进行初步的清理甄别，上自“罕见之书”，下至“寻常著述”，均列入校阅单内，以供进一步校阅考核，斟酌去取。至于琐屑无当，“倚声填调之作”，或“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3]，则摒弃不取。若发现有“颠倒是非”，“违碍悖逆”的书籍，也逐一剔出，另行处置。凡经初步甄别后列入校阅单内的书籍，即分别发下，由各纂修官进而作详细的考订校阅，包括版本鉴定、内容考证、文字校勘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分别提出“应刊刻”、“应钞录”、“酌存目”、“勿庸存目”等不同意见。所有经纂修官考订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的书籍，最后都要集中送至总纂官处，交由纪昀等人逐一检阅比勘，决定各书的取舍亦即录存与否。大体说来，凡“实在流传已少，其书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4]，列入“应刊”范围；凡“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5]，以及阐明学术，长短互见，“瑕瑜不掩”的书籍，列入“应抄”范围；若“言非立训，义或违经”，以及“寻常著述，未越群流”[6]，或“俚浅讹谬”者，则列入“应存”范围。各类书籍经乾隆帝过目之后，其中的应刊各书便交由武英殿刻书处予以刊刻，此即后来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刊刻之外，应刊各书还与所有应抄各书一并送至武英殿缮书处，逐一抄录成册，此即“著录”书籍，亦即其后各阁收藏的书籍。至于应存各书则不再抄录，只是保留它们的书目提要，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当中，因此又称之为“存目”书籍。这样，从清理甄别、考订校阅，到审核去取、刊刻抄录，馆内上下各司其职，编纂按部就班，工作有条不紊。可以说，纪昀在四库馆所做的，就是“斟酌综核”、“撮举大纲”的工作。诚如后人所言：“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总其成。”[7]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二、主持纂成《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根据四库馆内文献整理编纂工作的实际需要，同时也适应学术界总结评判传统学术文化的迫切要求，大型官修目录著作应运而生，这就是与《四库全书》相辅相成的《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

《总目》的编纂，是《四库全书》纂修工作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根据全书办理程序，纂修官在从事辑佚、校阅工作的同时，要为其经手的每一种书籍撰写一篇详细的提要，介绍作者生平，叙述典籍内容，考辨篇章文字，评论长短得失。各篇提要撰写完毕后，便逐一夹粘书内，集中送到总纂官处，由纪昀全面负责审核、修改、定稿工作。在陆锡熊等人的协助下，纪昀对每一篇提要，从作者的年代、爵里、生平事迹，到著作的内容大旨、长短得失，乃至别本异文、典籍源流，都在纂修官原撰基础上，或增或删，或分或合，反复予以考证、修改，就连各篇提要的行文，也是字斟句酌，再三润饰。经过纪昀等人修改定稿后的各篇提要，大都灿然可观，集中反映了一代学者的学识和水平。

修改定稿而外，纪昀等人还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通盘筹划，排比编次，把各篇提要排纂成编。大体说来，各部著录、存目之书，在每一类目之下，都分别按照时代先后，根据作者“登第之年，生卒之岁为之排比，或据所往来倡合之人为次。无可考者，则附本代之末”。至于释道、闺阁、宦侍，以及域外作者的著述，也同样“各从时代，不复区分”。但有关“笺释旧文”，或“因原书而考辨”之作，“则仍从所注之书，而不论作注之人”。如明曹端《太极图述解》，以其“注周子之书，则列于《张子全书》前”；清邵泰衢《史记疑问》专审勘《史记》原文疏舛之处，则附《史记》书后。若“虽裒辑旧文，而实自为著述者”[8]，便各从作者之时代。如宋汪晫所辑《曾子》、《子思子》，均列于宋代著述；明吕柟所辑《周子抄释》，亦据作者时代，列入明代著述之中。但是，各书名目千差万别，内容亦纯驳不一，要恰当地确定其各自分隶部类及排列顺序，不免颇费斟酌。如宋贾昌朝所撰《群经音辨》，原隶经部小学类二“字书之属”，后经纪昀再加审核，认为此书汇集群经音义，“丝牵绳贯，同异灿然”，实为训诂一类著述，便将其改隶小学类一“训诂之属”，置于“《匡谬正俗》之后，《埤雅》之前”[9]。经过反复磨勘考证，斟酌调整，《总目》成功地建构了一个包罗宏富、组织严密、分类合理的庞大体系，把《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上万种书籍统括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修改定稿、排比编纂的同时，纪昀等人还继承中国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于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并于其下所分44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10]。通过这些系统的部类小序乃至案语，以纪昀为代表的清代学者，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评判，同时也对图书类目的分合变化作了历史的考辨和说明。

以子部为例。子部书籍，渊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西汉刘向、刘歆校书编目时，于《七略》中专立“诸子略”，收录当时各家学派的著作。其后班固《汉书·艺文志》因而袭之，分列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11]。魏晋以降，随着学术的不断发展引申以及图书分类的改变增并，有关兵法、术数、方技乃至释道之类的书籍也一并移入子部，使子部的内容日益庞杂。对此，《总目》着重叙述了子部的渊源流变及其包括内容：“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面对种类繁多、包罗宏富的子部书籍，《总目》进而从理论上说明了其分类排列的合理性：“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也。《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文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歧出，不名一类，总为荟萃，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奕，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12]这些评述，反映了18世纪知识界对子部书籍渊源发展及其内容大旨的认识，对学者把握传统学术的源流变化，了解图书典籍的分合存佚，是有相当益处的。

在《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过程中，考虑到《总目》内容浩博，篇帙繁重，为解决方便利用的问题，乾隆帝还特别下令另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书（以下简称《简目》）。《简目》不收录存目书籍，也省略了部类的总序和小序，而只记载著录书籍，提要文字也十分简练。如果说，《总目》作为一部大型官修书目，重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学者提供读书治学的津梁，那么，《简目》作为简明目录著作，则突出了简明扼要的特点，主要为学者查阅《四库全书》提供便利。二者一繁一简，一详一略，各有侧重，又各具特点，不仅为《四库全书》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而且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留下了一座丰碑。

可以说，在《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编纂过程中，纪昀发挥了他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为此几乎耗费了一生的学识和精力。后人评论说，纪昀“一生精力粹于《提要》一书”，凡“《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至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矣”[13]。又说：“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衷诸是，持论务得其平。”[14]这些看法，确实反映了纪昀为《总目》以及《简目》所作的工作及贡献。

三、主持参与文渊阁、文源阁和文津阁《四库全书》复校事宜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经过纪昀和众多纂修官将近10年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告成，贮藏京城宫中文渊阁。全书抄成3600余册，装成6144函，真可谓“水四瀛而山五岳，侔此壮观；前千古而后万年，尤斯巨帙”[15]。乾隆四十九年，继第一部之后抄缮的第二、三、四部《四库全书》相继告成，先后送藏盛京（今沈阳）故宫文溯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其后，专为江浙士子阅览提供方便而下令续抄的三部《四库全书》亦于乾隆五十二年同时告成，送藏江苏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浙江杭州文澜阁。七阁《四库全书》因有内廷四阁与江浙三阁、北四阁与南三阁之称。由于《四库全书》全系抄录而成，虽然在办理过程中反复校对，严格核查，层层把关，但终因全书卷帙浩瀚，参与人员众多，工作程序繁杂，仍不免有疏漏讹误之处。因此，各部《四库全书》在纂修、缮写完毕，甚至贮阁之后，还先后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复校工作。

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乾隆帝驻跸避暑山庄，翻阅文津阁《四库全书》、发现“其中讹谬甚多”，并由此而想到“文渊、文源二阁所贮《四库全书》，其讹舛处所，亦皆不一而足”，遂下令复校内廷四阁全书，并明确规定：“除校出一二错字，即随时挖改，毋庸零星进呈，如有语句违碍，错乱简编，及误写庙讳，并缮写荒谬、错乱过多，应行换五页以上者，再随报进呈。”于是，内廷四阁全书的复校工作先后开始。根据乾隆帝的旨意，文渊阁、文源阁全书由“科甲出身之尚书、侍郎、京堂，以及翰詹科道部属等官分司校阅”，其中，“文渊阁书籍著在文华殿、内阁等处阅看，文源阁书籍著在圆明园朝房阅看。内中天文、推算等书交钦天监堂司各官专看，乐律等书交乐部专看，医药等书交太医院官员专看”[16]，所有人员安排、任务分派、书籍收发、册档登记，以及挖改换页、应用物料等事宜，均由皇六子永瑢、军机大臣阿桂总负其责。纪昀则与彭元瑞一道，总司全书的核校工作，凡“详校各员等看出讹错及应删、应改各书，俱登记签档，日逐交臣纪昀、臣彭元瑞详核办理”，经审核无误之后，再视其具体情形，或挖改，或换页，逐一予以改正。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文渊、文源二阁全书的复校工作相继告竣，校出“各书内缮写草率、讹错换篇者，亦颇不少”[17]，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书的质量。

文渊阁、文源阁全书复校工作结束后，纪昀又带领原办理《四库全书》、现在京任职各员前往避暑山庄，校阅文津阁全书。由于文渊、文源二阁全书的复校均发现诸多讹误、脱漏之处，甚有“袭谬沿讹，竟若未经寓目者”。因此，原办“纂修、总校、分校各员，或注销议叙，或罚廉俸，或罚看书”[18]，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责罚。而总负其责、专司其事的原总纂官纪昀和陆锡熊，获咎尤重，乾隆帝下令“将文渊、文源、文津三阁书籍所有应行换写篇页，其装订挖改各工价，均令纪昀、陆锡熊二人一体分赔”[19]；并罚令他们分别带领人员前往热河、盛京校勘文津、文溯二阁书籍，以赎前愆。所以，纪昀率领在京人员前往热河校勘文津阁全书，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处罚措施而进行的。尽管如此，纪昀仍然认真从事，恪尽其责，他与热河总管“会同商办”，决定“按人分课，按日记功”，“每人每日各看书二匣，早晚收发，俱在避暑山庄门外，有应挖改换页之处，收拾完善，即令送阁归架，照式安设”[20]。考虑到“文津阁书系第四分，当时事届垂成，未免急图完竣，错谬尤多”，此次校勘需查核底本之处不在少数，纪昀还奏请“于罚来各员内择其过失稍轻者，酌留一二员，常川在翰林院专办此事，即令自备夫马，往来驰送”[21]。这样，历经数月，文津阁全书的复校工作全部告竣，“共查出誊写错落、字句偏谬者六十一部”，“又查出遗失《永乐大典》书三部，伪本抵换者一部；漏写遗书八部，缮写未全者三部，伪本抵换者四部；排架颠倒书四十六部；匣面错刻、漏刻及书签误写者共三十部”[22]，均分别不同情形，妥善予以处置，从而使文津阁全书的质量得到了有效改善。

经全面复校之后，内廷四阁全书的质量确实有所提高，但未能查出的鲁鱼亥豕及脱漏错谬之处仍所在多有。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乾隆帝在避暑山庄翻阅文津阁全书，又发现“扬子《法言》一书，其卷一首篇有空白二行。因检查是书次卷核对，竟系将晋唐及宋人注释名氏脱写”。乾隆帝认为，如此显见之误，竟然未能看出，“可见重加雠校，竟属虚应故事”，因而下令将四阁全书“有似此脱误者，一体抽阅填改”[23]。于是，由文津阁全书的脱漏，再次引发了内廷四阁全书的全面复校。

在四阁全书的第二次复校中，纪昀同样总司其事，全面负责其中文源阁、文渊阁、文津阁全书的校勘。他带领原赴热河校勘各员，首先前往圆明园校勘文源阁全书。经“认真搜剔”，严格督查，在前次校勘的基础上，又改正了诸多讹误之处，“计所签舛漏，较初次详校，竟增数倍之多。凡一字半字之空白，悉皆签出，各调取底本补填。其余卷页脱落，行款参差，以及流水错误者，亦俱抽换修整”。此外，还查出了以前一直未能发现的的捏注阙文、阙卷的严重现象。原来，某些书籍“空白之中，有原注阙文一项，详校官因已声明，遂不查核”。纪昀“偶觉数处可疑，调取底本查对，中有实系原阙者，亦竟有底本不阙而惮于书写，或已经挖补而懒于查填，竟自捏注阙文者”。甚或“有底本遗失，抵以他书，正本未全，伪注阙卷，致详校官无从举发者”。这些问题，都属于“有心弊混，与偶然舛漏不同”[24]。因此，纪昀除奏请严责此前有关办理人员外，还多方设法，将所阙各处补抄齐全，使文源阁全书臻于完善。

文源阁全书复校完毕之后，纪昀“董率详校各官，又将文渊阁书细心检阅”，至乾隆五十六年底全部办完，查出“所有舛漏条数，视文源阁书较少十分之二”[25]。其中除常见错误以及捏注阙文各条外，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因“遗失底本一种，遗失正本一种”造成的讹误。如明敕撰《性理大全》一书，纂修时曾以明刻旧本送交武英殿缮写，不料底本遗失，被“另换一康熙初年刻板，冠以圣祖仁皇帝御制序”。提调陆费墀“一时未考，率写标题”，以“御定字三抬”缮写的格式发下，遂将前代所修之书，抄成清朝皇帝“御定”书籍的格式，即在“每卷首尾及每页板心，俱加增‘御定’二字，三抬缮写”，致使全书10函56册“页页俱错”。而此后分校、总校及两次详校人员，“又均以底本格式为凭，无从签摘，致沿讹袭误，四阁相同”，总计有40函224册需重新抄写。又另有《史记正义》一书，与《性理大全》“事同一例”，亦需换写。为此，纪昀专折奏请提取原本，“交武英殿先支官项换写”[26]，所需款项由有关责任人员分赔。军机大臣例经合议，决定照此办理，并将“所有改缮各书册，即交原充《四库全书》总校详悉校对，以免舛误”[27]，文渊阁全书的再次复校遂告结束。

至于文津阁全书的复勘，前次复校即总司其事的纪昀自然责无旁贷。乾隆五十七年三月，纪昀再次带领校书各员前往避暑山庄，开始校勘文津阁书籍。由于“上次详校各员事出众手，又值天寒日短，亦未免匆忙，是以尚有扬雄《法言》空白未填一事”。此次复勘，纪昀特别安排“每二三人中，派亲丁一人，相参查验，稍不认真，即行觉察”。当地“所派官役亦皆熟手，呼应甚灵，抽取互勘之书颇为迅速”。纪昀本人则“不时往来巡视”[28]，以保证复校质量。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文津阁全书全部校勘完毕，“所有勘出从前详校各员遗漏未签之处，逐条造具清册，修补完整”[29]。其中因缺页、缺卷、他本抵换，以及“任意删节改窜”提要，甚或“遗失、私撰各篇页”等错误较多，“必须换卷另缮者”，计“经部内《周礼注疏删翼》等书共30册，史部内《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等书共62册，子部内《西清古鉴》等书共121册，集部内《范忠贞集》等书共117册”[30]，均仿照文渊、文源二阁全书换写分赔之例办理。

自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七年数年之间，纪昀带领有关人员，先后对内廷四阁中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全书进行了两次复校，每次都查出许多讹误错谬，小至一字二字的空白舛误，大至整篇整卷甚至整部的漏写，乃至捏造阙文、他本抵换，以及删节改窜提要等等，均一一加以填补改正，赔写抽换，并查照底本及《四库全书总目》补缮齐全。这对提高《四库全书》的质量，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四、主持参与《四库全书》的补遗工作

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乾隆帝不断下令临时编纂各种书籍，并直接授意对某些书籍进行改纂增补，因此，部分馆臣在从事辑佚校勘的同时，也担任一些书籍的编纂、增补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书籍直至乾隆末年尚未完成，这就造成了四库书成之后仍有部分空函待补的现象。这项补遗工作，是在乾隆末年以及嘉庆初年陆续进行的。

乾隆五十三年，文渊、文源、文津各阁全书的初次复校基本结束之后，空函书籍的续补工作陆续开始。其中，既有原先预留空函有待补写的书籍，如《御制文集》、《御制诗集》、《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等22种，亦有未经留空正在纂办的书籍，如《万寿盛典》、《日讲诗经解义》、《平定台湾纪略》等6种。二者总共28种，约计250余函。由于四库馆在7部《四库全书》缮校完毕之后已经撤销，因此，乾隆帝下令将各书缮写、校对、装函、上架等一应事宜交由武英殿办理。乾隆五十五年，文溯阁书籍的复校工作结束，凡被查出疏漏之处的原办各员照例要“罚令校勘书籍，用示薄惩”。于是，尚未办理完毕的书籍便“一并交与纪昀等，率同各该员纂办缮写，以补前数而赎前愆”[31]。

乾隆五十六年十月，数十部空函书籍以及部分新修增补各书基本办理完竣，陆续装函庋阁，计各阁均新增书籍约250多函，1600余册。由于这些书籍大多缮成在四库馆撤销之后，未经分校、复校的层层磨勘，因而讹舛在所不免，有必要集中进行校阅。当时，内廷四阁全书的再次复校工作已经开始，查出疏漏之处的初次复校人员也要“罚令看书”。于是，负责复校工作的纪昀专折奏请“以文源阁应议之员即罚看文源阁新书，将来文渊阁应议之员即罚看文渊阁新书，于中择其条数较多、过失较重者，并罚看文津阁新书”。军机大臣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责成纪昀“总司督率，随时查察”[32]。这样，随着内廷四阁全书第二次复校工作的进行，各阁留空函书的集中校阅也陆续开始。乾隆五十六年底，文源阁留空函书的校阅工作首先完成。次年初，文渊阁相继告竣。文溯阁和文津阁留空函书的校阅，也与该阁全书的再次复校工作同时进行，并于五十七年春夏之间先后结束。这次由纪昀主持的较大规模的集中校阅，对办理仓促、未经磨勘的数百函留空书籍，起到了减少讹错、提高质量的作用。

乾隆末年，各阁《四库全书》内留空函书的纂办缮校工作已基本结束。但实际上，终乾隆之世，仍有极少数计划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未能全部补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因纂办太晚，缮写完毕后未及装潢庋阁；有的因续有增补，迟迟未能告成。于是，《四库全书》内部分书籍的续补及善后事宜，至嘉庆初年又再次提上了议程。

嘉庆八年（1803），清廷在镇压了川楚陕白莲教农民大起义，社会秩序基本恢复稳定之后，统治者才顾及到《四库全书》的遗留问题，诸如乾隆帝晚年续撰诗文各集，某些纂办较晚的方略、纪略等书，都需要“一体缮入庋藏”，使全书臻于完善。因而，嘉庆帝谕令“纂办《四库全书》熟手”，时任礼部尚书的纪昀立即查明有关情况，“开单具奏”[33]。纪昀奉命之后，很快查清了有关书籍情形，并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增补计划。在他看来，不仅乾隆末年所有在《四库全书》告成之后的“圣制”、“钦定”各书应当“续行添入”，而且当今皇帝“所有御制、钦定诸编”，也应“一并续入，以昭重华克协，文命覃敷”[34]。据此，纪昀拟定10条办理章程，并搜罗乾隆五十年后至嘉庆八年以前纂成的数十种书籍，开列书目清单，一并呈上嘉庆皇帝。由于需补书籍卷帙繁多，办理情形复杂，嘉庆帝在增派军机大臣庆桂等7人会同纪昀办理的同时，又经通盘考虑，全面审核后，明确谕令：“《四库全书》原为高宗纯皇帝稽古右文，超轶百世之盛事，所有全书告成后，圣制诗文各集及钦定各书，自应敬谨补缮归架，以昭美备。此次应行缮补之书，总以乾隆六十年以前告成者为断，其余各书，一概毋庸列入。”这一决定，不仅规定了《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的下限，而且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原先看来比较棘手的续补工作，也随之变得简单易行了。

遵照嘉庆帝的谕旨，纪昀与军机大臣议定，先指派专人，“将乾隆五十年以后至六十年应补各书共有若干种，及已缮若干种，未缮若干种，空函共有若干，已经归入者几种，尚未归入者几种，详晰查明，通盘核算”[35]。然后“亲赴文渊阁、武英殿逐一看视，并传到原办全书提调之原任编修吴裕德面行详询，复将臣纪昀此次陈奏应补各书清单，一一核对”。在此基础上，纪昀与军机大臣最终确定了较为实际的办理方案。其中，《圣制诗四集》、《圣制文二集》、《八旬万寿盛典》、《钦定南巡盛典》、《千叟宴诗二集》早经缮毕归架，无需办理；《圣制诗五集》、《八旗通志》、《平定廓尔喀纪略》、《安南纪略》、《巴勒布纪略》已各缮七分，现存武英殿，尚未校勘装函，有待校补归架；《圣制诗余集》、《圣制文三集》、《圣制文余集》则尚未缮写，亟需补缮。至《圣制十全集》一书，“原系廷臣恭编圣制十次武功诗文，均已恭见圣制集内”；《天禄琳琅续编》、《石渠宝笈续编》等7种，“均系内廷鉴藏裒辑之书，似可毋庸补入”。这样一来，实际上只有8种书籍需要办理。根据《四库全书》原留空函情形，集部计20函，可用以装贮四种乾隆诗文集，史部内《八旗通志》和原已归架的《钦定南巡盛典》二书可以通融办理。只有《平定廓尔喀纪略》、《安南纪略》、《巴勒布纪略》三书，共计8函篇幅，按排列次序应归入史部第九架各种纪略之后。但因原未留空，“必须抽衬改函，移动史部数十架数百函之书，方能腾挪归入”[36]。为了省事，嘉庆帝以3种纪略书籍“事在《四库全书》告成以后，且均已颁行”为由，下令“毋庸补入”[37]，并将其余各书缮校、排架等各项事宜，交由吴裕德具体办理。这样，在纪昀等人的直接过问和监督之下，《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空函书籍的缮写、校勘、排架等事宜，至嘉庆九年（1804）全部结束。一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前后历经30多年的努力，终于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38]。

在同时担任总纂官的三位学者中，孙士毅在馆时间较短，陆锡熊去世较早，只有纪昀是惟一始终其事而总其成者。可以说，纪昀为《四库全书》的修成及其完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很早就形成了讲求文治的传统，并由此而产生出盛世修书的独特人文景观。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纂，正是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项历史上最为巨大的文化工程，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丰富浩瀚，也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灿烂辉煌。而纪昀则以其在这项文化工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代学术的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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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曾光光

[1] 阮元：《揅经室集·三集》卷五《纪文达公集序》，中华书局，1993年。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吏部尚书刘墉等奏遵旨清查四库全书字数书籍完竣缘由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3]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本。

[4] 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谕，国立图书馆，1934年排印本。

[5]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谕。

[6]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7] 阮元：《揅经室集·三集》卷五《纪文达公集序》。

[8]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9] 《四库全书总目》残稿，上海图书馆藏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