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影视屏幕上，经常出现涉及清朝历史的影视剧（俗称“辫子戏”、“清宫戏”），而且往往每部戏都标榜自己是历史“正戏”，有的虽说自己是“戏说”、“秘史”、“现代历史古装戏”……五花八门，眼花缭乱，数量颇多，良莠不齐，不一而足，但它们大多以演绎“清史”为背景；可是它们的剧情、故事又绝大多数与真正的清史“无关”。笔者就此问题，拟想简单地谈谈个人看法，以就教于各位读者和方家。
有关清史戏剧、小说、电影、曲艺，很早以来就出现了，而且数量不少（如，《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盗御马》、《杨香武三盗九龙杯》、《太平天国》、《洪秀全》、《杨乃武与小白菜》、《满汉斗》、《宋景诗》、《武训传》、《清宫秘史》、《半把剪刀》、《赛金花》、《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不一而足；但是这些戏剧、影视和曲艺的编导者，一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参考了大量正史、野史、笔记、传说，甚至历史档案，反覆推敲，千锤百炼，才动笔写就的。并往往是初稿完成后，又广泛征求意见，才最后定本的。每当一部新戏排演出来，正式公演以前还要预演几场，征求观众和专家的意见。可是自从兴起于港台的“戏说戏”（如，电视剧《戏说乾隆》）传入大陆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在最初几年，也就是电视历史剧刚刚兴起的那几年，每排一部新戏，特别是所谓“清史正剧”（即与历史比较贴近的影视剧），也还是要参考一些有关清史的书籍、资料，找一些历史学家、宫廷史家作顾问，咨询、征求意见。有的还在影视剧的“开篇”，标明“这不是历史”，“你说它是，它就是，你说它不是，它就不是”等等文字和唱词（如，《宰相刘罗锅》等）。可是到后来大量引进港台“戏说剧”、“武打戏”后，因为趣味低级，品位不高，媚俗，斗笑取乐，能够吸引普通素质不高的观众的眼球，收视率很高，故经济效益高，来钱快，收入大（据说第二部《环珠格格》，琼瑶还未封笔，各电视台就竞相抬价，最后竟以55万元一集的“天价”成交）。于是大陆制片商、剧作者便纷纷效法，趋之若鹜，再加上强强联手的明星演员阵容，纷纷加盟进来（因为出场费特高），结果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以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胡编滥造出一部电视历史剧来，甚至几乎到了“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地步；这些作品，几乎全是违背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创作的原则（即剧情严重违背清史的真实），造成这些所谓的“清史”影视剧的故事情节，多与真实的“清史”出入颇大，相差甚远。有的甚至不顾历史时代背景、时间、地点合适不合适，不管人物年龄大小，合不合理，剧中人物是否会生活在同一时代（即是他们活着的时候会能否见过面），大搞“张冠李戴”、“黑白颠倒”、“移花接木”和“关公战秦琼”的伎俩，于是闹出许多笑话来，令人齿冷。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的不少观众，由于知识和素质的限制，特别是一些青少年观众，很容易把它们作为真实的清朝历史来看，误以为历史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以致造成了不良影响和错误的历史教育，也就是说这是贻误子孙后代的短视作法；如果听之任之，不管不问，让这种“戏说历史”泛滥下去，那将后患无穷。
殊不知有些“清史”影视剧的炮制者，其中包括编剧、制片人、导演，以至演员等，大都缺乏专门的清史知识，缺乏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因此他们创作出来的产品，大多都是剧情严重违背了历史真实性，歪曲、篡政了历史本来面目，以致有悖于常理；更谈不上熟习清朝的典章制度、职官设置、称谓，地理和天文……，乃至出现了令人惊异、可笑的纰漏，甚至为了哗众取宠，为逗笑取乐，而闹出了不少笑话。而有些观众，也“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甚至把本来是错误的东西，却当成了正确的接受下来，并进行传播、扩散，如不及时指正、澄清，后果将不堪设想。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最为遗憾的是理论界（特别是史学界）和文艺界的人士，虽有少数人（他们是著名的学者，剧作者，小说家，如吴小如，资中筠，何满子、王春瑜、魏明伦和熊召政等）不断地著文、演讲┅┅，指出其利害、弊病，但时至今日，并末引起更多数人的关注和重视，有的人反而把那些“较真”的人，视作“迂腐”，“不知趣”……，给以嘲笑、讽刺，笔者认为这是不妥的。下面想从以下几方面试举一些事例，略作分析、说明，看看现在是不是应该“较较真”了。
一、胡编滥造，歪曲史实：
（1）郑成功的儿子郑经，明明是因病而亡的，可在《康熙王朝》中却变成了他本人用刀“抹脖子”自杀而亡的；
（2）康熙皇帝本来驾崩于畅春园寝宫内，而不是死在乾清宫的宝座上；他的“遗诏”，本来是在畅春园中交给隆科多等少数人的，而不是在乾清宫大殿上当众宣布的，但在《康熙王朝》中，却是说这么做的。
（3）纪晓岚本来早就娶妻生子了，而在《铁嘴钢牙纪晓岚》中却弄出一个妙龄美女杜小月在里面瞎掺合；在2003年春天《三联生活周刊》杂志社举行的一次剧作者和读者座谈会上，有人向该戏编剧之一提问道：“纪大烟袋什么时候结婚呀？”他竟说：“先不让他结婚，叫他跟杜小月再闹上一阵子，在下一本《铁嘴铜牙纪晓岚》中，我让杜小月出国，让她跟马戛尔尼一起去英国，……”。殊不知马戛尔尼这次访华，并不成功，也没有实现他们原来访华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一行可以说是被清政府，用“最文明的（手段）驱逐”出中国的。又怎么能在这种情况下带着一个女人出国呢？况且当时清政府采取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是不允许国人走出国门的，更何况是一个女人呢！无独有偶，清朝与日本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并没有建立正式的邦交关系，因此也不会在大清朝廷上，出现日本使者、公主、武士和浪人……但是，偏偏在清史影视剧中却一再出现了。
（4）皇宫中乾清宫中高悬的“正大光明”匾额，明明是顺治皇帝亲自题写的，可是在《康熙王朝》和《乾隆王朝》中却成了康熙皇帝的手笔……。
（5）施琅（１６２１——１６９６），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在今泉州附近）人。他最初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部下，后来因与郑成功发生矛盾，被郑杀其全家，施于顺治年间潜逃投清，任水师提都，发誓复仇，并终身以平台为己任。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他率领水师二万人，战船３００余艘取得了“澎湖之战”大捷，灭了台湾郑氏的有生力量，迫使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投降。可是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却说施琅是因全家被郑经杀害后，才投降清朝……，这是与史实不相符的。
（６）“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在《钱王》电视剧中却名叫“瓦西德”了；同样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是在东单西总布胡同西口被刺杀的，但在电视剧《钱王》中却被说成是在东交民巷被刺杀的。
二、不懂清朝的典章制度、职官制度和一般社会风俗：
（1）由于不了解清朝的职官制度，因此便胡编滥造出一些官职称谓。例如，清朝从来就没有什么“侍卫总督”、“江淮总督”、“迪化都统”、“守陵总管”、“江南织造”等等职官称谓，但是在《梦断紫禁城》等历史电视剧中都一一出现了。
（2）“孝庄”本来是谥号，是康熙皇帝给其祖母博尔济吉特氏上的谥号。她的全名应为“孝庄文皇后”，这本来是后人对她的尊称。她本人活着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个称谓，可是在《康熙王朝》中却出现了“我孝庄”长，“我孝庄”短的场面。
（3）京剧在乾隆年间还没有形成，当时在京城（今北京）流行的是秦腔、昆腔（曲）和梆子戏等地方戏。在乾隆晚年至嘉庆年间三庆、四喜、春台与和春等四大徽班，才相继入京，并把“二黄”带进京城，道光年间，湖广（今湖北、湖南）一带流行的“西皮”（即“汉调”）传入京城，以至“徽汉合流”，与此同时也吸取了一些地方剧种，形成了“皮黄戏”，后来又经过若干演变，逐渐脱离徽班、昆剧（昆曲），最后在道光年间才形成了京剧。因此，康乾年间并未有京剧。这样在康雍乾时期，人们是不可能看京剧、唱京剧的。可是在《铁齿铜牙纪晓岚》和《梦断紫禁城》等有关清史的影视剧中，动不动就出现唱京剧的场面；和珅等人居然时不时还哼哼几声京剧，这种情况有可能在那个时代出现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京剧演出当中，观众还不时热烈“鼓掌”，“叫好”不断。其实“鼓掌”是近现代剧场中才出现的事；至于“叫好”、“喝彩”那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乱喊，乱叫，因为弄不好就是“喝倒彩”了；但是在许多清史影视剧中，这种“喝倒彩”的场面是频频出现的，也可以说，简直是在乱喊乱叫一通。
（4）皇帝的“遗诏”，是其临死以前交给顾命王大臣的（雍正帝后以后，往往把传位于哪位皇子的名字的“遗诏”，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从来就没有把皇帝“遗诏”贴在皇太后居住的慈宁宫寝宫墙壁上的。可是在清史“戏说”影视剧中就是这么干的。
（5）清朝文武官员所穿戴的“补服”，也叫“补子”、“补袍”，是有严格等级规定的，这是表明官员地位的尊卑、身份高低和贵贱的标志。文官用单只禽乌，一品官为仙鹤，二品官为锦鸡，三品官为孔雀，四品官为文雁，五品官为白鹇，六品官为鹭鸶，七品官为鸂鶫，八品官为鹌鹑，九品官为练雀；武官为单兽，一品官为麒麟，二品官为狮，三品官为豹，四品官为虎，五品官为熊，六品、七品官为彪，八品官为犀牛，九品官为海马，未入流者视为同九品官。可是在不少“清史影视剧”中，却常常把“补服”穿反了。
（6）在不少“清史影视剧”中，凡达官贵人的住宅的大门口都要悬挂着一块大匾，上写“×府”，其实在清朝时不是这样的，住宅也与穿戴一样是分贵贱，等级的，各有规制，不能随便僭越，否则就是犯罪。“府”大多是用在“王爷”的住宅，或身份特别高贵的人家住宅，一般称“ × ×王府”；其他人的住宅，只能称“宅”、“邸”、“第”或“寓”等名称。
（7）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在“兴京”（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赫图阿拉地方，提出“七大恨”，公开武装反明的，而在《康熙王朝》中，却说是在沈阳（盛京）提出来的。
（8）康熙皇帝曾下旨，让西方传教士（如，雷孝思、白晋、杜德美等）到全国各地测绘地形，并绘制了《皇朝全图》，但在《康熙王朝》中，它却成了“周培公”的作品，这是与史不符的。
（9）苏麻喇姑（？――1705）历史上确有其人，蒙古族，贫苦牧民出身，终身未嫁。她从小侍候孝庄文皇后，并随其嫁给了皇太极（清太宗）。她与孝庄文皇后年龄相差无几，比康熙皇帝大约年长40余岁，当为康熙皇帝的祖母辈。她曾参与满族服饰的创制，并且是康熙皇帝的启蒙老师，晚年还曾帮助康熙帝教育子女。因此，深受宫内上下人等的普遍尊重和爱戴，死后以嫔妃之礼葬于清东陵（在河北遵化）风水墙之外。但在《康熙王朝》中却说她爱上了汉人武次友，而康熙帝又爱上了她，这些均与史无征。
（10）噶尔丹（1644-1697）清初时蒙古准噶尔部首领，他在少年时期曾在西藏为僧（实际上是人质）。在其长兄被杀害后，返回准噶尔部，当上了该部首领。后来他在沙皇俄国的挑唆下，率兵从新疆准噶尔东进蒙古腹地，并威胁京师（北京）。清军先后在乌兰布通（今内蒙赤峰市西北）和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南宗莫德）等地，与之展开激战，最后打败了准噶尔军队，其势随之渐弱，后来他悲愤过度，患病而亡（一说服毒自杀）。而在《康熙王朝》中，却说噶尔丹是康熙皇帝的女婿（康熙皇帝的女儿蓝齐儿公主下嫁给他），而且说他是被康熙皇帝长子胤（允）褆所杀，这也是与史无征的。
（11）“圣祖”皇帝本来是康熙帝驾崩后的“庙号”，在他前面只有太祖（努尔哈赤的“庙号”），“太宗”（皇太极的“庙号”）、世祖（福临的“庙号”），并没有“圣祖”一说。而在《康熙王朝》中却出现了“圣祖”给孝庄文皇后托梦之说，不知从何而来；同时该剧还出现了孝庄文皇后到清东陵（在河北遵化）去“祭祖”场面，不知她去祭何人？因为当时清东陵只有其子福临（顺治皇帝）一人的“孝陵”。如果说她是去祭“永陵”（即努尔哈赤以前祖先的陵墓，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福陵”（即努尔哈赤的陵墓，在今辽宁省沈阳市，俗称“东陵”），或昭陵（即皇太极的陵墓，在今辽宁省沈阳市，俗称“北陵”）。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坐什么交通工具，即坐什么轿，乘什么车，骑什么马，一夜之间，甚至一天、两天之间，也是很难到达的。
（12）在《康熙王朝》中，康熙皇帝临终前自称自己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寿命最长的皇帝。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在康熙皇帝以前比他寿命长的皇帝有好几位，如，宋高宗赵构就活了81岁，明太祖朱元璋也活了71岁，而康熙皇帝享年69岁，在位61年。
（13）本来刘墉、纪晓岚在野史和民间传说中是和珅的冤家对头，在评书、相声《满汉斗》中，就多有描写他们二人嘲骂、戏弄和珅的故事，看来这不会全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的，但在电视历史剧《乾隆王朝》中，他们三人却成了要好的朋友……，真是咄咄怪事。
在许多清史戏说影视剧中，对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多有拔高、美化和夸饰之嫌。例如，在剧中把他们几位皇帝均描写成，既“崇高神圣”，又“温情脉脉”；既“文武兼备”，又具有“雄才大略”；他们给人们的印象是“明察秋毫”、“勤政敬祖”、“体恤民情，爱民如子”、“思贤若渴”、“知人善任”，以及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与一身系天下苍生的高大形象，充满了一片崇拜之情。当然在剧中也多少提到了他们一生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大兴土木，大搞 “文字狱”，以及康熙、乾隆皇帝几度南巡……劳民伤财，残害无辜生灵的一些负面，但总体上还是不加分析地对他们评价过高，肯定过多，具有为其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之嫌。笔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分为二地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和议论。在文艺创作中，也要作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虽然有人一再强调说：“电视剧作为一种艺术，不能原原本本地还原历史”、“艺术并不是历史，它容许虚构”……，当然艺术是容许虚构的，但既然是历史剧，就应该只能是在历史条件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内的虚构，而不能在超出历史条件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外去任意虚构；更不能把历史上已经发生，甚至是没发生过事件、故事，随便凭主观意志，胡编滥造一套，搞什么“模疑”、“迎合”“现代思想”。其实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是要起给后人以借鉴、警示作用的。这就是说，一部艺术作品，不能只注意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也应该更注意社会效益。如果一味地迎合部分观众的兴趣，采取媚俗，追求不加节制的“惊奇”、“娱乐”和“轻佻”，而任意编造，信口胡说，插科打诨，玩弄噱头，这对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心理、精神，乃至价值取向……，会造成伤害和混乱，甚至起到误导的作用；如果说严重一点，会对整个民族今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笔者认为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历史的客观性要求人们只能尊重它，而不能任意根据自己的要求随心所欲地篡改它，更不能捏造它；人们只能借鉴它，可以参考它，以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从而少走弯路，取得各项事业的胜利。古今中外，如果有人把历史仅仅看作是“十几个大钱，可以随意摆放”；或把历史视为“可以任人随便打扮的小女孩”，而凭主观意志而随心所欲地加以虚构、篡改，甚至捏造，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正因为这些原因，造成了许多有关清史的影视剧被动敷衍，主题混乱、模糊不清，为逗乐而逗乐，为惊险而惊险的场面。它们用非历史的视点来演译古人，蒙骗今人，取悦庸人。笔者十分同意一些观众的看法：即“人们可以无视历史，但无法改变历史；艺术家可以诠释历史，但无权改写、捏造历史”；面对荧屏上不伦不类的历史故事情节与性格逻辑无法统一的人物形象，以及从服饰、道具到对话与字幕错得一塌糊涂的现象，可以说明这些“戏说清史影视剧”，说到底只是以获利为最大目标，它背离历史发展的固有规律，背离社会前进的客观事实，用塑造典型的方法，决心要创造出几个清朝“伟大皇帝”，决心要让康熙、雍正和乾隆……这样的 “千古一帝”，重新展示在人们面前，希望他们“再活五百年”……。诸如此类，缺少深刻含意，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影视剧在荧屏上不断再现，不断重复，人们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任其发展、泛滥，而麻木不仁，听之任之的现象，难道不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吗？正如历史小说《张居正》的作者熊召政先生所说：“‘戏说’是浅薄而无知的表现。当今之世，能够耐得住寂寞，独守书斋苦作学问的作家，已经越来越少，这是文学的悲哀，尤其是历史小说的悲哀。评判一个民族文化素养的高低，虽然有许多标准，但对历史的尊重，应该是最重要的一条：说得厉害一点，‘戏说’具有流氓文化的特点，它所伤害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尊严，而且有一个民族文化的品质，这种‘戏说’的作品，一旦变成影视剧为害尤烈，直接受害者是懵懵无知的青少年和广大观众。”笔者也认为：“戏说”影视剧不能仅仅是为观众提供消遣的娱乐笑料和乐趣，更不能“以古喻今”，“以古讽今”，而是要“寓教于乐”，把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文化品位，增长知识，作为自己的首要责任。因为历史的艺术化，绝不等于历史的戏谑化。假若我们的影视屏幕中，整天让人们看到的都是些“戏说”的文艺作品，那会给人们什么印象呢？难道我们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就是皇帝整天私访，到处拈花惹草，君臣之间打情骂俏，以至人们动不动便飞檐走壁，打打杀杀……如若长此下去，这确实是对历史的“悲哀”、“无奈”和可怕的“污染”了。这对我们当前提倡的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以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生产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精神产品……又有何禅益呢？！
还应当指出的是，在那些所谓“清史影视剧”中，少得可怜的那点历史知识，还多半是伪劣假冒的货色，实在令人遗憾。当然历史电视剧，特别是“戏说戏”、“秘史剧”主要是为了观众娱乐和欣赏的，但是它也应该兼有提高人们文化素养，增加人们历史知识，陶冶人们情操，特别是应向人们多少普及些历史知识的作用，至少不能制造混乱，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误导观众，甚至造成以讹传讹，贻害后人吧！应该承认目前我们的不少观众文化素质较低，特别是在知识积累、审美能力、思想修养和文明程度方面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作出巨大努力，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供广大观众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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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