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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内务府研究综述

李典蓉

一、前言

许多学者都认为清代的制度大体而言，是沿袭着明代的制度而来的，这可以说是极为笼统的的说法。中国历朝历代兴衰亡替，表面上看来虽是政权的彼此交替，制度的大体规模也没有剧烈的改变，但是其中仍然有因革与创新的区分。清代对于中国汉人本位中心的史观而言，是一个外来民族的政权，或称之为部族政权[1]。但为史者不宜有过份主观的史观，就客观的人口数字而言，满族之于汉族是少数对于多数，因此在本文里俱称清代政权乃为一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

清代内务府是清代宫廷为服事皇室而设立的机构，最高总理机关是总管内务府衙门（在京），最高主管是总管内务府大臣，直属于皇帝，而出任此职务者多为皇帝亲自简任之亲信，亦或为八旗贵族与宗室。衙门设有内务府堂可办理事务，其下辖有七司三院等多处部门，参照光绪朝的《大清会典》，内务府主要的机构有：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庆丰司、慎刑司、营造司等处，此外还有不少附属机构，如三织造处、内三旗参领处等。整个机构的规模相当庞大，几乎就像是推动整个清朝国家事务六部机关的缩影。曹宗儒在其《总管内务府考略》中，对内务府的职掌有一番评判：“……总管内务府衙门拟内阁，内务府大臣拟阁揆，广储司拟户部，都虞司拟兵部，掌仪司拟礼部，庆丰司则因清代起于游牧，故甚重之；而会计司拟税关与丁粮之税收，营造司拟工部，慎刑司拟刑部，至于吏部铨选之事，则归之于坐办堂郎中，”[2]

相对于六部而言，而内务府更参杂了少数民族的特权基本考量，清朝在入关之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已经建立了八旗制度来管辖于今东北地区的民族及人口，经过太宗朝的改革，旗制已趋完备。在汗（或皇帝）及八旗的旗主之下，有一部份专供旗主役使的人，满语称作包衣 [3]。包在满语是家的意思，衣是的、之字的意思，包衣是对皇室及八旗旗主直接负责办事的一个特殊阶级。孟森先生言道：“其初八旗本无别，皆以固山奉职于国，包衣奉职于家。”[4]八旗各有各自的包衣，而皇帝因拥有上三旗 [5]，也就独自拥有上三旗之下的包衣。内务府官员主要是由上三旗包衣所组成的，因此上三旗包衣亦常被称为内务府三旗或是内三旗，而相对于内三旗之外，八旗等一般旗分即被称为外八旗。而上三旗的包衣属于天子御下 [6]，身份特殊，又因有内外旗之分，学者常有将其与八旗旗制弄混的情形。据陈国栋考证，内三旗在八旗制度中并不是独立的旗分，只是上三旗各旗满洲都统管辖下的一部份 [7]。由于这些人虽然对皇帝自称奴才，但他们其中却有一部份在朝中及地方均任有要职，显然他们并非是真正具有严格奴仆地位阶级者，而是满族因应其民族特色所发展的产物。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清代内务府官用包衣人不用汉人是考虑到信任的因素，满族刚入关时发生了不少满汉冲突，民族彼此间的矛盾情结，使满汉之间也不能顿时互相了解结合，因此用入关前已有的旧人与旧制，一方面为便利起见，一方面则是皇帝用包衣旗远比用外八旗与汉人更为信任。曹宗儒亦言：“顾帝王之家事，委之宫监小人，既恐蹈明代之覆辙，而朝臣外人又难与闻。惟三旗人员，世为禁旅，俨若家丁，虽自称为奴才，而内可为部郎，外可寄疆宇，其身份自非宫监可比。康熙帝既欲改革旧制，于朝臣及宦竖之外，自以此项人员为宜。”[8]诚斯言哉！

清代于康熙朝时确立了内务府的大体规模之后，即由这些包衣职管宫廷事务，但不能去除统治者的基本心态，清朝的制度仍然沿袭了一部份明朝的遗产－宦官。中国的朝代早在周朝时就有用宦者（即阉割过的人）以供服事天子 [9]，但因这些宦官是最贴近君王的一批人，也是最容易影响君王的一批人，而这些“刑余之人”，体气不全，若是君王性格易受宦官摆弄，常对国家的政局造成不良影响。历史上宦官为祸最烈的几个朝代，首推东汉、唐朝与明朝。明朝东厂与司礼太监之用事，诚可谓为祸剧烈。黄宗羲于《明夷待访录?奄宦上》中坦言明代用宦官之失：“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它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10]清承续了明朝的政统，又因是军事上的胜利者，对明代的弊政可说是甚为熟悉。大体而言整个清代，是将宦官并入内务府体系下，由内务府的敬事房（后改为宫殿监）来统管，并且制订严格的条例来管制宫中的宦官，以防他们掌权生乱，沦入明朝故事。虽然清代初期曾设有专用宦官主事的十三衙门，但为时短暂，至康熙朝复立内务府掌理宫廷事务，并且吸收了十三衙门的规制。值得附带一提的是，在研究清代的政府机构时，不难发现于其中多有满汉融合的情形，而尤以内务府为最。由此观之，研究内务府对清代史或是满学都是很有助益的，值得学者投下心力爬梳史料，以期对清代的“内务府体系”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二、研究内务府的首要问题——档案

研究内务府问题，最首要解决的是如何运用庞大的史料。有清一代，去古未远，是以档案的保存也最为完善，官方与民间的史料多如牛毛。但大体而言，内务府的档案仍以官方史料最多也最为翔实，尤其是近年来档案的陆续开放，使史学工作者能加以运用，对研究清史者而言，更是论点的主要参考资料来源。以往学者对于内务府的研究多无法有进一步突破，部分原因即根基于所能运用的史料有限，多半只能以官书如《大清会典》、《清朝文献通考》与《清实录》等为主，进而再运用清人笔记，或是遗老掌故轶闻等作为辅证。尽管清史先辈如孟森、郑天挺等能利用官书做出对史事的翔实考证，但若后进想要超越他们，实有困难之处，唯有另辟蹊径。今日两岸的档案皆在逐渐开放中，内务府昔日不为民间所窥的密档亦渐显于世。笔者为求对内务府作更进一步的了解，特大体概述有关清代内务府的档案。

档案是研究历史所需的直接史料，大体而言多数的档案是未经过改纂，仍可看出事件原貌的。档案虽是直接史料，但直接史料并不能称之为档案，这是有区别的。至于何以有档案的名称出现，据单士元的考证，明代以前公文等仅有案卷之名，不见档案之名。但清康熙时人杨宾著有《柳边纪略》一书，其中载：“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曰牌子，以削木片若排也。存贮年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若档也。”推知这可能与清朝满人的习惯称呼有关。又在康熙十九年的起居注残稿上有一段记事：“上问马哈喇之父与叔父皆殁于阵，……皆系松上等处事，部中无档案。”可进一步推知档案此一名称，在清朝确实是宫中记事所运用的 [11]。

清代内务府的档案，在辛亥革命后，处于皇城区所属机构的档案多已经散佚。但因其后溥仪仍住在紫禁城中，内务府堂的档案仍大体保存了下来，档案专家单士元在整理清代档案时，将内务府档进行了分类，大体有：

1．上谕档类：总管内务府大臣所奉谕旨及奏事官员宫殿监领侍等所宣传的谕旨由堂主事笔帖式承接后再由坐办堂郎中查明交各司院抄出的副本。

2．题本：奉朱批的题本因内容主要多为钱粮经费的统计，后改名为奏销档。

3 ．绿头牌档：用以上报紧急事件。

4．红本档：为抄录奉有朱批奏折档簿。

5．白本檔：为抄录无朱批档簿。

6．奏折：存内务府堂备查的奏折。

7．奏稿、奏案、奏底：内务府所上奏折之原稿。

8．行稿：经内务府堂官审画、发出至其它机关之公文。通常由大臣阅后，于上写一“行”字发出，因以为名。

9．黄册：为题本之附件，为奏销银物之事，以黄棱为封面为名。

10．日行公事筒檔：是清代一种特殊形式的档案，只见于内务府档案中，简称事筒档。在内务府堂经办事务的官员，将每日经办事务总汇，将有关文件装在筒式的纸袋中，是历史档案中最原始的史料。

11．堂谕档：为内务府对其僚属所下的指示。

12．织造缴回案卷：三织造的密折。宫廷交下三织造的有关等纺织事务，一般由内务府下达。内务府大臣虽为其长官，织造官可向皇帝径上密折，这是其特殊的包衣身份所致。

13．呈稿檔：内务府所属机构在奏报前，呈给内务府审查的案稿。

14．咨文：咨文为平行机关相互往来文书之名，此类档案多附有册簿附件。

15．谱牒：为内务府所辖上三旗户口谱系簿。

16．造办处档：乃记有清一代宫中珍奇巧器的档案，惜今日所存者不多。

17．膳底檔：是宫中每日用餐的饮食单。[12]

以上所列举的文件名称，是单纯对文件名称所做的解释，如就档案的分类，则可就今日内务府所藏档案的分类来作说明，以期对内务府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大体而言，今日内务府的档案主要收藏在下列数个档案馆中，海外也有一部份，但不若中国大陆收藏种类齐全。

（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内务府堂人事类：内容如八旗佐领户口人丁户口册、管理三旗银两投充丁档、八旗各地驻防兵丁户口清册、盛京内务府庄头户口册、八旗各军营披甲名册、皇宫及园林差役兵丁等名册、六部衙门差役腰牌花名册、内务府各司保送名册、管理三旗银两处庄头名册、投充家谱、总管内务府造送京察官员履历册。

２．内务府升平署档案。

３．内务府庄头处档案。

４．内务府会计司档案。

５．内务府都虞司档案。

６．内务府上驷院人事类档案。

７．内务府满文杂件档案。

８．内务府财物类俸米册。[13]

（二）辽宁省档案馆：

馆藏有盛京内务府档、黑图档、东北各旗署档与八旗兵丁、地亩、户口

清册。

（三）大连市图书馆：

馆藏有总管内务府的题本（多为满文），可分为职官铨选、奖惩抚恤诉讼、皇庄、宫廷用度、营建、宫苑等七类。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奏折、奏稿、呈稿、清册、族谱等。[14]

由以上初步列举，大体可知研究内务府时主要可利用哪一些档案。而内务府档案中多有用满文书写之档，更是研究满族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而除了档案馆的档案之外，已经有不少有关内务府或解释内务府问题的相关档案出版成书。举例如下：1936年时，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出版有《清内务府造办处与图房图目初编》[15]，可供研究皇家物品或经济行为者参考。日本学者在五六十年代成立了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了《满文老档》[16]，其主要是根据盛京崇谟阁乾隆年间所重修的无圈点老档，并将满文转为罗马拼音，附上日文意译，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1991年也出版了一套翻译成汉文的老档，两者可参互运用 [17]。季永海、刘景宪译的《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18]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合出的《盛京刑部原档》[19]，其中有不少关于旗人与包衣、奴仆的犯罪问题，可以作为内务府成员身份问题的佐证。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在文革活动告一尾声时出版了《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与《李煦奏折》两册档案文选。为了承办皇室及官署所需的织物，清沿明制，于江宁、苏州、杭州三处各派织造官一员，通称江南三织造。其人选统由皇帝从内务府郎中或员外郎内点派，作为一项临时差遣。他们的品级不高，明文规定的职权也有限，但系钦差官员，可专折奏事，故具有特殊的地位。曹寅不但自己任苏州、江宁织造20多年，其两子曹颙、曹頫也都先后任过江宁织造。《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20]是把故宫档案里有关曹家的材料集中编印成书，其中除各种的汉文折件，又译补了清朝内务府满文奏销档的有关材料，但只限于康熙雍正两朝。《李煦奏折》[21]收录康熙三十二年至六十一年苏州织造任内给康熙皇帝的奏折，其数量比曹寅的奏折多出几倍，其中多半奉有皇帝的朱批，可用价值甚高。而且曹寅与李煦都是内务府的包衣，曹寅还是李煦的妹丈，关系密切。此外台湾的庄吉发先生还译注了《孙文成奏折》[22]，孙文成曾任康熙时的杭州织造，以上三本书是研究内务府成员关系的重要参考。

近年来档案馆与两岸的故宫博物院都在积极地出版档案，其中也有不少可与内务府问题互相援用的，如《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选译》与《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选译》、《上谕档》等等，裨益于清史研究处不胜凡举。也透露出档案工作者与史学工作者之间需要高度的配合，两者方能相得益彰。

三、学者研究主要成果的分期与概况

（一）海内外近九十年的研究着重点与分期

内务府的沿革几乎是与清代帝王的历史相始终，甚至在清帝逊位之后，内务府存在于清宫之内的围墙里，扮演着决定清帝内朝外政的角色。因此不由得不让人想：这样的一个机构在清朝少数民族政权里扮演了甚么样的地位与角色？而其庞大的事务与部门又是如何联系？如何分别在清朝的内廷外朝担任重要角色？如何与六部交流？在民间等地有无影响，是否宫中的机构所管的就是宫中的事务？而内务府本身的机构到底是如何发展的？与满族的社会经济与八旗制度又有甚么联系？与帝王之间又有如何的交流？这些问题一般都是研究内务府时最容易想到、也是最常研究的问题。综观自清室撤出紫禁城后，迄于今日，学者们整理档案后对内务府的研究，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切入点：

１．内务府的职掌与沿革

２．包衣、旗制与内务府的关系

３．内务府的经济问题包括粮庄、榷关、当铺等

４．内务府属下机构的个别研究

５．内务府所出的器物研究

６．内务府与清代帝王间的关系

７．内务府与社会的人口问题

８．其它：如红学研究

以上数种研究途径是笔者对于收集的研究成果加以归纳而出。而由于本次研究综述主体主要是放在内务府，因此有用内务府旁支机构作为论文主体者，并非本文所主要探讨综述的对象。但如有旁及者，则收录本文作为补充。再者有关于内务府所出的器物研究，则主体已在器物并非于内务府本身，故本文里不对此一途径加以探讨。至于红学与内务府的研究有关，是因为胡适在民初时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清代的汉军正白旗人，引起了学者对曹家及曹雪芹个人历史的重视后 [26]，有周汝昌考证出曹雪芹为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人的后代 [27]，但因红学一来主体非涉于内务府，二来红学界于史学与文学之中，历史想象多于历史考证与事实，在此不加探讨，仅略带数语提过。

再大体言之，扣除器物之学的研究，其实近百年来对于内务府的研究是有限的。在民国时期几乎没有专书讨论，仅有数篇短文如：曹宗儒的《总管内务府考略》，曹静华的《清代内官与内务府衙门之分析》[28]。这两篇文章的写作年代应在1936-37年之间，其内容多偏重对内务府机构的建制沿革，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内务府的档案尚未如今日一般大部分已经整理完善，学者研究仍多以官书为主。譬如有关旗制的问题，孟森在1936年写成了《八旗制度考实》一文，其中提及了包衣的问题。在1943 年则有郑天挺发表的《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一文，但这两篇文章主要仍是以《实录》、《东华录》及《会典事例》为主，没有运用档案。

新中国成立之后，不少秉持唯物史观学者注意到满族的社会性质问题。如莫东寅对包衣与奴仆的身份问题多有解释 [29]，这可能与清史分期有关，学者必须弄清楚清朝在入关后到底是农奴社会还是半封建社会，而这都必须要牵涉到土地与经济型态的研究。在刚解放时，大部分利用的史料仍是以官书及笔记为主。而在1960年代时，红学家利用逐渐开放的档案及族谱，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出身作进一步的考证，确立了曹家是满洲正白旗下所属旗鼓佐领下人，开启了内务府研究的其它线索，即世家与人物考证方面。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因掌档案及文物之便，藉整理档案，利用档案对文物进行考证。但之后十年文革，造成了史学工作许多方面上的停顿，而许多学者的论著亦有可能被毁。幸亏由多数有心学者的努力，许多珍贵的文史档案得以保存下来。

此外，在台湾与国外地区，因无文革的波及，史学研究可说是研究成果丰硕。但在内务府的研究方面，因档案大部分都在中国地区，以致亦无大量的专著及论文。直至1977年美国学者陶博(Preston M. Torbert)著有《The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 A Study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Function,1662-1796》[30]，中文译作《康雍乾内务府考》。台湾方面，因台湾故宫缺乏内务府档案，研究内务府问题的学者亦不多见，但学者多半是利用官书与笔记对内务府的官制或旗制做出考证，这一方面是着重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早在20世纪初即对清史及满洲史有相当优良且多量的研究作品，一方面是他们在清朝初覆亡之际，拼命搜罗档案文件，如盛京崇谟阁的《满文老档》，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及稻叶君山、神田信夫、今西春秋等又因晓得满洲文字，比中国学者早一步进行对清史及满洲史的研究。清史研究在中国曾经受到几种阻碍，一是辛亥革命之成功乃因民族革命为前导，汉人研究清代史，有时评断不免失之偏颇。一是因为档案在民初之际曾几遭灭绝之祸，且阅读史料常有不谙清字之扰。但日本人一则因与满语同属阿尔泰语系之便，晓清史者多谙满文，一则挟其占领东北之优势。截至对日抗战之后，日本人对清史研究的量是超过中国人的 [31]。在内务府研究方面，早在1914年，日人天海谦三郎(Amakai Kenzaburo)已著有《内务府官庄》(Naimufu Kansho)一书，1943年户田茂喜(Toda Shigeki)的《清初に于けるニカン、イルン发生とその意义》[32]，是讨论汉民在清初的地位。而在1968年日本一桥大学研究年报出版了《清の内务府庄园》[33]，但因笔者现无法找到这三本书，无法对其内容做出概括描述，但单究篇名来看，可推知的是，日本人是比中国的学者更早注意到东北及满洲入关前后的土地问题。

关于本文的综述内容，主要是以中国与台湾的论文与专书为主，以少量国外学者的论文为辅，此固是笔者收集不力之故，但内务府这个专题，比起与它有相关性的社会阶级研究与旗地研究，文章质精的已然不多，量更是大为不及。目前真正能称为内务府专书的，只有祁美琴的《清代内务府》与陶博的《康雍乾内务府考》。这显示出内务府问题仍存有史学界挥发的空间。

（二）内务府问题的相关研究

１．关于包衣与旗制的问题

清代的包衣（booi）的问题，一向是研究八旗制度与清代内务府问题首先必须解决的。有一些学者认为包衣就是具有奴婢与奴隶的双重身份，是属于被剥削的阶级，在历来研究清代入关前与入关后的满族社会及制度时，如果单纯将包衣全视做奴婢，这种说法，容易跟满族社会的实际状况产生落差，也容易跟满语里真正的奴才阿哈（aha）的意义混淆在一起。如莫东寅在《满族史论丛》[34]里提到包衣，认为包衣是家里的人的意思，也就是奴隶。但是包衣在满族社会其实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附属于主人，有的操持服役，但有的又与主人关系亲近，甚至自己也可以拥有奴仆 [35]。在满族的政治逐渐发展下，包衣也被编入八旗之中，别立包衣三旗。这代表了包衣正式成为清朝政治结构组成的一部份，皇帝本身是主子，他把自己的包衣变成了在政府里做事的官员，一方面是替自己办事，一方面还可替国家办事。因此包衣对皇帝虽然是自称为奴才，但是他们在面对其它人时，就是政府组织里的一份子，他们虽是皇帝的奴才，但却是汉人的长官。

郑天挺早在1943年，已经有《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36]一文专门讨论包衣的服事性质问题。他讨论了包衣的来源与组织，认为清代内务府的制度是由包衣制演化而成的，包衣的职务是在于管家务、供差役以及随侍。然而在中国汉人的制度里已有宦官，他认为这两者无法并容，一定会产生摩擦，因此在清朝入关后，就形成入关初期包衣制与宦官制的争斗。最后包衣制取代了宦官的地位，清朝无宦官之祸，是包衣制的功劳。

王钟翰在其《内务府世家考》中提到了包衣。他认为：“自来民间流行看法，一提到包衣下贱、皇室家奴或自称奴才，似乎凡隶属于内务府旗籍的人，都是奴仆，低人一等，是满族社会中的最下层。其实不然，除隶属内务府三旗（镶黄旗、正黄旗与正白旗）中内管领下食口粮人的辛者库（满语－sin jeku），另当别论外，凡属内府三旗的成员，对皇帝一家来说，固然有一日主、百年奴的主奴隶属关系，但这种关系实际上也只能是和满、蒙、汉等内外文武大臣对皇帝一样的君臣关系。”[37]其论述确定了包衣在内务府中服事的特殊地位，同时还对几个包衣出身的内府成员进行了考证。

陈国栋《清代内务府包衣三旗人员的分类及其旗下组织》[38]一文对内务府包衣三旗的分类与组织提出了清晰的划分。内务府的上三旗包衣可分为佐领下人、管领下人与庄头人 [39]，这三者虽都是包衣，但组织成员上是有区别的。他引清代福格的《听雨丛谈》作为证明，佐领下人的成员主要是满洲、旗鼓、高丽、回子所组成，管领下人主要是由满洲、蒙古、汉人、朝鲜人为主，庄头人则是汉人为主 [40]；而内三旗也不是独立的旗份，是归于上三旗满洲都统所管辖的。作者还在其中提到红学家赵岗《清朝的包衣与汉军》一文，对汉军与旗鼓作了淆混的论证，他利用对清朝时人对内务府人官缺优于汉军的说词，来说明汉军与旗鼓人身份的不同，旗鼓人虽多为汉人，但这些人跟随满人已久，其中有不少是属于包衣的服事性质阶级，与汉军的来源并不完全相同，而这是红学家最容易搞混的。关于旗鼓佐领的问题，赵凯《清代旗鼓佐领考辩－兼论有关清代包衣的若干问题》[41]，提到旗鼓的名称由来是满文的faidan（旗帜），有此名称是因为汉人，在清入关前的社会里扮演着副贰与教导女真民族仪礼的作用；他还提到了旗鼓人与汉军的区分，认为他们的成员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汉军旗人主要是以军功为主，旗鼓的来源也比汉军来得早，满化也比汉军来得深。在文末赵凯还提出了包衣人可分为包衣阿哈与包衣佐领、管领，一为奉职于家，一为奉职于国。傅克东《从内佐领和管领谈到清代辛者库人》[42]，分析了内佐领与管领的区别，认为佐领本为军职多充皇家卫士，管领下人则多服事于内廷，人口亦较佐领下人为多。他提到了清代辛者库人的由来及管属问题：辛者库早在入关前，即有一开始是惩处八旗犯罪人员的办法，具有罪籍身份但未必是不能改变的。而辛者库人是归管领所管，有些清代人的笔记记成了佐领是错误的。他还认为庄园的管辖权与内佐领无关，但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有待商榷，因为内佐领只是不对庄园进行最直接的管辖，但他们仍掌有大权，如到乾隆十七年设立盛京内务府之前，盛京地区的庄园就是由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所掌管的。佟永功、关嘉禄在《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述略》提到了《黑图档》[43]，自档案中发现凡发文一般均由上三旗包衣佐领联衔，而收文大都指名给上三旗包衣佐领，这说明了盛京地区皇室和宫廷事务，确由上三旗包衣佐领承办，据档案记载，他们是管理着各项事务及果园庄园事务。然而皇帝是对他们控御严格的，在乾隆以前到盛京任包衣佐领职缺的人是很难升迁的，这个问题要等到乾隆设盛京内务府之后才得到解决。

以上数篇文章大体上都是考证性质较重的文章，以说明问题为主要目的。关于包衣与旗制这种身份牵涉到社会阶级的问题，还有不少学者曾为文讨论过。但有的质量有问题或是太过于着重在皇室的腐朽与剥削上，笔者为要求所引用到综述的文章，尽量条理清晰，故不在此列举。但是归纳这些文章时，可以发现满文与档案在说明问题时，所占的比例有越来越加重的趋势。一方面是由于新史料的开发，一方面则显露出内务府问题的延伸性。

２．内务府的机构及沿革研究

研究内务府问题，第一除了得先弄清楚包衣制度与内务府的关系，再者得理清内务府的设置时间，这在目前的学术界中尚无定论，但一般学者都认为早在入关前，内务府已有粗制的规模，一直到顺治十八年后，吸收了顺治所设的太监机构——十三衙门的规制后，才大体形成规模。最早对内务府的组织及沿革考证的是曹宗儒的《总管内务府考略》[44]，首先要提出的是，一开始研究有关内务府问题者多为故宫中研究专员，他们整理档案国故，故对宫中机构及档案特别熟稔。曹宗儒这篇文章写于1936年，他运用会典及部分满文老档，对内务府机构的设置沿革作了大略的考证，认为在清朝入关前已有类似内务府的组织，并且在其中提出清代专用三旗包衣人服事，摒除宦官当政之祸，“立法之始，意义甚深。”之后对内务府的规模再提出研究的，有齐如山的《前清内务府衙门研究》，但并未有所突破。70年代时，美国学者陶博在其《康雍乾内务府考》[45]一书中提出他的见解，他认为内务府成立的年代无法考明，是因为一般的文献从未点出真正的设立年代（其实这和军机处的情形很像，即使是当代人都不一定能说清楚机关设立的时间）。他认为清太宗在整顿八旗的时候，引进了大量汉人的文官制度，促成了皇家的私事与国家公务正式分开，内务府的规模应是在此时奠定的，但真正的确立还是要等到顺治十八年之后，裁撤十三衙门 [46]重设内务府时才确立的。陶博引用的证据多来自于日本人的研究，而且他并没有使用基本档案如满文老档。

在1983年时，唐益年在其《清代内务府沿革初探》[47]一文中，讨论到1943年由日本人泷川政次郎影印刊行的《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册》。唐益年在其中找到了顺治四年到八年之间盛京内务府与北京内务府的往来文书，证明清初内务府的确立是在顺治初年。此外，考证较为翔实的是钟安西的硕士论文《清代内务府初探》[48]，其主要引用的史料是《满文老档》与实录。老档里有一个称作“管理内府事务官”的官名，满文写作“dorgi（内） baita（事务） icihiyara（办理的意思） amban（大臣）”，就字面意义是办理内事大臣，这与内务府的满文名称“dorgi （内）baita（事务） be（把） uheri（总） kadalara（管理） yamun（衙门）”的意思是很接近的。而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也可以找到内务府机构中人在入关前任职的纪录，钟安西据此推知内务府的机构应是在入关前崇德年间就已设立。祁美琴的《清代内务府》[49]是近五年来唯一有关内务府的专书，其中亦多引证老档与实录，认为内务府的组织在入关前已然设立。虽然内务府的确切设立年代并无定论，但近来的学者藉由档案，对照实录中满汉文的区别，进一步加强考证的翔实度。内务府的设立年代虽然可能还存有值得争议之处，但基本在关外已有规模的说法，则已被学者普遍采认。此外，在有关制度史的专书如李鹏年《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50]，及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51]，都主要是根据大清会典对内务府的沿革与执掌机关大体叙述。这些文章多半都是对内务府的机关或是沿革作较多论述，大体不出内务府本身这个机关作为主体讨论的范围。

３．有关内务府府属机构及经济活动的问题

由于内务府机关庞大，包罗万象，几乎是外朝六部的缩影，因此研究内务府各个部门机关，方能对内务府的功能性作进一步的了解。在前文中提及1914年，日人天海谦三郎(Amakai Kenzaburo)已著有《内务府官庄》(Naimufu Kansho)一书，及1968年日本一桥大学研究年报出版的《清の内务府庄园》。至于国内，早在民国初期就已有国内学者对清代内务府的府属机构做出研究，如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52]，对内务府下所属的宫廷戏班升平署的沿革管理执掌做出了严实的考证，他还提及升平署藏有极丰富的曲目剧本，是研究清代戏曲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此外内务府所属机关中人也是值得研究的，王树卿的《清朝太监制度》[53]一文主要是探讨内务府体系下敬事房机构与其对宦官的管辖，结论是清代对于宦官有诸般严格处分，如太监事例、宫殿监处分则例，清代历任皇帝又对太监管束甚严，因此清代并无严重的太监问题。

内务府府属机构中的经济问题是近20年来学者最常讨论的，主题通常是集中在榷关、官庄与皇当等问题上。尤其是在官庄问题上，关系到社会土地分配与阶级的研究，相关研究颇多。清代的官庄有被称为皇庄，亦有被称为官庄的，为了显示出皇家机关内务府的作用，后来一般的学者都称其为皇庄。这些庄园是由八旗各佐领，分别选派庄头壮丁，各自圈占土地建立的。内务府在清康熙后机构规模逐渐稳定，负责起对京畿及盛京地区等庄园的统一管理。刘守诒在《清代前期内务府纳银庄的几个问题》[54]及其《清初关内官庄建立情况和性质的探讨》[55]的两篇文章里，对清代内务府的官庄进行了分类。他将官庄归纳出陈人园（即老圈庄）与新人园（清初带地投充的庄园），投充庄还可分为纳银庄、投充果园、与投充户。纳银庄与粮庄最大的分别在于：纳银庄多为清代入关后投充设立，有每年规定的缴纳额度，与其它投充户不同的是，纳银庄主要是缴纳货币，投充户则必须缴纳实物与银钱。他在文中还批判了官书《大清会典》记载的土地数字是不能确信的，并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庄头地亩册对老圈庄的土地数字作一个归结，认为他们的土地与优势是胜过新人园的。魏鉴勋、关嘉禄《康熙朝盛京内务府皇庄的管理》[56]主要是对盛京内务府的设置与职掌作了考证，盛京内务府需管理盛京地区的庄园，必须安置丁口、定期清查，办理赋税的征收、庄头的任免及赏罚等诸般杂事，是清代关外极重要的一个皇权机关。他们认为盛京内务府最大的功用在于：“体现皇帝的意志，终极目的是为了多收赋税。”让皇权的声威传到皇庄各个角落。佟永功、关嘉禄《盛京内务府粮庄述要》[57]中，认为粮庄是清入关前拖克索（tokso，庄囤之意）的发展，因此盛京地区的粮庄远比入关后的粮庄来的经验丰富，数目因在康熙朝屡有新设，数目最多，乾隆后日渐减少，原因是撤销、或是庄园编制下的庄头有出旗为民的，庄田还有被招租或典卖的情形。沈微《盛京内务府粮庄概述》[58]与关克笑《盛京内务府棉庄》[59]两篇文章，亦用清代内务府的档案，对庄头的粮庄及棉庄的编庄情形与收取赋税的实况做出考订。

关于榷关问题，榷关是清代财源之一，但清代却把大部分最占肥缺的几个关口都让给了内务府中的包衣来管辖，等于是把户部的权力让给了内务府。何本方的《清代的榷关与内务府》[60]与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所研究员陈国栋的《清代中叶以后重要税差专由内务府包衣担任的几点解释》[61]，对榷关与内务府包衣之间的密切关系都作了阐述，他们都认为清朝让内务府把持重要的榷关收其关税，一方面是皇帝比较信任包衣，一方面是内务府需要这个庞大的财源，才能对多方面人员的支出有所应付。韦庆远《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62]根据史料认为清代对于内务府的抽税及剥削民脂几乎是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皇商范氏原本商业资本雄厚，但经过清朝用多方名义向其征银，终于导致范氏商人世家的破败。林永匡、王熹在《清代长卢盐商与内务府》[63]一文里持有对清代皇权的批评意见，认为清朝对全国的盐商进行了大量的剥削，如逢灾及工程得捐银，逢各种庆典还得报效银两。而清代前期有先盐后课的制度，商人行运和销售长卢盐斤全赖盐斤畅销以资办课，加上还有一商亏折、众商赔补的规定，以致盐商不得不向内务府贷款，更加速了盐商的衰败。

关于皇当问题，皇当一词未见于清朝各种谕旨中，为有别于其它衙门机构设立的当铺，故学者称内务府管理下的当铺为皇当，此类当铺的营利性质是为皇家成员及八旗等成员服务的。韦庆远依据内务府的奏销档与黑图档，写出了《论清代的皇当》、《论清代的生息银两与官府经营的典当业》、《论清代典当业与官僚资本》、《清代康熙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初创和运用》、《清代雍正时期生息银两的整顿和政策演变》、《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乾隆时期盛京地区的生息银两和官店》[64]等文，对清代的皇当基本的设置情形、年代、盛衰及名号都做出了考证，他认为清代的典当业基本上可分为皇当、官当与民当。内务府就是负责管理皇当，而且对官当与民当还有管理的作用。皇当的来源有皇帝下令自府库中拨银建立，有没收其它官当的，管理人员主要是内务府上三旗的包衣人丁，如此一来清代统治者方能放心将财务交其管理。皇当在清代雍正与乾隆皇帝时都受到相当的重视，其受到重视不是因为其利润上的高收入，而是在保证内务府有一定的稳定性收入，皇当有时还成为清代皇帝赏赐给亲信大臣或子孙的礼物。此外他还提到内务府皇当生息银两的问题，生息银两是由内帑拨银到皇当里生出息银，再将息银及余利银等归到内府中，由皇帝及内务府或各旗所衙门等处使用，等于是替清朝统治阶级开创的另一财源。但皇当在乾嘉之后几乎是没落了，这与大清朝国势的衰落及底下官员的贪污与侵吞、经营不善有莫大关系。吴兆清《论清代内务府当铺之兴衰》[65]一文亦对清代的皇庄做出了名称与设置沿革的考订，他在文中还批评韦庆远在《论清代的皇当》一文中所提及的皇当在乾隆年间大体保持在十间左右的说法是有问题的，有许多当铺的来源与去向不明，并不是很好统计清楚的。他又提到满人自身不善经营，将内务府的生息银两自开当生息变成了放债生息，已失去了弥补内务府用度的意义。

４．有关内务府户口及人口问题的研究

清代内务府户口及人口的研究，在早期多半是并入社会经济与官庄问题中探讨。近几年史学界兴起一股科际整合的风气，将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等学科并入史学研究，开创新的途径与方法，清史学界亦不例外。而就内务府的研究而言，运用科际整合方法研究一开始最盛的不在中国，而是在其它地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所研究员赖惠敏在其《清代皇族及其北京环境：人口与社会史1620-192研讨会》一文中，披露出当今两岸研究清代社会与人口史的趋势，关切的角度亦不在是单纯的皇族经济生活，而是将皇族的经济活动与民间的生活及经济活动连结起来 [66]。在研究清代内务府的社会与经济层面，通常使用的档案是奏销档、来文档及户口册。佟永功在《盛京内务府户口册解析》[67]中介绍了盛京地区的户口册，据档案的整理结果，盛京地区的户口册理应自康熙时候就已经产生，只是现存的多以乾隆之后为主。但乾隆到清末的户口册迄今保存完整，可以自其中总结出清代部分地区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此外赖惠敏在《清代内务府官庄的户口》[68]中亦对清代内务府的户口册作了介绍，并自其中用人口学的分析方法，归纳出清代内务府官庄的生育、婚姻、死亡等人口行为。赖惠敏认为自户口册中可显示出女性的纪录特别少、粮庄人数多于银庄，而且在乾隆之后逐渐出现逃丁的行为，这跟他们的生计逐渐贫困有密切关系。在国外有学者李中清（James Z. Lee ）and和康文林（Cameron D. Campbell），利用人口统计学的方法及辽宁地区道义屯的户口册, 写成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1774-1873. [69] 这本书虽然主要探讨的是道义屯地区的人口数据与人口的行为，其研究方法则有助于对内务府其它庄囤研究的类推。但是文中将道义屯的人丁视作为正黄旗汉军，则是将汉军与包衣旗制的淆混。赖惠敏对他们的文章做出了批驳，认为他们太过相信数据，竟然把道义屯中缺乏大量女子数据认作是溺婴现象，她认为这是因为包衣人丁的女性在乾隆以前必须到内务府中去应选宫女，后来乾隆皇帝下令居住盛京的女子不必应选，李中清论述的年代是1774-1873年，刚好是停选女子的时候。而且道义屯人口也不是正黄旗汉军的旗丁，户口册上只写了：正黄旗道义屯人丁户口册，并没有说是汉军，她认为是作者的自行归类 [70]。这可以显示出如果单就部分地区的户口册，对内务府的人口行为做出统计，似乎仍有见树不见林之憾，还是必须藉由其它的专业研究与相关档案做为佐证，在对了解清代八旗制度与内务府的关系方面，方不至于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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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