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是以戒惧而沉毅的心情对待社会和人生的一种精神状态。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仁人志士可以有不同的忧患，或忧君国之衰败，或忧民族之危亡，或忧黎民之困苦，但是，作为一种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又是古今同慨的。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杜甫的“穷年忧黎民”，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莫不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博大而崇高的忧患。这种意识正是中华民族挫而复起、穷且弥坚、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所在。
时至晚清，当中国人面对外敌入侵、内政腐朽、国家危亡的严峻局势，忧患意识更趋激昂。魏源说：“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他受到现实社会危机的刺激，再读《周易》、《诗经》等古代经典，“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通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谭嗣同在甲午惨败后，痛心疾首地说：“使天下大局破裂至此！割心沉痛，如何可言！”这种忧患感使他从佛学中汲取“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雄精神”，遂有后来的毅然献身，面对屠刀，高呼“快哉”，演出戊戌变法最壮烈的一幕。继谭氏而起的辛亥志士们，对国家民族忧患之深广更超迈前贤。
孙中山1894年在檀香山筹建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时，便郁积着对民族危亡的深沉忧患，他草拟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说：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衣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
次年，孙中山草拟的《香港兴中会章程》进一步痛述内忧外患，一再发出“呜呼惨哉”、“呜呼危哉”的感叹。孙中山的忧患，已非旧式的“君国之忧”，而具有新的时代风貌。他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提醒人们区分中国人民和清政府；在《致港督卜力书》中，于揭露“政府冥顽”，“疆臣重吏，观望依违”的同时，强调“天下安危，匹夫有责，先知先觉，义岂容辞！”这是一种以民为本位的救亡图存意识，其忧患的深广，与前贤们不可同日而语。
与孙中山同时代的革命志士，都有类似的对于国家民族刻骨铭心的忧患。邹容1901年东渡日本前夕，目睹国家危亡，民众苦难，作抒怀诗云：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这种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忧患情怀，驱使邹容后来创作出“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的《革命军》。这部书在一切稍有忧国忧民之心的人那里都富于感召力。“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
同邹容齐名的陈天华，其忧患的侧重点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澜。他在《猛回头》中论列这种极端危急的形势：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意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陈天华的忧患更在于“可怜中国人好像死人一般，分毫不知。”故尔向民众宣示：“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须知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万不可丝毫不管，随他怎样的。”他以警世者的身份歌咏曰：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为着唤醒昏睡的国人，陈天华不仅连续撰写《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等激昂慷慨的文字，而且于1905年蹈海自尽，留下《绝命书》，劝勉生者“去绝非行，共讲爱国”，从而将其忧患情致发挥到极致。
忧患意识的唤醒并获得新的含义，是那一时代人们从中古迷梦里惊觉过来的契机。吴樾在描述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说：“予年十三，逐慕科名，岁岁疲于童试。年二十一始不复以八股为事，日惟诵古文辞。”后来，“友人某君授予以《革命军》一书，三读不置，适其时奉天被占，各传报警，致是而知家国危亡之在迩，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这段话是颇有典型意义的。一个饱读诗书的士子，当然蕴藏着经世之志和忧患情怀，但往往被科名所囿，于时势无所闻问，暂处蒙昧之中；一旦经新学启迪和时局刺激，其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义务感顿时勃发起来。以吴樾为例，则断然走向暗杀主义，其思维逻辑是：“夫今日之汉族之民气，其涣散不伸，至于此极……今欲伸民气，则莫若行此暗杀主义。”企图通过暗杀“满酋”激励国人，儆戒清廷。后来他果然携炸弹谋炸出洋五大臣，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实践其“以个人性命之牺牲，而为铁血强权之首倡”的誓言。
吴樾所持“暗杀主义”，自然是一种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广大革命党人虽景仰吴樾的献身精神，却认为“若暗杀又为个人举动，不足以动摇全局。”他们怀抱着更切实、更坚韧的忧患，志在大举，行在沉潜，“欲为大汉复仇，虽汤镬弗惧，遑恤苦也。”许多年轻知识分子鄙视功名利禄，放弃舒适生活，长年在新军下层、会党群中活动，粗衣恶食，历尽艰辛。当革命需要献金时，他们可以典卖家产，直至脱下最后一件衣衫；为革命需要献身时，他们悲歌慷慨，义无反顾。辛亥革命的金字，是由这些“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革命志士的胆略、献身精神和脚踏实地的活动铸造出来的。驱动着这一代英华作出此类义举的，正是对于“危哉中国”的忧患，在他们壮怀激烈的革命行动中，闪耀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苟利国家，不求富贵”一类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光辉。
作者简介
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张之洞评传》、《明清文化史散论》、《明清经世实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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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1885－1905） 清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人，原名绍陶，字蔚丹，又作威丹。1898年开始接受新学。1902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同文书院。次年因剪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发辫，被迫返上海。旋参加爱国学社，投身拒俄运动。四月谋创设中国学生同盟会。同年作《革命军》，宣传革命，号召国民抗御外敌，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自由、独立、平等的“中华共和国”。书由章炳麟作序，刊行于《苏报》，影响甚大。“苏报案”发，自动至上海租界工部局投案，与章炳麟同被监禁，判刑二年。1905年2月瘐死狱中，时年20岁。1912年2月，由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大将军。
陈天华（1875－1905） 清湖南新化人，原名显宿，字星台，号思黄。1903年留学日本，同年参加拒俄义勇队。次年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策划在湖南举行起义。事泄，流亡日本。1905年，在东京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并参与组织中国同盟会。同年，参加留学日本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因忧时感事，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留下《绝命书》万余言，希望以死“警动”人们“共讲爱国”。所撰《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书，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影响很大。
吴樾（1878-1905）清安徽桐城人，原名越，字梦霞，后改孟侠。保定高等师范学堂肆业。1903年创办两江公学，出版《直隶白话报》，宣传革命。信奉暗杀主义，1904年与杨毓麟等组织北方暗杀团。1905年8月，在北京前门车站谋炸清廷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因拥挤和车身震动，怀中炸弹爆炸，当场牺牲。著有《吴樾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