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纂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它所收录的书籍，上自先秦，下迄清代，几乎囊括了从古到今（指修书的乾隆年间）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并且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可以说，它集中保存了中国古代丰富浩瀚的文献典籍，也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因此，历来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的美誉。在18世纪，像《四库全书》这样的文化巨著，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清代乾隆年间，统治者之所以要纂修这样一部超越古今的大书，与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至理名言。说的是夺取政权，建立新的王朝，要依靠武力，但治理天下，绝不能仅仅依靠武力，而必须讲求文治。所谓“以武开基，右文致治”，文治武功也因此而成为衡量历代王朝兴衰、国家治乱的重要标志。而文治的地位居于武功之上，作用也远比武功更为重要。综观历史，历代统治者讲求文治最常用的方法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搜求典籍，编纂图书。历代王朝，也几乎都有访书编书的举措，这在王朝的鼎盛时期尤为如此。诸如唐代统治者下令编纂的《五经正义》（《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确立了儒家经籍注释疏解的官方定本；《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纪传体史书，开官修史书之先河。宋代编纂的三大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均取材广泛，内容渊博，卷帙浩繁，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也被公认为编年体史书的代表作。明代初年编纂的《永乐大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不仅资料采择极为丰富，而且体例编排也颇具特色，有“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之誉。清代历康熙、雍正两朝编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卷帙仅次于《永乐大典》，被视为中国古代体例最为规范、编排最为完备的类书。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不仅构成了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独特的人文景观，而且形成了中国古代盛世修书的文化传统。 

乾隆年间，正值清代的鼎盛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乾隆帝仿效历代统治者的做法，大力提倡“稽古右文”，组织学者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开馆纂修各种书籍，并先后两次下令征访图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第三次征书谕旨下达之后，时任安徽学政的朱筠就此专上奏折，提出了访书编书的四条建议。其中特别提出，翰林院所藏的《永乐大典》一书中收有不少当时社会上已经失传的珍贵典籍，请求派专人进行辑录。由于朱筠的建议既迎合了统治者讲求文治的需要，又与乾隆帝的征书谕旨相吻合，因此，军机大臣议定，立即选派翰林院官员查核《永乐大典》，结果确如朱筠所言。于是，乾隆帝立即下令从《永乐大典》中辑校珍本秘籍，并决定在全国各地广泛征集图书，同时采购社会上流传的通行本，挑选清内廷收藏的图书，再把所有的书籍都汇集起来，统一编排，定名为《四库全书》。一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由此而拉开了序幕。 

乾隆帝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之后，朝廷很快设立了四库全书馆，由皇帝任命皇室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总裁、副总裁，并特别征召翰林院和全国各地的著名学者入馆担任纂修官，从事考核编纂工作。据统计，先后任职四库馆并正式列名的朝廷官员和文人学者达三百六十人之多。其中著名学者如纪昀、陆锡熊、周永年、戴震、邵晋涵、翁方纲、程晋芳、任大椿、朱筠、王念孙等人，都是深孚学界重望的最佳人选。根据书籍的不同情形，纂修工作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当时社会上已经失传的珍本、善本；二是对清代历朝皇帝下令编纂的各种书籍以及宫内各处收藏的图书进行校阅修改，并奉命编纂各种书籍增入《四库全书》；三是对全国各地进呈至四库馆的图书进行斟酌取舍、考证校勘。在众多纂修官的辛勤努力下，许多书籍的真实面貌得以恢复，文字讹误得以纠正，版本源流也得以厘清。 

在全面清理甄别历代典籍的同时，纂修官还进而藉助传统目录学的工具和手段，总结学术的渊源流变，反映典籍的分合存佚，确定图书的进退取舍。这就是与《四库全书》相辅相成的大型目录著作《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它把《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图书分为两类，一类是“应抄书籍”。凡是流传稀少的珍贵古书，《永乐大典》中辑佚出来的珍本、善本，各个学科领域具有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以及有益于实用的书籍，或者虽有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的图书，都列入“应抄”的范围。这些书籍都要完整地抄录下来，也称之为“著录”书籍。其中特别稀见的珍本秘籍还专门送交武英殿刊刻流传，此即《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计收书138种（内4种刻本）。另一类则是“应存书籍”。大体说来，凡是不完全符合正统儒家学说和统治者的价值观念，或者在纂修官看来学术水平不高、价值不大，甚至有错误之处的图书，都列入“应存”的范围。这些书籍不再抄录，只是把它们的书目提要收入《四库全书总目》，也称之为“存目”书籍。在清理甄别、进退取舍的基础上，《四库全书总目》根据传统目录学的正统分类体系，把著录、存目的所有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并于部下分类，类下再细分为各个子目，计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子目。与此同时，《总目》还继承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于各部卷首撰写总序，各类卷首撰写小序，并为《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每一种书籍撰写详细的书目提要，介绍作者生平，叙述典籍内容，考辨篇章文字，评论长短得失。通过分门别类、提要编目的方式，《四库全书总目》不仅成功地建构了一个包罗宏富、组织严密的庞大体系，把《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上万种书籍统括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中国古代典籍和传统文化作了全面的清理和总结。 

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和文明传承的过程中，图书典籍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雕版印刷术产生之后，书籍的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多。为便于保存和流传，人们往往把原来单独流行的著作汇集起来，编成一部大书，刊刻行世，丛书也由此应运而生。南宋以后，丛书的编纂日益受到重视，明清时期甚至成为学术界的一时风尚。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它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二者合计达10254种，172860卷，堪称中国古代丛书之最。可以说，《四库全书》最大的价值和功用，就在于保存典籍，传承文化，为学者的研究提供完整的文献资料。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文献典籍的保存和流传，有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单本的图书，零散的著述，往往容易散失亡佚；而凡是编纂或汇刻为一部大书的，则比较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以明末学者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为例。这是两部分别记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书，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著录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却没有收录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结果，《农政全书》得以流传，《天工开物》却不幸亡佚，直到20世纪初年才在日本发现，转而传回国内。就此而言，《四库全书》把三千多种分散的图书汇集为一体，而且历经二百年来历史的风云变幻，完好无损地保存到今天，并将继续流传后世。这样的作用和功绩，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当然，《四库全书》也并非完美无缺，一些与正统儒家学说和统治者价值观念相悖离，以及与清政权的统治思想和文化政策相抵触的著作未能收录，甚至遭到禁毁，有关科学技术、生产技艺方面的书籍，以及记载国外地理、风土、人情的图书，也收录很少。还有一些收录的书籍遭到不同程度的改易。所以有人说，《四库全书》实际上并不全，此言确实不无道理。但功过相比，其功绩仍然是主要的。因此，《四库全书》至今仍被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古代典籍的渊薮。它与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同样，都是值得我们珍视并自豪的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 

作者简介 

    黄爱平，女，广西桂林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专家。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清代学术以及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四库全书纂修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朴学与清代社会》等，并发表论文一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