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康熙帝亲政及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后，国内大的战事基本结束，清朝统治得到初步巩固，社会趋于稳定。为了适应这种新的情况，清政府在统治思想及文化政策方面做了相应的调整，强化了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的作用，出现了推崇理学的局面。此期间，清朝当局采取的一项重要文化措施就是大力编纂、刊印和颁发儒学书籍。 

编纂、颁发儒学书籍的工作早在顺治朝就已经开始，但由于清政府在当时所面临的各种反抗势力比较强劲，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方面，还不能对文治教化给以更多的关注。康熙时，清朝统治者出于巩固自己统治地位和充分实行文治教化的需要，开始大规模编纂和颁发儒学书籍，为思想学术订立标准，以控制意识形态领域。一时间，各种“御纂”、“钦定”的儒学注解、讲义纷纷出版，一些大型的丛书、类书也相继问世，烘托出一派“盛世”来临的景象。 

清朝 “御纂”儒学经典的工作，是在康熙帝的亲自过问下进行的。一些汉族儒臣和深受儒学浸染的满族大臣则是这项工作的积极推动者。康熙三年（1664）三月，顺天府府尹甘文焜疏请印刷《四书大全》、《五经》等书，颁发顺天府及各省布政司，以备科场之用。礼部的意见是“应如所请”，体现了朝廷在这个问题上的意向。康熙帝亲政后，对文治教化日益关注，多次颁发上谕强调编纂、颁发儒学典籍的重要性。尤其在康熙十年（1671）举行经筵、日讲以后，康熙帝深感现有儒学书籍，特别是一些儒经注解、讲本“篇目粗沉，而裒集未备”，不敷使用，大有重新编纂的必要。他说： 

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备，犹必博采遗书，用充秘府，盖以广见闻而资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艺文，晨夕披览，虽内府书籍，篇目粗陈，而裒集未备。因思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今宜广为访辑。凡经史子集，除寻常刻本外，其有藏书秘录，作何给值采集，及借本抄写事宜，而部院会同，详议具奏，务令搜罗罔轶，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 

在这里，康熙帝不仅把采集、整理典籍看成“盛事”，而且将范围扩大到经史子集，“稽古崇文之至意”得到充分体现。在对儒学经典的整理编纂中，康熙帝出于提倡理学的需要，十分强调要编纂反映程朱理学思想的书籍。他采纳了熊赐履等一班理学士大夫的意见，即“讲明正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把“崇儒重道”具体化为对朱熹的尊崇和对于程朱理学的倡导。对于孔子以后的诸儒，康熙帝最服膺朱熹，多次褒奖，称赞备至，说： 

自汉以来，儒者世出，将圣人经书多般讲解，愈解而愈难解矣。至宋时，朱子辈注《四书》、《五经》，发出一定不易之理，故便于后人。朱子辈有功圣人经书者，可谓大矣。 

他还称赞说： 

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訾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 

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政府决定抬高朱熹在孔庙配享的地位，升附于大成殿十哲之次，对朱熹的推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康熙帝还认为，学习圣人之道，必须遵循程、朱指示的治学途径，即先《四书》而后《五经》，《四书》不仅是通达《五经》的阶梯，而且集中了《五经》的精华。他说： 

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诗》、《书》、《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欹欤盛哉！盖有四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有四子之书，而后《五经》之道备。四子之书得《五经》之精意而为言者也。 

康熙帝推崇程朱理学的思想成为清朝官方在当时编纂、整理儒学典籍工作的指导原则。 

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康熙朝颁发的第一部儒学书籍是成书于康熙十六年（1677）的《日讲四书解义》。以后各种儒学经典讲本、解说以及研习儒学的工具书不断告世，一直延续到康熙六十年。可见，清朝统治者把编纂儒学书籍一事当作一件经常性的工作来对待，其重视的程度于此可见。仅就《清朝文献通考》所收录康熙一朝“御纂”、“钦定”的各种《四书》、《五经》讲本、解义多达十五种（含两种文字学、音韵学书籍），具体情况如下： 

《日讲四书解义》26卷，康熙十六年（1677年）大学士库勒纳等奉敕编；《日讲书经解义》13卷，康熙十九年（1680年）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库勒纳等奉敕编；《御定孝经衍义》100卷，康熙十九年（1680年）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叶芳蔼等奉敕编撰；《日讲易经解义》18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牛纽、孙在丰等奉敕编；《钦定春秋传说汇纂》40卷，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大学士王掞等奉敕编撰；《御纂朱子全书》66卷，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御定，李光地主编；《御纂周易折中》22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大学士李光地等奉敕编撰；《御定音韵阐微》18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大学士等奉敕撰，雍正四年（1726年）告成；《御定康熙字典》42卷，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大学士张玉书等奉敕编撰；《御纂性理精义》12卷，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帝御定，李光地主编；《钦定诗经传说汇纂》21卷，康熙六十年（1721年）户部尚书王鸿绪等奉敕编；《钦定书经传说汇纂》24卷，康熙六十年（1721年）大学士王顼龄等奉敕编；还有《日讲春秋解义》64卷、《日讲礼记解义》64卷、《日讲诗经解义》等。 

以上各书，关于《四书》讲本、朱熹等人著述的编纂出版自然体现了康熙帝对于程、朱的推重，而那些关于《五经》的讲本也多以程、朱的讲解为准。如康熙帝命大学士李光地编纂的《周易折中》，名义为“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众儒之考定”，实际却是以程、朱，特别是以朱熹论《易》为折中的标准。康熙帝称：“《易》学之广大悉备，秦、汉而后无复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来，周、邵、程、张阐发其奥，惟朱子兼象数天理，违众而定之，五百余年无复同异。”这就为该书的编纂确定了基调。康熙帝把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视为论《易》的集大成之作。因此，此二书就成为编纂《周易折中》基本参照系。该书凡例称：“今经传之说，先以《本义》为主，其与程《传》不合者，则稍为折中其异同之致。”论《易》如此，其余论《书》、《诗》、《礼》、《春秋》等书的编纂亦大致如此。 

清朝统治者之所以组织大量人力、物力从事儒学书籍的编纂工作，主要是为了给士人研读《四书》、《五经》确定政治标准，以更好地控制思想学术领域，以免士人“淆于众说”，被“异端邪说”所惑。康熙朝编纂、颁发的这些儒学书籍或者用于经筵、侍讲，成为皇帝进学的读本；或者颁发学宫，成为士人进学的范本，确实起到规范思想与学术的作用。以后，雍正帝、乾隆帝等都以此为范例，编纂和颁发了更多的儒学书籍，进一步发展了清朝的文治教化。只是随着学术风气的转变和理学的衰落，在后来所编的儒学书籍中，理学的色彩才逐渐被淡化。 

作者简介 

史革新，男，1949年生，山西阳泉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清代思想文化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晚清理学研究》、《宏观中国史·乱世卷》、《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主编）、《中国文化通史·晚清卷》（主编）等十余部著作，发表论文8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