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有一座仿建西藏扎什伦布寺的黄教寺院，乾隆将其命名为须弥福寿之庙。这里蕴含着一段历史的往事。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帝的七旬寿辰。这一年，参加万寿节庆祝活动的人，除了蒙古诸部王公、扈从大臣和外国使节以外，还有一位显赫的人物，他就是不辞艰辛来到承德朝觐乾隆皇帝的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巴丹益西。对于他的到来，乾隆皇帝极为重视，并做出周密细致的准备与安排。 

首先，在承德度地建庙，为六世班禅准备居住、讲经之所。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一座占地37900平方米，依山面水，秀丽清幽的庙宇便告落成。寺庙分两部分，前部分的石桥、山门、碑亭、琉璃牌坊为汉式建筑形制，沿一条中轴线对称排列布局。后部分由全寺主体建筑大红台、妙高庄严殿、御座楼、吉祥法喜殿、生欢喜心殿、金贺堂等藏式建筑组成。位于寺庙最北端的是一座汉式琉璃万寿塔，共七层，象征着乾隆皇帝的七旬寿辰。当年，庙内殿堂陈设琳琅满目，极为富丽堂皇。根据清宫陈设档案统计：共有佛像20508尊，佛龛578座，供法器2914件，佛经228套350部7轴941块，佛画514轴，杂项2054单位。对于寺庙的修建、装饰，乾隆皇帝是不惜工本的。以主要殿堂妙高庄严殿、吉祥法喜殿镀金装饰宝顶、行龙脊料瓦片等项为例，造办处原拟只镀金一次，但乾隆特谕“须弥福寿之庙都罡（gāng）殿、住宿楼铜瓦，俱照布达拉庙一样，镀金二次”。 

其次，是精心安排六世班禅的旅途生活和接待工作。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六世班禅率领三大寺堪布、僧职人员，在驻藏大臣、僧俗官员代表约两千马队的护送下，踏上了东进的征程。途中，乾隆皇帝给予六世班禅无微不至的关怀，处处颁敕行赏，站站嘘寒问暖。七月，班禅一行翻过唐古拉山，就接到乾隆皇帝御容像一幅，以表示皇帝在亲自迎接他。六世班禅得知乾隆在赶学藏语以备与其会晤和在热河为之建造行宫的消息，十分高兴。八月，正在江南巡视的乾隆皇帝又颁圣谕，“汝为西方大活佛，今后对御容无庸跪拜，以示优崇，并赐稀世闹钟以供观赏”。年底，班禅一行抵达青海塔尔寺，又接到御赐朝珠、鞍马、哈达等物。因天渐寒冷，六世班禅要在塔尔寺过冬，乾隆特赏御用水獭皮大衣、水獭皮帽给班禅，并特别嘱咐：“见物如晤面，望冬季穿用，速来会晤”。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六世班禅等人从塔尔寺启程继续东行。至阿拉善时，气候渐暖，决定安排班禅一行在此放痘，接种天花，以备免疫。随行苏本（管活佛膳食的人）劝班禅接种，班禅说：“我却无碍，惟汝等将入人烟稠密之地，恐染此疾。”六月，收到乾隆派人赠送的御用金顶黄轿一乘、红黄伞盖各二顶、幢幡四套、仪仗四十件。自此，六世班禅由骑马改乘黄轿。到多伦诺尔时，命御前侍卫丰绅济伦“赐敕书及嵌珠帽、金丝袈裟等物”，并告知班禅，皇帝五月初已赴避暑山庄，佛的居处须弥福寿之庙已落成，寺内陈设齐备，专待驾至。七月，乾隆又派人赐西瓜、香瓜等水果。 

在乾隆的热心关照之下，六世班禅一行于七月二十一日安抵承德。当日，至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朝觐乾隆，班禅等献吉祥哈达、无量寿佛。按照清朝的典章制度，“喇嘛入觐，惟令跪不受其拜”。而六世班禅却说：“古佛宜行拜礼。”既跪又拜。乾隆亲自扶起，并用藏语问佛安：“长途跋涉，必感辛苦。”班禅答：“远叨圣恩，一路平安。”乾隆还打破宫中惯例，导引班禅到宝筏喻、烟波致爽、云山胜地等寝宫佛堂瞻拜。二十二日，乾隆亲临须弥福寿之庙拈香，同班禅一起参观寺内各佛殿，并在禅堂进膳。此后，乾隆又两次去须弥福寿之庙拈香，班禅向乾隆施无量寿佛大灌顶，还赐给小公主法名“四朗白吉卓玛”。八月十三日，澹泊敬诚殿举行万寿庆典时，班禅与乾隆携手同登宝座，接受蒙古王公、扈从大臣和外国使节的庆贺。 

六世班禅在承德月余，日程安排紧凑周密、丰富多彩。乾隆为其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举行四次大型的野宴，其中包括观看火戏、相扑、杂技、赛马、什榜等文体活动；还特命在清音阁大戏楼连续演戏十日。八月二十六日，在皇六子等人的陪同下，六世班禅离开承德，九月初一抵达北京黄寺。十月二十七日，班禅微感不适，乾隆遣御医诊视，发现天花。乾隆亲临问候，并命皇六子加倍注意病情和饮食状况。十一月初一，班禅高烧，乾隆派人送去貂皮大氅、皮褥等物。当日下午四时，六世班禅圆寂，享年42岁。 

乾隆厚祭班禅，亲率王公大臣谒灵，由章嘉国师撰写祈祷文，在黄寺内建起灵堂。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二日，班禅的灵柩由理藩院尚书护送，三大寺堪布扶灵回藏。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为了纪念班禅，在黄寺西侧修建了六世班禅的衣冠石塔，命名清净化域塔。 

六世班禅朝觐乾隆，受到如此的礼遇和优厚的赏赐，甚至当年木兰秋狝（xiǎn，古代指秋天打猎）的大事，都被谕令停止。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乾隆这样做呢？ 

这与清中央政府尊崇、扶持、利用藏传佛教，加强对蒙藏民族的统治有着直接的关系。藏传佛教是公元七世纪，佛教从汉地、尼泊尔传入西藏与藏地的原始宗教相互融合后产生的宗教，在藏蒙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明末清初，藏传佛教中的黄教（格鲁派）在藏蒙民族中得到普遍信仰，渗透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对于大喇嘛“尊之若神明，亲之若考妣”。特别是由于黄教在蒙藏民族中，有着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清政府则“从俗从宜”加以利用。关于这一点，乾隆在《喇嘛说》中亦有明确阐述：“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他还一再强调：“卫藏为黄教兴隆之地，内外诸蒙古，无不以是为宗，所关事体大。”因此，乾隆借助六世班禅赴承德之际，特意安排原定于乾隆四十四年入觐的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改变时间与六世班禅同来陛见。而“蒙古诸藩一闻是事，无不欣喜顶戴，倾心执役”。六世班禅入觐途中为“众生”摩顶赐福，讲授佛法，特别是内外扎萨克、喀尔喀、土尔扈特、杜尔伯特蒙古王、公、贝勒、台吉等上层人物，各献礼品叩谒。乾隆皇帝的这一做法，一方面大大加强了班禅在蒙藏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清政府通过六世班禅密切了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联系，收到“敬一人而千万悦”之效，取得了单纯依靠军事力量难以企及的效果。 

此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西藏的藩属不丹发生战争，英国人波格尔趁机来到日喀则，要求与西藏通商，建立联系，企图单方面与西藏建立外交关系，被六世班禅拒绝。他强调：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的一切要按中国皇帝的圣旨办理。波格尔在日喀则逗留近四月，无功而返。班禅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尊严，受到乾隆的格外赞许和赏识。 

再有一点，乾隆作为一位封建帝王，除了政治活动外，还有自己的个人生活与思想感情。乾隆皇帝以内蒙大活佛三世章嘉为师，听其讲受佛法并接受灌顶。他和这位国师在佛法方面发生密切联系的过程，既是他研究藏传佛教理论和教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乾隆皇帝信仰藏传佛教的历程。因此，对于六世班禅的到来，乾隆表现了超乎寻常的热情。在六世班禅主持须弥福寿之庙的开光仪式后，陪同乾隆皇帝的三世章嘉活佛，感慨万分地对六世班禅说：我在皇帝身边多年，从未见到他如此高兴过……圣上对您专程来祝寿，是十分满意的，他对您的信仰和喜爱超乎寻常！ 

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密切了清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增强了西藏地方对祖国的向心力，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乾隆和六世班禅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 

作者简介 

李建宏， 1972年生于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市文物局博物馆管理科，文博馆员。发表论文有《安远庙探微》、《简述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的步射活动》、《吉祥法喜殿唐卡管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