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经受了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击的清朝，不仅进一步领略了西方的“坚船利炮”，而且被迫扩大了对外开放的程度，更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为了挽救王朝的统治和增强自卫的力量，开始了以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设立新式军队和创办新式企业为主要举措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关键在“洋务”，所谓“洋务”，其本意是办理对外的事务。对外事务历朝历代均有之，但在鸦片战争之前称之为“夷务”。“夷务”一词，就其办理对外事务的涵义而言，本与“洋务”无甚差异，关键在一“夷”字。中国古代史上专指居住中原以东的族群，称之为“东夷”、“夷人”，泛指华夏而外的四方他族，称之为“四夷”、“夷族”，都属于蔑视、贬义的贱称，含有尚未受到文明教化的意思。到明朝时，开始有欧洲人远渡重洋而来，“夷”的范围也就扩大到这些来自远洋的异邦之人，统称之为“海夷”、“外夷”、“番夷”、“蛮夷”、“夷人”，并以其不同的发色或肤色加以不同的称谓，如将红发赤须的荷兰人称为“红毛夷”，将白色人种的英国人称为“白夷”；也有以其不同职业而加以不同称谓者，如将商人称为“夷商”，将官员称为“夷目”，或客气一点的亦有“夷官”之称；还将其所用、所运、所驻的器物和场所称为“夷船”、“夷货”、“夷馆”。因此，将办理外国事务称为“夷务”，自然也包含着蔑视、贬义的贱称。后来，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在籍的户部侍郎罗惇衍（dūn yǎn）说：“地方官自夷人入城以来，每讳言夷务”，“不敢斥言夷字”。这也就是说，“夷”和“夷务”是一种贬斥的语言，在战胜者面前不得不“讳言”之。由此可见，“夷务”一词包含着清朝以“天朝上国”自居，妄自尊大，鄙视他国的观念和心态，既有碍于积极防御外敌入侵，也有碍于主动引进和学习外国先进文明。

“洋务”与“夷务”的区别，也主要在于一个“洋”字。相对于“夷”的贱称属性，“洋”应是一种中性的称谓。“洋”字在中国的使用，虽然晚于“夷”字，但亦早就有之，其最先是指海，后来包含海外的其他国家，如将欧美等西方海外国家称为“西洋”各国，将南方海外国家称为“南洋”各国，将日本称为“东洋”。把“洋”字运用于对外事务方面，在鸦片战争之前已经出现，先是使用于清朝自行的对外贸易事务上。如康熙二十四年（1686年），在广州设立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的机构，称之为“洋货行”，简称“洋行”；又将洋行中的中国商人称为“洋商”，意指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而对外国商人仍称为“夷商”；还将洋行出海运输进出口货物的船只称为“洋船”，而对外国船只仍称为“夷船”；将洋行自行贩运的货物称为“洋货”，而对外国商人贩运的货物仍称为“夷货”。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洋”字也开始使用在外国人及其所带来的外国物品上，如“洋人”、“洋钱”（指银元）、“洋药”（指鸦片）、“洋布”、“洋缎”、“洋参”之类，也有把外国商人称为“洋商”者。随着“洋”字在对外事务和外来事物上使用的逐渐广泛，到鸦片战争前后“洋务”这个词也开始出现，被用来表示所有的对外事务。如1839年7月，江南道监察御史骆秉章的一个奏折就以“整饬洋务”为题，内中还有斥责英商喳吨、颠地“把持洋务”的词句。1840年7月御史陆应谷的奏折中又有“于洋务不无裨益”的话。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除了清朝及其部分官员在对待外国事务中开始使用“洋”和“洋务”之外，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也开始反对清朝及其官员对他们使用“夷”和“夷务”的称谓。1832年时，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胡夏米，因苏松太道吴其泰给他的批文中有“该夷船”字样，便递书抗议，说英国“不是夷国，乃系外国”，称“夷”是对他的“凌辱”。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曾表示再也不能容忍用“夷”来称呼他们了。在1842年的议和谈判期间，英国全权大臣璞鼎查对清朝议和代表耆英、伊里布等人声称：“夷不美，嗣后望勿再用。”当时在场的前吉林副都统咸龄回答说：孟子曾经说过，“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夷”字载于古代典籍，有何不美？试图以文字游戏予以搪塞。但英国方面则坚持不肯撤销原议，双方“争论字义，良久未定”。其结果是：《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以及后来的有关照会中，没有出现“夷”字，而在清朝内部官方文件和私家著述中，“夷”和“夷务”的字样仍在广泛使用。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时，以“洋”和“洋务”替代“夷”和“夷务”的现象进一步扩大，并成为中外不平等条约中的一项规定。1858年初，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后，清朝地方官开始在公文中“称夷务为洋务，又称为外国事件”。这在当时，还是一种地方官屈从于侵略者的直接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所以也有在籍侍郎罗惇衍的竭力反对，上奏朝廷，特意在关防内明刻“办理夷务”字样，借以抵制“洋务”一词的流行。但是，几个月之后，在6月26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1条中便明文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自此，清朝及其官员就不能在公文中和公开场合再用“夷”和“夷务”称呼外国及其人事，否则就是违约。如同年10月，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见到《邸报》所载“上谕”中有“夷船闯入天津”字样，便指责清政府违约。为此，钦差大臣桂良一面照复额尔金，答应“嗣后仍当照约办理”，一面上奏请求凡由军机处发出有关“夷务”的文件，“饬令毋庸发抄，以昭慎密”。从此，有关上谕中“夷”、“夷务”字样遂被“洋”、“洋务”等词所取代，各级官员也自动改变用词，从只用“夷”、“夷务”转变为掺用“洋”、“洋务”。有些明智之士，则从自己新的思想认知出发，自觉改变和放弃“夷”字的使用。如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gān），在1859年所写的《资政新篇》中提出：在对外往来语言文书中，“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骆秉章在1860年径将别人旧作《英吉利夷船入寇记》改题为《洋务权舆》。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以“夷”为师，改变了“夷”字的轻蔑含义，并成为洋务运动的思想源头；后来，在对其所著《道光洋艘征抚记》作重新点定时，便把初稿中所用的“夷”字一律改为“洋”字。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和时间的推移，“洋”和“洋务”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并成为对外事务的主体称谓。

当然，抱残守缺，绝口不谈“洋务”，坚持只用“夷务”者，直到光绪年间也仍然大有人在。就是朝廷也在力图坚持之中，奉旨分别编成于1856年、1867年和1880年的道光朝、咸丰朝和同治朝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都一律称之为《筹办夷务始末》，编纂者也仍在沿用“夷”和“夷务”的字样。

这种对“夷务”、“洋务”的不同态度，以“洋务”代“夷务”过程，反映了对本国和外国实况的不同认知，既是“天朝上国”传统观念的动摇和破灭，又是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和承认；既有被迫接受的无奈，又有向前挪步的足迹，也成为洋务运动中洋务派、顽固派对峙、争论的一种观念上原因。

“洋务”一词的概念，最初与“夷务”相同，主要是指对外通商、议和、接待等事务。到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以后，随着与外国交涉事务不断增多，“洋务”所包含的内容也不断扩展。仅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一最高“洋务衙门”所职掌的事务而言，从成立之初的“专办外交及通商事件”，逐渐扩展为“策我国之富强”的“总汇之地”，兼及朝廷六部的各项职责，如出洋大臣之考核、海关税项之拨存、租界约章之议订、战舰军械之采购、电报邮政之创设、中外讼案之处理、洋教案件之调解、船政铁政之兴建、铁路矿务之开办，统归该衙门主持。至此，“洋务”便成为清朝第一大务、第一要务，终于形成为晚清历史上历时最长、影响重大的一场“运动”。

作者简介

虞和平，1948年生，浙江宁波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化历程》、《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