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沣这个名字，过去知道的人并不多。可是近年来，由于有关清代“历史”的影视剧，如《大清御史》，特别是京剧《瘦马御史》、《宰相刘罗锅》等相继播出和演出，作为大贪官和珅的对立面人物，其名字已渐为人们熟悉。知道他是个“清官”，是乾隆年间的一位不畏权贵、蔑视强暴、敢于抗争、智勇双全的铮铮“御史”。但是影视剧中的钱沣与历史上真实的钱沣还是有距离的。尽管钱沣一生任过许多官职，但他干得最出色、最有成就的还是做“监察御史”这段时间。 

钱沣，字东注，又字约甫，号南园，人们尊他为“南园先生”；又由于他擅长画马，而且画的多是瘦马，故又被称为“瘦马先生”或“瘦马御史”。他生于乾隆五年四月初一日（1740年4月29日），云南昆明人。青少年时期由于其诗、书、画三方面出色，人们称誉他为“滇南翘楚”。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他考取了进士，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他在翰林院任职将近十年，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才被任命为江南道监察御史。 

钱沣出任监察御史前后，发生了以陕甘总督勒尔谨和浙江巡抚王亶望（曾任甘肃布政使）为首的“捐监冒赈案”。此案不仅作案时间长，从乾隆三十九年一直延续到乾隆四十六年，而且涉及官员遍布甘肃全省，结案时被判罪的官员就达194人，其中被处以斩刑的就有57人，被充军发配的有56人，被抄家革职的有35人。 

按照清朝制度规定，陕西、甘肃两省设总督一人，兼任甘肃巡抚，驻兰州，同时亦统辖陕西。另外，在陕西省设巡抚一人，驻西安。每当陕甘总督进京谒见皇帝，或有其他公干不在任上时，则由陕西巡抚代任陕甘总督职务。在勒尔谨任陕甘总督期间，两次离职进京朝觐乾隆皇帝，陕甘总督一职均由当时的陕西巡抚毕沅署理。且他久居西安，以甘肃为邻，因此对于甘肃“捐监冒赈”案的内情，应该一清二楚，但是毕沅却假装糊涂，既不举报，也不揭发。此事经乾隆皇帝指出、点破，他表面上认罪，并愿意拿出三万两“自行议罪银”和二万两“养廉银”作为罚款，“以赎前愆”。乾隆皇帝得到银钱后，也想就此刹车，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刚刚出任御史二十七天的钱沣，却认为即使毕沅没有直接贪弊之行，作为代陕甘总督，也是逃脱不了“包庇”之嫌的，于是立即向乾隆帝上了一本《劾陕抚疏》，弹劾毕沅“瞻徇养患”，“畏避怨嫌”，“甘心从同”，沆瀣一气，酿成大患，罪责难逃。钱沣的奏疏，有理有据，打中了毕沅的要害，使他有口难辩。乾隆帝在这种情况下，也十分尴尬，只好把此案交给刑部进一步查核，并令大学士、九卿、科道议奏；同时令毕沅进一步申诉、辩解，然后再进行裁决。最后乾隆帝下旨说：“现在督抚一时乏员，毕沅著从宽照李侍尧、富勒浑之例，降为三品顶带，仍留陕西巡抚之任，所有应得之俸及养廉永行停止，以示惩儆。倘因停其廉俸，或需索属员，以为自肥之计，一经查出，朕必重治其罪，不能再为宽待也。”由此可见，钱沣初任御史，就敢捅马蜂窝，弹劾陕西巡抚毕沅。 

事后不久，钱沣又在乾隆四十四年（1782年）向乾隆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纵情索贿”，“吏治败坏”，“遇有提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至历城等县仓库亏空”等罪行。 

钱沣这次上疏弹劾国泰，风险无疑更大。因为国泰与毕沅，尽管都是巡抚级官员，但国泰是和珅的亲信、党羽，一直得到和珅的庇护。而和珅当时是乾隆帝宠臣，权倾朝野，人称“二皇帝”。弹劾国泰，无疑是冒犯了和珅。早在钱沣上疏弹劾国泰一事之前，和珅就风闻国泰为官贪婪，官声不好，民怨很大，迟早要出事。为了保护国泰，和珅曾采取欺骗手法，拉上大学士阿桂、福隆安等与自己联名上疏，请求乾隆帝将国泰调回京师任职，企图保护国泰蒙混过关。从此可以看出，国泰在和珅心目中是一个有分量的奴才。所以，钱沣这次上疏弹劾国泰、于易简，无异于摸和珅这只大老虎的屁股，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对此，钱沣事前也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因为他明白，一旦弹劾不成，很有可能会被和珅一伙倒打一耙，栽上“诬告”罪名而遭受“反坐”处罚。他在上疏之前，就做好了弹劾失败而可能受到的“严谴戍边”的责罚，特地向友人邵晋涵借了“钱十千”，以备在发配途中购买食物时“资用”。 

乾隆帝看到钱沣弹劾国泰、于易简的上疏后，感到案情重大，立即作出决定：派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与工部侍郎诺穆亲，偕监察御史钱沣等人，前往山东查办此案。 

和珅奉旨后，当然不敢明抗，但却暗地里搞小动作：一面，他火速派爪牙去山东，给国泰等通风报信，要求他们预作准备；一面，又在前往山东济南的路途中，千方百计拉拢钱沣，企图将其软化、收买。他发现钱沣身体虚弱，衣着单薄，便派人送去食品、衣物，以示关怀。但钱沣忠于职守，不为所动，对和珅实施的小恩小惠，均一一婉言谢绝。到山东济南后，钱沣又不顾和珅的阻拦和牵制，坚持亲赴各地银库，逐一勘察，细心核实，在刘墉的支持、配合下，终于查清了案情。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一日，和珅、刘墉、诺穆亲和钱沣等人来到历城县，因为该县知县事先已得到京师来人盘查仓库的消息，故东挪西借，早已将亏空的库银补齐了。和珅知道该县银库的帑银已补齐，便命令抽取库银数十封查验，结果并无短缺，就打算起身返回行馆。可是细心的钱沣当时就发现库存的帑银“杂色不一”，认为它们多是“市银”而不是“库银”，因为“库银”均为50两一锭，而市银则规格不一。于是就提出“按款对比，逐封弹兑”。结果查出历城县银库亏空银40,000两；接着又盘查该县粮仓，查出缺少仓粮3,000余石。不久又复查了章丘、东平和益都等州县的粮库，也都是库库亏空，最后查得全省共亏空200多万两白银。在事实面前，国泰、于易简不得不承认他们勒索属员的罪行。乾隆帝一怒之下，把国泰、于易简处以死刑。 

钱沣出任监察御史后，挺身而出，弹劾封疆大吏，两战接连告捷，整个朝廷为之震动。因为在清代前期，言官弹劾违法官员的作用发挥得并不好，特别是顺治、康熙年间对言官控制、约束极严，并屡加申饬，谨防其狭私诬捏，以致造成了监察制度萎缩、言路不兴的局面。御史们个个谨小慎微，不敢对内外重臣弹劾，唯恐日后受到打击报复。因此钱沣的不畏权贵、不谋私利、敢言敢为的举动，在人们心中的政声、德声从此雀起，同时在百官群僚当中也引起了巨大反响，使贪污腐败者一时震慑、收敛，使清廉、正派者振奋不已，特别是给言官（谏官）以莫大鼓舞，有的人甚至赞颂其为“鸣凤朝阳，柏府（即指监察机构‘都察院’，又称‘鸟台’）新声”。 

钱沣不仅为官刚直不阿，一身正气，而且为人也清正廉洁，两袖清风。他因为出身寒门，从小便立志向上，刻苦研读，并养成了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品格。他在翰林院前后工作了十来年，一直未把家属从昆明迁至京师，更未在京城置建自己的住宅，而是经常居无定所，过着清苦、孤寂的生活。他始终不渝地固守着儒家“慎独”思想，时时严于律己，保持着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心态。平日他生活十分俭朴，常“携一仆徒行，蔬食大布，晏如也。”有人问他何必这样节俭，他答道：“吾本寒士，少年辛苦如在目前，且为官而惟车马衣服是营，又焉能廉？”钱沣作湖南学政时，总是照章办事，从不受礼纳贿，“按试各郡，绝干谒，不受棚规。”许多当权者“为之致馆馈赆，悉不受。”当时湖南一直流传着“钱来不要钱”的谚语。就是在他父母去世时，由于一时经济拮据，他宁愿典当家产，或向亲朋借贷以办理丧事，也不借机接受别人的馈赠。 

钱沣一生主要活动于乾隆朝的中晚期。乾隆朝在表面繁荣的“盛世”背后，充满着浮华、奢靡，许多人权势和金钱的欲望膨胀，利欲熏心，贪官污吏叠出，腐败大案丛生。钱沣能够坚持操守，不为权势、金钱所诱惑，无私无畏，敢于与一切恶势力作斗争，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对后人也很有启示作用。 

作者简介 

冯佐哲，1940年生，辽宁清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和珅评传》、《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清史与戏说影视剧》等，参与《清代全史》及《清代人物传稿》的编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