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 

对黄遵宪的成就和历史地位，长期以来学术界认识不足，往往只把他当作一个诗人来研究。其实，他是中国近代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思想家、政治家，又是文学家、史学家、民俗学家，当然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本文不打算全面论述黄遵宪的生平和成就，仅就其撰写的《日本国志》一书的内容和意义作些介绍和评述。 

《日本国志》共40卷50万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巨著，也是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的代表作。它大大加强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国志》又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它主张学习西方，效法日本，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在中国实行变法，成为戊戌维新的启蒙读物，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闪耀着异彩。 

黄遵宪为什么要撰写《日本国志》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当时国内对日本研究的状况很不满意，企求以提供日本真实详细的情况来改变中国人对日本的模糊和错误的认识。他多次指出：“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更为重要的是，他出使日本担任参赞官时，已是日本明治维新九年之后，他亲眼看到日本通过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日本变法后日益富强的现象和国内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种种分歧看法，促使他下决心重点考察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制度及其利弊得失。考察的结果使他“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坚定了他在中国变法维新的信念。他曾对驻日公使何如璋说：“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迫，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因此，他编写以介绍制度为主的《日本国志》，大力宣传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的，正是为了“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就是要供国内有志维新之士借鉴，推动中国的变法自强。 

黄遵宪怀着忧国忧民的满腔热情，在书斋中埋头著述，以日本明治维新当镜子，为祖国改革提供借鉴。他把自己的《日本国志》比作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王夫之的政治著述《黄书》。《日本国志》从1878年开始收集资料，1879年进入编写，经历重重困难，凭借其顽强毅力、辛勤的劳动，终于在1887年夏季完成了全书的写作，前后花了八、九年时间，真可谓是呕心沥血的“忧天”之作。 

《日本国志》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卷首的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十二种志，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同时也从各方面阐述了学习西方，效法日本，在中国实行变法维新、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思想。《日本国志》作为19世纪80年代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一部著作，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如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薛福成的《庸盦全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所表达的改革思想有很多共同点，但他是以写日本历史来阐发改革思想的，因而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并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书成后，黄遵宪便在国内奔走请托，希望能通过总理衙门这个官方渠道刊行出版。但是，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庆亲王奕劻等一班大臣，思想平庸保守，对主张变法改革的《日本国志》不感兴趣，将其束之高阁，不予置理。而黄遵宪请托的李鸿章虽权势显赫，但他只热心于学习西方技艺，而对于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在中国实行维新变法，其思想有很大保留，因而对《日本国志》的立意主旨，并未予肯定，其上呈总理衙门的“批文”，对该书的评价也是消极的。因此，《日本国志》迟迟未能出版，而一直拖延到中日甲午战后、马关条约签订后数月，也即1895年秋冬之际，才艰难刊行问世。 

还在1894年春，黄遵宪把书稿寄到法国巴黎中国公使馆，请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作序。薛福成披览全书，连声赞叹：“此奇作也，数百年来鲜有为之者”；并欣然为此书作序。狄葆贤在《平等阁诗话》中也称誉《日本国志》一书，“海内奉为瑰宝”，“由是诵说之士，抵掌而道域外之观，不致如坠五里雾中，厥功洵伟哉”。 

《日本国志》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高的评价，是因为它大大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鸦片战争后，虽然有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但他们关注的重点是西方列强，而对东邻日本并未予以重视，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这样的名著，竟然把日本说成是由对马、长崎、萨山司马（即萨摩）三岛组成。正如薛福成所批评的那样，“于绝远之国尚能志其崖略，独于日本考证阙如”；甚至连明治维新这样的大事，最初也没有马上引起中国朝野的注意，陈其之1874年写的《日本近事记》竟把明治维新说成是一次篡权夺位的政变。唯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才第一次对日本做了全面深入的介绍和研究。更重要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实现富国强兵，同时也不断向亚洲邻国侵略扩张。中国人迫切要求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富强的原因和对外政策，以便处理日益复杂紧张的中日外交，而《日本国志》则回答了这些问题并提供明治维二十一年前日本的国情资料。因此，薛福成认为，每家都应该买一部《日本国志》，“验日本之兴衰，以卜公度之言之当否可也。” 

果然在《日本国志》成书后不到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求和，被迫割地赔款。中国知识分子在痛感奇耻大辱的同时，也更渴望知道日本是怎么强大起来的？为什么能打败中国？据说，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袁昶曾对黄遵宪说：《日本国志》如果能早日发表，可以省去我们对日赔款2万万两银子呢！袁昶曾对此言作过解释：“甲午之役，力劝翁常熟主战者为文廷式、张謇二人，此书若早布，令彼二人见之，必不敢轻于言战，二人不言战，则战机可免，而偿银2万万可省矣。”1896年，梁启超为《日本国志》写的后序也指出：“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之后，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他们把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归结于没能及早看到《日本国志》，这固然是夸大其词，但也反映《日本国志》对于中国人了解日本的意义和价值。 

《日本国志》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还是它宣传了资产阶级变法改革思想，推动了戊戌维新运动。《日本国志》详细介绍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具体历程，成为中国实行维新变法的活生生的教材，也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维新变法的启蒙读物。 

康有为受到《日本国志》启发影响，几乎每次给光绪皇帝上书，都要提到日本。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日本变政考》，有的内容就是参考《日本国志》，甚至直接抄录其原文。 

梁启超则亲自为《日本国志》写后序，对黄遵宪及其著作十分推崇。他指出《日本国家志》“其言十年以前之言也，其于今日之事，若烛照而数计也”；“其志深，其旨远”，因此读这本书应该“论其遇，审其志，知所戒备，因以为治，无使后世咨嗟而累欷也”。 

《日本国志》也引起光绪皇帝和朝内大臣们的重视。1898年2月，在变法前夕，光绪为了吸取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急切地要参考《日本国志》，亲自命大臣立刻进呈，并先后索取两部。后来，光绪皇帝任命黄遵宪为驻日公使，表明他对黄遵宪的器重和赏识。总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对于中国戊戌维新运动产生的作用是不应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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