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积案问题一直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痼疾顽症，它既带给民众深重的苦难，也是吏治败坏的突出反映。

所谓积案，是指各级官吏在审理民事诉讼或刑事案件时，积压拖延，长期不予结案的现象。

本来，对于各类案件的审理期限，清代是有明确规定的。方大湜的《平平言》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审理大小案件，均有限期。”大体说来，州县承审“户婚田土等项”民事案件，限二十日完结。超过限期不到一个月的，官员要“罚俸三个月”，“一月以上者，罚俸一年；半年以上者，罚俸二年；一年以上者，降一级留任”。普通的刑事案件，州县必须在三个月内审毕解到府里，知府须在一个月之内解到臬台衙门，臬司须在一个月之内解到总督巡抚部院，督抚须在一个月内向朝廷“咨题”，合计“统限六个月完结”。如果涉及盗案和命案，则“统限四个月完结”。特大命案，如“杀死三命四命之案”，就必须从快审理，“州县限一月内审解，府州、臬司、督抚各限十日审转具题”（方大湜《平平言》，卷二）。

规定不可谓不清楚，要求也不可谓不严格。但是，封建政治的特点之一，就是制度规定同实际运作往往脱节甚至背离，明文规定是一回事，实际状况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清史稿•刑法志》在讲到这个问题时，加了这样一句话：“然例虽严，而巧于规避者，盖自若也。”这个点评，说到了要害，实在有画龙点睛之妙。

各级官员“巧于规避”，朝廷对于审案期限的规定就变成了一纸具文。积案现象愈来愈普遍，案件积压的时间愈来愈久长，封建法制固有的黑暗和暴虐也就暴露得愈来愈充分。包世臣在《安吴四种》中谈到道光年间的情形说：“江浙各州县均有积案数千”，“积案至多之省”多达“十余万起”。案件积压的时间，“远者至十余年，近者亦三五年延宕不结”。同治年间，据曾国藩统计，直隶“通省未结同治七年以前之案，积至一万二千起之多”。丁日昌描述江苏积案情形则说：“案牍日积日多，甚至有窃案延搁十余年未经审定，谴犯例限久满，仍淹禁在狱者。”（赵晓华《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第82、83页）这里讲到的现象，绝不是个别的特例，其实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从皇帝的上谕、大臣的奏疏乃至社会的时论，都把积案问题作为关注的热点之一，就可以确信无疑。

为什么官员断案，“往往审而不结”，总喜欢“宕延时日”（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呢？原因当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两条。

其一是封建官吏们玩忽职守，漠视民瘼（mò，疾苦）。本来，在行政权与司法权混一的情况下，“断狱听讼”是封建官僚最主要、最经常的政务活动，所谓“讼狱乃居官之首务”。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历经康、雍、乾三朝的名臣田文镜在所撰《州县事宜》中说：“乃有一等阘茸（tà róng，低贱、卑劣）之员，听断乏才，优柔不决，经年累月，拖累无期。”他具体描述了这些官员们面对命案时“悠忽”、“迟延”、“恣意捺搁”，以致审案时“胸无确见，难定爰书”的情况，指出“人命如此，其他可知”。如果说田文镜讲的还只是部分官员的表现，光绪时的一篇时论则把这种现象作为官员的普遍状态来评论，并且讲得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今之为民父母者，往往玩视民瘼，以奔走大吏之门谓为善于奉承，以争逐宴会之场谓为熟于世故，日行公事，视若具文，以致案牍山积，莫不加意，一案淹留，动辄经年累月。”（《皇朝经世文四编》，第752页）试想，官员们一个个热衷于“奔走大吏之门”，“争逐宴会之场”，借此攀附钻营，寻找靠山；拉帮结派，同欲相趋，以此作为升官之捷径、仕途之要诀，哪里还有时间、精力和心思去公平执法，尽心办案？

比这个更加重要、更加直接地促使积案日益严重的原因，则是官员们为了敲诈勒索的需要而有意为之。因为只有案件久拖不决，才能对涉案各方威逼恫吓，曲法弄权，肆意诛求，讹索无厌。正如陈宏谋《在官法戒录》所说：“不知事犯到官，原、被、佐证必有数人，各有生理，讼事一日不结，即一日不得脱身。差役借此索诈，书吏从中舞弊，土棍构衅生波，莫不由延搁而起。故讼未结而家已破者有之，可为寒心。”前引《平平言》也说，案件一旦积压，“门丁乘机诈索，书役乘机指撞，讼师乘机播弄，案外生许多枝节。本小事也，而酿成大事；本易事也，而变为难结”（方大湜《平平言》，卷二）。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官员本身，但谁都心知肚明，在这门丁、差役、书吏、讼师、土棍的身后，正是他们的主子即各级大小不等的贪官污吏。我国历史上向有“灭门刺史”、“破家县令”的民谚，意思是说，地方官长手握重权，如果他们贪赃枉法，无辜百姓便随时有家破人亡之忧。这种情况，到清代并没有什么改变。

清代对于案件的处理，实行的是“有罪推定”的原则，就是首先假定嫌疑人是有罪的，未经审理以前，一切就均按罪犯对待。不仅如此，官府对于任何一个涉案人员，包括原被告甚至证人在内，都可以任意鞠审或者拘押，乃至投入监狱。于是，这些人就都作为待罪之人，成了任人宰割的俎（zǔ，砧板）上之肉。所以，遭受积案之害的，并非仅仅是按封建法制所确定的罪犯，更多的是那些莫名其妙地卷入案件的无辜百姓。

积案泛滥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首先是极大地加重了涉案人员的负担。俗话说：“一人到官，全家不安。”涉案之人，不管有理无理，差役一到，就大难临头。“盖此辈城狐社鼠，假威以逞，其视村农犹鱼肉也。一旦奉差赴乡，声焰俱赫，里巷妇子，畏之如蛇蝎，而且指东话西，大言恐吓，饱噉（dàn，吃）鸡黍，勒索钱文，稍拂其意，辄咆哮詈（lì，骂）辱，莫敢谁何。小民但期无事，惟有吞声受之而已。”（《州县事宜》，《谨差下乡》条） 案件受理之后，更得时时花钱、事事花钱：“两造构讼，自进城做词之日起，至出结归家之日止，无一日不花钱。拖延日久，则花钱愈多；花钱愈多，则富者必穷，穷者必死。”（《平平言》，卷二）“茶坊酒肆，到处皆耗财之地；内胥外役，无一非索钱之人。支吾东西而力尽，逢迎左右而囊空。称贷求情，市产悦吏。一状之事未明，全盛之家已破矣。”（刚毅《居官镜》）

其次是大量涉案人员长期羁押，备受凌虐。由于案件“积久不审”，弄得“囹圄滞满”，竟出现“案犯日多，恐狱中将无地可容”的现象。而当时的监狱，完全是地狱般的生活，陈宏谋《从政遗规》有这样一段描写：“一人入狱，十人罢业。株连波及，更属无辜。且狱中夏有疫疾湿蒸，冬有皲瘃（jūn zhú，冻疮）冻裂。或以小罪，经年桎梏（zhì gù，脚镣手铐）；或以轻罪，迫就死亡。狱卒囚长，需索凌辱，尤可深痛。”许多人就这样既不审讯，又不定罪，不明不白的含冤而死。

再次是妄扳无辜，戕害良善。官吏们有意制造积案，目的就是为了创造更多敲诈勒索的机会。他们的惯用手法，就是物色某些殷实之家，无端的加上一个“事主亲友”或“干证”之类的名称，使之变成涉案人员，便可以予取予求，成为勒索的对象。正如《在官法戒录》所说：“一狱之兴，本案拖累，已自不少。狱吏复指使妄扳，辗转蔓延，甚有因一人而害及数十、百人，因一家而害及数十、百家者。即遇明察之官，亟为开脱，业已筋疲力尽，身家难保矣，岂不可恨！”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使老百姓彻底失去了对封建法制的信任，对官府畏之如虎狼，对法律避之如鬼魅。“官吏以百姓为鱼肉，百姓以官吏为寇仇”，这样，司法危机就不能不转化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作者简介 

李文海，1932年生，江苏无锡人。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有《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历史并不遥远》、《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