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慈善活动比较发达，大量慈善机构纷纷设立，它们所开展的救助活动涵盖了慈幼、养老、恤嫠（lí，恤嫠意为救助寡妇）、助葬和疾病救助等。这些机构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官方为主导的养济院、育婴堂、普济堂等；另一类则是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地方综合性善堂、宗族义庄和工商业者的会馆公所。这些慈善机构的设立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在官方为主导的慈善机构中，养济院完全由政府办理。养济院最早出现在南宋，制度化于元代，至元十九年（1282），诏“各路立养济院一所”。明代则将养济院推广到州县一级。清承明制，随着清政府对全国统治的建立与巩固，养济院制度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养济院要求受救济者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私人财产并处于家庭赡养之外。这个群体处于社会底层，失去了生存能力，最需要外来帮助，在政府实施的有限救助活动中，得到优先考虑。养济院都有定额，按省确立,各省名额从数百到数千不等。各省再将名额分配给所属州县，基本上每州县设立一所养济院。可以说，清代的养济院是平均分布于全国各地的。
尽管如此，养济院受名额限制，还是难以满足日益扩大的救济需求。雍正帝曾要求地方督抚，倡导民间力量在大城市设立普济堂、育婴堂。乾隆元年（1736）则议准“各省会及通都大郡，概设立普济堂，养赡老疾无依之人，拨给入官田产，及罚赎银两、社仓积谷，以资养赡”。（《清会典事例》）用地方公产来保证普济、育婴二堂的设立。育婴堂和普济堂本来是由地方社会主持创设的民间慈善机构，由于政府的介入，两者逐渐带有较强的官方色彩。如“福建省城育婴堂经费，岁拨存公项下银五百两，又拨盐道库羡余剩充公银一千二百两，并以岁收田租、生息等银凑用，与普济堂各半分支，报部核销”。（陈寿祺等《福建通志》）从地方志书中可见，全国绝大多数州、县治，都置有相应的机构。
嘉庆、道光之后，社会救济需求增加，而政府财政困难、官办慈善机构日趋腐败，加上民间慈善机构的兴起，此前由政府主导的慈善活动逐渐向民间转移，新设立的慈善机构也主要由民间主持。一方面，主要依靠民间力量的综合性善堂在一些大城市开始兴起；另一方面，完全由民间办理的宗族义庄和会馆公所（以互助为主要职能）在江南迅速发展。
养济院、普济堂和育婴堂重点解决养老和育婴问题，功能单一。为全面应对各种社会问题，民间力量主持的综合性善堂应运而生，它们实施的活动覆盖面广，规模较大。如嘉庆九年（1804）设立的上海同仁辅元堂，开展的救济活动主要有“一恤嫠，凡旧族孀居，贫苦无依者，月给钱七百；一赡老，凡年过六十，贫苦无依或残疾不能谋生者，月给钱六百；一施棺，凡贫无以殓者，予之棺并灰沙百斤；一掩埋，凡无主棺木，及贫不能葬者，一例收埋。后又建有义学，施棉衣，收买字纸以及代葬、济急、水龙、放生、收瘗（yì，掩埋）路毙浮尸等事。它如栖流、救生、给过路流民口粮悉预焉”。（博润《松江府志》）又如创办于同治十年（1871）的广州爱育善堂，创设于光绪四年（1878）的天津广仁堂，均为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善堂。综合性善堂适应城市发展需要，弥补了官办慈善机构的不足，同时也有助于地方士绅更多地介入地方事务的管理，从而得到士绅的青睐。这些善堂，政府仍然参与监管，但不占主导地位。
至于完全由民间办理的宗族内社会救济和工商业领域的救助活动，发展更不平衡。清代宗族内的救济以义庄为主。北宋皇佑二年(1050)，范仲淹在苏州创建的全国最早的义庄——范氏义庄，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陈奂《济阳义庄记》中说：“范氏设义庄以赡族之贫，至今吴人效法者颇众。”义庄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苏松常三府较多，以苏州最为集中。据潘光旦、全慰天在20世纪中期“土改”时的调查，苏南地区吴县、常熟两县义庄较多，吴县有64家，常熟有88家，其他各县除无锡、武进外，义庄却不多见。
工商业领域的互助活动是通过工商业者组织会馆、公所实现的。会馆、公所主要分布于各城市和商业巨镇，其职能很多，但救助功能较强的却集中在苏州、上海地区，开展救助活动是两地会馆公所主要甚至是惟一的职能。如嘉庆八年（1803）在沪宁波人的四明公所以从事同乡救助为其惟一职能。进入民国时期，在其章程第一条中，仍规定以建殡舍、置义冢为公所宗旨。又如苏州漆作业，在这一时期创立性善公所，“以备同业贫苦孤独、病残无依者生养死葬等事”。
苏州、上海民间救济活动发达，当时人就注意到了。19世纪末，冯桂芬说：“今世善堂义学之法，意犹近古。能行之者，惟我江苏为备，江苏中又以苏州、上海为备，虽都会如江宁、膏腴如扬州，弗逮也。”（冯桂芬《显志堂稿》）两地民间慈善活动的发达程度，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
从地域分布来看，清代慈善机构的平衡程度与政府介入程度成正比：完全由政府开展的救济活动，其地域分布最均衡；政府起主导作用的，其分布比较均衡；民间自行开展的，则最不平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政策和各地经济文化差异等方面进行探讨。
清政府的政策由各州县等地方政府来执行，政府起决定作用的慈善活动，其分布便比较均衡。救济需求是慈善活动存在的基础，无依无靠的孤老、寡妇、残疾人是一个社会的普遍现象，清代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对这个群体进行救助的养济院、普济堂、清节堂应运而生。随着人口的增多、社会的贫富分化，这个群体的数量逐渐增大，而清政府受其财力的制约，仅靠自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号召民间力量来参与。清政府宣布：“凡士民人等，或养恤孤寡、或捐资赡族、或捐修公所及桥梁道路、或收瘗尸骨，实与地方有裨益者，八旗由该都统具奏，直省由该督抚具题，均造册送部。其捐银至千两以上，或田、粟准值银千两以上者，均请旨建坊。” （《清会典事例》）由于各地经济、文化状况的巨大差异，民间社会主导的慈善机构分布极不平衡，多数集中在江南一带。
在民间盛行的儒、释、道三教中均有大量社会救济的思想观念。儒家认为仁者应超越自我去关心他人，这样才能达到仁的境界。佛家讲求因果报应，把布施救济、济贫恤困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途径。道家认为行善可使子孙得到福报。江南文化发达，善书传播广泛，行善的思想相应也得到了广泛传播。从清初开始，好善风气逐渐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盛行。“生长是邦，耳濡目染，因视善善为分内事”。（王国平、唐力行《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一地有了慈善活动，就会带来善行的模仿。比如苏州肉店同业设立公所进行互助的理由是，“苏郡建设各善堂，恤养老幼贫病，施舍棺药，收埋尸柩等项善举，无一不备”。（苏州博物馆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其最终结果就是“东南好义之名称天下”，形成了民间慈善机构分布的不平衡局面。
清代江南地区社会慈善事业的兴盛，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关系。例如晚清上海慈善机构数目的大量增加，与这一时期上海人口膨胀不无关系。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发展迅速，人口剧增，带来各种社会问题。又如晚清工商业领域的互助活动将广设义冢作为重点，与这一时期各大城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地价不断增值有很大关系；再加上交通不便和土葬风气的盛行，工商业者便把帮助安葬死者作为最重要的救助内容。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镇繁荣、商业的兴盛，开展慈善活动需要大量的金钱，拥有雄厚经济资源的商人及其帮助必不可少。晚清上海的善堂领导阶层有越来越多的商人参与，如上虞商人经元善等，都是清末上海著名的“善人”。相对而言，经济较为落后的内地虽不乏各类善举，但缺乏持续、稳定实施救助的慈善机构，与当地经济实力较弱也有一定关系。
作者简介
刘宗志， 1974年生，河南南阳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清代社会救济史，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