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一批欧洲传教士不畏艰辛，远涉重洋，接踵来华。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背景、道德观念、语言礼俗都与欧洲不同。传教士要对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传教，困难很多。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士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以学术叩门而入，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争取士大夫以至皇帝等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支持，合儒补儒，以适合中国习俗的方式传教。按照这套办法，传教士不仅进入了中国，而且进入了宫廷。他们受到崇祯、顺治、康熙等明清两代皇帝的器重和礼遇，与中国学者密切交往，既打开了天主教传播的大门，又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汤若望就是这批传教士中的一个著名人物。 

汤若望出生于德国科隆，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封·白尔（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他来华之前，在欧洲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天文、数学都有研究。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到达澳门，天启二年（1622）进入广东，翌（yì）年（第二年）至北京，在中国生活了47年。 

明朝末年，来华耶稣会士带来了西方的天文数学知识。中国士大夫徐光启等人对此进行了学习和研究，采用西洋新法推算，效果极佳。徐光启奏请开设历局，聘用传教士协助修订历法。崇祯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在北京宣武门内开设历局，传教士邓玉函、龙华民等人均进入历局工作。崇祯三年（1630），邓玉函去世。在徐光启的推荐之下 ，汤若望离开陕西来到北京，进入历局任职。在历局，汤若望与徐光启、罗雅谷等人合作，翻译西方的天文学著作，制造天文仪器，修订历书。经过多年努力，编成了规模宏大的《崇祯历书》。这部书吸收了欧洲天文学的新学说和新方法，是我国古代历书中极为重要的著作。汤若望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徐光启曾向朝廷奏报道：“远臣汤若望等，数年呕心沥血，功应首叙。”徐光启的后任李天经也曾向朝廷奏报：“远臣汤若望等，劳苦功高。” 

不久，明朝灭亡，崇祯皇帝自杀，北京城内一片混乱。汤若望留在北京，精心保护教堂和存放在那里的《圣经》、神像、天文仪器及《崇祯历书》刻版。清兵入城，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内城居民全部迁往外城，以供清兵驻扎。汤若望为了教堂及天文仪器、图书资料的安全，冒死上疏，请求仍留原地居住，并对自己所从事的传教和修历工作做了简要介绍。 

清朝大学士范文程深知天文历法与王朝兴衰的关系。为了表明“新朝定鼎，天运已新”，清廷需要准确地观测天象，颁布历法，以新天下耳目。以范文程为媒介，汤若望得以进入清朝宫廷，修订历法。经过公开验证，清廷确认汤若望的历算准确无误。清廷采用了汤若望按照西洋新法修订的历书，将之定名为《时宪历》，并任命汤若望执掌钦天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任此重要官职的西方传教士。从此，汤若望步入清朝仕途，为清朝皇帝司天，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后来，清廷长期聘用传教士在钦天监任职。钦天监成了传教士与皇帝保持密切联系的通道。 

汤若望学术传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铸造火炮。明朝末年，为了挽救败局，朝廷再三下令汤若望造炮。汤若望终于接受了任务。在他的设计和指导下，明朝成功地制造了一批火炮。此后，明廷不仅让汤若望继续制造火炮，而且命他著书立说，传授火炮的制作方法和使用规则。于是，由汤若望口授，中国学者执笔撰写了《火攻挈要》一书。不过，这部书刻印后的第二年，明朝就灭亡了。清军入关，汤若望转而为清朝效力。《火攻挈要》的实际价值在清朝得以体现。 

在清朝，汤若望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和对皇帝的尊崇，赢得了顺治帝的器重和礼遇。除了执掌钦天监之外，他先后被加封了太常寺卿、通议大夫等品衔，后又授通政使，进秩正一品。从顺治八年到十四年（1651—1657）冬，他不仅成为顺治帝身边一位倍受宠信的老臣，而且与顺治帝建立起了亲密至诚的个人关系，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年轻的顺治帝亲切地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可亲可敬的尊者、长辈、爷爷），不仅特许“玛法”在必要时随时进宫谒见，而且多次亲临馆舍与他叙谈求教。仅顺治十三年、十四年两年间，他就登门亲访达24次之多。汤若望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学问上循循善诱，在国事上忠言直谏，使顺治帝倍感可亲可敬。汤若望的进谏和建议很多。在此，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郑成功抗清北伐时，南京告急，清廷震惊。年轻的顺治帝想迁都。这一怯懦的念头受到孝庄太后的斥责。顺治帝一怒之下，声称要御驾亲征。朝中上下苦谏无效，便请汤若望出面劝阻。为使年轻的皇帝免冒无端风险，汤若望毅然进宫劝谏。他的一片诚心和好言相劝，果然奏效。一场风波得以平息。第二个例子是顺治帝在考虑继承人时，曾征求过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认为玄烨出过天花，主张立玄烨。后来玄烨继位，就是康熙皇帝。 

汤若望竭诚为顺治帝效力，其目的是为了争取顺治帝皈依天主教，或者使顺治帝对教会产生好感，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一条广阔的道路。因此，汤若望利用一切机会，巧妙地向顺治帝传教布道。 

汤若望的苦心并非毫无效果。从这一时期顺治帝的某些言论和行动中可以窥见其影响，而且顺治帝对汤若望的恩宠不断升级，对汤若望所代表的西教西学表现出明显的好感。顺治十年（1653），钦赐“通玄教师”荣称，并发布谕旨，褒奖汤若望。 顺治十四年（1657），钦赐于北京天主堂立碑，御制碑文，并赐教堂匾额“通玄佳境”。 

然而，在博大精深的汉文化面前，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影响又极为有限。汉文化作为中国本土文化而具有的深厚底蕴与优越性，以及清朝统治中国的过程中，必须以儒家学说为指导等一系列原因，决定了顺治帝最终还是选择了汉文化。就在汤若望受宠最隆之时，顺治帝确定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在赐汤若望“通玄教师”的谕旨和《御制天主堂碑文》中，顺治帝就说明了他为汤若望加官进级的原因和目的，表明了他对天主教的态度。 

在赐“通玄教师”汤若望的谕旨中，顺治帝只字未提宗教之事，只是充分肯定汤若望的治历之功，指出：“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yuán，于是）谘（zī，同“咨”）尔姓名，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董率群官，可谓忠矣。”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可见，顺治帝之所以对汤若望不吝封赏，主要是因为汤若望在明清易代之时，修订了应天顺时的历书，以此证明清朝乃顺天而治。顺治帝对汤若望予以重用，加官进级，是表彰他对清王朝的杰出贡献。顺治帝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明确宣布他只崇信孔孟儒家学说，讲求中庸之道；天主教乃西洋宗教，不知其说。 

顺治帝在碑文中又指出：“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juān，清洁）洁，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这表明顺治帝认为汤若望的敬教精神可以借用为忠君思想，他希望清朝官员以汤若望为榜样，忠君尽职。这也正是他表彰汤若望的目的所在。 

然而，顺治帝去世后，康熙三年（1664），汤若望被杨光先弹劾借修历法伺窃机密，犯谋叛罪，被判入狱。后因孝庄皇太后干预，得以释放。汤若望康熙五年（1666）病逝于北京。后康熙帝为汤若望推翻不实罪名，恢复其名誉。 

作者简介 

吴伯娅，195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多部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