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或礼乐教化，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为统摄社会、维系人心的一大法宝。至有清一代更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尤以乾隆朝为显著。
清初，由于时局的不稳、社会人心的隔膜、满汉文化间的冲突，尤其是以理学为政治文化导向的方兴未艾，对礼的诉求，一是不那么迫切，二是时机还不成熟。然而，将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尽管取得了暂时的成效，但随着时势的发展，其局限性也逐渐显露出来。所以，乾隆朝改元伊始，与康熙朝以理学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抉择、雍正朝以吏治为核心的制度化建构不同，更着意于礼文化的张扬。本文以乾隆朝对礼的制度化建设为视点，通过梳理《钦定大清通礼》等的纂辑缘由、经过和成果，揭示其所蕴含的“以礼为治”的政治文化取向。
《钦定大清通礼》：士民遵循的行为准则
乾隆元年（1736）六月二十三日，乾隆帝发布上谕，命开始纂辑礼书，《钦定大清通礼》馆正式启动。
乾隆帝颁发修礼书谕后，清廷即以礼部为核心，组织人员投入此项工作。承其事者，计有总裁、提调、纂修、收掌、誊录等职。人员虽不像三礼（指自乾隆元年开馆，至乾隆十三年最后成书的《三礼义疏》。包括方苞领纂的《周官义疏》、周学健领纂的《仪礼义疏》、李绂领纂的《礼记义疏》，为清兴以来《三礼》学集大成之作）馆队伍壮大，亦不如三礼馆中名儒众多，但其职司所在，且有《大清会典》及前代礼书可资借鉴，操作还是较为便利的。
《钦定大清通礼》一秉乾隆帝“法古准今”之意，依《周礼》吉、嘉、军、宾、凶的顺序（吉礼，尊天祖也；嘉礼，本人道也；军礼，征伐大权也；宾礼，柔远人也；凶礼，以厚于终也），进行排纂。于每篇之首，弁以数言，括其大旨，并在目录依次罗列诸仪之名，以便翻阅。其式则仿唐《开元礼纂》。这些编纂取向，比较符合乾隆帝所期许的本意，即：“是编也，约而赅，详而不缛，圭臬群经，羽翼《会典》，使家诵而户习之，于以达之人伦日用之间，兴孝悌而正风俗。”（《御制大清通礼序》，《钦定大清通礼》卷首）
经过20余年的经营，《钦定大清通礼》五十卷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最后编竣，并付刊行。其间，乾隆帝还曾因此书进呈屡有错误，下旨申饬相关官员，可见乾隆帝对纂辑礼书的重视。《钦定大清通礼》编成，乾隆帝亲为此书撰序，对纂辑礼书的意义加以阐发，体现出他注目于礼，意在使其化为人们的内在自觉，以成理想之治。
然而，《钦定大清通礼》刊刻之后，由于板藏内府，流行不广，故直省士民鲜得观览。这一状况，与纂辑初衷是有很大差距的，与乾隆朝中后期政治关注点的转移（如文字狱的兴起、致力于武功、白莲教的起事等）有密切联系。直到嘉庆朝末期，《钦定大清通礼》才再度受到关注。道光帝继位之后，继续嘉庆帝未竟之业，分门别类，再加增辑，于道光四年（1824）八月，汇为五十四卷，刊刻颁行，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末。
《皇朝礼器图式》：国家典礼器物的标准化
礼图之作，由来已久。乾隆帝既以更新政治、以礼为治为取向，故于钦定《三礼义疏》、《大清通礼》撰成之后，又着意于事关国家典礼、具有皇权象征意义的礼器图式的厘定，即藉器以求其精义，由此而塑造一种凸显国家典礼的文化模式。乾隆二十四年敕撰《皇朝礼器图式》，更彰显出清廷对国家典礼制度化建设的关注。
《皇朝礼器图式》始修于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1763）校刊，共分六门十八卷，计祭器二卷，仪器一卷，冠服四卷，乐器三卷，卤簿三卷，武备五卷。主事者中，允禄曾任三礼馆监理，汪由敦曾任三礼馆副总裁，此时再主持《皇朝礼器图式》馆事宜，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纂辑经验。而蒋溥、何国宗、观保等人，或工诗善画，或长于测绘，或职司武备，他们总裁馆事，亦属本色当行。
《皇朝礼器图式》于乾隆二十八年校刊之后，乾隆帝又组织人员对此书加以校补，至三十一年（1766）完成。福隆安等所谓“治定功成之会，弥著中和；礼明乐备之辰，式彰美善”，即体现出校补的用意所在。但是，乾隆帝强调衣冠沿袭满洲旧俗，则反映出其狭隘的民族心理意识；同时也反映出满汉文化虽整体上趋于融合，但其间的隔阂，历经百余年仍难以消除。
《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凸显和规范满人礼仪
如果说《钦定大清通礼》意在为汉人民众制定行为规范的话，那么《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则是在彰显满洲习俗导向下对满人礼仪的一种规范。
乾隆十二年（1747）七月，当《钦定三礼义疏》已经完稿、《钦定大清通礼》正在紧锣密鼓地纂辑之际，乾隆帝于初九日颁布上谕指出满人祭神祭天中存在的问题，这一状况，事关满人的民族个性，更关乎满洲内部的一致性，以及满洲礼俗在满汉文化体系中的正当性与主体性。乾隆帝认为：“若不及今改正，垂之于书，恐日久讹漏滋甚。”此即《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编纂之缘起。
承其事者，有允祹、允禄、弘昼等亲王；还有傅恒、阿岱等一时阁部重臣，足见其对纂修《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重视。
诸王大臣对于祭神祭天的奏议、故事、行礼仪注、祝辞赞辞、器用数目、图式等，详悉胪（lú，罗列）载，每一卷成，即缮本呈进，而乾隆帝“复亲加核改”，遂成书六卷。经过此番经营，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所存在的“礼节相沿，未有载籍；而所用祝辞，口耳相传，或字音渐淆，转异其本”（纪昀等《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案语》，《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首）等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规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编纂，在凸显满洲祭神祭天典礼遗风的同时，亦蕴含着整合满汉文化的意向。
除以上诸书之外，乾隆朝所修《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志》、《清朝通典》，于礼制沿革和建设，亦皆有阐述，以彰显“诸治神人而和邦国，定损益而酌古今，宏纲巨目，皆前代未有之隆仪，为百王之巨范”的政治文化取向。若再结合《大清会典》、《事例》及《礼部则例》有关礼的制度化建设和规范，可以看出，乾隆帝对礼的关注和逐步整合，是颇有系统性的。诚如时人所言：“钦惟我朝圣圣相承，重熙累洽，规模隆盛，载在册府，垂法万世。有《大清会典》、《则例》以详其制度，有《皇朝礼器图式》以著其形模，悉经睿裁，订定损益，折衷至为赅备。至于仪文秩序，条理灿然，则《大清通礼》一书，准彝章而垂定式，并非前代礼书所能及其万一焉。”（《清朝通典》卷41《礼·吉一》第223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这也正彰显出乾隆朝政治文化之新取向。
总之，乾隆帝既然以寻求“内圣外王”为致力方向，故其具体操作，一是注目于《三礼》意蕴的抉发，即藉纂修《三礼义疏》对此一意向的学术、理论论证；而为了将这个意向切实落实，乾隆帝又采取了其他更具操作性的政治举措，即纂辑《钦定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和《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如此，乾隆帝对礼的关注和讲求，既有了思想的依据，又有了制度的可操作性。思想和制度的结合，遂使清廷的政治文化抉择，明显地体现出“以礼为治”的特征。
当然，乾隆帝“以礼为治”的政治文化取向，乃就其大体主导意向而言。事实上，在具体的政治操作中，礼之和谐性和规范性的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至于对作奸犯科等违反、危害社会行为的制裁，还需律法来加以惩治。《大清律例》、《大清会典事例》以及则例等的不断纂修、增补，即是针对此一情形而设的。尽管律例在实践层面比礼的适用性更强，但在统治者的观念中，律例始终处于“弼教”的从属地位。这一理念，体现出清廷对礼与法之以礼为主、兼资其用的取舍旨趣。而需指出的是，尽管乾隆朝在礼制建设方面做了一定的努力，但限于时势，其在现实运作中的实施程度和效果则与其设想是有很大差距的。这一历史现象无疑为后世寻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镜鉴。
作者简介
林存阳，1970年生人，山东省济宁市任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政治文化史，尤以清代《三礼》学为主攻方向。参加、主持多个重大学术研究课题，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