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处亚洲的东部，地域辽阔，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形成了东亚季风、西北干旱半干旱和青藏高寒等三大自然地理区。由此而逐渐形成了从事农耕、畜牧、采集和狩猎等三大经济区。清代中叶以前我国历史上疆域变化，实质上是由三大自然区决定的三大经济区之间的交融与争斗的表现。 

18世纪中叶，清代前期统一帝国的形成，是将农耕、畜牧、狩猎采集三大经济区融合于一个政权，是三大经济区的民族在长期相互交流、融合的自然结果，有利于三大经济区之间的和平协调，大大减少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性，为各经济区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安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我国传统上，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均认为其统治的核心地区是所谓“九州”，为天下之中。“九州”之外有甸、侯、绥、要、荒等五服。五服之外，为四海，即蛮夷之地。他们认为直接统治的农耕区是中国本土，其周围四夷均为臣属之地，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四夷的文化远落后于中原，只是臣服朝贡关系，无须有明确的界域。 

今天大家公认的表示国家领土的“版图”一词，在我国古代是指中央王朝派官直接控制和治理的人口和土地。所谓“国家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版，即版籍，人口统计数字；图，即所据有土地的地图。我国数千年传统农业社会，土地和人口，是国家统治的基础。而对农耕区以外周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羁縻的统治方式，政治上臣服于中央，经济上不纳赋税，不服劳役，与内地农耕区不同。因此，朝廷往往将这些地区不包含在当时版图的观念之内。 

清初，康熙帝巡视到蒙古喀尔喀部时还曾说：“昔秦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可见“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新疆”一词，在康、雍年间已经出现，并非指今新疆，而是指贵州、云南、湖南、四川等改土归流后，中央派官直接统治的地区。可见清代前期的疆土、版图概念与近代民族国家的疆土、版图概念大为不同。  

18世纪中叶，乾隆平定西北后，帝国疆域最终完成。以后随着国内外和世界形势的变化，朝野对版图、疆域、边界等概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内外两方面因素促成的。 

内因是：经过康、雍、乾三朝的经营，社会相对稳定，内地与边区的交往日益密切，边疆、内地“一体化”进程加速，大一统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华夷之别，逐渐为中外之别所替代。特别是乾隆中期全国疆域的奠定，在朝廷高层人员中，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意识已经形成。其时对疆土、版图的认定，已经不限于传统的版和图了。乾隆时平定新疆后，谕曰：“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要求在天津、宁波等港口泊船贸易，乾隆答曰：“天朝疆界分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搀杂。……天朝尺土俱归版图，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这固然是封闭锁国政策，但也明显反映了强烈的国家版图的意识。 

这种大一统版图意识，还反映在康、乾、嘉三朝《大清一统志》的修撰上。中国有撰写全国总志的传统，其内容是反映全国疆域、政区、山川、户口、物产、古迹等等，为统治者提供疆土情况，以便治理，同时也有炫耀盛世之意。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开始编纂《大清一统志》，完成于乾隆五年（1740）。乾隆二十九年（1764）因新疆内属，又重修《一统志》，完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后嘉庆十六年（1811）开始第三次纂修《一统志》，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完成。故定名为《嘉庆重修清一统志》。《嘉庆志》在边疆统部范围、门类、辖境、边界等方面，大大超过《康熙志》、《乾隆志》，并附有反映全国疆域的“嘉庆大清一统舆图”，其范围“东尽费雅喀，西极葱岭，北界俄罗斯，南至南海”，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完备、质量最好的一部地理总志。这三部《一统志》修撰的过程，反映了统治者心目中，大一统疆土意识的形成。 

引起清代对版图等概念变化的外因是：清朝与西方政治势力和文化接触后，开始加强了自我认同的意识，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逐渐产生。 

（一）中俄《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的签订，大大冲击了传统的疆土观念。《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按照国际法的规则与外国订立平等互惠的边界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在条约里，“清朝”和“中国”已经互称，这时“中国”一词已有近代主权国家的意义。雍正五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中俄中段边界。这两个条约的签订，对清朝统治者传统的边疆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使统治者明白了一国疆土必须有明确的界线，以保证领土不受侵犯。 

（二） 16世纪西洋耶稣会传教士在地理大发现背景下，带来的地理学知识，对中国固有的天下、中国、疆土的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晚明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职方外纪》以及清初南怀仁《坤舆全图》的传入，使一部分中国士大夫阶级开始知道了地球、五大洲，令他们开始有了“世界意识”，并激励他们去了解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以及疆域和领土的范围。康熙帝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渴望对清朝的版图有一个新的更全面的了解，于是在耶稣会传教士协助下，完成了经过实测经纬度基础上绘制的《皇舆全览图》。以后乾隆时又据新平定西域实测资料，绘制成《乾隆内府舆图》，这不仅是一幅历来被认为是奠定了今天疆域版图基础的中国全图，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其覆盖面积远远超过《康熙图》。到了《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时所附《皇朝一统舆图》则标出了盛清疆界：北到外兴安岭，西到帕米尔和后藏的阿里地区，东到库页岛，南到南海。这是近代民族国家的标志性要素中国生成的写照。 

（三）清代中叶以来，有两股学术潮流影响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对疆土、版图的认识：一是清中叶开始，延续至晚清的边疆史地之学。清代中叶开海禁以来，一部分有识之士有感于对自己国家的懵懂无知，对地理学的研究开始“由古而今，由内而趋外”。同时，由于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对中国朝野震动极大，士大夫阶层怀着割地之痛，掀起了研究边疆史地的热潮，出现大量研究边疆史地的著作，促进了中国士人现代国家疆域的概念形成。二是鸦片战争前夕，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一批西方地理学书籍开始传入东南沿海城市，受到了一批意欲了解中国以外世界的中国士大夫阶级的重视。魏源《海国图志》和徐继畬（yú）《瀛环志略》的问世，是我国近代最早向国人介绍西方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在当时社会引起了极大轰动。通过两部著作所绘制的世界各大洲的地图，朝野知识界开始认识到，原来传统认为中国是天下之中，周围全是落后的四夷的观念，是何等的落后。这对长期以来落后封闭的疆土观念，展开了明亮的窗户。 

到了晚清，对国家疆土、版图已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晚清国家机构改革，将原先与西方列强交涉的“抚夷局”，改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末又改为外务部，以及边疆地区设置行省，内地、边疆的一体化等等举措，都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物。“版图”一词，到了晚清则又具有代表现代国家国民法定身份“国籍”的含义。如镇压太平军的洋枪队长美国人华尔，1861年加入中国籍，以后华尔阵亡，取而代之的美国人白齐文也于1862年加入中国国籍，后因白齐文不听调遣，遵照中国法律治罪，革去三品顶戴。这说明“版图”已从传统的版籍和土地含义，发展成为国家法定主权的意义了。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完成中华民族国家的朝代。18世纪中叶以后，在内外诸因素推动下，最后不得不放弃封闭落后的“天下观”，融入世界政局的大潮流中，终于产生了具有近代国家意义的中华民国。 

作者简介 

邹逸麟，1935年生，浙江宁波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学。长期参加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工作。有《中国历史人文地理》、《椿庐史地论稿》等多部著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