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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镜鉴        

目 录

政治
清代对疆土版图观念的嬗变[邹逸麟]

清代积案之弊[李文海]

为政以通下情为急[李文海]

清代京官升迁中的循资与特例[刘凤云]

乾隆帝惩贪屡禁不止的原因[刘凤云]

清朝第一大贪污案[倪玉平]

紫禁城之变[李尚英]

嘉庆朝花杰弹劾戴衢亨案[朱诚如]

清朝最大的银库案[倪玉平]

清季《钦定宪法》起草始末[王晓秋]

清代法律中的“犯罪存留养亲”[林乾]

经济
清代中国生态环境演变主要趋向及特点[朱士光]

乾隆初期“禁酒令”的讨论与颁行[陈兆肆]

从乾隆帝误读人口数看人口统计制度清前期[侯杨方]

“中国皇后号”:开启中美早期的贸易[李国荣]

晚清劝农桑、兴水利的重农政策[郑起东]

清末企业垄断与中国商战的失利[郑起东]

社会生活
清代慈善机构的地域分布及其原因[刘宗志]

清代的粥厂[王林]

清末东北鼠疫及政府的应对[朱浒]

辛亥风潮与长江大水[朱浒]

清代的走西口[刘平]

思想文化
乾隆朝礼制建设的政治文化取向[林存阳]

东学西渐的先行者[史革新]

《清史稿》仅成一稿的教训[赵晨岭]

边疆民族
清代 “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赵云田]

清朝的驻藏大臣[赵云田]

清代的金瓶掣签制度[赵云田]

清朝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吕文利]

有清一代治理台湾的政策评议(上)[何瑜]

有清一代治理台湾的政策评议(下)[何瑜]

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形成与问题[刘平]

“台湾民主国”的性质及其影响[唐博]

晚清领土丧失备忘录(上)[厉声]

晚清领土丧失备忘录(下)[厉声]

对外关系
康熙帝与法国科学传教团[李景屏]

赴天津投诉案[吴伯娅]

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晚清留美幼童[王晓秋]

晚清留欧船政学生[王晓秋]

清末留日热潮[王晓秋]

“师夷长技”与“全盘西化”[杨东梁]

军事
清代边疆驿传与帝国安全[刘文鹏]

晚清海权观的萌发与滞后[杨东梁]

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消极防御、保船避战的方针[史革新]

马江风云的反思[杨东梁]

人物
清朝惟一的汉族公主[吴伯娅]

“香妃”其人与“香妃墓”释疑[赵云田]

耶稣会士汤若望的在华活动[吴伯娅]

康乾两帝盛开“千叟宴”[李治亭]

晚清留欧船政学生

王晓秋

 

1875年(光绪元年),清政府在派出第四批幼童留学美国的同时,也开始了派遣学生留学欧洲的试探。同年3月,命福州船政局法籍监督日意格率领5名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赴欧洲英、法两国参观学习。以后从1877年至1897年,清政府又先后派遣四批共约80名学生留学欧洲。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是从福州船政学堂学生中选拔的,赴欧主要学习海军的造船和驾船技术,故史称晚清留欧船政学生。 

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造船厂,简称闽局、闽厂)是闽浙总督左宗棠在1866年创办的,地点在福州马尾。船政局还附设船政学堂,以造就人才,初名求是堂艺局。同年10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举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接任福建船政大臣。1867年1月,福州船政学堂正式开学,分为前后学堂。前学堂(又称制造学堂)聘法国教习,主要学习船舶制造与法语。后学堂(又称驾驶学堂),聘请英国教习,主要学习航海驾驶和英语。学生除在课堂学习外,还要去工厂或舰船实习。福州船政学堂成为中国早期海军人才的摇篮。 

1873年底,沈葆桢等上奏建议派船政学堂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之方”、“驶船之方”,必可“事半而功倍”。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也表示赞同。1875年借船政局法籍监督日意格奉命回法国购买机器之便,让其带领5名船政学堂毕业生赴英、法两国参观学习。学习驾驶的学生刘步蟾、林泰曾在英国海军学校学习一年后,随日意格回国。而学习制造的学生魏瀚和陈兆翱则留在法国造船厂继续学习。这是官派留欧船政学生的先声。1876年李鸿章又派卞长胜等7名淮军青年军官随德国洋员赴德国学习军事技术。但是由于他们未经培训,缺乏专业知识和外语基础,加上洋员的欺压和刁难,没取得什么效果。清政府决定还是从福州船政学堂选拔优秀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和驾驶技术,留学年限定为3年,经费则从福建厘金、关税和船政局经费中提取。 

1877年3月31日(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第一批留欧船政学生30人,在留学监督日意格和李凤苞的率领下从福州启程,经海路抵法国马赛港。学习驾驶的12名学生赴英国留学,刘步蟾等6人先上英国军舰实习。严复等6人则进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学习造船的有18名学生,加上两年前抵法的2名,共计20名在法国留学。魏瀚等9名进入瑟堡造船工程学校和土伦海军士官学校学习,其他则进入矿务学校和各工厂实习。第一批留欧船政学生在1880年前后陆续回国。 

1882年又派出第二批福州船政学堂留欧学生10名。其中8名制造学堂学生,2名驾驶学堂学生。留学法国的有5人,1人进巴黎土木工程学校,3名就读于枫丹白露炮兵学校,1人到火药厂实习。留学英国的2人进入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并到英国军舰实习。另有3名学生派到德国柏林施瓦茨科夫工厂学习武器制造。 

1886年,由于海军发展的需要,又派出第三批船政留欧学生33人。其中不仅有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29人,还有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生5人。其中14名学制造的学生赴法国留学,补习一年法语和理科课程后,分别进入工程技术学校和巴黎大学法学院。另外19名学驾驶的学生则赴英国留学,有的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有的直接随英国海军舰队实习。 

1891年以后,清政府曾筹备派遣第四批留欧学生,但因北洋大臣李鸿章与闽浙总督卞宝弟为分配北洋水师学堂与福州船政学堂派出学生名额一事争执不下,加上英国政府的阻扰而耽搁。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又遭全军覆没。直到1897年,福建船政大臣裕禄奏请再派留欧学生以整顿船政。于是同年6月又派6名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赴法国学习制造。他们先是免试进入造船和土木工程学校,但由于程度不够又被转入预科班补习。1900年因福州船政局财政困难,新任船政大臣许应骙(kuí)奏请召回留欧学生。因此第四批留欧船政学生在法国学习不满三年就半途而废,被撤回国内。 

晚清留欧船政学生与晚清留美幼童有许多不同。首先是他们出国时年龄较大,一般在二十多岁,比较成熟,而且都是从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选拔的优秀学生,文化、专业素质与外语基础比较好。其次是派遣的目的较明确具体。就是为了发展中国的海军和造船事业,派学生去当时被认为世界上海军最强大的英国和造船工业最发达的法国留学,以培养中国自己的海军人才(“良将”)和造船人才(“良工”)。第三是留学期限较短,学用结合,成效显著。留美幼童预定学习期限为15年,而留欧船政学生一般为3—5年,且多数能如期学成归国服务。留欧船政学生留学期间除了在各类学校学习专业知识、技术外,还被安排到英国军舰或法国工厂实习,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再加上他们自己刻苦努力,因此多数学生学习成绩优良,成效显著。 

回国后,这些留欧船政学生成为中国早期海军和造船工业的骨干,为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和工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有些留欧学生还在反侵略战争中血洒疆场,英勇献身。北洋舰队的主要海军将领和大部分军舰的舰长(当时称管带)几乎都是留欧船政学生。他们在北洋海军建设和甲午海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如北洋舰队的左右翼总兵(相当于舰队副司令)是第一批留欧船政学生刘步蟾和林泰曾,他们不仅负责舰队的训练、管理和作战指挥,而且兼任北洋舰队两艘最大的铁甲主力舰“定远”舰和“镇远”舰的舰长;在黄海海战中沉着指挥,英勇奋战;在威海卫海战中,血战到最后,拒绝投降,自杀殉国,保持了民族气节。留欧学生“经远”舰长林永升、“超勇”舰长黄建勋在黄海海战中,勇猛作战,壮烈牺牲。“靖远”舰长叶祖圭、“来远”舰长邱宝仁等也表现英勇。民族英雄、“致远”舰长邓世昌也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曾赴欧洲英国与德国学习、考察过一年。清末,留欧船政学生萨镇冰曾任海军大臣。民国时期,刘冠雄、萨镇冰、李鼎新先后出任北京政府的海军总长或海军总司令等职,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海军建设的核心人物。 

在造船和工程技术、武器制造等方面,晚清留欧船政学生也有许多贡献。如第一批留欧船政学生魏瀚回国后,负责福州船政局工程处,自行设计制造了一批军舰和轮船。他后来还做过铁路会办和汉阳机器厂总办。留欧学生陈兆翱归国后任船政局蒸汽机制造总工程师。陈才瑞从德国留学回国后,创建了船政局的鱼雷车间。 

晚清留欧船政学生中还有一位杰出人物,那就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他是福建侯官人,因家境贫寒考入官费的福州船政学堂,在后学堂学习航海驾驶和英文,5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还曾登军舰出海实习。1877年作为第一批留欧船政学生留学英国,进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与其他留欧船政学生不同的是,他除了学习军事技术外,还注意观察和研究英国的政治与社会。他曾经到英国国会和法院旁听,访问英国工厂、学校和商店,研读各种西方名著,还与当时驻英公使郭嵩焘讨论时事和学问。1897年回国后,严复被李鸿章委任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后升总办(校长),为培养海军人才作出了努力。但他对中国现代化的最大贡献还是翻译了《天演论》等西方名著,宣传进化论,鼓吹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在当时影响极大,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民国初年,他还担任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后的第一任校长。此外,与第一批船政学生一起赴欧洲留学并兼作使馆随员的马建忠,进入法国政治学院学习政治和国际法,并通过考试获得文科硕士学位。他后来也成为著名的改革思想家和外交家。还有留欧船政学生兼作使馆翻译的陈季同也进入法国政治学院学习法律和文学,他用法文撰写了《中国人的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等介绍中国文化的著作,也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作者简介 

王晓秋,1942年生,江苏海门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近代史、晚清史、中日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主要著作有《近代中国与世界》、《近代中国与日本》等多部,并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等书,发表论文二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