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几个国家在近代经历了一个被沙皇俄国从中国清朝的影响之下逐渐剥离的过程。《清史稿》将上述地区的民族、部族归入属国之列，该书列传《属国四》中，在浩罕名下附有布鲁特、哈萨克、安集延、玛尔噶朗、那木干、塔什干、巴达克山、博罗尔、阿富汗诸条。新修《清史》卷目大纲中将上述哈萨克、布鲁特等列入《典志·邦交志》上卷《南亚、中亚诸国篇》之中，该篇第二章《与浩罕等国宗藩关系的兴衰》中有一题即为“与哈萨克部落的宗藩关系”。
有清一代的中亚国际舞台上，有中国清朝和沙皇俄国的直接影响，还有英帝国的间接影响。因此，这片广阔的地域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形成今天的中亚诸国，但各种势力的交互作用却使今天中亚新局面的形成有了历史的前提，现将清代中亚地区乌兹别克、布鲁特、哈萨克诸族与清俄两大帝国的关系略作简述。
一、清代的乌兹别克
乌兹别克人的祖先原是蒙古金帐汗国的游牧人。16世纪左右，他们离开锡尔河和咸海以北的月即别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游牧地带，跟随昔班尼汗南下河中（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地方），摧毁当时统治河中的帖木儿后王政权，逐渐吸收当地民族，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河中地区的统治民族。
乌兹别克人先后在中亚建立了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两国之间互争雄长，战争不断。同时，两国统治者对内实行残暴统治，民众生存艰难，导致社会经济逐渐凋敝。进入18世纪以后，两汗国面临的内外环境越发不利：西南面兴起了强大的波斯纳迪尔沙政权，南面的阿富汗则崛起了杜兰尼帝国，阿姆河以南的乌兹别克人地区被其吞并。在东南部，先是蒙古准噶尔部威逼中亚，后在50年代中后期，清朝一统新疆，中亚各政权和清朝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几乎与此同时，北面的俄罗斯帝国也在向中亚步步紧逼。在强邻环逼的形势下，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之间仍然战争和内讧连连，双方都无可救药地走上了衰朽之路。此时，处于布哈拉汗国边缘地带费尔干纳盆地的乌兹别克明格部落趁机发展自己的力量，建立了浩罕汗国，或称费尔干纳汗国。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清朝与乌兹别克各政权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与浩罕汗国的关系。清人认为浩罕有四城，分别为安集延、玛尔噶朗、那木干和浩罕。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朝将领兆惠追捕霍集占兄弟进入浩罕境，得到当时的浩罕统治者额尔德尼的礼遇，并称浩罕“思慕”清朝的强盛，“奉表请内附”。1760年，清“遣侍卫索诺穆策凌赍（jī，带着）敕往谕，额尔德尼率诸伯克郊迎成礼”，“是为浩罕属中国之始”。其后，在额尔德尼及其继任各代伯克统治时期，不定期遣使入贡。当时，清政府将节制浩罕的职权授予驻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大臣。浩罕和新疆之间在初期主要表现为商业关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浩罕逐渐由清朝的藩部变成了愈演愈烈的边患，表现为浩罕政权庇护从新疆逃往其地的和卓后裔，支持其割据活动。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以降，逃往浩罕的和卓萨木萨克次子张格尔在浩罕马达里汗的支持下屡次窜入南疆作乱。1826年（道光六年），张格尔又与浩罕勾结窜犯南疆，各城被破以后，“浩罕兵尽得府库官私之财，并搜括回户殆遍”。清将杨芳带兵追至阿赖岭，不料遭浩罕兵埋伏，几乎全军覆没。道光八年，清军俘获张格尔，钦差大臣那彦成令浩罕交出其家属，遭到拒绝。清政府遂以断绝互市、没收浩罕在新疆商人的财产作为报复。但浩罕并没因此收敛，反而奉张格尔之侄玉素普为和卓，纠集大批人马再度入寇新疆，围攻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等地，并将抢去的财货运往浩罕。
面对边患，清政府颇为头疼。钦差大臣长龄提出了“振威为上，羁縻次之”的安边方略，意图以清军在当时比较先进的鸟枪对抗浩罕骑兵，外联布鲁特、哈萨克等备受浩罕欺凌的部落，吸引浩罕的对手乘衅并起而一举灭之。除了武力征剿，还要辅以“羁縻”之策，也就是重开通商关系。清政府采纳其建议，恢复了与浩罕在新疆的经济交流。
19世纪40年代以降，中国东南海疆危机骤起，清朝国力衰落，面对西北边患呈现出有心无力的窘境，浩罕趁机又多次入寇南疆。主要有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的七和卓之乱、1852年（咸丰二年）的铁完库里和卓之乱、1855年的玉散霍卓依善之乱和1857年的倭里罕和卓之乱。19世纪60年代，随着西北回民反清大起义的爆发，新疆也发生了反清起事，天山南北烽火连天，清政府的统治已经有名无实。乱局之下，浩罕统治者感到有机可乘，遂命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为喀什噶尔汗，另任浩罕军官阿古柏执掌行政大权，于1865年（同治四年）率军护送布素鲁克等侵入喀什噶尔。由于清朝在南疆的统治已经不复存在，阿古柏轻而易举地攻城略地，直至1877年（光绪三年）才为清军所灭。
浩罕虽在新疆屡屡得手，但其内忧外患却日甚一日。当时统治浩罕的胡达雅尔汗对外甘当俄国附庸，对内贪残暴虐，百姓怨声载道，暴动不断。1875年，其子纳斯尔丁在地方首领和部落贵族的支持下公开反叛，胡达雅尔汗逃往塔什干寻求俄军的保护。俄军很快占领了浩罕城，纳斯尔丁投降后签订了《浩罕俄国条约》，浩罕成为俄国的附庸国。然而，俄国很快就不满于这种安排了，在肃清了浩罕的反俄起义后，于1876年占领安集延，又软禁纳斯尔丁，浩罕灭亡。俄国在其地设立了费尔干纳省。
二、清代的吉尔吉斯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清代的吉尔吉斯人称为布鲁特，分东西两部分。当时东布鲁特由五个部落组成，萨雅克、萨拉巴噶什和塔拉斯是其中三个最重要的部落。17世纪末至18世纪前半期，蒙古准噶尔部势力不断膨胀，吉尔吉斯人部落和哈萨克人部落遭到大规模入侵，吉尔吉斯人被迫迁往安集延。几乎与准噶尔人侵逼吉尔吉斯人居地同时，清朝也开始对准噶尔用兵。乾隆二十三年（1758）六月，兆惠等率部追捕准部残余哈萨克沙喇至东布鲁特界时，侍卫乌尔金、托伦泰被派往东布鲁特的游牧地珠穆翰与之接洽。萨雅克、萨拉巴噶什两部遣使献牛羊百余头，并要求归附清朝。七月，清参赞大臣富德再度派侍卫伊达木扎布前往东布鲁特宣谕，东布鲁特诸部同时遣使入京，标志着东布鲁特成为清朝的属民。西布鲁特与东布鲁特相邻。该部共有15个部落，其中较大者是额德格纳、蒙科尔多尔、齐里克和巴斯子。1759年，兆惠率军经过西布鲁特地，其首领献书请求率“自布哈尔以东二十万人众尽为臣仆”。清朝接受了西布鲁特的要求。自此，游牧于浩罕汗国以东、伊犁西南、喀什噶尔西北、伊塞克湖周围、帕米尔和喀喇昆仑山一带的东西布鲁特尽数归属清朝。
东西布鲁特分别由伊犁将军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节制。清朝政府统驭布鲁特的政策核心仍是羁縻制。所谓“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是双方关系的主要特征，目的只是期望其能“约束所部，永守边界，不生事端”。具体到对布鲁特的管理，羁縻政策虽保持对各部的大小首领原职不变，但需由清政府加以委任，并赐给二到七品顶戴。双方关系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朝贡。根据规定，布鲁特每年要向清朝进贡一定数量的马匹，清政府则回赐大量的绸缎、羊只等物。同时，清朝对布鲁特与内地的贸易也采取优惠政策，“税减内地商民三分之一”。
“乾隆以后，边吏率庸材，抚驭失宜，往往生变”。最著者有四，一是1814年（嘉庆十九年）喀什噶尔黑山派阿訇孜牙敦率众烧杀，结果清朝边吏枉杀布鲁特头目图尔第迈莫特，其子阿仔霍罕逃脱，纠集同族向清军报复，此事史称孜牙敦之案。二是苏兰奇投敌案。1820年，张格尔寇边，布鲁特头目苏兰奇向章京绥善报告，绥善非但不予表彰，反而将其叱逐，导致苏兰奇投入张格尔麾下。三是色彦巴图纵兵杀人案。1825年（道光五年），领队大臣色彦巴图率兵出塞追击张格尔不获，乃纵兵杀布鲁特百余人，谎报战功。布鲁特人奋而反抗，追杀清军。四是1864年（同治三年）布鲁特头目田拉满苏拉满联合库车马隆等参与新疆反清活动。在双方关系的演进中，布鲁特逐渐成为清朝治边的一个不安定因素。
19世纪初，浩罕不断寇边，与清朝的藩属关系名存实亡。在浩罕扩张的过程中，布鲁特诸部成为重要目标。19世纪20年代，额德格纳和克特缅退帕地区的布鲁特诸部成为浩罕的势力范围。此后几年，浩罕势力扩展到阿赖谷地、伊塞克湖和喀什噶尔边境，这些地方的布鲁特部落被浩罕控制。此时布鲁特实际已处在浩罕和清朝双方控制之下了。
在浩罕蚕食清朝的布鲁特部的同时，沙皇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势头也日渐强化。由于浩罕已经控制了众多的吉尔吉斯人部落，因此沙俄对浩罕的征服实际上就是对吉尔吉斯人的征服。在征服浩罕的过程中，俄军占领了吉尔吉斯人居住的托克马克、皮什别克等地。1876年浩罕汗国的灭亡，标志着广泛分布于费尔干纳谷地到天山山脉的众多吉尔吉斯部落逐步沦为俄国的臣民。
沙俄与清朝的关系也严重影响了吉尔吉斯人的命运。1864年（同治三年），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大片中国领土，居于该地区伊塞克湖、楚河、纳伦河上游的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根据“人随地归”的原则而成为沙俄属民。1884年（光绪十年），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使俄国对阿赖及和什库珠克帕米尔吉尔吉斯人地区的占领合法化。1895年，又发生了俄英私分原属中国的帕米尔吉尔吉斯人地区事件。至此，大部分吉尔吉斯人都处在沙俄的统治之下了。
三、清代的哈萨克
16世纪后期，统治哈萨克草原的哈萨克汗国分为三个“玉兹”。《清史稿》称哈萨克分东部、中部和西部。中部（中玉兹，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部地区）和大玉兹（七河流域）曾长期臣服于蒙古准噶尔部，西部（小玉兹）处在今哈萨克斯坦最西面。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军追讨准噶尔残部到达中玉兹境内，其首领阿布赉汗亲自迎接，为表归顺之意，提出要遣使到北京朝觐。乾隆帝接受了阿布赉的臣服，向其颁发了册封诏书。1758年，清军追捕准噶尔残部进入大玉兹境，其汗阿布勒比斯献马进表，愿为清朝臣属。和阿布赉汗一样，阿布勒比斯也遣使来北京朝觐，受到优待。1762年，小玉兹的努拉里汗也向清朝表示臣服，并遣使朝觐。
以上就是哈萨克三玉兹隶属清朝的开始。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清朝政府对哈萨克的认知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误区。《清高宗实录》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传便为宣威绝域……不知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这说明，清政府对哈萨克地区的政策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消极应对、可有可无、来去自由的无为主义态度。上述态度和做法，在以中国封建帝国的继承者清朝的影响在中亚地区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是有效的，并且受到了包括哈萨克在内的中亚各民族的欢迎。然而，当挟西方近代工业化造就的强大军力的沙皇俄国出现在中亚时，清政府的羁縻政策就显得无所适从了。
就在清军挺进中亚的同时，沙俄军队也正在从草原南下，一步步地将哈萨克各部置于俄罗斯的控制之中。
最先与沙俄发生关系并遭到兼并的是小玉兹。1717年，小玉兹阿布勒海尔汗的下属袭击了俄罗斯卡玛河附近的诺夫切契明斯克一带，俄国军队反击并追至哈萨克草原。哈萨克的头克汗被迫在次年向沙皇彼得一世书面表明愿与俄“保持持久的和平与结盟”。在向广阔草原推进的过程中，俄国采取了建筑漫长的堡垒线的方式，稳步而无情地压缩着哈萨克人的生存空间：1715年，俄国在额尔齐斯河中游左岸亚梅什湖建立了亚梅什要塞，其军队以此为基地向前推进，并于次年建立了鄂木斯克要塞。为了强化两要塞之间的联系，1717年又在鄂木斯克和亚梅什湖之间建立了热列金斯克要塞，1718年完成了谢米巴拉金斯克要塞，1720年在额尔齐斯河中上游斋桑泊北岸建立了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要塞。面对沙俄的步步紧逼，小玉兹的阿布勒海尔汗在1730-1733年多次屈服。1738年，俄国奥伦堡远征军首领塔季谢夫进一步迫使阿布勒海尔汗及其亲属和部下宣誓臣服于俄国，并履行如下协议：阿布勒海尔汗送子入俄为质，并于1739年送其妻帕帕依去俄国宫廷，释放俄国俘虏，保护俄国商队通过哈萨克草原等。
在此之前的1732年，阿布勒海尔汗就曾宣誓臣服于俄，而中玉兹的赛买克汗在俄方的诱迫和长老布肯拜的游说之下，也向俄国做了臣服宣誓。然而，赛买克汗的行为遭到中玉兹其他汗王的反对。18世纪40年代伊始，准噶尔军队大举进攻中玉兹，在1741年伊施姆河的一次战斗中，中玉兹阿布赉汗也成了俘虏。俄国地方当局趁势诱使哈萨克各玉兹再度宣誓臣服于俄，其中有小玉兹的阿布勒海尔汗，中玉兹的巴拉克汗和阿布勒班比特汗。
18世纪后半叶，哈萨克各玉兹之间、玉兹内部的内讧和混乱进一步加剧，给俄国的渗透和控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加之此时大玉兹和中玉兹与清朝的关系进一步强化，使得沙俄感到更有必要加速解决哈萨克问题。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阿布勒班比特汗去世，两年后，阿布赉被清朝册封为中玉兹汗王。自此以后，阿布赉就拒绝承认与俄国的隶属关系，而俄国也不承认阿布赉的新地位。1781年，阿布赉病故，清政府很快谕令册封其子瓦里苏丹为新汗王。然而，由于清廷对大玉兹向小玉兹的进攻未采取措施予以制止，瓦里汗向俄国寻求保护。为此，他于1782年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又被俄国封为中玉兹可汗，从而造成了一个可汗同时接受中俄册封的奇特局面。
然而，由于俄国步步紧逼，瓦里汗与俄国的关系很快转向对抗。1818年，瓦里汗去世。中玉兹内部四分五裂，对外部的侵略失去了抵抗能力，俄国趁机将其置于西伯利亚当局的军政管辖之下。中玉兹灭亡。
在沙俄和清朝的影响扩展至大玉兹领地之前，蒙古准噶尔部是大玉兹的最大敌人。准噶尔部先是占领了巴尔喀什湖周围的大玉兹游牧地，损失惨重的大玉兹被迫退往楚河和塔拉斯河一带。在此期间，大玉兹饶勒巴斯汗（又译卓勒尔巴斯）被迫向准噶尔称臣纳贡。
在三玉兹中，由于大玉兹位置偏东，沙俄对中玉兹和小玉兹的渗透直到18世纪四十年代左右才对大玉兹产生些许冲击，而影响大玉兹命运的主要因素除准噶尔外，还是三玉兹的关系以及与乌兹别克族的关系。
清朝在18世纪中期平定准噶尔以后，大玉兹的最大威胁得以消除，但其内部的积弱不振并未有所改观，而几乎与此同时，浩罕汗国迅速崛起，其势力在额尔德尼比在位时（1753-1769）扩张至锡尔河北岸，并占有塔什干城。大玉兹再次面临强敌威胁。此时的大玉兹虽已成为清朝藩属，但执行“羁縻”政策的清政府却没有意愿对其实施保护，而是任其在周围强敌的绞杀中沉浮。面对浩罕的侵逼，大玉兹无力抵抗。更为严重的是，中玉兹的阿布赉汗趁机在1767年夺取了塔什干，使大玉兹的处境更为不妙。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饶勒巴斯汗去世，清政府册封其长子为汗，但这已经无法阻止大玉兹走向灭亡的脚步了。
1808至1819年是大玉兹分崩离析的时期。浩罕爱里木汗在1808年再度攻占塔什干，宣布哈萨克人为其属民。然而，浩罕的残暴统治很快激起普遍反抗，而浩罕统治者的反应则是要消灭所有哈萨克人。哈萨克人被迫四处逃亡，一部分进入中国本土，成为清朝属民，一部分逃往俄境，还有一部分迁往中玉兹锡乌克苏丹的领地，于1819年成为俄国的附庸。
作者简介
王鸣野，1963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石油大学社科部副教授。主要从事中亚历史与现状、新疆地缘政治研究，代表作《中亚五国史纲》（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