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举制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旅行制度，它是一段一段、不断靠近北京的皇帝的一种制度。明清时期的科举先有童试（就是在县城里应考），童试考上了就成为生员，生员再通过考试便有资格应乡试。乡试在全国的几个大城市举行。如果乡试考上了就成为举人，全国各地的举人都到北京去应会试，如果会试也考上了就参加殿试。所以在会试阶段，全国各地的举人都必须去北京应考，这对外省考生来讲是很辛苦的一次旅行。最后，如果一个人考中了进士、出去任地方官的话，他就还要再次踏上旅途。所以，在明清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是从他自己的家乡一段一段到北京，然后当了官又从北京去往某一个地方，对他们来讲旅行的时间是相当多的。

我一直在寻找有关旅行的具体情况的资料，偶然间发现了清代乾嘉时期的林伯桐，他写了一本书《公车见闻录》。林伯桐是广州番禺人，他考上了广东的乡试成为举人，然后几次到北京去应会试，可始终没有考上。当时的会试是每三年一次，因为他有多次从广东到北京去应考的丰富经验，所以最后写下了这部书。书中有不少当时旅行的细节，是了解当时旅行实际情况的好数据。

林伯桐乾隆三十九年（1774）出生，道光二十四年（1844）去世，在嘉庆六年（1801）27岁时考中举人，随后多次去北京参加会试，最后一次应考是在嘉庆二十一年他42岁的时候。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世，此后他就不再应试，专心于读书著述。后来嘉庆二十五年阮元到广州做两广总督，开设了有名的学海堂，林伯桐就在那时被任命为“学长”。“学长”在这里是一种类似学生代表的地位，可见阮元很认同他的学力，而林伯桐的文章也多收于《学海堂集》。最后他在70岁时被授德庆州学正一职，当了一个小官，但是几个月后就去世了。他的著作很多，有《毛诗识小》《毛诗通考》《礼记语小》等等，是一位精通《诗》和《礼》的学者，《番禺县志》中有他的传。《公车见闻录》仅一卷，篇幅并不大，是道光十九年林氏还在世时由他的学生整理刊刻的。当时的书很多都是先以抄本的形式流通，要看的人多了那就刊刻出版。《公车见闻录》也是如此，可能有很多广东的考生要看这种心得吧。该书分为十个章节：约帮，就道，行舟，升车，度山，出关，工仆，用物，养生，至都。下面，我们就看看这本《公车见闻录》的内容。

第一是“约帮”。“凡北上者，以约帮为重。盖万里同行，逾年相聚，自早至暮，咫尺不离。其无形之擩染，不仅如香篆之熏衣也。《易》曰‘出门同人’，此为第一义矣。”当时广东人到北京去应会试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人去的，他们要“约帮”，也就是几个人组成一个像现在这样的旅行团，雇一条船去北京，大概是因为当时雇船不那么便宜。但是他有一个心得，就是“帮友亦不必太多”，人太多就很麻烦，“大约四人同舟，两人同车，为通行常例”。另外“若两人同帮，则必甚相得者乃不寂寞”。还有如果“至五六人同帮，合为一船则逼仄，且行李必错杂”，即五六个人同行的话，每个人的空间狭窄、东西也乱七八糟；而“分为两船则多费，且饮食难照应”，所以总而言之还是四个人最合适。八人以上就“必须分为两船。人数既多，仆从亦众，瞻前顾后，意见纷歧，似不若简之为愈”。

下面是关于“就道”。“吾粤北上之路，其常行者凡五”，即沙井路、长江路、中江路、汉口路和樊城路。书中说走沙井路最快，因为沙井路陆地多、河川少，而马车比较快、船比较慢，所以坐车时间多的沙井路到北京大约需要七十天；而中江路坐船比较多，差不多要三个月才能到达。所以当时的人从广东到北京，最快也要七十天左右。在当时，会试是三月九日一定要报到，这样广东的考生一定要在春节前后就出发。这汉口路大致是现在京广铁路的武汉段，长江路大致是大运河经过江南的路线。

接下来的“行舟”是讲雇船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雇船者要船身完好明洁。问行船用几人，问船内何处住容。”这个很有意思：“令掀开船板，看舱内安顿衣箱之处要爽洁，问何处备客炊爨。令船户逐一指认，分定界限，以免混杂。”还有一些很有趣的细节是关于价钱的问题：“先交船价若干，余价为包封，写明船至某处交包封若干，至某处又交包封若干，至某处然后交完”等等。如果“途中船户求借”，则“以船票示之，彼觉词屈，亦不能多求也”。大概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没有提前说好船价，到某一个地方，这个船户就提高船价。还有如果把船钱提前全部支付的话，大概他们的服务态度就不一定那么好，或者后来又另外要加钱之类的，所以他提醒说要先交一部分，然后每过一段路程再相应地付一部分钱，最后到了目的地才付完船钱，这是他很谨慎的地方。那时候的船票好像是一种类似合同的东西，就是双方已经谈好的怎么交钱等等的书面证明，所以“倘途中船户求借”，这时把船票给他看，那他就不会“多求也”。

还有，路上换马车的时候，就是“升车”这一段。他说“吾乡（即广东）习惯乘肩舆（轿子），骤闻登车，多有畏心”，但“其实大河以北，妇人孺子亦能乘车远行，并能骑驴代步，必非难事可知”，这就是所谓的“南船北马”吧。对广东人来讲，一般坐船比较习惯，坐肩舆也比较习惯，但是坐马车则不一定那么习惯。林伯桐后来坐过好几次车，所以他说坐车不一定是那么恐怖的事情。他还提到一个细节是关于住宿的问题。如果坐船的话，他们在船上可以睡觉，但是坐马车旅行的话，一定要在旅馆睡觉，所以有住旅馆的问题。“凡车将到站，先要着人看店。若是日在路上见车甚多，则住店难得。须预先数十里，着人雇小驴，驰往前路，打店以待。”在当时好像住旅馆有时候也会碰到麻烦，所以如果哪一天在路上看到马车多，就先派人——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只能先派人去找好旅馆，等自己马车到的时候就可以入宿，否则万一旅馆客满就没有地方住了。所以，他很细心地提醒要“先要着人看店”，“或计是日到站已夜，恐难觅店，亦须如此”。如果某一天估计到旅馆很晚，那时候也很有可能已经客满了，所以也要先派人定房间。书中还有很有趣的地方：“每晚在店中晚饭毕，即要将店钱算明结完，并预备酒钱，次早洗面饮茶后，赏以酒钱，即可登车矣。”林伯桐是广东人，所以大概这里的“饮茶”是吃早饭的意思——赏以酒钱，给他们一点小费，就可以出发了。大概他经历过早上在旅馆结账时很多人排队而耽误了出发时间的情况，所以写下了这样一种心得。

下面是“度山”。有时候船也不能过，车也不能过，一定要雇人走路带行李，就是用人力爬山、过山的情况，这就是“度山”。“舟行将近度山，即有涉水远来迎请人行者，可婉辞之。”和现在的旅游业一样，在船只靠岸的地方，有一种运输公司的人会提前派人来揽客，那个时候婉言辞掉比较好，因为他们的服务质量不一定那么好，还是要自己找。“问夫价轿价，若在其行，说价已合，行内即发夫往舟中搬行李，谓之上河。”这是讲要下船的时候，自己的行李也要叫他们来搬运。“行中报云行李到齐了，即照号数一一点明”，这里的“行”相当于现在的运输公司。林伯桐是不轻信别人的人，运输公司说现在行李都齐了，他还是要一一清点才放心。“其皮箱内有路费者，可一开视”，如果在箱子里面放了钱，还要打开确认等等。

还有“养生”。“昔人有言‘万里之外，以身为本’，故调摄为北游先务。”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事情，“读书犹次焉，饮食者尤调摄之要事也”。如果太拼命看书而身体不好的话就不行了。

还有“出关”“工仆”等等内容，简单讲一下。在当时好多地方设有关口，从广东到北京要经过好几个，每个关口都会有官员检查，在大运河中很有名的是苏州郊外的浒墅关。他说还是听从官员的话比较顺利，不要故意隐藏自己的东西，那样反而麻烦。关于“工仆”：“盖数千里外，日用起居，皆资健仆，其人不足靠，安得呼应之灵。必用当其才，乃收臂指之效。”在当时，考生们从广东到北京不是一个人去的，会带自己的仆人一起去，仆人能干最好，如果不如人意的话，那考生自己就要辛苦了。还有“用物”，这个部分有一句：“船中桅头之旗，写‘奉旨会试’四字。或父兄本有官衔，即写其官衔亦可。”因为当时的举人到北京去应考可以说是一种公务旅行，所以可以在船旗上写“奉旨会试”四个字。

最后还有“至都”，就是到北京后应该注意什么。“住广州会馆者，多用会馆长班投文”等这几句，写的是到北京后，有些人住在广州会馆，他们大多派会馆长班去礼部投文，当然也可以自己投。清末光绪年间有一本李虹若写的《朝市丛载》，可以说是一本“北京生活手册”。其卷一“品级”“衙署”等条目，是有关北京官府的记载；卷二“国朝鼎甲录”，是有关科举的资料；卷三是“会馆”“客店”等等；卷四是“风俗”“行路”“路程”“风暴”，是有关气候等内容；卷五是“汇号”“宴会”“文具书画” “服用”“食品”；卷六是有关于北京的“古迹”“时尚” “戏园”“戏班”等内容，其中包括戏曲演出的记载。大概这些都是全国各地的人来北京后很想了解的生活信息。

通过林伯桐的《公车见闻录》，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从广东去北京会试的科举考生旅行的具体细节，这对史学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简介

大木康，1959年生于日本横滨。文学博士，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专攻中国明清江南文化史。著有《风月秦淮——中国游里空间》《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明清文人的小品世界》《冒襄和〈影梅庵忆语〉》等。本文节选自作者在复旦大学的讲演整理稿，原稿由周语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