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预言是人们依据自身认识能力所掌握的知识，在认真研究、缜密思考事物发展的过程后，对将要发生的事件、现象的发展趋势、方向和场景作出判断，进而提出的政治观点和意见。而在晚清，学者程恩泽和赵烈文就曾分别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作出过精准的政治预言。
晚清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呢？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就已急剧地走着下坡路，用当时杰出思想家龚自珍（1792-1841）的话来说，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尊隐》）。其社会场景可以概括为：政治黑暗腐朽，社会风气败坏；军队腐化堕落；自然灾害频仍，百姓流离失所；阶级矛盾尖锐，骚乱民变四起。总之一句话，那就是：“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程恩泽和赵烈文这两位思想缜密、颇具政治洞察力的学者，对晚清的社会走向、清王朝的命运乃至新旧政权的交替做出了大胆的预言。
程恩泽（1785-1837），字云芬，号春海，安徽歙县人。他自幼好学，不但博览经史，而且能融会贯通。对天文算学、地志、汉字六书、训诂、金石等学问都有研究。他的诗作以宋人为本，倡导以文力诗，开道光、咸丰间“宋诗运动”之先河。在科举、仕途上，程恩泽也颇为顺利，他于嘉庆九年（1804）中举，十六年中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直至工部、户部右侍郎。程恩泽博学强闻，学术造诣很深，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正因为他广涉各种学问，而且关注社会现实，勤于思考，所以在晚清官场中是一位颇具政治眼光的人物。道光十二年（1832）五月，他担任广东乡试正考官，在广州目睹了鸦片大量输入、白银汹涌外流、官吏腐败无能的景象，曾作《粤东杂感》九首，以抒发忧国忧民之情，其中一首叙鸦片之毒害及海疆之安危云：
天生灵草阿芙蓉，要与饔飧竞大功。
豪士万金销夜月，乞儿九死醉春风。
香飞海舶关津路，力走天涯获贝通。
抵得瞢腾兵燹劫，半收猿鹤半沙虫。
这首诗的大意是说，鸦片（阿芙蓉）使人上瘾如同吃饭，富人、穷人都被它毒害得家破人亡。其对国家的祸害更抵得上一场大的战乱，可海关官员却从鸦片贸易中大发横财。
程恩泽不仅揭露鸦片的毒害和官场的腐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根据自己在广东的见闻，通过深入思考，对今后政治形势的发展做出了准确判断。他断言：
粤中今日盛极矣，然盛极必衰，此后二十余年，乱将自两粤起。再十年，且遍及天下。（郭则运《十朝诗乘·清诗纪事》）
果然，近20年后的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等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并一路北上，围长沙，占武昌，又溯江东下，于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1853年3月19日）攻克江宁（今南京），席卷东南半壁。太平天国的反清斗争坚持了14年（1851-1864），其余部又联合捻军继续战斗，历时4年。太平军纵横15省，攻克城市600余座。同时活跃于各地的反清武装还有两广的天地会，江、淮间的捻军（以皖北为根据地），陕甘和云南的回军，贵州的苗军、教军和“号军”以及滇、川一带的李、蓝农民军，农民战争的烈火燃遍大江南北，真可谓“再十年，且遍及天下”了。
再看看学者赵烈文的政治预见。
赵烈文（1832-1893），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人。祖上迁居常州，出身于当地的世家望族。父亲做过安徽怀宁的代理知县，后升至湖北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司法、监察，正三品），病故于任上。父亲去世后，家道衰落，负债累累，靠友人资助才得以还清债务。因家庭窘困，无力延师，只能自学。屡试不第，遂绝意功名。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占江宁，赵烈文开始寻找自己的政治归宿。两年后，他经姐夫周腾虎的举荐至南昌，投入曾国藩幕府。在曾氏幕府中，赵烈文多有建言，曾劝曾国藩多用“通晓洋务者”，被曾誉为“识解闳运，文辞通雅”（《曾国藩全集·日记》）。湘军攻占江宁（太平天国称“天京”）后，赵烈文一度辞归故里。至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赵烈文再度应召入幕。两人朝夕相处，无话不谈。
有一次，曾国藩对京师治安不稳颇为忧虑，担心会发生“异变”。赵烈文则认为政局已经糜烂，必至“根本颠扑”，预言改朝换代将不出五十年（陈乃乾《阳湖赵惠甫年谱》）。后来的历史证明，果然在赵烈文预言的44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宣统三年底（1912年2月），清王朝终于覆亡。
程恩泽、赵烈文为什么能在当时做出相当精准的政治预言呢？当然不是他们有什么能掐会算的“特异功能”，也不是“瞎猫碰死耗子”式的撞大运，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因果联系。依笔者看，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他们具有充足的知识准备。程恩泽不但博览经史，而且对天文、地理、数学等学问都有涉及，知识面比较宽阔；赵烈文自学成才，绝意科名后，更是抛弃八股文，阅读了大量经世致用的书籍。于经史子集外，佛学、医书无所不览，并特别致力于农桑、水利等实用性学问。尤为可贵的是，他顺应时代朝流，钻研“洋务”有用之学，甚至关注到洪仁玕借鉴西方知识而撰写的《资政新篇》（1859年，洪仁玕由香港到天京后，向洪秀全提出的一个带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施政方案）。深厚的知识积累，成就了他们超凡脱俗的远见卓识。
第二、深入的实地考察。程、赵二人都不是埋头故纸堆的书呆子，他们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并且重视对社会的实地考察。程恩泽曾任贵州学政、湖南提学使、广东乡试正考官等职务，走南闯北，远涉千万里，足迹遍天下。程恩泽与多数考官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是一个关心时局、关心民间疾苦的有心人。他遍察边远地区的风土民情、经济贸易，研究中国当时面临的社会危机和边疆形势，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官员；赵烈文主要活动于长江三角洲，经常来往于苏州、上海之间，这些地方正是晚清开风气之先的区域，经济发达，交通方便。上海更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口岸，也是中西文化的交汇之所。赵烈文还亲历了与太平军的战争，对江南地区受到战火的破坏有切身体会。这些条件对他汲取新知识，开阔眼界，深化认识必然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精辟的分析能力。当然，仅仅具有知识储备、实践考察等条件是不够的，要做出精准的政治预测，还离不开预测者本人的主观思维。程、赵两人的分析、思辨能力确有过人之处。他们不固于成见，善于思考，敢于突破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桎梏，大胆提出个人的独特见解。须知，在封建专制时代，随意预测本王朝的衰败、倾覆，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甚至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
在晚清，程恩泽、赵烈文等有识之士做出了精准的政治预言，但却未能对最高统治集团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掌权者也未采取积极的挽救措施，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首先，时至晚清，封建统治已病入膏肓，大厦将倾，任何小修小补已无济于事。大势所趋，个别头脑清醒的人只能发发感叹，而不能挽狂澜于既倒。
第二、此类政治预言直指最高统治者的“命门”，断言必将改朝换代。这在当时是最为犯忌的事，此类言论只能与个别亲近的人议论于密室之中，绝登不得“庙堂”之上。曲高和寡，最高统治者根本不可能听到，即使听到了，也不会从中接受有益启示。
第三、预言者本身的局限。无论是程恩泽还是赵烈文，都属于封建士大夫阶层，从小接受封建教育，对近代科学知识所知不多，他们的政治预言不可能上升到科学认识的高度。更何况他们在统治集团中，并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人物（即使如程恩泽官居从二品，也并无实权），其思想、言论的影响力极其有限，他们的政治预言无论怎样精准，在社会实践中都很难具有真正的价值。程、赵的种种局限决定了他们只能是旧政权行将就木的预言家，而不可能是新政权呱呱坠地的助产士。
作者简介
杨东梁，1942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专著及主编丛书10余部，发表文章百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