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是20世纪以前中国最富盛名的银行。虽然称之为“票号”，然其业务不止于汇兑，其经营性质是家庭或家族控股的企业。拥有票号的家庭或家族，亦拥有田产和其他生意。山西票号的经营范围虽然遍布于山西内外，但仍以山西为老巢，且多集中于平遥、祁县和太谷。今天能见到的票号遗留下来的通信很明显地说明，各地票号活动需要依赖其与山西老家间的关系并要竭力维持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或许不止停留于情感层面；老家，很可能就是银行业务关键性的汇划地点。

关于山西票号之来源尚无定论。有说其起源于明代的盐业，因山西之出口商业而得以扩充，至19世纪发展成为清政府的汇兑机构。由此观点推衍，山西票号的失败，可以归咎于辛亥革命后政府款项另有汇兑的渠道。这一论点的弱点，在于即使政府款项的汇兑改由他途，仍然未能解释为何山西票号不能应变求存。须知，辛亥革命后，其他地方上的银行，尤其是上海成立的地方银行(钱庄)，继续生存到1910—1920年。

在银行业务中，信用固然举足轻重，而悠久的传统对于建立信用则很有助益。尽管山西票号号称传统久远，我们却很少见到关于19世纪以前大量汇兑的资料。在此之前，银行的业务大概以借贷或找换为主——找换的需求缘于清代(而非明代)双货币的流通。研究表明，关键性的变化在太平军之后方见端倪。正如黄鉴辉先生所说，1820—1830年，有些在中国各地建立了分号的山西票号就已经替政府汇款。但是，直至太平军兴起后，由于白银运京的困难，它们才替地方督抚运交税项。此后，税收之交运变成山西票号的重要业务。

太平军兴起后清廷税收的转变，实为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长期以来，南北贸易并不平衡。北方的逆差，有赖南方的税收来填补。南方的税收以汇票支付，北京的票号则需要收购白银兑现汇票。北京收购的白银大约绝大多数来自于北方。汇票抬高了北京的银价。京城附近，甚至东北各省多年来积聚的白银都流向北京。同时，太平军兴起后北京实际税收的减少，令北方入不敷出。由于银价兑换铜钱升值，商人宁愿把铜钱运到其他有利可图的地方兑换。这样，市面流失的金属货币得不到有效补偿，商人只好以支票来代替。然而，纸钞流行更引起金属货币的囤积。当时的艰难处境是：市面流通的是纸币；但纸币没有法定的规律，流通范围狭窄。吉林将军长顺在光绪十四年（1888）的奏折反映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奏折称：“乡民驼运粮米入城，非抹兑竟无售处，换回携帖回乡，又无用处。”抹兑就是当地商人发行的流通面窄的钞票。金属货币缺乏，加之纸币流通不畅导致了市面的萧条。

虽然运交税收是山西票号的重要业务，但在太平天国后的几十年里，沿海贸易的迅速复兴则为其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沿海贸易的兴起，与西方一样，归功于交通与通讯革命所引发的价格下降。除此之外，19世纪后半期轮船、铁路、电报、邮政局的引入还大大缩短了通讯的时间。通讯业的膨胀强劲地冲击了中国国内的贸易。此时，历史环境的大变化在小小的尺牍课本上亦见投影：在数量日益增加的尺牍课本中，汇款就是最为普遍的内容。与此同时，甲午战争导致的后果之一，是政府汇兑的大量增加。战争赔偿、兴建铁路、建立新军都需要大量的官帑（tǎnɡ），不管是“捐”、“摊派”，还是正规的税收，大量款项的汇兑给山西票号以发展事业的机会。

但是，沿海贸易的兴起，对山西票号的发展，也有两个负面影响。其一，山西票号之为山西票号，一则出于它们是山西人经营的票号，另一则是因为山西票号之汇划制度，以山西省老家的乡镇和县城作为中心。须知，银行制度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银行与银行的核算。这种核算，不只书面账目需要平衡，收支盈余还要以现银结算。一直以来，山西票号在全国经营，但是各分号的核算还是在山西平遥、祁县和太谷。因为有了稳定的核算制度，山西票号可以在南北贸易之间，作为银行的银行而运作。当北京是全国白银的积聚中心时，这个银行中心建立在近旁的山西省内，有其道理。然而，当沿海贸易兴起时，白银流向上海，银行中心也随之而转移。从清末开始，上海的钱庄为以上海为据点的贸易提供了汇划核算。辛亥革命后，当北京调节税收的作用也被取缔后，山西作为银行中心的作用就随之下降。这并不意味着经营票号的家庭一定没落，因为上海的钱庄也有所谓山西帮。此时的改变，只是重心的转移而已。

其二，票号的没落，败于其与现代化银行的竞争。票号是家庭式企业，而现代化则是应法律的根据而诞生。两者间的差别不仅在于管理；更在于集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管关系网范围多广，家庭式银行的集资主要还是围绕亲戚朋友而展开。资本的来源依赖个人的信用，而扎根于法律根据的集资方式，赋予投资者法定的权利，明晰与划分产权和管理权，使得股东在委任管理人员和分配利润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保障。从而，开启了向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集资的方便之门。这是国家可以给资本市场提供的最起码的帮助。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银行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而建设的，因此在财力上远远超过任何山西票号。银行除了发行股票外，还可以在国债的运作过程中扮演发行钞票的角色。在这方面，山西票号也没有竞争的条件。中国银行还以其资本开发各地的分行，争夺最后能与其竞争的票号的汇兑业务。由此观之，山西票号之成败，实为中国企业早期现代化、国际化进程中的一段插曲。

作者简介

David Faure，1947年生于香港，中文名科大卫。英国牛津大学圣安多尼学院院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及讲座教授。研究方向侧重于宋元明清时期的华南宗族史、商业史、地方史、香港史。近年来关注山西、江南以及西江地区的历史发展。著有《皇帝与祖先:华南的政府与宗族》(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 、《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China and Capitalism: A Hist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in Modern China）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