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初八日，皇帝启銮往东陵致祭，行至汤山，接管理兵部事务的大学士明亮与兵部尚书普恭、戴联奎等紧急上奏：该部的行印遍觅不得，正在审讯看库丁役和相关人员。兵部与各部相同，例有两枚关防，衙门平日所用称之“堂印”，而所谓行印，即随驾出巡时使用的“行在之印”。帝王出行时，兵部职责甚重，其行印有钤发火票，调动军队，批发军需之权，现在正是请用之时，竟不知去向，自是非同小可。
堂堂兵部大印居然会丢失，且事后查明已被窃半年有余，当事人通同作弊，瞒天过海，吏治之废弛、监管之混乱、道德和责任心之缺失、书吏杂役之兴风作浪，皆于此映现。嘉庆帝颙琰连连降旨，督催缉查严讯，同时对兵部涉事官员大问责，是为其在位期间最后一桩大案。
一、监印吏员的表演
依据清朝定例：“各部院行在印信，均用清汉文尚方大篆，银质，直钮三台，方三寸三分，厚九分。”铸造这样的印信，用银自也纯度甚高。三月初七日，大学士托津派笔帖式赴部领印，当月司员及堂书（部堂书吏）鲍干等陪伴到库内请印，却发现已然不知所踪。众人皆惊，在库里翻天覆地查找，从尚书到书吏忙乱了一天一夜，上天入地也找不到，方才奏闻皇上。明亮等坚信窃贼是贪图银子，奏报：兵部堂印及四司厅所印信，一向与行印存贮于部库，堂印锁于铁匣之中，司印等摆放案上，系经常取用；行印只有在皇上巡幸时请用，“系与知武举关防及行在武选、职方等司印同贮一大箱，各处印信俱属铜质，惟行在兵部印信及请印钥匙牌系属银质，今铜铸各印俱存，独将银印及银牌遗失，显有因财起意被窃情形”（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十日，明亮等奏为查验遗失行在印信情形事）。明亮自请“严加议处”，考虑到“行在需用公文牌票”，不能耽误，请旨以兵部堂印暂代，“照预用空白之例，酌定数目，移交行在兵部应用”（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明亮奏为遗失行在兵部印信等事）。他们还奏请将涉及之人和看库更夫皂役押交刑部，严加审讯。
嘉庆帝闻知，即刻传谕内阁，命在京王大臣会同刑部将嫌疑人等作速锁拿审讯，一旦确定失印日期，再将值班满汉司员革职拿问。同时追究管理者责任：明亮虽曾有勋绩，现年老不能经常到署，命交部议处；兵部堂官戴联奎、常福、曹师曾、常英“先行摘去顶戴，俱着交部严加议处”；甚至将近年曾任职兵部的松筠、和世泰等逐一点名，叫他们等候调查结果，再接受处理。（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十一日，英和等奏为遵旨会议兵部遗失行在印信一案事）这位皇帝堪称破案专家，在山阳知县毒害查赈委员一案曾料事如神，对于该案一开始也作出正确判定，“以行印专为随营携带钤用而设，必系上年秋围途间遗失或被盗窃”（《清仁宗实录》，嘉庆二十五年四月辛亥），传谕将上年随围之兵部书役人等押解回京，交留京王大臣会审。
留守京师的明亮等人还在积极追查。堂书鲍干和几名库丁皂役被送交刑部审讯，自去年九月开始的当值司员、用印人员被开列名册备查，库房更是被翻了个底朝天，还是杳无踪迹。再看盛放行印的木箱已糟朽，虽有钥匙，平日并不加锁，箱中不见了行印，其印匣竟然在屋角旧稿堆顶上找出，也指向此印必在库内失窃。明亮久经军旅，对办案则不太在行，据以认定在库失窃。嘉庆帝也受到影响，不再坚持当初的判断，认为“必系在部胥役人等习知库贮印箱情形，乘间窃去”（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绵课等奏为审讯兵部遗失行印一案情形事），谕令加紧审讯。
负责主审的是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英和副之，刑部堂官自是责无旁贷，全程参与。由于在库内被窃的看法先入为主，作案时间被界定为上年九月初三日至本年三月初七日，超过半年，凡有牵涉之人（包括知晓行印为银质者），皆在怀疑之列。当值司员、书吏、看库兵丁和各项杂役达数百人，加上遵旨分两批押回的上年随围之领催书役等54人，真称头绪纷纭。绵课等先行讯问看库兵丁（只是守门，并不进库）和库丁（可进库之工役），弄清开库用印的规矩，得知库门钥匙放在当值司员处，用印时派人领取，一起到达库房，由库丁取印使用，然后将钥匙交回。每次开库时总是多人眼同，想要偷走一颗沉甸甸的大印，怕也不易做到。可簿册上明明登录着去年九月初三日该印被查验收库，发生窃案只能在此之后。
接下来反复究问发现丢印的情形。当日办理请印的堂书鲍干，也是行印入库的重要证人，诉称上年九月三日行印缴库贮箱之后，十三日曾有堂书周恩绶请领知武举关防，十六日四更时送回，并未见缺少行印；而本月初七日领印不见，“当月司员令人各处找寻，经库丁康泳宁在旧日堆放稿案极高处所，将空印箱寻获”（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绵课等奏为审讯兵部遗失行印一案情形事）。周恩绶随即被传来，坚称去年用印时亲见行印在木箱中。他说是与鲍干一同入库交印的，鲍干将堂印交回并装入铁匣，陪同的是步甲张幅受和杂役贺殿臣，张提灯照明，贺揭开箱盖。这二人也被带来，大约是没见过如此大阵仗，受审时“忽认忽翻”，一会儿说自己没进库门，一会儿说是用钥匙打开的木箱，不关紧要，有了周恩绶的话，也就够了。
去年行围结束时该印已验明入库，更重要的证据来自当月司员何炳彝、庆禄，二人均坚称入库前曾开匣点验：
据庆禄供称：是日鲍干将印匣打开，取出行印，伊用指弹着当当有声，实系银质。何炳彝供称：是日行印到司，庆禄说印信关系紧要，必须亲眼看视，伊彼时还向庆禄戏说难道怕是石头的话。即将行印取出，伊见面有篆文。（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绵课等奏为现讯兵部失印大概情形事）
讲得绘声绘色，如在目前。庆禄在讯供时称“如果收时匣中无印，愿以头颅作抵”，抗言申辩，如同受了天大委屈。当时在场的莫即戈（满语，负责听信传事的祇候）管帼林也为作证，说亲眼见到何炳彝等开匣看印。承审之亲王大臣俱信以为实，遂一意追查入库后被窃情节。
二、兵部大院烂事一箩筐
库丁康泳宁被视为最大的疑犯，连日熬审，“拧耳跪链，严加追问”。拷问的一个重点，便是他为何知道印匣在稿堆高处。康泳宁回称是与纪三一起找到的。纪三承认“与康泳宁一同爬上稿堆，将空匣找出属实”，又提供了一个新情况：当时康泳宁很激动，大喊“有人害我”。再传问康泳宁，供称经常送本进库的皂隶何氏父子，数年前曾与之争缺，积下嫌怨，怀疑是他们有意陷害。何家父子被提到刑部大堂，当面质证，也是无法指实，一通撕咬，越审越觉得不像。同案还有那么多嫌疑人要审，多数审讯常如此这般枝枝蔓蔓、歧出百端。而临近秋审，刑部司官又要去管自己的正事，一些精干的主审人员不得不离开，熟手不足，失印案毫无进展。
康泳宁没审出什么名堂，莫即戈任安太又进入办案者视野。他也可经常入库，有作案条件，被同伴揭发一向在民妇孙氏家中奸宿，“似有余资”。有司即将孙氏拿到，严讯之下，很快将任安太常在她家奸宿之事交代得清清楚楚，说到行印则茫然无知。她说这位任兄只是每月将应得钱粮带回，没钱时便去借支或典当。再看跪在堂下的孙氏，粗服乱头，那任安太也不像个有胆有钱的样子，问了一通，也就撇开。
对周恩绶的疑点却在增大，说来又是鲍干引出的，他告发此人多次意图徇私舞弊，且与兵部大院的吏役聚赌纠缠在一起：
（鲍干）供称上年十二月间，有武选司江西科看稿书吏金玉林、行文书吏唐宝善曾向伊言及有事求伊盗 用堂印，伊未敢应允。迨封印以前及本年开印以后，有先充堂书、现补选司江西科经承周恩绶又屡次向伊与陈政说有假札一道，须用堂印，许给银钱，浼（měi，恳托）伊等设法盗用，伊等始终未允。至本年二月十八日，有司务厅经承许垚奎邀伊斗牌赌博，伊输给京钱一百吊、银五十两。许垚奎情愿让银七十两，只要银三十两了结，声言有事求伊担代。伊问何事，许垚奎说周恩绶所求用印之事，业经办妥行文，但求伊不必声张，即不要伊找给赌欠。伊是以始终并未举发，亦未向周恩绶提及前事。本月初九日，兵部将伊送部时，周恩绶密嘱伊不可扳出。（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绵课等奏请将盗用印信之原充兵部书吏沈文元解部备质等事）
鲍干这番供词也是真真假假，还说到行印与堂印篆文虽异，然大小相同，一般人难以辨别，暗示可能是周恩绶从中作弊。
这条线索自然会引起高度关注。相关人员大多被迅速提来，陈政证实周恩绶确有两次央求他和鲍干盗用印札，许垚奎亦供出赌赢后利诱鲍干封口的实情。周恩绶开始不承认，经与鲍干等三面质对，只好交代了两年前一桩弊案：江西吉安营外委郭定元拔补把总，由于年已四十八岁，怕因年龄过大影响升迁，求恳江西科经承沈文元“于札付内填小五岁”，沈即私下帮着作了改动。未想到到了两江总督那里，发现其年岁不符，咨兵部核实，并要求调看兵部所存原件。沈文元本人正要升为从九品，生恐查出作弊一节，便想重新改回，托金玉林等找鲍干、陈政偷盖关防。见二人不同意，又去转托周恩绶。周也没能与鲍干说通，自个找出一张空白札付，私自填写改换，从中收了50两银子。这也是一件舞弊案，但札付用的是兵部堂印，与行印的失窃无关。周恩绶显然并不信任鲍干，先是找人说情，及发生行印丢失，自己又对他叮嘱再三。鲍干身体瘦弱，相貌老诚，实则一肚皮机巧诡诈，把一帮朝廷大员支得团团转，还会在乎一个笨笨的周恩绶？
三、擅自挖开的兵部后门
嘉庆帝是在四月初三日回京的，见案件仍茫无头绪，又忍了几天，至初九日降旨斥责催促，将绵课罚职任俸半年，曹振镛、英和及刑部堂官各罚俸半年，承审此案的司员罚俸一年，命他们从次日起每天赴刑部审案，早去晚散，不可懈怠。很快又得知绵课办案拖沓，迟了好几天才把兵部吏役传齐，给涉案者留下足够的串供时间，嘉庆帝很生气，训斥试图推脱逃避的绵课，将他与英和等先行拔去花翎，曹振镛、和宁、韩崶降为二品顶戴，责令上紧研鞫，限至五月初五日必须破案。
严旨之下，审讯力度骤然升级，兵部大院和就近民房被细细搜检，“炉灶及院内土浮处所俱经刨看”，平日的管理漏洞也一一暴露。四月十九日，绵课等推鞫兵部平日值宿和用印情形，得知当月司员夜间并不值宿，偶尔有一二人在署过夜，也是次日一早就回家。堂印及库门钥匙，白天由该班兵役掌管，夜间归值宿书吏收存，容易作弊，也很容易被偷窃。现场查勘，又发现兵部大库后围墙有新堵门形，讯问系皂隶黄勇兴因娶儿媳妇，于上年九月十一日打开，直通街外，失印案发当日才匆忙堵上。刚要顺藤摸瓜，始知黄勇兴已于四月初一日病故。而在库后居住的皂头靳起凤院内，也有后门通往大街，只是加了个封条而已。嘉庆帝得知此情，立即降谕：
各衙门当月司员在署直宿，库门印钥即其官守，乃并不自行监管，全委之吏役人等，听其取携自便，启闭随时。至官廨为办事公所，门户墙垣关防紧要，乃以皂隶贱役，辄敢穿穴围墙，自辟门径，其娶媳之花轿嫁妆竟穿衙门而走，而堂司官竟毫无见闻，全同木偶，实属溺职。即此二事，可见该衙门废弛已极！（《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兵部衙门管理之松懈废弛，竟到了这种境地。其实又何止一个兵部，其他部院衙门也都差不离，只是未出事而已。依据后墙开门的日期，嘉庆帝命将相涉官员严加究治。相关即行革职，不认真收管印钥的司员被“永远停升”。兵部堂官也概莫能外：前兵部尚书松筠已调任盛京将军，此次被降补山海关副都统；下一任兵部尚书和世泰系皇后亲弟弟，在任不到半年，也毫不犹豫给以革职，同时革去宫衔和御前侍卫、正蓝旗满洲都统，仅保留总管内务府大臣；还有一个倒霉鬼是普恭，署任兵部尚书刚刚五天，得了个“降三级留任”。戴联奎、常福等四位堂官前已降调，改为革职留任。
兵部的赌博风习也被提及：每日下班之后或主官不在时，该部从大堂到厨房都成为聚赌场所，库丁康泳宁在水房与挑水人赌钱，一班莫即戈在厨房聚赌，而玩得较大的还是书吏，鲍干与堂书丁配源，司务厅经承许垚奎、贴写屠以惇，汉本房经承何荣等，常在堂房及各书吏家轮流聚赌，输赢甚大。而输得最惨的就数鲍干，二月间一次就在许垚奎家输了100吊京钱和50两银子，情急之下一注要押200吊，见他人不许，翻脸嚷骂。
审来审去，还是觉得鲍干身上疑点最多：该印的入库和请用，他都是主要经办者；在请印时发现丢失，据在场人描述，鲍干竟毫无张慌情状，提出以车驾司行印充抵，到司里再来改换；再就是他一直不说实话，假借揭发别人，多次误导办案大员和侦破方向。存在这么多可疑之处，承审官自然要严讯和用刑，但鲍干身体虚弱，加上没有直接证据，也不敢过分刑求。
四、渐渐接近真相
鲍干在兵部多年，奸狡老辣，遇事肯帮忙、敢担当，在书吏中似有点儿小威望。此事与他本不相干，一旦揽下来便咬牙硬撑，混过了最初的质讯，顶住了刑部的拷问，却在熬审时露出马脚。
熬审者，要在一个“熬”字，审案者可轮番上阵，受审人则昼夜无休，难免精神恍惚。刑部司员经验丰富，善于捕捉细节上的疑点，对嫌犯既隔离审讯，又令当面对质，从中寻找漏洞。鲍干被拷讯去年收印时情形，抵搪不过，只好承认何炳彝等“只于印囊外加封，并未开启印匣”（《清仁宗实录》，嘉庆二十五年四月壬寅）。这可是一个重大突破。何炳彝与庆禄再被提审，层层严厉追问，回话时难免破绽百出。刑部司员先已做足功课，悉知印匣本有木屉，印囊上有四五个骨扣，而从稿堆上寻出的空匣“并无木屉，囊上只有铜扣一个”，究竟怎么回事？何炳彝二人表情惊慌，胡支乱对。
办案重点，又回到去年秋围期间。兵部尚书对行印的管理也被细查，得知除监管较严，行印的存放和钤用都在中堂帐房，其余的皆令存放于捷报处，钤用时请了钥匙，就在门帐房加盖。还有途中背印和下宿环节，随随便便，都缺少严密的保护措施。四月二十三日，随围书吏王振纲终于吐露：兵部行印另有一个备匣，平日存放于捷报处卷箱，以备印匣损坏后替换。英和急派番役前往搜取，却没能在卷箱中找到。该处书吏俞辉庭、朱宪臣被押来，供称听说行印遗失，怕被牵连，私下把备用印匣烧了，匣上铜扣就埋在捷报处后院。此一说法真是匪夷所思！英和即令将所埋铜扣等起获，经过比对查验，根本就不是印匣原件。俞辉庭的抗审查能力可比鲍干差远了，很快就无词可辩，只好全盘招认。
此案告破，证明嘉庆帝最初的判断完全正确，果然是在行围途中遗失——
行印被窃的时间是上年八月二十八日夜，地点为靠近金山岭长城的巴克什营地方。其时已在归京途中，随围之四名他库尔什（满语，指承差）每日轮流背印，晚间则交与负责保管行印的捷报处郎中。当晚轮该五福喜当班，即将行印托付给承差他尔图，自己带领几个胥吏赶往前站。他尔图将行印拴在营帐中间的杆上，拜托书吏俞辉庭照看，自个去吃饭玩耍。俞辉庭也是赶路疲累，在帐房中不觉酣睡，醒来发现印囊已无踪影。这一惊非同小可，他到处寻找不见，又怕上司责备，焦急万分，忽然想起卷箱内有行印备匣，“随即取出，用黄布包裹京钱一吊五百文，装入匣内，将伊自己拜匣（应是印匣）上小锁锁好，私标封条封妥，仍拴原处”。他尔图回来，怎知情况有变，背上印囊便赶路去也。第二天，俞辉庭向朱宪臣告知此事，嘱他不要声张。回京后，俞辉庭心中不踏实，以收印请印都由堂书鲍干经手，邀请鲍干到饭馆齐鲁居喝酒，告知内情，央求他设法蒙混入库。鲍干开始时不允，见许诺谢银50两，便答应下来。鲍干说行印收库时，当月司官通常不打开验看，尚可蒙混过关，第二年春围请印就难免败露。俞辉庭求他想个周全之计，鲍干先收了20两银子，又值酒酣耳热之际，遂一口答应下来。
且说他尔图不知有假，于九月初二日将行印上缴。值班的还是五福喜，果然不加验看，“因秋围已竣，再无用印事件，回明随围之兵部堂官松筠，将印钥领出，连钥牌封作一包，并行印匣俱交他库尔什乌林太，令其随同笔帖式中敏送交兵部”。次日，二人在兵部衙门口会齐，一同进署，“将印匣及印钥、钥牌俱交当月主事何炳彝接收。何炳彝正在看稿，并未开匣点验”，不一会儿当月笔帖式庆禄来到，便与书吏一起写好封条，包妥钥牌等零碎，传来鲍干粘贴送库。一切果如鲍干所料，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想到必须查验之程序，假冒的行印，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入了库。
及至春围将届，又到请用行印之季，俞辉庭再找鲍干帮忙遮掩。鲍干即与当月之莫即戈管帼林明说此事，要他设法开库，自己进去伪造在库房被窃的样子。管帼林向他要钱，鲍干许给京钱20吊，便答应帮忙，于是便有了空印匣出现在稿堆极高处的一幕：
至（三月）初四日下晚，开库收贮堂印之后，鲍干即嘱管帼林在外看人，鲍干在库独自揭开箱盖，捧出印匣，用俞辉庭所给钥匙开启小锁，取出钱包，复掖起锁钥并行印上钥匙钥牌，将空匣安放稿堆之上，作为在库被窃情形。（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绵课等奏为审拟兵部书吏俞辉庭等因失印舞弊案事。本节征引文字除注明者，均见此奏。）
为了掩盖作案痕迹，鲍干事后与管帼林约定取印时节的招数，又将钥匙钥牌扔进厨房炉口销毁。百密一疏，大约鲍干也是见匣上小锁和钥匙可爱，带回家中存放。
尽管俞辉庭已经交代，鲍干还要抵赖，“虽令俞辉庭当面质对，仍坚不吐实”，直到番役在他家中柜底搜出印匣小锁和钥匙，这才俯首认罪。为了慎重起见，办案者将小锁与印匣鼻扣试套，正相符合；又命取来1500文京钱，“用布包裹，试填匣内，亦甚平满稳固”。至此再无疑议。
捷报处有行印备匣，知晓者甚多，审案过程中很久无人提醒。书吏之间虽不无矛盾，然串通勾连，上下其手，各衙门皆不例外。俞辉庭以作弊之事告诉同伴朱宪臣，再求鲍干遮掩，鲍干复请管帼林协助，是所知者已非一二人也。如此大张旗鼓地排查轮讯，居然无人举发，吏治之废弛，已可想见。司员何炳彝和庆禄为推卸责任，编造故事，谎话连篇，也是丑陋恶劣至极。
五、搜寻与惩处
真相似乎已大白，可兵部行印究竟去了哪儿？偷印的人是谁？偷了印想要干什么？并没有答案。行印是去年秋天在巴克什营丢的，那里不久便遭遇山洪，“街道房屋多被水冲，居民寥落”，即使窃贼是当地的，也可能早就远逸他乡。嘉庆帝甚至怀疑并不一定是在大营丢的，传旨直隶总督方受畴、直隶提督徐锟密派干员，“先于口内、口外各店铺、住歇处所密访窃印之人；再于典铺钱肆中，访查自去秋至今有无将镕化银质典易钱文者”（朱批奏折，嘉庆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徐锟奏为遵旨查访上年丢失兵部行印情形事）。二人选派了不少熟悉当地情况的员弁，改易服装，分别踏访。沿途之村镇关隘、河道码头、沟壑溪流、旅舍铺面，都被一遍遍查问。还有几位化装成商人，专一到典当铺询问有没有成色较高的银饼。
正当全力侦缉之际，徐锟忽然发现在上年八月二十八日行印丢失后，仍有盖了兵部行印的火票在使用，二十九日、三十日，直到九月初二日都有，即下令各台站查清底册汇总，共得22张。他飞奏朝廷：“伏思兵部行印既系上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巴克什营遗失，何以二十九日以后，逐日复有行在兵部火票发行？殊为诧异！”皇上旁批“所言甚是”（朱批奏折，嘉庆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徐锟奏为密访兵部遗失行印查明上年丢印后复有行在兵部火票发行事），当也以为是一个重大发现。殊不知将一些空白火票预印备用，是各部惯例。经查明，兵部行印丢失前一天，便在常山峪“一次共预用空白火票三十张，钉封套三十个，印花六十颗”，徐锟所奏，又是一场虚妄。
徐锟，汉军正蓝旗人，数年前以正定总兵升为直隶提督，对奉旨查访之事十分尽心，“于巴克什营至密云一带，相距百里，内外分作三段，每段三十里许，派弁二人、干兵六人，梭织往来，易于周巡。暗立赏格，购线查拿”。然费了许多气力，仍是杳无踪迹。徐锟还把眼线撒往周边偏远地区，嘉庆帝已然灰心，批曰：“此印大约难得，此贼必须严缉。”（朱批奏折，嘉庆二十五年五月初七日，徐锟奏为遵旨严密访查盗窃兵部行印正犯现在办理情形折） 在皇上看来，行印怕是找不到了，但找找造假者、撒谎者、失职者的麻烦，追究其责任，却是必要的：
最恶劣的是兵部当月司员何炳彝和庆禄，当时失职，未开匣检验，过后说假话、编故事，将一帮审案大臣引入歧途，使此案拖延日久，皆被革职发遣，因庆禄说过“愿以头颅作抵”的话，“直同光棍讹赖”，被先行枷号一月，期满即行起解；
轮值晚班的捷报处郎中五福喜有典守之责，送印之笔帖式中敏并不点验，均革职，值早班的郎中恒泰被交部议处；
时任兵部尚书松筠本应自行保管印信，竟委之捷报处司员，该司员又委之书吏，书吏又不当一回事儿，以致被窃。松筠属于严重失职，再革去山海关副都统；
署理行在兵部侍郎的裕恩，退出乾清门，革去侍郎、前锋统领、副都统。因已经审出行印失窃实情，绵课、英和、曹振镛，也包括王鼎等刑部官员，先前所受处分一律撤销。
可怜松筠年近七十，居然降为小小骁骑校。曾经位极人臣的他仕途上几经起落，这次跌得最惨，表现却极是淡定：“松相公任司马，因失印事谪本旗骁骑校，公即持袱被往印房值宿。有阻之者，公曰：‘军校之职，提钤值宿而已。予虽曾任大员，敢旷厥职哉！’”（昭梿《啸亭续录》）至于丢失的兵部行在印信，自然要补铸，钦命将印文和篆文略加改易，以与旧印相区别。所用银两及铸造工费，由松筠和裕恩分摊。
该案的主要责任者，俞辉庭枷号一月，然后发往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鲍干则枷号两月，满日发黑龙江给兵丁为奴。
此一案也，案情并不复杂，却能准确传递出当日各部院的真实状况：堂官与司员玩忽粗疏，表面驯顺乖觉、实则活跃异常的，是一批胆大妄为的书吏杂役。其视一切律法为无物，通同作弊、避重就轻、编捏谎言、赌咒发誓，虽处于官场末端，而能量和破坏力绝不可低估。
兵部印信，略如战国时之虎符，何等重要！丢了半年多居然没人去管，部务之荒疏，缘此可知一二。有鉴于此，嘉庆帝通谕各衙门堂官初到任时，例应瞻拜印信，兼拜行印，扈从出巡时，行印必须存放在管带印钥堂官的帐房内，在行印回署时，亦由一名堂官验收，以昭慎重。措施虽不乏针对性，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以从根本上扭转因循疲玩的官场积习。
作者简介
卜键，江苏徐州人。文学博士，研究员。现任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市文史馆馆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已出版《从祭赛到戏曲》《传奇意绪》《绛树两歌》《双舸榭重校评批金瓶梅》《明世宗传》等著作十余种，主编《元曲百科大辞典》等。此文据作者新著《国之大臣》第七章第二节相关文字扩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