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1818-1891)，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曾纪泽(1839-1890)，曾国藩次子。同治年间相继出使英、法、俄诸国，官至户部左侍郎。严复(1854-1921)，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曾在英国留学。
郭嵩焘比严复大三十五岁，接近祖孙的年纪。郭嵩焘到湖南衡州见曾国藩商定攻打太平军的水陆营制时，严复刚在福建出生。郭嵩焘署广东巡抚时，严复仍是一个在家读私塾的十一岁孩子。他们的相遇，在当时颇为特殊，以中国之大，他们的初次见面竟然在英国的伦敦。
郭嵩焘于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八（1877年1月21日）抵达伦敦，出任中国首任驻英公使。严复则于光绪三年四月初（1877年5月13日），以福建船厂派遣的留学生身份，到英国学习军事，入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Greenwich Naval College)肄业。光绪四年的元旦（1878年2月2日）郭嵩焘招待留学生，严复偕五位同学一起来使馆拜年。公使询问他们学习情况甚详，而独与严复叙谈最畅，印象最为深刻，还特别记下严复所说中国学生体力不如洋人的一段话：
严又陵又言：西洋筋骨皆强，华人不能。一日，其教习令在学数十人同习筑垒，皆短衣以从。至则锄锹数十具并列，人执一锄，排列以进，掘土尺许，堆积土面又尺许。先为之程限，一点钟筑成一堞，约通下坎凡三尺，可以屏身自蔽，至一点钟而教师之垒先成，余皆及半，惟中国学生工程最少，而精力已衰竭极矣。此由西洋操练筋骨、自少已习成故也。
此一经验很可能启发严复后来除主张开“民智”外，还提倡鼓“民力”。郭公使特别赏识这位年轻学生，显然因为这位青年颇能见微知著、识见不凡。此时郭嵩焘已颇能接受近代西洋文明，遗憾国人的虚骄自大，而未满二十四岁的严复亦能明锐批评那些不在乎西洋文明的中国人，那些以为西方文化中国古已有之的人，自然深获郭氏之心，别具只眼看待了。自此郭、严两人不因年龄与身份的悬殊成为忘年交。
同一年的农历三月初七，郭嵩焘过六十足岁生日，严复又与同学们同来祝寿，并在使馆吃面。席间，严复议论纵横，大谈近代科学，给寿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翌日，郭嵩焘又记下这位年轻人的话：中国最切要之事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认为此话“深切著明”，也是他本人生平所守之义。不过，他本人为了守此义，却犯了当时大忌，感慨之余，不免惊异与严复如此契合。
四月初二日（1878年5月3日），留学生监督李凤苞将严复所抄录在学考试题目给郭嵩焘看，并作讲解，郭氏甚感兴趣，但自叹多病衰颓，不能在西方科学上钻研求益，只有期待严复这一辈年轻人了。就在这个月底，他应严复之请，率同李凤苞等，前往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参观访问。他先到严复的住所，其他十一位留学生也一起迎于途次。稍坐之后，大家一起去参观学校的设备。严复出示测量仪器数种，并作解释。然后由严复等二人陪同去见学校负责人，再由学校负责人陪同参观全校各区，并拜会了教导严复等十二位中国留学生的教师们。最后学院院长邀郭等到寓所，以茶点款待客人。
郭嵩焘回伦敦后记格林威治之游，一再提到严复，认真听取严复所说学习课目，并从中体会到近代西洋科学的精微，非短时期可以掌握。白此，郭、严关系日益密切，郭偏爱严，严敬重郭。
光绪四年三月廿五日（1878年4月27日），郭嵩焘自伦敦至巴黎，兼任驻法公使。六月初二日，李凤苞带领严复等学生来巴黎。翌日晚上，郭氏即邀请他们晚餐。一个礼拜后，严复又去见郭，并出示修路机器图说，谈及西洋普遍修筑道路的情况，道出西洋城镇交通的整洁与便捷，而就在不久之前，国内的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竟在群情激昂下撤除了。郭氏知道“兴修铁路，高山峻岭可以使通，长河可以梯度，巨浸可以迁徙”，而国人竟不知其利，能不令他扼腕？他叹国人无识之际，亲见青年严复俊拔不群，又怎能不令他有人才难得的喜悦？
三天之后的傍晚，严复又到郭氏寓所聊天。又三天后，郭氏请客夜宴，席中有严复。事后严致郭一函，内容虽不可得知，但郭阅后的反应是：“又陵才分，吾甚爱之”，同时也觉察到这位年轻人的性格与他相像，甚恐蹈他自己的覆辙，大有惺惺相惜之感。
郭嵩焘于六月十九日（1878年7月18日）去参观法国天文台，三人陪伴之中又有严复。二十七日，郭、严又相见，谈矿务。二十八日，严陪郭去看凡尔赛宫。二十九日，郭回伦敦。
不久，严复也回到英国。这一年重九登高，郭嵩焘邀集中外人士十三位，前往具有山水园林之胜的立吉门（Richmond，今译里士满）游览，严复俨然在其中。十月初六，李凤苞发表为驻德公使后，郭氏大宴宾客为李饯行，严复又是十五位贵宾之一。这位留学生已是公使大人不可或缺的常客。
郭嵩焘当驻英、法公使，颇能胜任愉快，也能欣赏与适应西方的社会，但他的副使刘锡鸿处处找他的麻烦，与他过不去，使他气愤异常。更教他灰心的是，刘氏之所以如此嚣张，因得国内权臣如李鸿藻、沈桂芬等的支持与奥援，乃一意求去，誓不与刘锡鸿两立。光绪四年十一月，郭嵩焘即将辞职回国，有人问起中国留学生的成就与志愿时，他说让严复去当舰长，实在是大材小用，以其学养与识见，大可胜任办理艰巨的外交或从事教学。事实上，早在七月初，郭氏已经以公使身份照会英国外相，让严复继续留校半年，不与其他留学生一起登舰实习，俾于返国后担任教职。所以严复留英二年多一直在学校里研读，成绩屡列优等，不曾上舰实习过。此一情况固然由于严复个人志趣所在，也因郭嵩焘就观察所及，不愿限严复于良将，而期望他继续学问，以备良相之用。郭嵩焘于伦敦致李鸿章函中，即曾提到仅学“屠龙之计”（枪炮技艺）之无用。严复继续钻研学问，进而推求西洋致富强的学术根源，接触到西洋重要思想家，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巨著，然后以典雅深思之笔，译介给国人，终于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位主要启蒙大师。如果严复是千里马，那么郭嵩焘就是伯乐了。
光绪五年元旦（1879年1月21日）是郭嵩焘在英国度过的最后一个农历新年，在使馆率随员行过贺礼后，还作了诗。此时曾纪泽即将抵英接替他的公使职务，返乡有期，顿有轻松之感。当天晚上，他邀请了九名外国朋友，除使馆中六名人员作陪外，严复是唯一的中国客人。宴会时，洋客罗伯逊起立讲话，颂赞即将离任的公使，郭也起立作简短的答谢，由使馆洋员马格里口译。事后，郭嵩焘特别问严复口译如何？严直率回答说，马译并不能完全达意，可使馆中的另外两名译员却不能分辨，更使郭嵩焘敬重严复，曾于致友人信中说：“出使兹邦，唯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何足以当此？”应是真情实感。
郭嵩焘回到湖南老家后，仍与严复鱼雁不断。严于光绪五年的五月里，离开格林威治学院，启程返国，先至母校福州船政学堂教书。光绪十年，严赴天津充水师营务。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七（1889年12月1日），郭收到严的来信，知其已任天津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保举知府，郭颇感欣慰。
严复在官场并不得意，他的“直言”与“狂态”太像郭嵩焘，所以像郭一样也无法在官场得意。不过，严复虽然“立功”无门，却“立言”有成，他的改革主张可与郭遥相呼应，如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指出道咸以降，与西洋通商之局已无法阻遏，只有面对，而此即郭所谓“天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未有能胜者也”，又在《原强》一文中，强调民力、民智、民德，于认识上也可与郭声气相求，如郭说募兵先要使兵读书，就是先闻其智；入选之后验兵体格、教以健身，就是鼓其力。郭一再呼吁振兴人心、风俗、政教，实在都与民德有关。
郭、严先后回国后，各在一方，无再见之缘。光绪十七年(1891)，郭嵩焘病逝长沙寓所，严复闻之，感怆不已，曾写挽诗五律四首，可惜没有留传，只剩下一幅挽联：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我们若知郭、严在伦敦与巴黎一年多的交往与默契，更能体会挽联的含意与感情。羊叔子名祜，乃经纬文武、位至宰辅的晋初国士。郭以羊祜相许，严自念念不忘，惟回顾前尘，甚感惭愧而已。严亦深知郭当年的冤曲、屡遭横逆的悲愤，特以爱国诗人屈原相比，正好给骂郭为汉奸者，以当头棒喝。郭、严的友谊证明：年龄造成的代沟，并无碍志士同心。
曾纪泽只比严复大十五岁，也通英语，以熟悉洋情洋务著称，应该更能赏识严复。但事实上，郭、严交欢与严、曾交恶，恰成强烈的对照。
我们在严复的已刊著作中看不见曾纪泽的影子，曾纪泽的《曾惠敏公遗集》中的《使西日记》以及单行的《曾侯日记》也找不到严复的踪迹。钱锺书先生最先发现通行本《使西日记》有删节，他指出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中第十一帙第四册的《出使英法日记》中，光绪五年三月十三日有一条抨击严复之笔。此条亦可见于曾约农等在台影印的《曾惠敏公手写日记》之中。全文如下：
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核改答肄业学生严宗光一函甚长。宗光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以郭筠丈褒奖太过，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近呈其所作文三篇：曰钮顿传、曰论法、曰与人书，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厉之。爱其禀赋之美，欲至之于成也。
语似冠冕堂皇，不喜严复之意实跃然纸上，而且责怪郭嵩焘“褒奖太过”。此种心态自不宜留下痕迹，所以在遗集中故意删去，幸原本尚在，终为有心人发现。
曾纪泽写这一节日记时已经接替郭嵩焘的驻英法公使职务，亦与留学生有所接触，更会注意到郭嵩焘特别赏识的严复。郭之褒奖与严之狂傲未必相关，但在曾之心目中一定是相互交织，才会有复杂的情绪，而为之不喜。三个月后，郭嵩焘在长沙偶然见到曾纪泽未刊日记一本，有三处批评到他，其中一处就是“褒奖严宗光太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即三月十三日那一节日记。郭嵩焘阅后颇不以为然，在六月廿二日日记中写道：
（严）又陵于西学已有窥寻，文笔亦跌宕，其才气横出一世，无甚可意者。（曾）劼刚乃谓其文理尚未昭晰，而谓其狂态由鄙人过奖誉成之。岂知其早下视李丹崖（凤苞）一辈人，非鄙人之所导扬之也！
以郭氏之见，严复“才气横出”“文笔跌宕”，岂能“文字未甚通顺”？所以曾纪泽此评乃无的放矢，全无着落。不过严复的“狂傲”，郭早已知之，且为严担心，唯绝非郭“导扬”致之而已。
然而年少负气而狂的严复，对新任公使曾纪泽也无好感，写信给郭嵩焘抱怨，直言不讳，在郭之日记中留下痕迹。严指曾“门第意气太重，天分亦不高”，对于中西时事的议论，“喜为轻藐鄙夷之论”，“去事理远甚”，而其使馆人员，“皆赘疣也，于使事毫无补济”。严又轻蔑曾“天分极低，又复偷懦惮事，于使事模棱而已，无裨益”，而郭亦认为严对曾的批评“殊切中！”严对曾的鄙夷与对郭之敬重，恰又成强烈的对比。
郭嵩焘与湘乡曾家的关系，十分密切，自少年时即由刘蓉之介，与曾国藩结识，成为莫逆之交，情同手足。此后，郭又助国藩创办湘军，大力筹饷，建议建立水师，可称为湘军的“高参”。郭嵩焘的长子刚基又娶了曾国藩的第四个女儿纪纯。刚基虽早逝，纪纯已生二男：本谋、本含，郭嵩焘是他们的祖父，曾国藩便是外公。同乡、好友、同志之外，再加上一层亲家关系。曾纪泽是国藩的长子，当然视嵩焘为长辈，故称之为筠丈或筠翁。这位筠丈又与他的叔父国荃，情谊甚笃，晚年往来尤多。此外，纪泽先娶云贵总督贺长龄之女，不久因难产逝世，继室刘氏，即刘蓉的女儿，纪泽又成了郭嵩焘最亲密朋友的女婿。
光绪四年，郭嵩焘一再请辞驻英法公使，继任者正好是曾纪泽，私谊之外又加上公务。纪泽自奉派充英国法国钦差大臣后，与郭嵩焘的联系，自更形密切，并细阅“郭筠仙丈所写《使西纪程》”。次年八月廿八日（1879年10月13日），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纪泽，谈话中一再提到郭嵩焘，其中一段对答如下：
（曾纪泽）对：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处，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太后）旨：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曾）对：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是拼了声名，也还值得。（太后）旨：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都知道。
这段话很明白，太后、皇上，以及王大臣都肯定郭是好人，而且十分同情他挨骂，曾纪泽对郭反而有褒亦有贬。
曾氏一行五十人于光绪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抵达巴黎，郭早于六日接到电报，但是日因腹痛吐泻，不能出迎，纪泽至榻前晤谈。翌日，郭病愈后，陪同纪泽处理繁忙的公务，十五日即同去拜会法国外交部长瓦定敦。曾氏以英语酬答，瓦定敦大喜，郭也高兴，在日记中记道：“出使以通知语言文字为第一要义，无可疑也。”曾亦为郭带来一批友朋的信函，还有刘锡鸿的《英轺日记》。郭早已闻说此书，此时始见到，读后甚不齿刘氏的用心。曾还相赠所著《旧朴斋诗钞》，郭细心观览，还抄录了许多七律在日记中，对纪泽的诗颇为嘉许推重，认为是天资与绩学所致。
郭在巴黎将公务交待清楚后，于十二月十六日返回伦敦。曾纪泽一意想在法国交接，在两位太后召见时，已说“拟从上海发一电报致郭嵩焘，请其至巴黎交印”，但郭嵩焘则坚持在伦敦交印。郭回英后，曾又自巴黎打电报给郭，仍主张在法接印，郭立即回信说：“吾以英使兼法，接任大臣不至伦敦，无可交卸之理。持印赴法以求交卸，非所闻也。”在此亦可略见郭之性格，有理不让，不肯随俗乡愿。而曾纪泽贵为袭侯，纵不免任性，还是让筠丈三分，于光绪五年正月初四日（1879年1月25日）渡海来英，下午六时抵达伦敦。是夕雨雪严寒，郭氏素不喜送往迎来俗套，但由于纪泽初抵巴黎时，郭因病未能出迎，此次再不亲自迎于车站，自感“于事理亦属非宜”，仍率僚属冒寒赴维多利亚车站迎接，同返使馆，并酒食相款。曾氏初抵巴黎，郭因卧病未出迎，曾至榻前视疾，显非装病，必不会在意。但郭离法返英时，纪泽特别去看望并送行时，竟等待良久始得一谈，心中必然会感到不舒服，实已形诸笔墨，至于顺从郭意到伦敦接印，在感觉上也不会好过。所以，此次郭亲率僚属相迎于车站，给足面子，自有减少芥蒂之效。即如此，交接仍不甚圆满，为了清点器具小事，几起冲突。郭、曾二氏于正月初七日记之中不约而同记下此一不愉快事。郭因姚彦嘉相告，查点器具十分作难，乃至“愤然诘责”，几乎与曾纪泽吵架。事后觉得他尽量求赢余，为后人设想，且与纪泽有姻亲关系，竟然仍有所诋娸，更使他感叹中国官场交接的种种恶习难以湔除。曾纪泽则认为此事全由姚彦嘉挑唆播弄所致，但承认他与郭“各有怒声”，幸而郭知姚之诈，“未至成衅”！未至成衅，恐怕还是由于姻好关系，姚并未因此而失去郭的信任，初八日纪泽为郭饯行，所有随员都在场。宴毕，姚告诉郭乃是公宴，郭于曾氏“借此省费”，也有微词。正月初十日（1月31日）郭嵩焘一行离开伦敦，曾纪泽率僚属至车站送行，至开车后始返。
郭嵩焘回国后，择居长沙，与曾纪泽不曾再见过面，但二人音讯不断，以及亲友之间也各有信息，彼此也互知情况。曾纪泽先后参与中俄伊犁交涉以及中法越南交涉，成为备受瞩目的人物，当然更受到郭嵩焘的注意。郭素以为办外交须通外语，所以深喜纪泽能用英语与外国人交涉，而且觉得曾氏与外人周旋，存敬慎之心，办外交最宜。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曾氏在伊犁与越南两大重要事件上的表现，在郭氏心目中，并不如一般人评价之高。光绪六年八月，郭见到曾纪泽致李鸿章论伊犁事书，感到曾氏“似于详情尚未能勘透，其设心处事，惟务循用崇地山（厚）旧约以求敷衍而已，而又不居其名，一以诿之总署，今时在官者之心计皆然也”。至九月十七日（1880年10月20日），忽闻曾纪泽已自俄京回伦敦，知曾氏与总署之间有矛盾，但郭认为“如此重大事件，议论尚无端倪，而遽回伦敦，其急躁与崇地山等也，甚非所望于劼刚矣”。将曾纪泽与崇厚相提并论，显然不公平，但郭对曾之失望，溢于言表。幸而帝俄并无意作战，略作让步，而中国则允诺增赔兵费九百万卢布，约五百万两银子。曾纪泽遂于光绪七年正月廿六日（1881年2月24日）代表中国签订《俄京新约》。 曾氏改约成功，博得很多人的赞赏，但若仔细比较曾约与崇约，得失实难遽言。依郭氏之见，如果中国处置得当，这一场外交波折完全可以避免。当然他绝非仅仅责怪曾纪泽，实对清政府中掌握大权者的策略更为不满。另一方面，他觉得曾氏终能和平解决伊犁问题，无论何种代价，总比战争的代价与后果为佳。
关于越南问题，郭、曾之间的歧见似乎更大。越南原为中国藩邦，法国企图染指，当然会引起国内士大夫的公愤，当时所谓的清流，更是群情激昂。曾纪泽亦主张“驱法人以固吾圉”，并于致郭嵩焘书中认为仍可“收越南之权”。但郭嵩焘则认为搞洋务四十年，本末俱失，已无可补救，唯有尽量保全中国本土之利，也就是“弃越南以固吾圉”；不弃越南，唯出之于战。他是绝对反战的，因为深信中国当时的实力不足言战，战则既不能保住越南，更加损害国家元气。因而他不惜一己的名声，力排清议。曾纪泽亦主张不惜用兵，且说：“今之中国，当法人虚悬客寄之师，未必全无把握，纵使一战不胜，仍可坚忍相持，彼必有不能敌我而先自敝之一日。”可想而知，郭之反应颇为强烈，认为纪泽有失使臣之职，“徒以虚骄无实之言，荧惑朝廷之听，何为者哉”。此时郭氏若已知曾氏因讥讽法国已与巴黎当局闹翻，甚至不相通问，则将更责纪泽有失使臣之职矣。中法终不免一战，其结果几乎全在郭之意料之中，中国损兵折将外，福州水师船厂被毁，台澎封锁。经过无数折腾之后，中国还是放弃越南，滇南通商。冯子材在越北的胜仗，仅使中国不赔款而已。总的来说，郭嵩焘虽然肯定曾纪泽是有才之人，但并不因此而苟同他在外交上的一些见解与办事方式。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郭嵩焘的心目中，他亲家晚辈的缺点不在于才，而在于德——曾纪泽被形容成是名士气加公子气的产物。郭氏指出：公子气导致骄气，骄气之溢流而成为浮妄与强狠。他回湖南后又从亲友处听到不少有关曾的坏话，甚至与纪泽颇为亲近的刘伯同（刘蓉之子，所以也就是曾纪泽的小舅子），也说曾的“乖戾”，提到为刻印刘蓉的《养晦堂集》，纪泽“敛费”二千金，而所印百余部用去不过三百金，结果连印刷费也不给，并说他常常忘记别人的情分，而专记别人的过失，以至于“眦睚之怨，必报乃已，其心狠而险”。郭氏听后当然要“为之浩叹”，叹息“不意文正公（曾国藩）留贻，一偾至此！”不过郭氏知道刘伯同虽骂曾纪泽，事实上在学纪泽，但又没有曾的才具学问，是以刘只能得纪泽的短处，而不能得其长处，使郭痛惜“二家子弟，均无以上承先德”。曾国藩与刘蓉是郭最好的朋友，都是一传而已，令他“怦然自惧”。光绪十六年三月初二日（1890年4月20日），郭嵩焘自武昌得讯，不满五十岁的曾纪泽忽然病逝京师，急欲探知其病状而不可得知，他只听说因纪泽没有留下遗嘱，存在外国银行的五十万两银子，如何取回，颇费周章。他相信此款应可取回，但是“独惜劼侯身后有此波折，不能无累于其声名”。同年十月十八日（11月29日），曾纪泽的柩船到达长沙，郭嵩焘急着登舟吊问。二十二日的中午，灵柩入城埋葬。不到一年，郭嵩焘亦逝世于长沙。
曾纪泽在召对时，曾在太后面前说郭嵩焘的好话，但认为郭“不甚知人”，为其短处。事实上，郭嵩焘知严复为人才，严那时才二十三岁。锋芒初露，即加以赏识。而曾纪泽恰恰以为郭看错了人。今日凭借后见之明，可知严复确是难得的人才，不能不佩服郭嵩焘的善于知人。在他看来，初识的青年严复无论在学问与品格上都超过自己的姻亲曾纪泽。曾氏必因此而更不喜严，对郭亦有所批评。郭、曾对严的感情，严亦了如指掌，故对郭怀知遇之感，不因郭之失势而稍衰；对曾怀鄙夷之心，也不因曾之侯爵而加以掩饰。
作者简介
汪荣祖，1940年生于上海，长于台湾。中国近代史学者。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长期任教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现任台湾“中央大学”讲座教授。有《康章合论》《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章太炎研究》《史学九章》《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追寻失落的圆明园》《陈寅恪评传》《蒋介石评传》（与李敖合著）等专著十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