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1875-1907）可以说是晚清最有名的女性革命家，她在组织反清起义失败后就义于浙江绍兴，并留下了“秋雨秋风愁煞人”的绝笔。而她的婚姻生活也一直受到后世的关注，并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从她的婚姻，我们可以走进她的内心世界，探究她的感情生活及其思想变迁。
一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秋瑾穿着和服、手持短刀的照片，这成了她的革命写照，流传甚广。但她还有另外一张照片——一个穿着西服男装的秋瑾，是在北京拍的。跟秋瑾在北京有过交往的一个叫做服部繁子的日本女性，写过一篇回忆秋瑾的文章，提到了她第一次见到的就是穿着这身男装的秋瑾：“高高的个头，蓬松的黑发梳成西洋式发型，蓝色的鸭舌帽盖住了半只耳朵；蓝色的旧西服穿在身上很不合体，袖头长得几乎全部盖住了她那白嫩的手。手中提一根细手杖，肥大的裤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胸前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由此可以想象，秋瑾的这副打扮在当时很另类。我看过很多秋瑾的照片，这张给我的印象最深，其他照片的表情都非常严肃，只有这张是笑嘻嘻的。从这张照片可以知道，秋瑾在北京已经开始穿男装。服部繁子刚见到她时，甚至还弄不清她的性别，以为是一位俊俏的男子。改穿男装对于秋瑾就成了一个标志。接着，秋瑾把原来穿戴的女装，如裙子、绣花鞋送给了她的结拜姐妹吴芝瑛，说是改穿男装后，这些女装没用了，因此送给她做个纪念。当时秋瑾要到日本留学，也算是送给吴芝瑛的一份礼物。在我看来，穿男装的意义，是秋瑾对传统的男尊女卑社会风习的一种挑战和抗争。
有人记述，她出门跟一般的女性不一样。别的女子都坐在轿子中，把帘子放下来，不能给别人看见的。秋瑾却跨坐在车辕上，手里拿着一本书，还穿着一身男装，经过街市的时候就显得非常引人注目。记述她在北京出行状况的人说，秋瑾是名士派头。这个理解也没有错。不过我觉得，秋瑾的姿态更多表现了她在北京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她有意识地突破了所谓女子应该藏在深闺、不能轻易抛头露面的礼防。
二
说到秋瑾的婚姻，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她在湖南湘潭和当地一个有钱人家的子弟结婚了，丈夫叫王子芳，字廷钧。这桩婚姻是由父母包办的，当时她的父亲在湖南做官。秋瑾对自己的婚姻始终不满意。她在湖南时写了很多诗，这些诗读起来跟那些传统的闺怨诗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在那些思亲诗中，特别突出地表达了秋瑾对家人深切的怀念。有些诗写得声泪俱下，比如有一首诗写她刚刚和家人分离：“昨宵犹是在亲前，今日相思隔楚天。”这里的“亲”不是指她丈夫，而是她的父母和兄妹，说昨天我还和你们在一起，今天已经远隔万里。“独上曝衣楼上望，一回屈指一潸然”，说的是独自在晒衣台上，不断地计算和亲人分别几天了，想起来就要哭一场。从这些诗句来看，秋瑾在丈夫家中觉得非常寂寞、非常孤独，完全没有幸福的感觉。
通过阅读这些闺怨诗，可以看出秋瑾对婚姻隐约的不满。而到了北京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湖南时，秋瑾已经有了所谓“女才子”之名。可以想象，如果秋瑾不来京城，她或许会像古代的许多才女那样，作了很多诗词，留名于世；虽然对婚姻感觉不好，也可能夫妻终身厮守。这样，来到京城，可以说是她人生的转折。
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吴芝瑛。现在我们可能是因为秋瑾而知道吴芝瑛，但当时吴的名气远远大于秋瑾。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女性，她的书法非常好，据说连慈禧太后都很欣赏。吴芝瑛和秋瑾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她们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
而她对王子芳的不满，则受到了当时京城中正在流行的男女平权思想的影响，原先在湖南时那种隐藏的矛盾，到了京城后就更进一步地表现出来了。不满其实有它最初的根基。秋瑾的家庭状况和王子芳差别很大。王的祖父靠着跟曾国藩征讨太平天国发了财，后来开了很多当铺，家中很有钱。王子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当然，从一些资料可以看出来，他也不完全是不学无术之徒，曾在长沙岳麓书院读过书。只不过在秋瑾看来，王家是个没有文化气息的商人家庭，利欲熏心。而秋家不一样，秋瑾从祖父到父亲，都是以读书人的身份进入官场。所以，这样一种家庭背景的不同，包括家庭经济地位的差别，使得秋瑾在王家始终感到压抑。她后来讲到王子芳，用了许多现在看来比较“恶毒”的说法，说他有很多恶行，如何不讲情义、不讲信用、吃喝嫖赌、欺负亲戚，等等。这里的“欺负亲戚”，我们可以想见，主要是由经济地位造成的不平等，让秋瑾感到被歧视。她笔下的王子芳，整个一副丑恶的纨绔子弟嘴脸。这样一种描述在研究者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文学作品往往把王子芳刻画成一个荒唐、专横的恶少。
但这样一种描写是不是很准确呢？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方面的材料。服部繁子的丈夫服部宇之吉是当时京师大学堂的日文教师。1902年，吴芝瑛的伯父吴汝伦因为要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去日本考察时，和即将来北京的服部宇之吉见过面。他把侄女介绍给服部繁子，服部繁子也是通过吴芝瑛认识秋瑾的。因为服部繁子见过秋瑾的丈夫，所以是能够对王子芳做出描写和记述的人。
服部繁子写到秋瑾丈夫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长得很年轻，白脸皮，“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的、温顺的青年”。这与秋瑾信中描述的王子芳判若两人。服部繁子还写到，王子芳专门去拜访过她，请求她答应带秋瑾到日本去留学。服部繁子甚至觉得，如果当时她不答应，王子芳回到家里可能就会受到“家庭女神”的惩罚。她最后一次见到王子芳是在永定门火车站，王子芳送秋瑾乘火车去天津，再乘船到日本。她看到王子芳带着两个孩子来送行，还叮嘱秋瑾要保重、到日本要来信等等，很像一个模范丈夫。这是服部繁子的印象。
服部繁子还记述，秋瑾谈到她的家庭状况时，竟然用了“我的家庭太和睦了”的表达。这实在让我们非常诧异。而秋瑾接下来讲的一段话很有意思，她说：“我对这种和睦总觉得有所不满，甚至有厌倦的情绪，我希望我丈夫强暴一些，强暴地压迫我，这样我才能鼓起勇气来和男人抗争。”就是说，秋瑾本来希望反抗男权，如果她丈夫给她的压力更大一点，她就更有勇气去抗争。这个谈话是在1904年2月，距秋瑾6月东渡日本已经不远了。这样的追述当然也可能是受过“贤母良妻”教育的服部夫人对秋瑾性格的不理解，会有一些偏差，不过这种说法出自秋瑾之口还是有相当的可信度。
当然，王子芳的温顺，并不意味着秋瑾的家庭生活真的和睦。秋瑾到日本以后，写信讲过，有一次她跟丈夫发生冲突后，离家出走，住到一个旅店里不回去。另外，她在北京，有一个交往很多的同乡，名叫陶在东。他也提到，秋瑾在北京时，家庭矛盾比较多。当秋瑾和她丈夫发生冲突，他们这些朋友就经常去调解。
秋瑾为什么会出走？按照后来的记述，起因是某天王子芳让秋瑾在家中做饭，说要招待客人，结果她丈夫被朋友拉去逛妓院、喝花酒没回来。秋瑾因丈夫不归，觉得在家中无所事事，于是带上小厮，改穿男装，到戏院里看戏，结果回来就被她丈夫发现了，认为她不守妇道，动手打了她。秋瑾在一怒之下住进了旅店，后来通过朋友的调解，最终又回到家中。从这则材料看来，在秋瑾的家庭生活中的确发生过冲突甚至王子芳动手打人的情况。当然，肯定是打架打得很少，要不然怎么会一怒之下出走了呢！
秋瑾有一首诗特别值得关注，题目叫《谢道韫》, 是一首咏古诗。这首诗很短, 一开始的两句描写谢道韫如何才思敏捷:“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最后两句是:“可怜谢道韫, 不嫁鲍参军。”这里有两个典故,第一个“咏絮才”是形容女子有才华, 出处是《世说新语》讲到的, 谢道韫用“未若柳絮因风起”形容雪的轻柔, 胜过了堂兄谢朗的“撒盐空中差可拟”。第二个是暗含的典故:谢道韫的丈夫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儿子,这桩婚姻门当户对,似乎不错。但谢道韫出嫁后,非常瞧不起王凝之, 回娘家以后心情不快。她伯父谢安看出来了, 就安慰她说, 王郎人材也不错, 你为什么这么不满意?谢道韫回答说,我们家中,从叔父到兄弟, 个个杰出,“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所以“天壤王郎”后来就成了比拟不如意女婿的典故。从这首咏古诗中,可以看出秋瑾当时的婚姻理想,即才女应该配才子。谢道韫嫁给鲍照这样的才子才合适,否则就是婚姻错位。当然,因为谢道韫太杰出了,所以婚姻上的遗憾就显得更深。而秋瑾自然不仅仅是为古人打抱不平,实际上是曲折地表现了她对自己婚姻的不满。在中国传统社会里, 女性生活中的这种痛苦其实非常之多, 所谓“天壤王郎”应该并不算是非常严重的缺憾吧?但在秋瑾的诗中, 她不断表露的是“天壤王郎”的遗憾, 认为它是包办婚姻最大的苦果和不幸。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感觉和秋瑾对自己作为才女以及以后作为革命家的定位是有关系的。
三
在秋瑾离开京城去日本之前, 夫妻关系还算正常, 至少没有严重到完全破裂的地步。到日本以后, 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秋瑾是靠自己的嫁妆和朋友的资助去留学的, 没有得到王子芳的支持, 经济方面的冲突就很大。另外, 到日本以后, 秋瑾趋向革命, 成了一个胸怀大志的新派留学生, 而王子芳不过是一个庸俗无为的小京官,这种差别也使得她对丈夫更加不满,这种不满甚至转变成为痛恨。从秋瑾留学后写给她哥哥的信中, 看到的都是对她丈夫的痛骂。比如说到她丈夫的行为“禽兽不如”,可见秋瑾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情分了。而且她还嘱咐说, 如果有人问到她丈夫, 就说他已经死了。当时她也在考虑要和王子芳离婚。
为什么秋瑾对她丈夫会由不满急转直下到痛恨?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还有思想的差距, 当中可能还有误会, 即秋瑾以为王子芳另娶了, 因此, 她的感情才会表现得如此激烈。而且经过一段时间再回首往事,留在她记忆里的不愉快就更上升为痛苦。所以我们看到秋瑾和她丈夫由原来的“情不投”发展到“意不合”。何况, 当时秋瑾更多考虑的是救国救民、流芳青史。
秋瑾对出名的渴望在湖南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尤其是在家信中说得最明白。她非常在意自己的生前身后名。因为有这样一种流芳千古的追求,她就会考虑到她的婚姻是人生的一个污点。她在信中不断提到, 如果她有一点进步,一定不能让王子芳的姓氏加在她的名字之上。而且说她自己“儿女诸情俱无牵挂, 所经意者, 身后万世名耳”,否则她宁可默默无闻，但绝不让“此无信义者有污英雄独立之精神”。
在她的弹词《精卫石》中,最明显地表现了秋瑾的这桩心事,她希望能够把婚姻这个人生污点从记忆中完全抹掉。《精卫石》可以看作是秋瑾的自传, 其中的主人公叫黄鞠瑞。姓黄在晚清是颇有意味的, 带有民族主义情绪, 自认是黄帝子孙,当时很多革命派写的小说，主人公都姓黄。鞠瑞到日本后改名“汉雄”,也可以说和秋瑾的女权思想有关联。
讲到秋瑾为什么最终会从一个才女变成一个革命家,过去大家考虑比较多的是她的性格问题、机遇问题, 例如在日本这样的环境下比较容易趋向革命。但我想强调的是,秋瑾在走向革命的过程中, 她的婚姻状况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因。这个问题其实过去也有人提到过。陶在东就说,秋瑾走向革命完全是因为“天壤王郎”之憾。只是他的说法过于绝对, 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在性格和环境等原因之外,她对家庭的不满确实有比较多的表现, 她认为不能遇到知己, 就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凄凉女子。在这种情况下, 家庭对她是一种束缚, 她摆脱家庭的束缚之后,就可以在革命中得到满足。所以我讲秋瑾的婚姻状况,想要说明的是, 我们对秋瑾的了解, 不能仅仅从革命家这个角度来看, 她有很多方面,也有很多人生的经历。对这些方面我们应该多关注, 才能得到一个更坚实、更丰满的秋瑾形象。
作者简介
夏晓虹，女，1953年生，北京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与社会文化。著有《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晚清文人妇女观》《晚清的魅力》《晚清社会与文化》《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晚清上海片影》《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