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一年（1786），在直隶大名府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八卦教暴动事件。八卦教始创于康熙初年，由山东单县刘佐臣创立，初名五荤道、收元教。至乾隆中期，其势力已发展为一个遍及山东、河南、直隶，波及山西、江苏、陕甘等地的庞大的地下秘密王国，逐渐威胁清朝的统治。乾隆帝曾于三十七年在清水教“逆案”中给予该教门沉重打击，但却未能根除其势力，八卦教的活动仍暗流涌动，最终发生了这起案件。

这年闰七月十四日，直隶大名道皂头（衙役领班）、八卦会头目段文经及元城县捕快、八卦会副头目徐克展等，集齐教徒五十余人，预先潜于毗邻大名府衙的许三家中。他们定下先抢大名道库、然后再劫救单县八卦教首刘洪出狱的计划。在起事之前，段文经把人员分作五排，并许给教徒事成之后或任总兵、或任知府知县等官职。

夜里三更天，他们在烧香之后，各用红白细布包头，手拿刀剑，推倒许三家墙壁进入道署，杀死了闻声而来的大名道道员熊恩绂（fú），并将其家人击杀，还打死打伤多名衙役。在攻打府库之时，由于官兵陆续赶到，他们便由大门逃出，分赴大名、元城二县劫狱。结果在官兵追杀之下，段文经和徐克展等仓忙夺马而逃，其余教徒则一哄而散。

这一事件虽然在几个小时之内便被清廷平息，但却极大地震动了乾隆帝。为严办此案，他先后颁发上百道谕旨严令缉捕逃犯。

（一）明令严索穷追，缉捕逃犯

得到直隶总督刘峨的奏报以后，乾隆帝十分恼怒，他一方面令刘峨驰赴大名府主持侦缉，将清河道龙舜琴调补大名道；另一方面，又传谕辖区与大名道毗邻的河南巡抚毕沅、山东巡抚明兴,要他们迅速选派得力干员，各于交界处所严追堵截，不可使一人漏网。

为了追缉逃犯，三省官员在各地广布眼线，并悬赏缉拿，足迹遍布州县村庄、深山邃（suì，深）谷，甚至按牌甲（当时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逐户严查。为了防范段文经和徐克展等改装易服，充作纤夫或混充衙役沿运河南下，乾隆帝要求沿途地方官员务必留心查察、实力搜缉，“毋任伪装顶冒得以朦混逃窜”。另外，他还谕令各地方乡绅协力查拿，要求他们根据地方大小、烟户（即人户）多寡，认真稽查。

在历时半年多的盘查之后，三省共抓获涉案正犯五十余名，而追缉的范围则扩大到了山西、安徽，甚至江南、湖广及运河沿岸、山东沿海等地。除正犯外，抓获的缘坐亲属及同教之人更是数不胜数。不过，在如此严密的网罗下，案内主犯段文经却一直没有抓获。为此，乾隆帝多次训饬地方官员，将追查范围扩大到陕甘及盛京一带，甚至在之后的五年中一直密令地方官员继续追查段文经下落。

（二）重典惩治案犯，法外施刑

案发以后，乾隆帝立即发布谕旨，要求刘峨、明兴、毕沅等督抚每擒获一名“匪犯”，即先行讯供，一面向上奏报，一面于该处正法，并允许在审讯时重刑逼供。如对犯人焦玉坤，先后动用了拧耳、跪链、脑篐（同“箍”）、桚（zǎn，夹手指的刑具）子、掌嘴、板责、夹棍等刑。至于首犯段文经、徐克展等，则要求一旦拿获，马上将他们解往行在，由皇帝亲自发落。乾隆帝特别提出，押送之时，务必将两人脚筋剔去，以防窜逸。对于他们的子孙，则要求在将来定案时，“即年未及岁之子，亦应一并正法，以净根株，毋致复留余孽”（《清高宗实录》）。

在这一严厉惩治方针的指导下，地方官员在判案时也多迎合“圣意”、法外施刑。如对案内正犯，基本都处以凌迟、斩立决及枭首示众。据粗略统计，直隶、山东、河南共凌迟、斩立决了58名正犯。另外，对于各犯的缘坐亲属人等，情重者，即使年纪幼小也多处以死罪；稍轻者，则发往伊犁、黑龙江为奴，或者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徐克展之子年纪尚小，虽免于死刑，但终被施以宫刑，发往黑龙江给兵丁为奴。这在此案中已经算是“法外施仁”了。其实，若依《大清律例》，应仅发功臣家为奴，并不处以残忍的宫刑。

（三）要求处置教门，彻底根究

由于案犯以营救八卦教首刘洪为主要目的，所以八卦教及刘洪家也被牵连其中。为将刘氏家族一网打尽，乾隆帝命地方官员逮捕刘家四兄弟及其母李氏等，并处以死刑。这样，八卦教中的刘氏直系家族被斩尽杀绝。

此外，八卦教中的离卦教、震卦教也因此案再次受到牵连。如离卦教卦长郜三及其兄郜大、郜二，虽已于乾隆三十七年清水教“逆案”中被审明正法，但这次案发，其胞弟郜五波及其中，被“一同办理”。另外，震卦教头目焦玉坤之子焦成方，由于直接参与了劫狱杀官，而被斩立决。焦玉坤之女、焦成方之妻及二子一女都给付功臣家为奴。从此，八卦教作为非法的民间宗教组织，在清廷镇压下走向衰亡。

（四）追究官吏责任，申饬纪纲

除了谕令追缉逃犯，乾隆帝对涉案官员的渎职和失察行为，也严肃追究。他一面训饬大名府县官员“漫无觉察”，一面谕令总督刘峨审查地方官的失职行为，以便将来定案之后严行查参。

在审案过程中，乾隆帝也屡次训饬官员。针对他们在在办理案件中的“种种错舛”和失职行为，乾隆帝责罚刘峨银三万两，藩司梁肯堂银二万两，并停发了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督抚、藩臬（藩，布政使司；臬，按察使司）的养廉银。甚至曾任河南巡抚、此时已离职署任湖广总督的毕沅，也被“措缴银二万两留充河工之用”，以示惩戒。

乾隆年间，曾经一度沉寂的民间宗教组织变得日益活跃，教门案件频发。为维护社会秩序，巩固政权统治，乾隆帝加大了对教门案件的惩处力度。他一方面严密法网，首创了惩治“倡立邪教”的条例，将“倡立邪教”的行为单独规定为犯罪，使治理“邪教”立法有了新的进展；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将“倡立邪教”行为多直接比照“谋反大逆”律进行处罚，甚至法外用刑，加重处罚。乾隆五十一年大名八卦教案的处理，充分体现了乾隆帝对民间宗教案件的惩治方针。此举虽起到一定成效，但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并引起某种始料不及的问题。如马西沙先生的研究表明：“清代进入乾隆一朝，民间宗教如火如荼，遍及全国，引起当局恐慌，遂不择手段，对一切教派都采取杀戮流徒的政策。致使有些本来不具有反抗思想的教派，也加入了反抗当局的行列。许多教派，一闻当局拿剿，便先发制人，杀官劫狱，以免引首就戮，从而激化了矛盾”（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

作者简介

刘涛，1983年生，山东临沂人，历史学博士，现为滨州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明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