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乃清代最大的文派，前后绵延两百多年，传人遍及全国，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评价之分歧，在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桐城作为一个文学流派，道统上尊崇程朱，文统上继承唐宋八大家，讲“义法”，讲“神气音节”，讲“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自有一套看家本领。才气有大小，学识有高低，同是桐城文章，也可能风格迥异，但大都能做到清通畅达、雅驯简洁。至于其弊病，也正出在这“义法”与“雅驯”上。

一

文派以“桐城”名，因其创始人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都是安徽桐城人。《南山集》案发，戴氏被诛杀，客观上使得他的文章流传不广，对文派形成影响不大；再加上避忌，清人为桐城溯源时不大愿意将其列入。方宗诚等编《桐城文录》，将戴氏附录于方苞之后，已是相当大胆。戴、方二位文学观念相近且关系密切，故近人研究桐城文章，多将其相提并论。

桐城立派，实始于姚鼐。其《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借他人之口，称颂方、刘为代表的桐城文章，顺便追忆从刘学文之经过，明显有举旗立派的意图。私淑桐城的曾国藩，将这一层意思说穿，强调姚在桐城派的中心地位：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槐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日：“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欧阳生文集序》）

曾氏对姚氏推崇备至，列其为古今三十二圣哲之一（《圣哲画像记》）；可为求均匀对称，将其与许慎、郑玄同列，而不与韩柳欧曾并称，实在高估了姚氏的经学成就。一般的说法是方、刘、姚三家“皆足继唐宋八家文章之正轨，与明归熙甫相伯仲”；至于说三家为儒“足以衷老庄之失”，为文“足以包屈宋之奇”，已属派中人的高自标榜，不足为训（方宗诚《桐城文录序》）。不过，方东树、曾国藩等的极力鼓吹，对建立桐城门户，乃至虚拟与“道统”相对应的“文统”，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时间，俨然天下文章，独尊桐城。

一为文派，便成门户，虽说易于震动流俗滥得虚名，可也招来许多诟骂。因此，立派者理直气壮，追踪者则进退维谷——惟恐自家面目完全被文派的“门户”所淹没。被列为桐城重要成员的吴敏树，便曾辩驳“文派”之说；而揭桐城之帜以号天下的林纾，也大谈“夫桐城岂真有派”（《春觉斋论文》）。其实，桐城文派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桐城文章只有一副面孔。许多集合在桐城旗帜下的作家，还是颇具自家面目的：更何况两百年间文派亦随风会，风格多有变迁。

倘以文章风格论，桐城三宗方、刘、姚自是主干；姚门四大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等，对桐城文派的形成及推广大有贡献。桐城诸君为求清真雅正，弃韩愈的奇崛而取欧阳修、归有光的平易，末流才气薄弱，难免寒涩枯窘之讥。湘乡曾国藩私淑姚鼐，取其俊洁雅驯，闳以汉赋之气体，以救桐城拘谨之弊。曾门也有四弟子，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都是兼擅事功与文章，所谓“天下文章在曾幕”的说法，已经暗示自曾文正出，“桐城文章”即被“湘乡文章”所取代。此前，尚有“阳湖古文”，间接受之于刘大櫆，而又不为桐城门户所限；其“闻见杂博，喜自恣肆”虽为章太炎所不屑，毕竟别具面目，同样值得一说。

自从桐城开派，方、刘、姚三宗比较便成了有趣的话题。一般说来，方苞深于学，故论文主义法；刘大櫆优于才，故论文重品藻：姚鼐才学俱佳且以识胜，故力倡义理、辞章、考据三合一。同样认可桐城三宗，因个人才性、趣味及承传等关系，也会有所褒贬抑扬。比如，方东树受业姚鼐，自然也是“于三家之中又喜称姚氏”者，对方苞文章之矜慎拘束、不能宏放略有微辞（《书<望溪先生集>后》）；吴敏树鄙视姚鼐之树旗立派，故宁愿表彰“厚于理深于法而或未工于言”的方苞文章（《与筱岑论文派书》）；吴汝纶针对时局动荡文风趋于闳肆，重新提倡学粹才敛之“醇厚”，故明显地扬方抑刘（《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这些褒贬未必十分精当，但也大致说明了三家之别。

二

方苞乃桐城开山，其“义法”之说是整个文派的根基。关于“义法”，最完整的解释在《又书<货殖传>后》：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义”既包括事理寓意，也包括褒贬美刺，古今论文者罕能置之不顾：容易引起争议的是“言有序”的文章法度。方苞偏重记事之文，故强调“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之所以说“最精”，因其“变化随宜，不主一道”。（《古文约选序例》）韩愈法度森严固然值得摹仿，而史迁文无定法神龙变化更令人向往。如此讲“义法”，兼及常法与变法、死法与活法，自是通人之论，谁都不会反对。可落实到具体语境，不能不有所侧重。明末文体杂乱，或芜蔓繁冗，或纵横怪异，或放恣佻巧，入清后多遭非议。方苞为补偏救弊而讲求“义法”，其实不能不偏于“常法”，也就是由藏才敛气而趋于“澄清无滓”。这一点从其对柳宗元、归有光的批评可明显看出。二人都是方氏极为推崇的古文大家，可仍然有“辞繁而芜，句佻且稚”“近俚而伤于繁”的讥评（《书柳文后》），余者可想而知。后人赞赏方氏之为文气味高古，或者嘲笑其才弱故能醇而不能肆，都与其去繁辞求雅洁有关。

方苞为文情真意切，且大都篇法完具，雅饬可诵。《狱中杂记》以治狱之弊来统驭全篇，杂而不乱，散而有序，且冷峻中见其哀愍，颇能显示方氏文章风格。但在我看来，望溪先生最有心得的还是写人。《与孙以宁书》中，方氏提出写人除注意虚实详略的笔法外，更讲“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以此义法剪裁取舍，人物传记变化万千，如《陈驭虚墓志铭》之记逸事与《孙征君传》之著大节，都大有讲究，而且也都恰如其份。写奇人，记逸事，必然重细节，多渲染。《余石民哀辞》之卒前数日购宋儒书危坐寻览、《田间先生墓表》之当众溲溺御史，都还只是传记中的“波浪”与“点缀”。《左忠毅公逸事》最为感人之处，在垂危的左光斗怒斥探狱的史可法。场面描写如此“绘声绘色”，本与小说笔法无异；作者在结尾处补充交代“狱中语”来历，再加上语言不曾过分剑拔弩张，总算与“小说家言”拉开了距离。不过，于此也不难看出，为求人物描写生动，一不小心便会带上“传奇色彩”——古文与小说的距离，并不像桐城诸君设想的那么遥远。

三

方苞的“义法”兼及有物与有序，刘大櫆则对“文章能事”更感兴趣。《论文偶记》将世人喋喋不休的“义理、书卷、经济”一笔带过，而专注于大匠运斤之手段。讲文贵奇、文贵高、文贵简等，虽有见识，毕竟都是老话。刘氏特异之处在突出文章的音节与神气：

凡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

不管是摹仿唐宋，还是追踪秦汉，都有个入手处问题。讲“熟读涵泳”、讲“音节神气”、甚至“语以字句”，一般人可能“笑以为末事”；可这实际上比只是高谈“精神”或“法度”高明。文之最精处为神气，但神气不可见；不从字句求音节、从音节求神气，则学古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刘氏文章气肆才雄，波澜壮阔，兼集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与其师事的方苞之雅洁大不相同。这与他平生怀才不遇，故多悲愤郁积有关。《马湘灵诗集序》中“湘灵被酒意气勃然”，作者则“泣涕纵横不自禁”，一点也不“温柔敦厚”。《答吴殿麟书》也是发泄自古才士厄于峻岩、“无由自见其美”的愤懑，文中兼用奇偶，音调铿锵，辞采华丽，以才气横溢取胜。至于像《张复斋传》《樵髯传》《章大家行略》等借一二细节写人而栩栩如生，那是桐城派的看家本领，也是其学《史记》真有所得处。

四

桐城文派的建立，姚鼐为功最高。溯源以建文统，讲学以立门户，姚氏不愧为桐城之集大成者。其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收且相济，区分阳刚、阴柔两种文章风格，以及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诀（《古文辞类纂序》），都是承继方、刘而又有大发展，桐城文论至此自成体系。而《古文辞类纂》体例严谨，选文精当，上自秦汉，下迄方、刘，既是学古文的最佳入门，也是桐城文派的最好宣传。

至于姚氏本人文章，所谈义理全无新意，不及方氏之深于经，也不及刘氏之郁于气。弟子们非要强调姚氏之“诠经注子”“发挥义理”，实在囿于门户之见，误将其师的理想作为成就来表彰。不只“义理”不新鲜，“考证”也非姚氏所长，集中考郡县、辨周书，只是条理清晰文字流畅可取，根本不入专门汉学家眼。其实，姚氏也只是以三事兼备并举来为古文争地位，而且希望借“义理”与“考证”来充实改良文章。从“文章”角度来评价姚鼐的考证，方才能理解其“精诣”与“卓识”。姚门弟子喜欢谈论方、刘才学各有所偏，而姚氏则文理兼至；这种吹捧，无意中暴露了姚氏文章的毛病。或许太希望集大成了，“见人一长，辄思并之”（姚鼐《惜抱轩集》），自家面目反而不大清楚。总的来说，姚氏写人、记游、论学之文，平淡自然，简洁精微，以阴柔而不以阳刚取胜——尽管其《海愚诗钞序》更推崇“文之雄伟而劲直者”。

五

文章卓然足称雄才者，不只依赖才气，也关乎身世与地位。曾国藩非常佩服归有光之文不事雕饰而足昭物情，唯一的遗憾是其未能“闻见广而情志阔”（《书＜归震川文集＞后》）。曾氏当然明白这不是能力或志趣，而是其没有“早置身高明之地”。倘若归有光、姚鼐一心追求雄奇之气阳刚之文，反倒让人担忧。这篇化柔为刚、雄厉喷薄的“大文章”，只能由“文治武功”的中兴大将曾国藩来完成。曾氏论学则于姚鼐的义理、词章、考据外，添加“经济之学”；论文则于《史》《汉》、韩柳外，补上庄骚汉赋，这些都显其气魄之不凡，非桐城寻常书生可比。曾氏虽自称粗解古文由姚鼐启之，但其文章气势实非姚氏所能规模。吴汝纶和薛福成都曾论及桐城末流才气薄弱，能平易而不能奇崛，有待曾氏出而振之。薛氏的说法尤其精彩：

文正一代伟人，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其阅历亲切，迥出诸先生上。早尝师义法于桐城，得其峻洁之诣。平时论文，必导源六经、两汉，而所选《经史百家杂钞》，搜罗极博，《文选》一书，甄录至百余首。故其为文，气清体闳，不名一家，足与方、姚诸公并峙，其尤峣然者，几欲跨越前辈。（《寄龛文存序》）

这段话大致说清了曾氏与桐城诸公的联系与区别。只是如此调奇偶以取气势，需有曾氏那样的“阅历”与“经济”作后盾，方才能作成俊迈遒劲之雄文。否则，很容易成为虚张声势的“庙堂文章”。

同样兼好骈散杂取百家、取法桐城而又不为桐城所限的，此前还有恽敬、张惠言为代表的阳湖派。张、恽学文，只是间接受之于刘大櫆，而且自恃才高，不屑谨守方苞之“义法”。所撰古文，喜恣肆，多纵横气，笔调恢闳而芜杂，迥异桐城文章之雅驯简洁。阳湖只能算是桐城逸出的旁枝，不像湘乡文取而代之，成为第二阶段桐城的代表。

作者简介

陈平原，1954年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先后出版《中国散文小说史》《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著作三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