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著称，但“盛名”之下，诸多模糊，他的发身和陨落，他的贪贿聚敛之道，他究竟有多少金银田宅，都不甚明晰。尤其是其自缢后被发现的绝命诗（因写在衣带上，又称“衣带诗”），其第三句有“水泛含龙”四字，词义诡谲，仿佛玄而又玄，更被称为难以索解的历史谜团。
本文对“水泛含龙”的来龙去脉作了一番梳理考订，剔抉出一错再错的两个节点，厘清其“出口转内销”的传播过程。这是一个由音似和形似造成的语词怪胎，从而直接影响到对诗文的诠释，影响到对和珅形象的解析，应予澄清。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八日，亦即太上皇帝弘历崩逝的第六天，软禁于殡殿的和珅被拿入刑部大牢，开始了其人生最后一段旅程。囚室中备有纸笔，颇有诗才的和珅，留下了不多的诗篇，赋写一位宠臣和权相的末路心境。有两首写于上元（元宵节）之夜，其一：
夜色明如许，嗟余困不伸。
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
室暗难挨晓，墙高不见春。
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
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
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
和珅万万没有想到：原以为已然搞定套牢、一心要继续辅佐的嗣皇帝，居然刚亲政便翻脸无情，使出霹雳手段！这时的他在狱中已经待了好几天，该想的全一遍遍想过，应是想明白了。全诗不见愤懑，甚至也不多写委屈，突出的是反省和悲伤，为自己20年的宦程跋涉，为自己的过人才华，也为自己对皇帝的忠心。九重仁，当然是指皇帝的仁爱，却有意不说是已逝的上皇，还是当今圣上。
第二首仍是以月色入笔：
今夕是何夕，元宵又一春。
可怜此夜月，分明照愁人。
思与更俱永，恩随节共新。
圣明幽隐烛，缧绁有孤臣。
（杨璐校点《和珅诗集》，上元夜狱中对月二首）
两首诗都有一个词——孤臣，应予关注。孤臣，即孤立无助的忠臣，语出《孟子·尽心上》：“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狱囚的诗通常会被搜检呈交，皇帝常也有阅读的好奇心，因之也是一个回转圣意的机会。孤臣二字亦有“远臣”之义，大牢之中，咫尺天涯，也觉贴切。曾几何时，朝中第一宠臣和珅竟以“孤臣”自况了，而字里行间，则仍在向皇上表达忠诚，仍在委婉申诉，仍未放弃求生的努力或者叫挣扎。
正月十八日，嘉庆帝颁布处死和珅的谕旨。根据今日所能得见的文献史料，可知对和珅的“世纪大审判”并不顺利：与他同时拿下的军机大臣福长安，宁死也不检举揭发；负责主审的几位亲王，平日多与之交好，难以审下去；所谓“二十大罪”多数是些鸡毛蒜皮，和珅招认得很痛快，却难以定为皇帝所说的大逆罪。其时抄检和审讯尚未结束，急急做一了断，应是采纳了直隶布政使吴熊光的建议。该谕旨很长，写得层次分明：先说众大臣与翰林科道官定拟和珅、福长安罪名，“请将和珅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福长安照朋党律拟斩，请即正法”，可证民愤极大，众皆曰杀，而且是“剐杀”；接下来参照康熙帝诛鳌拜、雍正帝诛年羹尧、乾隆帝诛讷亲，指出和珅“压搁军报、有心欺隐，各路军营听其意指虚报首级、坐冒军粮，以致军务日久未竣，贻误军国”，可证罪行严重，且前朝多有处死之例；再说和珅曾任首辅大臣，又值父皇大丧，“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和珅着加恩赐令自尽”（《清仁宗实录》，嘉庆四年正月丁丑），可证圣心宽仁。白莲教之变延续三年，清廷调兵遣将，数省之地田庐残破、生灵涂炭，已成为国家的巨大伤痛。应该反省追查的地方很多，但让老和一人来承担责任，也有些不公。
大清律法有“议亲议贵”之条，谕旨中也提及，说和珅丧心昧良、不齿于人类，不应援引“八议”减罪。和珅可谓既亲且贵，此时皇帝绝口不提其为皇亲贵戚，不提其对太上皇的多年效力，不说皇妹的哭诉求恳，但还是以他曾任首辅从宽处置。世上万千事，本一死了之，可古代律法又将死罪分为数等，比起凌迟寸磔，赐令自缢，便是皇恩浩荡了。据记载：行刑之时，后来的内阁大学士耆英（就是那位奉旨签订《南京条约》的钦差大臣）时为刑部司员，随同监视，但见和珅于磕头谢恩后，接过钦赐的长长白练，仰首看天，又俯视地下，叹了口气说：“我是个痴人。”（缪荃孙《艺风堂杂钞·和致斋相国事辑》）此语看似自责，实以责人，却没了旧日的逼人锋芒。
和珅死后，留下的诗作仍有人在意，宗室裕瑞辑成一册，题名《嘉乐堂诗集》，收录了前引两首元宵诗。而其绝命诗很早就在坊间流传，写于衣带之上，自缢后即被发现。裕瑞没有收录，不详何故。
和珅通常所用衣带，与一般民公爵位者不同，是乾隆帝特赐服用的宗室黄带，以金黄色丝线织成，缀以四块金属镂花板，板上镶嵌宝石珠玉。入狱后，黄带子大约不会再用了，腰系一条布带，倒也便于在上面写诗。他的衣带诗流行甚早，而演为一段文案，应属清朝覆亡后之事。先录今之通行版本，曰：
五十年来幻梦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清通鉴》，清仁宗嘉庆四年正月十八日）
我们知道和珅是读过《红楼梦》的，还曾与乾隆帝探讨过该书的写作主旨。其绝命诗颇有点儿红楼意蕴，幻梦、撒手、香烟、红尘、后身，写来若真若幻。但和珅读得太浅，未能读懂书中的《好了歌》，未曾有大感慨和彻悟，不能解何为“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古今多少政商界人士，都是好了还想更好，不知料理了局，不知道“好就是了”的哲理，又不独一个和珅。
该诗被称作难解之谜，指的是第三句的“水泛含龙”，四字真言，不识出于何典？于是索解歧出，大都论为和珅死前对朝廷充满怨恨诅咒，指向后来的慈禧太后和大清沦亡：
有的说用“夏后龙漦（chí，涎沫）”典，见于《国语·郑语》，写夏朝末期有二神龙止于王庭，夏后得龙漦（传说中龙的唾液）而秘藏之，后周厉王开盒观看，龙漦流出，化为玄鼋（yuán，大鳖），宫中女子遇而受孕，生褒姒，西周因她而亡。论者以这个女色亡国的典故，隐指后来的慈禧太后的横空出世，说她为和珅复仇，祸乱大清。
有的在字面上下功夫，以“水泛”为前一年河南的黄河大决口（实也颇为接近事实，遗憾的是忽又一转）；而“含龙”二字，则是说女主藉水患降诞。还是落到三十余年后慈禧太后的出生，当年黄河河南段又是大决口，竟说这个女婴就是和珅的后身，代为复仇雪恨，葬送了清廷。
扯的有些远了。
“水泛含龙”四字，究竟作何解？
我查了一些史学家的书，包括几部重要的乾隆传与和珅传，多有征引，多不作解释，仿佛毋须考证。实则此为传闻转抄之讹，是一个由两次抄录错讹造成的语词怪胎，根本没有这个典故，因此也无从索解。史学界长期以讹传讹，以讹解讹，演为一段学术谜团，不可不辨。
先说第二个错误，当在于著名清史专家孟森先生的《清高宗内禅证闻》，其在引录《朝鲜实录》中相关文字后，曰：
临绝作诗，似偈似谣，不甚可解。或谓“水泛含龙”似用夏后龙漦故事，为孝钦祸清之兆；“香烟后身”，孝钦或有烟瘾，而和珅于嘉庆初已染此癖，亦未可知。当时能吸洋烟者为绝少，至咸、同、光则不足奇。但以此为识，直谓再生作亡清之祸首，以身报仇耳。此无稽之谈，姑存轶闻，其解说则朋辈酒间，拈《朝鲜实录》此则而推测之词也。（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
清晰说明录自《朝鲜实录》，而对“水泛含龙”四字，表示“似偈似谣，不甚可解”。后面虽记夏后龙漦故事和慈禧祸清之兆，甚至扯出和珅与慈禧的嗜好洋烟，仍视为无稽之谈。
《清通鉴》照录此诗，见于该书卷一五六，编者在卷末注中，称采自《李朝实录·正宗大王实录》卷五一。而查对吴晗先生所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作“水汛含龙”。再查《朝鲜王朝实录》本卷，也是“水汛含龙”。原文来自朝鲜书状官徐有闻呈进的“闻见别单”，其中记述和珅之逮治论死甚详，兹节选与该诗相关一节：
正月十八日，赐帛自尽。和珅临绝作诗曰：“五十年来幻梦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遂自缢死。（《正宗大王实录》）
此段文字，见于李朝正宗二十三年（1799）三月三十日，孟森文亦照录。李朝历法与宗主国清朝相同，亦即嘉庆四年三月三十日。该国制度，凡使臣出使上国，应将亲身经历和闻见之事及时列款上奏。此时和珅死后不久，衣带诗刚开始流传，徐有闻也算有心，记录下来，呈报给自家国王，也成为今知这首诗的最初记载。诗中的“汛”，与“汎”（今通作“泛”）形似，孟森先生转抄时出现了失误，为后来各书沿用。其所视为无稽之谈的附记文字，也被一些人当作真解，再加渲染延伸。
第一个错误，也是最主要的讹误，则出现在朝鲜人那里：或是徐有闻录写时偏差，或是《李朝实录》整理时误判，先将原诗中的“睢”，以音似误为“水”；复将“合”，因形似误书为“含”。水汛含龙，应是“睢汛合龙”。
这是当时朝廷的一件大事：上年夏多雨，黄河来水甚多，六月间睢州（今商丘睢县）下汛即曾迭见险情，八月二十九日夜睢州上汛先是大水漫溢，接着冲决大堤，形成一百五十多丈的口门，奔腾下泄。因决口出现在睢州河段，当地恰有古地名睢口，河员便以“睢汛”“睢口”称之。兴工之后，原拟在年前堵闭，东河总督司马騊于腊月间上奏，称睢口（睢工大坝口门）虽仅留18丈，可连日大雪严寒，引河头堆积大量冰凌，请求暂缓合龙。其时上皇因患病不再阅批奏折，嘉庆帝作出批谕，准许等日暖开冻后再行合龙。
一个敞开口子恣肆流淌的黄河，总是皇帝和枢阁重臣的心腹大患。死到临头的和珅，在诗中表达的，仍是期盼睢口合龙与水患结束。而黄河决口的每一次成功合龙，在朝廷都是重大喜讯，照例要由京师特别驰送大藏香二十支，隆重祭祀河神。让我们再来读一遍此两句诗：“他时睢汛合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大意为：等待睢口合龙那一天，祭神的袅袅香烟中，你们会看到我的忠魂。哪里有一丁点儿怨恨诅咒，分明是一腔的忠诚国事。题写之时，和珅大约不会再期望嘉庆帝的赦免，却想着要他有朝一日愧悔。
和珅绝顶聪明，绝不是痴人，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不少聪明人都是由于过分自信，才出现致命误判。而虽然身陷死牢，他仍能择取最恰当的行为：不去跳脚嘶喊，不去诅咒嚷骂，甚至也不绝食流泪，而是将自己的死与解决河患相连接，借诗句抒发最后的忠怀。
这才是和珅。
该诗还有着另一个版本，多书皆见收录，时间上虽较前引略晚，可信性则还要高一些，惜乎未见学界关注。梁章钜《浪迹丛谈·睢工神》：
小住袁浦日，有一河员来谒，意气轩昂，语言无忌……且言亲在睢口工次，目击合龙时，实有神助显应，众目所睹，但不知此神何名耳。余记得嘉庆初在京，日阅邸抄，是时和珅初伏法，先是拿问入狱时，作诗六韵云……赐尽后，衣带间复得一诗云：“五十年前幻梦真，今朝撒手撇红尘。他时睢口安澜日，记取香烟是后身。”事后刑部奏闻，奉御批云：“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然则睢工之神，其即和珅乎？和珅音与河神同，或其名已为之兆矣。
作者为嘉庆七年进士，曾任军机章京，所记和珅临终情形与衣带诗应较为可信。安澜，谓使河流安稳不泛滥，与合龙义近。第三句以“睢口安澜”代替“睢汛合龙”，所指则完全一致。其字面上的小差异，当也是传抄造成的。
稍后学者缪荃孙也记载了和珅伏诛情形，照录衣带诗，与梁书一字不差，但加上一段批判文字：
……又于衣带间得一绝云：“五十年前幻梦真，今朝撒手撇红尘。他时睢口安澜日，记取香烟是后身。”后刑部奏闻，御批云：“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二十四日睢口合龙，有云和相即睢口河神者。当涂黄勤敏钺有《感事诗》云：“祸福由来召有门，雷霆击物敢言冤？老獾入室熙宁乱，轧荦生儿天宝昏。岂有神明犹诞降，大都妖孽偶游魂。稷狐社鼠纷逃匿，六幕清明奉泰元。”盖深斥之。（《艺风堂杂钞·和致斋相国事辑》）
黄钺清正耿介，以不亲附和珅辞归，复以和珅倒台回朝，被嘉庆帝称为特达之知，仕至尚书和军机大臣。其诗有感于众人附会衣带诗，编捏和珅死后变为河神的传说，措词犀利，可称痛快淋漓。后来叶廷琯《鸥陂渔话·和珅诗》、史梦兰《止园笔谈》等书，皆与梁章钜所记相同。
和珅的有才，不仅仅是自负自恋，而是早就出于乾隆帝之口。乾隆五十三年（1788）平定台湾，和珅作为二十功臣之一绘像紫光阁，弘历亲撰像赞，“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惟明且断”，欣赏他的才华，称誉为国家干城。五十七年击退廓尔喀入侵，和珅再次列名图像，“清文汉文，蒙古西番，颇通大义”，其语言才华似乎又有长进。乾隆帝曾不止一次夸奖他兼通四种文字，说满朝中只此一人。颙琰读衣带诗后的评语，也承认和珅“小有才”，别处还说过他“小忠小信”，至于说他“未闻君子之大道”，也是对的。
帝王之心也如秋天的云。和珅被赐死后，嘉庆帝开始想起他的一些好处，想起其对父皇的多年侍奉之劳，或也能想起其为自己效过的力，心情有些复杂。外地将军督抚的议罪奏折仍纷纷来到，自是一无例外地吁请严惩，御批则变了口风，开始找各种理由，诉说苦衷。如正月十八日山西巡抚伯麟奏折朱批：
已施恩赐令自尽矣。朕不得已之苦衷，天下臣民当共知耳。
又二十二日，御批湖广总督景安奏折，曰：
已赐令自尽矣，实出于不得已之苦衷也。
明明是去除一个大贪官，究竟有什么不得已？有什么难言的苦衷？二十三日，颙琰在江西巡抚张诚基奏折上略有流露：
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实出于万不得已。是非公论自有定评，无庸置辩也。
不知是说和珅功高盖主，还是说他狂悖恣纵。然若说亲政后其也会如此，大约没几人会相信。又同日批漕运总督梁肯堂折：
此人不除，天下人心不正，所以必行，后世自有公论。
说的是和珅败坏了朝政乃至社会风气，很有些道理，却又不能深追，一旦刨根便到了父皇身上。二十七日，广东巡抚陈大文折御批：
天下至大，兆民至众，近年皆为和珅所蒙蔽，诸务废弛，若不速办，几不可问矣！不得已之苦衷，惟上苍昭鉴耳。（以上五条皆见于《和珅秘档》）
措辞也觉夸张。天下和兆民都不是和珅能蒙蔽的，其所蒙蔽的主要是太上皇，有此一人做靠山，也就足矣。所有这些相同和微有不同的批语，都能透露出颙琰的心绪难安。和珅的聪明，其借衣带诗传递的遗意，似乎也得到一些回应。
和珅长已矣，却长期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梁章钜所记，起因于某河员的来访，讲起当年睢口合龙的一些怪异情景，引起他联想到和珅的衣带诗。至于睢口合龙时有如神助、和珅死后化为河神一说，应是衣带诗流行后的虚妄之辞，章钜在笔墨间已含游戏之意。
作为历史人物的和珅是复杂的，死后却同许多反面人物一样，经历了一个妖魔化的过程，众恶归之；而早期的传播中，似乎还不无同情。这个版本的价值，在于为纠正“水泛含龙”的讹误提供了确证，也对和珅形象的再认识，提供了一个史证。
作者简介
卜键，江苏徐州人。文学博士，研究员。现任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为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市文史馆馆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已出版《国之大臣——王鼎与嘉道两朝政治》《明世宗传》等著作十余种，主编《元曲百科大辞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