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赦宥制度源于《周礼》的三赦、三宥（yòu）。赦是放免之意，宥即宽缓。三赦即一赦幼弱、再赦老耄（mào，泛指老年）、三赦蠢愚，前二项即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群，蠢愚是指智力不健全者。三宥即一宥不识，再宥过失，三宥遗忘。不识即不审（如误杀行为）而犯罪；遗忘，本质也是过失犯罪。凡不在以上六项者，并不在赦宥之列。秦汉以来，封建王朝将以上犯罪群体或行为作为制度规定下来，形成一般的赦宥制度，即所谓“常赦”，而在此基础上，为表征皇帝的生杀大权，以及受儒家约法刑简思想的影响，逐渐发展起大赦制度。本文所谈的赦宥制度限于后者。 

清代赦宥制度体现了矜恤人命、慎重刑罚的儒家思想。概括其特点，主要有五：首先是形成了完善的制度。赦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恩赦，即俗称的大赦；第二种是恩旨，是指寻常万寿节、喜庆日等减等或免除轻罪刑罚。清代恩赦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形成定制：一是大典、节庆，最重要的是皇帝即位、登基、改元，有万象更始之意。如天聪十年（1627）四月，皇太极去汗号，称皇帝尊号，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当年为崇德元年。礼成，颁诏大赦，除十恶不赦外，其余罪犯全部赦免。这也是清朝建国后的第一次大赦，其表征意义，非同一般。汗号是沿袭蒙古称号，而皇帝是汉族传统的最高称号，改号既是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宣示，也意味着它不再是边族之国，而已高居众蒙古之上。再如，顺治元年（1644）十月，顺治帝抵达北京后，行郊天大礼，即皇帝位。随即以中原平定，淹有天下，实行大赦。这次大赦宣示正式承继明朝，君临全国，意义同样重大（《世祖实录》卷十一）。除即位、改元实行大赦外，乾隆帝还创即位十年特赦之制。此外，册立皇后、皇帝五旬以上寿典、皇太后六旬以上庆典等重大节庆，也实行大赦。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是玄烨五十寿典，即万寿节，时四海奠安，河工告成，遂大赦天下。二是大的战争胜利，实行大赦。如康熙二十年（1681），历时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终被平定，清朝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为此，大赦天下。康熙三十六年（1697），在西北边疆不时侵扰的噶尔丹被平定，当时又值太和殿重新修缮落成，遂大赦天下。三是大的自然灾害，如大地震、雨水不时等。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因天旱不雨，下诏大赦天下。 

赦宥由刑部主持实施。刑部设有经常性机构——减等处，主持经常性赦宥事务。每次大赦前，刑部等上报《恩赦条款》和《减等条款》，经皇帝钦定后，依据这两个章程具体实施。 

大赦的对象包括国家的所有臣民，即官、吏、军、民。恩赦即大赦，死刑以下全部赦免刑罚。恩旨是减等，即降低原来刑罚等级，如死刑降为流刑、流刑降为徒刑、徒刑降为杖刑之类。 

大赦有限制条件，俗称“十恶不赦”，法律上称为“常赦所不原”，即包括谋反、大逆、谋叛等严重危害国家及元首安全的犯罪，以及以卑犯尊等，不在大赦之列。清代还有两种犯罪通常不赦，一是军务犯罪，《大清律例》表述为：凡关系军机、兵饷事务，俱不准援赦宽免。二是官员侵贪入己，数在一万两以上者，不准援免。乾隆四十六年（1781），震惊朝野的甘肃捏灾冒赈、侵蚀监粮案发，乾隆帝在处理该案时，因侵贪过万官员甚多，遂网开一面，确定二万两为“生死线”：凡是婪得银数在二万两以上各犯，全部问斩；贪赃二万两以下各犯，俱问拟斩候情实，于本年勾到时，刑部分别请旨。随即，乾隆帝专门发下谕旨，以后虽遇大赦，各该犯等不得援照省释，犯人所生亲子，亦不准应考出仕，以示惩儆（《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六十二）。这无疑是从国家根本利益着眼。相反，轻罪、初犯、过失犯罪，以及因人连累致罪，除常赦外，还可随时奉旨赦免刑罚。 

清代赦宥制度的第二个特点体现了儒家“刑罚世轻世重”的理念，即治乱世用重典，不轻赦，盛世刑罚轻，多赦。据清末律学家沈家本考证，汉朝大赦盛时少而乱时多，而清代却不是这样。据《清朝文献通考》等官书记载，清代自顺治元年至宣统三年（1644—1911）的268年间，共有81次大赦，顺治朝大赦13次，康熙朝26次，雍正朝7次，乾隆朝19次，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共16次。这说明清朝有效地利用皇帝所特有的最高刑罚权，调节、缓解社会矛盾。康乾盛世，相对来说，国泰民安，共有52次大赦，其中康熙朝61年间有26次大赦，停止全国秋审、朝审14次，停秋决人犯18次；赦免江南、浙江、山东、福建等省份死刑以下罪犯8次，还多次停止了秋审、秋决情实人犯。可以说，清朝誉美自己“深仁厚泽”，在很大程度上是康熙朝的宽大之政给争得的。而步入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灾难频发，大赦也越来越少。 

第三，清代大赦的范围更宽。明代徒、流犯至配所不赦。康熙九年（1670）起，在配所的徒犯逢大赦时也免除刑罚。乾隆二年（1737）规定，充军、流犯在配所三年安静悔过，愿回籍者听。同年，乾隆帝命刑部通行各省，除必不应赦者，仍行通缉外，凡是与赦款相符者，概免通缉。有在本案牵连待质之犯，亦即予释放。后来又规定，所有直省朝审、秋审各犯，缓决三次以上者，分别减等发落。 

第四，大赦与减免赋税相并而行，起到了德刑两治，相为补弼的效果。《尚书》既有“眚（shěng，灾异）灾肆赦”的记载。原其本意，每有灾害发生，人君要反省施政得失，故实行赦免是人君重新获得臣民拥戴的重要契机。鉴于此，清代每逢大的自然灾害，往往与免征赋税、实行大赦相并而行。乾隆十一年（1746），是弘历即位十周年。乾隆帝以“海宇乂（yì，安定）安，万民乐业”，决定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即将上年夏月颁发“天下正赋普免一遍”的谕旨与赦宥之典，间一举行。于是颁布诏书，实行大赦。次年四月，因雨泽愆期，又降旨刑部，将牵连待质人犯，及枷责轻罪，全部释放。又将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三年（1713-1725）以前不赦之案，分别减等，雍正四年以后至十三年（1726-1735）以前所有不赦各案，再次清理复勘，有应行减等者，即酌定请旨。对大赦的认识，尤其是德、刑关系，乾隆帝说得更清楚，他说： 

“为人君者，于德刑二事，平日本宜刻深兢励，与其托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实。修德莫大于爱民，若恩泽广布，加惠民间，俾海寓子民，共臻乐利，则所谓修德，孰大于是！至以修刑而论，则停免勾到，即所以恤刑，但赦非善政，利于宵小而不利于善者，昔人即有此论。”（《高宗实录》卷一四五八）。 

第五，对于赦免后犯罪，以及因为将要大赦而故意犯罪，做了原则规定。《大清律例》定有“恩赦而故犯”一条，是针对故意趁大赦之机而实施犯罪的惩罚条款，规定：凡闻知将有恩赦而故犯罪以觊幸免者，加常犯一等（《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十二）。遇赦减徒人犯，将来复犯，即照三犯定拟，设或再遇恩赦，则屡犯不逞，即在情节较重之列，自应照不准再免并计之例，亦不准其再为减等。（《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百九十）乾隆帝针对枷杖以下等轻罪人犯，屡赦屡犯，使法律失去公信力的弊端，规定凡恩赦人犯，于减等发落之日，各取改过自新甘结，再犯加等治罪，并于通衢僻壤，将罪名详细昭揭。这样就既使身受者潜消桀骜（jié ào，倔强）之情，同时也达到了教育他人的效果。（《高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七） 

整体上看，清代大赦既避免了滥赦使犯罪者有侥幸的心理，也使赦宥制度体现了矜恤人命、慎刑、轻刑的思想，缓解了社会矛盾，特别是对初犯、轻罪、过失犯罪予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体现了刑罚的教育性。当然，从本质上讲，大赦是专制皇权的产物，是生杀予夺操之君上在刑罚上的具体体现，也是法律不平等的体现，以往法律思想家如明代丘濬、王守仁等人均予以批评。 

作者简介 

林乾，1959年出生于长春，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委会典志组专家。著有《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康熙惩治朋党与清代极权政治》、《清代衙门图说》、《清通鉴·康熙卷》等专著，发表专业论文四十余篇。研究方向为清代法制史、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