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是一种带有宗教性的民间秘密结社，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南宋茅子元创立的佛教异端教派“白莲宗”。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洗礼，白莲宗同其他佛教的异端教派如香会、弥勒教等相互融合，最终形成“白莲教”。明代中叶，各种名目的宗教性秘密结社更是层出不穷，被官府通称为“白莲教”。
白莲教等宗教结社组织虽然名目繁多，但都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其主要教义是宣扬“天盘三副”说，亦即“两宗三际”之说。“两宗”指世界上存在着明、暗两种相互斗争的势力；“三际”指青阳（过去）、红阳（现在）和白阳（未来）三个时期。他们宣传说：“无生老母”在这三个时期分别派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来统治人类世界。在“红阳”时期，黑暗势力占据上风，形成“大患”，招致“恐怖大劫”即“白阳劫”的来临，弥勒佛随之降生，领导人们驱走黑暗，赢得光明，并在人间建立一个无比美好的“白阳世界”。而降生尘世的弥勒佛便是他们的教主。所以要起来造反，推翻现存的世俗政权，建立一个以其教主为首的神权王国。明清时期各种秘密结社正是在这些宗教说教的鼓动下起来造反的。
清乾隆中叶以降，人口迅猛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南方各省无地、少地的农民，便大量向陕西南部至湖北西北的南山和陕西、四川、湖北交界的巴山老林地区移民。但老林地区的土地早已被当地的地主富户所霸占，新移民只能租佃他们的土地，缴纳高额的地租，同时还要受商人、高利贷者的盘剥。移民们本来把老林地区视为乐土，结果刚逃出狼窝，却又落入虎口。幻想破灭的人们迫切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慰藉。白莲教（实为混元教与收元教）便乘时在移民中传播，除了宣扬“天盘三副”的说教外，又增加了许多世俗内容，如：习其教者，患难相救；赀财均分；穿衣吃饭，不分你我。这些说教对于穷苦移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而使白莲教迅速传播开来，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一些教首便借机进而提出，如今已经是“末劫年”，应该“换乾坤，换世界”，鼓动信众起来造反。甚至还提出带有“反清复明”含义的“弥勒佛降生”保辅“牛八”（“牛”与“八”合为“朱”字）。白莲教的活动给乾隆皇帝以强烈的震撼，他遂下令对教门首领进行搜捕。
清朝当局在大规模搜捕白莲教的过程中，各地官吏趁机对百姓敲诈勒索，中饱私囊。他们“竟以查拿邪教为名，四处搜求，任听胥吏多方勒索。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清仁宗实录》卷七十二，嘉庆五年八月乙丑）。有的在搜捕教徒时竟对无辜滥施重刑，对习教者无端诈索，以致“民怨沸腾”。于是，白莲教在“官逼民反”的口号下，掀起了大规模反抗活动。
乾隆五十九年（1794）四月，湖北“西天大乘教”（收元教的一支）的教首们首先商定于“辰年辰月辰日”即嘉庆元年（1796）三月初十，在各地同时举义。各地教徒响应号召，进行起义准备。湖北宜都的首领张正谟等，于嘉庆元年正月初八，从长阳带领几百名教徒来到枝江，安置在首领聂杰人家中。其活动很快被官府侦知，便到聂杰人处查拿，张正谟等率众拒捕，起义就此爆发。
枝江、宜都起义打响后，湖北各地白莲教徒们纷纷起而响应。但是各支起义军之间，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在战略上又被动地据守县城或山寨，消极防御，因而使清廷得以从容地调兵遣将，对各地起义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结果，湖北的各支起义军，在不长的时间内，大部分便相继失败了。只有以王聪儿、姚之富为首的襄阳起义军，突破清军包围，由湖北转战四川、陕西、甘肃等省，但他们也很快被清军消灭。
嘉庆元年九月以后，四川、陕西等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湖北教徒的起义。白莲教的首领每到一地，便把青壮年强行编入壮大队伍，并收走粮食、马匹。他们在行军中可以轻装前进，行动灵活。而追逐他们的清军，却携带大批粮食、装备，行动迟缓。加上清军将领利用打仗“坐靡军饷，以败冒胜”，或故意避战，所以，在战争初期，白莲教的队伍往往占有优势。
嘉庆四年（1799）初，太上皇乾隆去世，嘉庆皇帝掌握了帝国的实权，对各种弊端着手进行整顿：首先，罢黜了权臣和珅，并铲除了他的党羽，从而改变了以往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军务皆由和珅及其亲信调度指挥的状况；其次，撤换了一批无能的将领，惩办了一些贪官污吏；其三，在军事上推行“坚壁清野”、“寨堡团练”和“剿抚兼施”的策略；其四，出台“不论教不教，但论匪不匪”的区别对待政策。清廷实行的这些政策措施，使白莲教队伍陷入了极大的困难之中，他们在行军途中无人可裹，无粮可掠，使战况发生逆转。
白莲教的队伍得不到粮食和兵源，力量逐渐削弱，只得退缩在南巴老林之中。嘉庆六年（1801）以后，起义军各股处境更加艰难。军事上也接连受挫，许多重要将领或被俘或牺牲，受到清军的追击，又遭到沿途寨堡的阻遏，只得转入巴山老林的深处。清廷“不论教不教，但论匪不匪”策略，对白莲教队伍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未参加者不再加入起义队伍，已经参加起义者又纷纷接受招抚，白莲教队伍的实力大为削弱。嘉庆七年（1802）以后，只剩下一些小股的队伍，在老林中继续同清军周旋。九年（1804），最后两位白莲教的将领苟文润、苟朝九牺牲，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终于被平息。
清中叶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是清代前期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农民起义，波及川、楚、陕、豫、甘五省，历时9年。这场大起义的基本群众是老林地区的贫苦农民，他们不堪忍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起而反抗，幻想建立神权的王国，过着有衣穿有饭吃的平等生活。这既反映了起义爆发的社会原因，也表达了广大农民合理的生存愿望。诚如以往论者所强调的，起义在政治上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但仍以其失败告终。历史再次说明：以带宗教性秘密结社形式组织发动的农民起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换乾坤、换世界”，摆脱封建统治，农民脱离不了穷困。这不仅是白莲教等宗教秘密结社的结局，也是封建社会农民的悲剧。
然而，在说明白莲教起义对打击清朝封建统治作用的时候，也不可忽视它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清廷为了镇压这次起义，调集了16个省的兵力，耗费了2亿两军费，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清政府4年的全部财政收入。白莲教起义与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交战双方死伤的人数众多，而伤亡者多是平民百姓，他们在这场战争中遭受的损失是惨重的。至于战争所造成的间接损失，更难以计算。因为白莲教起义波及的五省区，在当时乃是中原富庶地区，这些地方经过战争的破坏，特别是人口大量减少，农业和手工业均遭到严重损失。清帝国的人力、财力、物力被战争所消耗，军事力量被严重削弱。经过这场动乱，大清帝国便开始从“康乾盛世”转向衰落。历史学家把这场战争作为清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是不无道理的。历史的教训值得研究和重视。
作者简介
秦宝琦，1936年生于辽宁新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清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历史学会理事等。主要著述有《清前期天地会研究》、《洪门真史》、《中国秘密社会新论》等多部；合著有：《天地会的源流》（英文版）、《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社会卷）、《中国秘密社会》（总论卷）；主编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1－7）、《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三册）；发表相关学术论文60余篇。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