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在澎湖大败明郑水师，郑克塽被迫率众投降，结束了海峡两岸之间对峙的局面，国家实现了大一统。次年，清政府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台湾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成千上万的闽粤移民渡海来台，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原来蛮烟瘴雨的榛莽斥卤（指土地含盐分过多，不宜耕种）之地渐渐变成“糖谷之利甲天下”的鱼米之乡。 

乾隆初年，台湾的汉人居民已增加到45万多人，行政区划也由一府三县增为一府四县二厅。但因治理不善，社会动荡不安，如康熙六十年（1721）的朱一贵暴动、雍正九至十年间（1731—1732）的大甲西社“番变”等等。可是台湾地方官员平时既不能抚循，临事又不能绥辑，一味欺隐。总督、巡抚远隔重洋，有鞭长莫及之虞。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吴金因有亲友在台服官，留心访察，对台湾情形备悉其详，于乾隆二年（1737）四月十一日上奏朝廷，首次提出了台湾建省的主张。称台湾虽弹丸一府，而控制外洋，近则为江浙粤闽之保障，远则为燕齐辽等之应援，南北万里，资其扼要，建议“将台湾另分一省，专设巡抚一员，带兵部侍郎衔”，就近稽查，以重海防。然而，清廷以台湾武员设有总兵，文员则特遣御史，并设道、府等官，立法已为周备，且“弹丸之地，所属不过一府四县，而竟改为省制，于体不可，于事无益”，而驳回了吴金的奏议。 

由于大陆移民的不断迁入，到嘉庆十六年（1811）前后，台湾的人口已增至近200万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台湾作为新增辟的通商口岸对外开放，列强的势力直接进入台湾。清政府限制大陆人民渡台、禁止人民进入内山“番地”等消极的治台政策造成海疆防务废弛，给了列强可乘之机。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琉球遭风船民被台湾原住民杀害为借口，悍然出兵，在台湾南部琅峤（láng     qiáo）登陆，对牡丹、高士佛等高山族番社大肆烧杀，并在当地修路建房，意图久占，史称“牡丹社事件”。此次日本侵台事件虽然由中日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而获得解决，但此次的海防危机及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对中国朝野震动极大，引发了一场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主持大政的李鸿章等人亦要求全国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当时担任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的沈葆桢更认为台湾孤悬海外，七省以为门户，久为他族所垂涎，日兵退后，“虽外患暂平，旁人仍虎视眈眈，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主张应以办理日军侵台的善后事宜为契机，痛改过去因循守旧的做法，努力开创台湾建设的新局面。他一面奏准废除旧禁，招徕移民，开山抚“番”；一面增设府县，修筑炮台，整顿营伍，加强防卫力量。同时筹划开发台湾煤矿和敷设海底电报线。为了能有人主持百事待举的台政大局，沈葆桢经过再三考虑，于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向清廷上《请移驻巡抚折》，提出“宜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的主张。此折经吏部与总理衙门会议后同意“准将福建巡抚移札台湾地方”，但闽省督、抚存有不同意见，而清廷也认为“巡抚有全省地方之责，自难常川（连续不断）驻台”，最终采纳闽抚王凯泰的主张，于光绪元年（1875）十月三十日下颁的谕旨中提出折衷的办法，令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两地兼顾。 

尽管清廷在闽抚驻台一事上做出折衷的决定，但福建巡抚毕竟有其全省事务需要办理，况且台省之间又有重洋隔阻，半年驻台，省台兼顾，在实行上确有不少困难。光绪二年（1876）春，新任巡抚丁日昌到闽后即因忙于整顿吏治和救灾而无法分身渡台。为了解决省台难以兼顾这一问题，同年十二月，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在《密陈夷务疏》中提出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的主张。疏中分析：“福建之台湾地虽僻处海澨（shì，水边），而物产丰富，为各国所垂涎”，“非专驻重臣，镇以重兵，举其地民风、吏治、营制、乡团等事实力整顿，洽以德意，孚以威信，未易为功。若以福建巡抚每岁驻台半载，恐闽中全省之政务，道里悬隔，而转就抛荒，台湾甫定之规模，去住无常，而终为具文”。进而提出将福建全省事宜归总督办理，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川驻守，经理全台。“庶事任各有攸司，责成即各有专属，似于台湾目前情形不无裨益”。李鸿章则认为“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虽事有专属，而台事兵事、饷源宜与省城呼应一气，分而为二，则缓急难恃，台防必将坐困，亦非计之得者”，而表示反对。《申报》社论也认为此事“窒碍难行”、“设一巡抚仅管一府之地，……似亦不成政体”。总理衙门最后对袁折加以议驳，台湾设省的方案又一次被否定。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法军采取“据地为质”的策略将战火扩大到闽台地区。闰五月，清廷派淮军名将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率兵援台。刘铭传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团结全台军民，坚持抗战，给法军以沉重打击，挫败了其占领台湾的企图。次年二月战事结束后，清廷诏沿海沿江督抚“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恃之计”，再次进行加强海防的讨论，而建设海军、加强台防则成为本次讨论的重点。六月十八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左宗棠上《为台防紧要，关系全局，请移驻巡抚以资镇慑而专责成》折，回顾分析了过去10年中各方先后提出的“巡抚分驻”、“省台兼顾”、“简派重臣”及“建省分治”等方案的利弊得失，指出“均不如袁保恒事外旁观，识议较为切当”；认为台湾孤驻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甚非鲜浅，非有重臣以专驻之，则办理必有棘手之处”；所以，他建议“惟有如袁保恒所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澎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一手经理。庶事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 

同年八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颁下懿旨：“海防善后事宜，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衙门王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具奏，醇亲王奕譞（xuān）一并与议。所有左宗棠等条奏各折片均著给与阅看。”  

众大臣对左宗棠等人相关奏折进行传阅、会议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五日由奕譞、奕劻（kuāng）、世铎、李鸿章等16人联衔上奏。除一致认为“目前自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拟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外，也同意左宗棠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的主张。同日，慈禧太后颁发了设立海军衙门及准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的懿旨。历时多年的台湾建省一事终于确定下来。 

台湾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既是本身的开发、建设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加强海防建设、防御外来侵略的需要。台湾建省之后，朝廷仍强调须与福建联成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内外相维，不分畛域（zhěn  yù，界限），两者“分而不分，不合而合”，巡抚关防称“福建台湾巡抚”。首任者刘铭传增设府县，招抚“番社”，修筑铁路，敷设电报线，清查田赋，整顿财政，兴办企业，提倡新式教育，加强海防建设，使台湾在短短数年之间由原来落后的边陲之地一跃成为我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 

作者简介 

李祖基，1952年生，福建莆田人，现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著有《近代台湾地方对外贸易》、《战后台湾四十年》、《台湾历史研究》；主编《台湾研究25年精粹》（历史篇）；参与编撰《中国农民负担史》、《台湾历史纲要》、《福建移民史》；整理、出版了《台湾志略》、《巡台录》、《蓉洲诗文稿选辑》、《东宁政事集》、《“二·二八”事件报刊资料汇编》等台湾历史文献资料；并在海峡两岸学术刊物上发表台湾史研究的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