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与施琅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将领。郑成功为了捍卫明朝的余脉与清朝抗衡，施琅在顺治五至八年（1648—1651）是郑军中的重要将领，官居左先锋，双方关系一度“得友天下士，旦夕相过从”，但最后，他们似乎因“琐事”反目成仇，施琅弃郑投清。历史上对郑施交恶评价颇多，有的说郑成功自毁长城，有的说施琅汉奸叛国罪不容诛，也有的认为双方气量狭小，睚眦（yá zì，比喻极小的仇恨）必报。事实上，双方冲突固然有个人品质和性格上的不合，但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他们的政治态度、统兵原则、军中的利益冲突等各种因素造成的。
一、政治分歧是郑成功、施琅交恶的根本原因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明朝的最后岁月是福建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他因拥立唐王朱聿鍵（yù jiàn）为隆武帝有功，被册封为平国公。郑成功在日本度过童年，归国后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并考中县学生员。南明福王称帝时，郑成功入南京国子监做太学生，拜大儒钱谦益为师。
顺治三年（1646），在清军大兵压境的局势下，精于盘算的郑芝龙选择了归顺清朝，但清军将他掳掠到北京扣押，直接造成隆武政权的覆灭。隆武帝在福建汀州被清军俘杀。之后不久，躲避战祸不及的郑成功之母翁氏先受到清军的污辱，后惨死在刀下。郑芝龙这次不明智的归顺，导致了郑氏父子在反清复明问题上的分道扬镳。对郑成功来说，短短数月间，就经历了失国、掳父、丧母之痛，因此坚定了他武装抗清到底的决心。
施琅的人生经历和郑成功差别很大。明朝末年，家道中衰的施琅投身到郑芝龙手下。由于他为人机智、有胆有识，很快升为副总兵。郑芝龙降清时，他率部跟随，被清朝任命为总兵，这个封赏对施琅来说已经是一种优待。施琅归清后，率部南下广东与抗清派交战，多次立下战功。顺治五年（1648），抗清运动在江西、湖北等地蓬勃兴起。很多投降清朝的明将又纷纷树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施琅也在此时再次加入到抗清行列。不过，施琅这次弃清入明多少有些被迫，他和上司李成栋关系并不好，后来被当作异己甩给了郑成功。郑成功在招纳郑芝龙旧部的基础上，才有双方的会师合作。
对比他们反清复明的政治立场，郑成功显然要坚定得多。他对隆武帝有深厚的情感。隆武帝被害后，桂王朱由榔被拥立为皇帝，郑成功闻讯后，马上遥奉永历帝为正朔。他在纛（dào，古代军中大旗）旗上写有“明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就是要表明他忠于明朝的政治倾向。而施琅家族对明朝的忠诚度则淡化很多。当初郑芝龙降清被掳到北京，施琅家族原本有机会联合其它义军共同抗清，之所以放弃，无非是认为拥明的力量都是乌合之众，南明政权已经日薄西山。
至于对清朝的态度，虽然郑成功和清朝有所谓的“清郑和谈”，因此很多人认为他抗清态度不坚决，这多少是个误解。郑成功对清和谈，并不表明他有降清的打算，从和谈的过程来看，郑成功早就打定了主意，要利用和谈扩张实力。清政府掳走父亲郑芝龙，母亲翁氏和隆武帝都死于清军之手，对比“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郑成功对清朝的憎怒不是更强烈了百倍么？相比之下，施琅曾经归降过清朝，为清朝在广东等地平叛打仗。如果他对清朝有何不满，也主要是针对上司李成栋，而不会是清朝八旗军。
二、治军方略的差异是郑成功、施琅交恶的关键
郑成功起兵时力量十分弱小，和清军作战也总是败多胜少。后来他不断兼并整合南明各派力量，使军队不断壮大。郑成功整合军队为己所用的能力是卓而不凡的。南明的所有政权都存在主弱臣强的现象，郑成功的部队一开始也有类似难题，因为他的部队有招募的、有继承其父的、有强夺族亲而来的，也有从清朝阵营中反叛的。他总结了晚明以来朝廷姑息养奸的教训，治军练兵以忠孝为信念，驭下措施极为严格，功过分明，赏罚得当，军队战斗力越来越强。
但是也正因郑成功的部队是靠兼并发展而来，打胜仗时问题不大，一旦遭到清军打击失败后，往往容易瓦解和叛逃，因此他统率军队的警惕性极高，时刻担心下属不忠诚造成反叛。经过长期的残酷斗争，郑成功早已被铸成铁血统帅，对自己的骨肉至亲都进行过多次杀戮。在临去世前，他甚至要杀死儿子郑经和小妾。为了解决本集团的各种矛盾，他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对待其他将领也是不言自明的。而施琅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在政治上没有反清复明的抱负，他的军事才能尤其是在指挥水师上首屈一指。恃才傲物的施琅需要一个宽宏大量、能委己以重任的统帅，这样他才能做智勇双全的将领。但郑成功的统兵原则却不能给他充分发挥的空间。
三、从两个事件看郑成功和施琅分道扬镳
第一件事起源于顺治八年（1651），郑成功军事部署造成的意见分歧。当时郑成功占据厦门不久，统治基础并不巩固，此时他引兵来到广东南澳和郑鸿逵汇合。两人商量后决定分兵，郑鸿逵回厦门巩固，郑成功继续攻打潮州、惠州，争取南下勤王。身为左先锋的施琅认为这一部署风险很大，势必造成厦门防御薄弱，尽管诸多将领劝谏无效，他还是向郑成功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施琅劝说郑成功的方式非常奇特，见到郑成功后，他假说自己前夜做了个梦，预示出师不利，请郑成功重新部署。郑成功闻言大怒，撤销了施琅左先锋的职务，令他和郑鸿逵一起返回厦门。郑鸿逵、施琅回厦门后，果然遭到清军的袭击，郑氏集团损失惨重，而施琅率领部下奋力作战，对清军进攻厦门进行了有效的反击。但郑成功返回厦门后，仅赏赐施琅二百两白银，而没有给他官复原职。赋闲在家的施琅对郑成功大为不满，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
有人认为这件事主要过失在郑成功，施琅无辜。因为施琅的战略预见更准确，而且事后也验证了这一点，郑成功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驾驭部下过于严厉。但在这件事上看双方的表现，施琅的问题显然严重得多，他向统帅提建议的方式过于儿戏，缺乏认真诚恳的严肃态度。军事将领对统帅的用兵部署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在交换意见时，应该中肯地分析各种利弊，帮助统帅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越是重大问题越应该诚恳严肃。施琅轻率地用托梦的方式，达不到说服郑成功的目的，还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何况当时郑军中的避战派、主和派人数不少，有些人甚至背主投敌；从施琅一贯的政治立场出发，他建议放弃勤王回师福建，是对清主和思想的暴露。把军权交给主和派，郑成功无论如何是不放心的。
第二件事是曾德事件，终于导致两人公开反目。曾德最初在郑彩手下，郑彩部瓦解后划归施琅节制。此时施琅已被夺了兵权，曾德不甘心一直郁郁不得志，通过幕后活动，希望回到郑成功身边，郑成功同意。曾德为了在郑军中求得出头之日，从施琅军中改投郑成功手下，对他来说无可厚非。但在施琅看来，这很有可能是郑成功挖自己的墙角，因此对部下另择高枝背叛极为恼怒。无论是郑成功还是施琅，都把部属的效忠当作治军的生命线，背叛自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否则带兵打仗将一盘散沙。因此，施琅派人将曾德抓回斩首，以儆效尤。尽管郑成功急令勿杀曾德，施琅也置之不理。郑成功见施琅公然违令、擅自杀人，遂断定施琅将要叛变谋反，立令擒拿施琅全家。施琅此时只剩下投奔清朝这惟一的出路。
从曾德事件看，施琅擅自杀人的严重性在于他执意违背统帅的命令，极大地刺激了郑成功。对于郑成功来说，失去了这样一位卓越的水师将领，显然是重大损失。对施琅来说，自己降清后父亲、弟弟被杀，也算是惨重的代价，因此必然要和郑氏集团抗衡到底，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率领大军击败郑氏集团，收复台湾。
作者简介
王冬青，1969年生，陕西西安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明清中外关系史、军事史。发表论文有：《明朝海禁政策与近代西方国家的第一次对华军事冲突》、《论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战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