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是清朝入关前第二代统治者。他一生武功文治，赫赫辉煌，将乃父所创基业发扬光大，为清朝近三百年统治奠定了基础。以更大的力度吸收汉文化，推行汉化改革方针，是皇太极用人行政最为鲜明的特色。

皇太极成长的环境及文化背景与努尔哈赤有着很大不同。皇太极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在他24岁（1616）时，其父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称汗。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始命巴克什（师傅）教导自己的子弟。是时皇太极29岁。这样的成长环境使他对汉文化有着比乃父更为深入的了解。正由于此，皇太极即位伊始，便对努尔哈赤晚年苛待汉人的政策进行了大胆纠正。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皇太极发布安抚汉人的命令，使“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缓和了所辖地区的满汉矛盾。此后，他在积极进行军事扩张的同时，对于内政的汉化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发展牧猎与农业并举的经济政策 

皇太极在经济上采取发展牧猎与农业并举的政策，但对后者的关注日益加强。他多次发布发展和保护农业的政令，强调“工筑之兴”不应“有妨农务”，要求军民“专勤南亩（即农田。南坡向阳，利于农作物生长，古人田土多向南开辟，故称南亩），以重本务”，“务农积贮，为足食之本”，体现对中国传统的以农为本经济观念的认同。他还下令禁止宰杀耕牛，保护农业生产力，并提出“田畴庐舍，民生攸赖，劝农讲武，国之大经”的治国方针，体现了“耕战”精神。

二、“仿效明制”和文武并重的政治策略 

在政治方面，皇太极本着“仿效明制”和文武并重的原则，对后金带有明显氏族痕迹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后金政治制度更加适应封建化发展的需要。

努尔哈赤时期的后金政权政治体制结构比较简单，主要以兵民合一、文武不分的八旗制为主体，各部门要职全部操纵于满族贵族之手。皇太极即位后，接受汉员宁完我等关于“设六部，立谏臣，更馆名，置通政，辨服制”的建议，果断地厘定官制，设立六部，设置谏臣言官，把文馆改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三院的职掌，不仅比以前的文馆扩大了职权范围，粗具日后内阁的规模，而且还包括了以后设立的翰林院、詹事府等机构的职能，便利了皇权集中。之后，皇太极对官民服制、官员祭丧之制，乃至官场言语书词等，都本着效仿中原王朝“明尊卑，辨等威”的原则进行了改革和规范。

与努尔哈赤时期相比，皇太极招纳笼络的汉官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其身份档次也大有提升，尤其注重对明朝中高级官员将领的招降和接纳。崇德三年（1638），驻守石城岛的明副将沈志祥降清，一同降者达2500人，其中包括游击以上的官员35人。在收降的明朝官员中，以洪承畴为官位最高者。其余中高级降官还有：总兵祖大寿，副将尚可喜、张存仁、孟乔芳、沈志祥、祖可法，参将孔有德、耿仲明、马光远等。皇太极基于攻灭明朝、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思考，深悉笼络汉族高官的重要性，不惜纡（yū，弯曲、曲折）尊降贵，亲临抚慰，用心可谓良苦。

在对汉员的使用上，皇太极更为大胆。努尔哈赤在位时投奔后金的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石廷柱、马光远等人，大多是在皇太极时期才得到重用。他们对许多军国大事提出过重要的意见，受到皇太极的“嘉纳”。崇德四年（1639）六月，皇太极分汉军为四旗，任用了一大批汉员。值得注意的是，皇太极在崇德元年（1636）连续授予三位汉员以王爵，其中，授孔有德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开有清一代封汉员王爵之先河。他对俘获的明朝大员洪承畴以礼相待，耐心劝降，成为历史上帝王善于招贤纳士的一段佳话。皇太极对汉员的拔擢、重用，与努尔哈赤对汉员的猜忌、抑制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除了招纳明朝降官外，皇太极还仿效中原王朝科举取士的办法，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天聪三年（1629）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下达了一道在清朝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谕令：

  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 

后金政权于当年九月举行了大约有300名汉人生员参加的考试，并录用了其中的200名。参加应试的生员绝大多数为努尔哈赤晚年镇压明朝生员通明叛变事件中的幸存者。通过考试，不仅把这些人从“包衣（满语“家奴”之意）”、“奴者”的行列中擢（zhuó，提拔）拔出来，改变了他们的奴隶身份，而且为清朝实行科举制度树立了范例。天聪八年（1634）三月，后金再次举行汉人生员考试，录取228人。一个月后，经礼部考试，齐国儒、朱灿然、罗锦绣、梁正大、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等人以“通晓汉书”被授予举人资格。他们是后金政权自己造就的第一批汉族士人，成为皇太极推行“文治”的骨干力量。

三、文化政策中的尊儒倾向 

皇太极统治时期，后金政权在思想文化方面带有较多的儒家文化色彩。皇太极实行祭孔之礼一事，最具代表性。

清朝当局始建孔庙是崇德元年（1636），建于盛京（今沈阳）。庙成后，皇太极遣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致祭至圣先师孔子，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配享。此次祀典，从对孔子的尊奉、配享的安排、祭祀日期的确定，到典礼的仪程，都循守中原王朝的旧制。这次祭祀对于清朝来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一举动不仅是满族贵族自努尔哈赤以来吸收汉文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们从政治到思想认同孔孟儒家思想、把自己纳入中原文化体系的重要标志。

皇太极不仅积极推崇孔子，而且还强调满族贵族子弟要读书明理，明确规定他们的子弟凡在八岁至十五岁之间者，“俱令读书”。他看到，明朝官兵处困境而“犹以死守”，得益于“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由此反思出己方在精神士气、思想文化上的不足，并以“读书明理”对部下相劝勉。皇太极提倡“读书”，主要是指学习反映中原文化成就的各种汉文书籍，既包括儒家经学、史学类书籍，也包括军事等实用性书籍，还有佛教经典，内容相当广泛。由于语言上的差别，他沿用乃父的做法，于天聪三年命达海带领笔帖式（满语，意为办理文书、文件的人）刚林、苏开等人翻译汉文书籍。所译书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等，其中，对儒学经典的翻译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儒学内部学派纷繁，著述驳杂，究竟应该作何对待？皇太极对汉籍认识有限，诸臣所上奏疏大多就事论事，“而无劝上勤学问者”。针对这种情况，一些汉员如沈文奎、宁完我等提出皇帝进学应主要学习以《四书》为核心的“帝王治平之道”，并建议建立侍讲制度，对皇太极做了倾向于程朱理学的思想引导。这一时期，满族统治者对于《四书》在孔学中的特殊意义并无深刻认识，侍讲制度也因条件不备而未建立。但是汉官们的建议，毕竟把清朝统治者推行尊崇儒学的文化政策又向前引导了一步。

皇太极开展以“仿效明制”为基本内容的政治改革，并不意味着皇太极完全放弃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实行彻底的汉化。实际上，他是本着“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改革的。他曾拒绝满臣达海、库尔缠等人提出的“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的意见，认为满族的服饰及民族语言、骑射传统绝对不能改变。此外，满族社会出现的封建化发展势必导致其内部的两极分化，使部分经济状况下降的满族人产生怨言，对汉化改革形成抵触情绪。这种情绪对皇太极吸收汉文化造成一定的政治压力，使他常常处于改革与守旧的矛盾之间，不能不对满族贵族中守旧势力的掣肘有所顾忌，有时还要做些让步。  

作者简介 

史革新，男，生于1949年5月，山西阳泉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