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开国史上，摄政王多尔衮无疑是决定清朝命运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在明清兴亡的关键时刻，毅然决策进关夺权；又在关键时刻，指挥关键的山海关决战，一举击败李自成，清朝顺利进关；再决策，定鼎北京；遣师战西北，李自成逃遁，至九江口而覆没；挥师下江南，扫荡残明势力；进军西南，尽收全蜀，张献忠授首…… 清朝入关仅7年，其势如风卷残云，国家初成一统！从一定意义上说，多尔衮之开创清朝历史新纪元，与努尔哈赤之开国奠基一样，同具深远的历史意义。 

学术界关注多尔衮，多集中在清朝入关及统一全国等大事上，较少注意或往往忽略有关他治国方面的建树。其实，多尔衮进关即从严整顿吏治，同样展现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非凡魄力。 

清朝自其前身政权后金建国，即与明朝对峙，迅速展开战争，28年后，明朝终于不敌新兴的清朝而覆亡了。立国长达270多年、庞大的明王朝，何以亡国？多尔衮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以明亡为戒，不断总结教训，用以整肃明末以来所形成的贪风。 

顺治元年（1644）五月三日，即清军进入北京的第二天，多尔衮便迅速采取行动，向投诚过来的原明将吏发出了训令：各官都要痛改原明陋习，共同以忠诚、清廉相互激励，不得以剥削百姓而自利。我清朝的各级臣属，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犯者必从重惩处。你们是新归服的原明臣民，如果重犯以上所列罪过，一定以国法严惩不贷！（原文见《清世祖实录》卷五） 

这以后，多尔衮利用一切机会，大谈明亡的教训。五月二十四日，进入北京二十余天，他对兵部官员说：“至于明朝之破坏，俱由贪黩成风，德不称任，功罪不明所致。”六月，多尔衮召集百官，详细分析明亡的原因。大意说，明朝所以倾覆，都是由于内外各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只要是有钱，即本人表现不正派也得以当官；没有钱的人，即便贤能又有才华也不能任用为官！因此，贤者都心怀怨恨而被埋没，不贤者多拉关系而侥幸为官。贤能的人不得重用，国家怎能得到治理？不贤的人靠贿赂得官，岂肯实心为官？甚至无功者用行贿的手段可以冒功请赏，有功者因不行贿而功劳被埋没。乱政坏国，皆由此而开始，其罪过，也莫大于此！如今，内外官员如尽洗去从前贪婪之念，殚忠尽力，那么，国家会给予充足的俸禄，你们将永享福贵。如果仍如以前而不悔改，还是行贿营私，有国法在，一定不会轻处，必斩首示众！（原文见《清世祖实录》卷七） 

尽管多尔衮已经发出了严厉警告，不得因循原明旧习，但实际上，明末以来已败坏的吏治并未好转，相反，还有恶化的趋势。一方面，清朝刚进关，战争还在进行中，兵连祸结，饥荒四告。但满洲贵族进入北京及其他繁华都市，一改关外的简朴，乘机享乐，想法捞取钱财；另一方面，大批投入清朝的原明将吏，积习难改，还是我行我素，以为多尔衮不过说说，或是做点表面文章。到八月初，掌管官员监察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刘汉儒报告称：“近来吏治不可言矣！”他列举了很多事例，令人震惊不已。吏治败坏的情况不断报来。礼科右给事中杨时化上疏，揭露官场腐败说：“诸臣年来，日从事于宴会。”一年到头，每天都参加宴会，比明朝时还严重3倍；还有，请优伶唱戏曲，更比以前严重5倍！每个官员有多少俸禄，能承受这么多淫纵事！他接着说，有的官员“才出公署即赴宴席，甚有一日几家征召者……精神既疲于宴会矣，欲其勤于政事……不可得也”。他疾呼：“废职诲贪，养交乱政，此为厉阶也。覆辙在前，势所必至！”官员们都不履行职责，想着如何贪污，拉帮结伙，这是国家大乱的开始。不加纠正，必然陷入明朝的覆辙！明朝官员早已盛行此道：“京官政事外，惟拜客赴席为日课。”官员不为国事而做，惟天天会见客人，到处赴宴，明朝哪能不亡国！ 

清朝入关几年，吏治却不见好转。吏科给事中林起龙指出：“今贪官污吏遍天下，虽有参劾，不过十之一。其他弊端较之明季更甚！” 

俗云：治重病，用药猛；治乱世，用重刑。多尔衮深知此中道理，于入关初就三令五申，宣布对贪官施用极刑，表明惩贪的决心。当时，百姓受害最重者，一为加派，二为火耗，各级官员从中贪取私利。在国家向农民征收额定的赋税外，另巧立名目，增加一项或者几项税收，称为“加派”。农民在缴纳赋税时，往往用的是细碎银块，国家不便储存，易丢失，遂将这些小银块放进特制容器内加热熔化，重新铸成重量不等的银锭。在熔化过程中，银两必有损耗，不足原重量，其损耗的部分称为“火耗”，便摊派到农民身上。再缴纳这笔钱，实则又多纳了一份税额。加派多少，火耗多少，都由当地税官决定，银两纷纷流进了他们的腰包。所以，清初的加派与火耗实为害民的两大弊政！ 

多尔衮得报地方加派、火耗之事，深恶痛绝，立即发出严令：国家征收的正赋尚且不断蠲（juān，免除）免，岂容额外多取！所谓火耗，“正是贪婪积弊”，这些害民之举，即“严行禁举”。他警告：“官员犯赃，审实必斩。”同样，违禁加耗，“即以犯赃论”，必斩无疑。 

多尔衮说过最严厉的一句话：“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不论贪污多少只要沾个“贪”字，就必须处死！明末吏治败坏，恶习难改，至清初已成积重难返之势。多尔衮看得明白：不用重刑、重处，是无法遏制贪风继续蔓延的。他要求各级官员不论谁，只要发现贪污行贿之事，要朝闻夕奏，不得稍有迟延；知情不举，与贪官同罪并罚。顺治二年（1645）二月，借顺治帝给山西省发布“恩诏”的名义，规定：自本年二月一日起，省内一切大小官员，“但有贪贿枉法，剥削小民者，俱治以死罪”。 

明末以来，盛行送礼风，尤其是官员之间、上下级关系，相互送礼，馈赠钱物，延至清初，此风更盛。多尔衮对此恶习发出了“实为可恨”的切齿声，认为是助长贪风的一大祸患，必欲除之而后安！他规定：每位官吏于“俸禄之外”多取一点点，“便是贪赃”，即以贪官罪惩治。 

多尔衮亲自监督各监察部门的执法情况，遇有重大贪污案件，他便亲自处理。顺治二年，宣府巡抚李鑑揭发赤城（今属河北）道朱寿鉴贪赃枉法。朱指使其子去找英亲王阿济格的心腹绰书泰，送礼拉关系。阿济格受人之托，又是写信，又乘出师宣府地区，当面担保朱氏为忠良之人。李鑑断然拒绝。其后阿济格又派绰书泰、总兵刘芳名威逼李鑑放过朱氏。李鑑不畏权势，将此案报到北京。多尔衮下令评审，案情属实，即判处朱寿鉴、绰书泰死刑，籍没家产，刘芳名革职，给予李鑑重奖。顺治五年（1648）三月，甘肃巡按许弘祚给固山贝子满达海送去骆驼、帐房等物，分明是拉关系，谋求高升。事发，许弘祚被革职，满达海收受礼物也受到处分，所得礼品被没收。次年二月，汉羌总兵尤可望的罪行被揭发，既有贪污罪，也有奸淫妇女、妄杀兵丁诸罪。多尔衮不论其以前有何功劳，立即下令斩首处死。福建巡按周世科以“贪婪无忌”等害民罪，先判凌迟处死，多尔衮开恩，改为斩首。 

多尔衮雷厉风行，反贪绝不手软，在中央与地方引起巨大震动。不幸的是，大规模反贪才刚刚开始，多尔衮便于顺治七年（1650）病逝。但是，反贪并未停止。他的侄儿、当朝皇帝顺治帝继承其遗志，继续大力反贪、惩贪。他曾说：“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还说：“优者选用，劣者除名，澄清吏治，大端在此。”（以上引文皆引自《清世祖实录》）这位年轻的皇帝把惩贪置于治国的首要地位，显示出他对吏治问题的深刻认识。 

多尔衮反贪、澄清吏治开其端。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帝，皆坚持反贪惩贪，终把清朝推上鼎盛！ 

作者简介 

李治亭，1942年生，山东莒南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传记组特聘专家。主要著作有：《吴三桂大传》、《清康乾盛世》、《中国漕运史》，及主编《清史》（上、下）等25部（包括部分合著），发表论文200余篇。